關於 法蘭茲平壓天生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一個恍神，就忘了分享上個月入手的書，真的不得不說，現在是靜下心來好好閱讀最合適的時刻，雖然整體購書量下降，但書中的含金量卻始終沒有變過，依然很多好書、值得細細咀嚼的作品持續出版，大家不妨參考一下，而且七月的書豪華非常，待上市後再與來一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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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六月份選書，其實早已讀完，但尚未分享，是已經單獨介紹過的「幡」書系第十一本：林芙美子的《#浮雲》曾由日本昭和時代最重要的導演成瀨巳喜男於 1955 年改編為同名電影，同時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之一。「我想寫人的命運。我想寫在不合理的世界裡，無以名狀、存在於小說外側的小說。」由紀子為了擺脫與伊庭的祕密戀情，自願來到越南擔任軍方打字員，眼見整個世界在戰火底下動盪不安，此地安逸反而有如化外之境，由紀子不禁與富岡愈靠愈近，陷入另一段無法自拔的不倫戀情。戰爭結束後，兩人重返日本，卻始終無力攜手從頭來過。愛情的磨難，始於幻滅以後，因為徹底絕望，才更壓抑不住對希望的渴求。「我是宿命論的流浪者。我沒有故鄉。」在初版即暢銷六十萬冊的《放浪記》當中，林芙美子為自己寫下最佳注解，倘若令其成名的《放浪記》是一生只有一次的迷醉青春，生前最後一部完整長篇小說《浮雲》，便是她人生集大成的終極巨著。林芙美子曾任二戰時期筆部隊、國際交流作家、戰地記者，作品中可見豐富的異地見聞，堪稱日本女性旅行文學先鋒，其徘徊於婚姻制度之外的虛無愛情觀，時似自我放逐，時似毅然獨行，亦為人稱頌，本書描寫無法圓滿的不倫戀情，呈現日本戰後的舉國頹敗，藉由無處可去的情欲書寫重省生之意義。《浮雲》不僅是林芙美子人生最後一部完整長篇小說，更可謂其畢生最高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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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原本考慮要選的拉丁美洲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短暫的一生》，此書不容易閱讀，卻相當值得挑戰。胡安瑪利亞布勞森才被廣告公司資遣，他的妻子此時卻罹患乳癌，失去一邊乳房。在妻子罹病後，布勞森接下朋友寫劇本的工作。在劇本裡，布勞森虛構一座名叫聖塔瑪利亞的城市，主角名叫亞瑟，他借用亞瑟來體現自己對波特萊爾的「惡」的渴望，他沉浸在虛構的情節中。布勞森的劇本設計亞瑟的鄰居住著一名叫葛嘉的女子，他常自房間薄牆聽到或偶爾偷窺到，繼而猜想葛嘉的生活與感情世界。葛嘉的職業是名妓女，緊挨著她的是皮條客。布勞森塑造的亞瑟形象，口袋裡總放著一把手槍，他讓亞瑟可以對葛嘉做出布勞森從來沒對妻子荷杜娣絲做過的事：在床上愛她的同時毆打她，而且打算殺她，一如卑鄙的皮條客對待他的妓女們一樣。奧內蒂是存在主義的信仰者，《短暫的一生》是奧內蒂樹立風格之作，採用大膽手法構思小說與人生的關係。奧內蒂的小說多以他的出生地蒙德維的亞，以及移居之城布宜諾斯艾利斯作為故事的發展背景，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一直是他小說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常常將經歷的人事物，清楚地折射在他的小說字裡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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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非常高興能擔任推薦人之一的作品：《#成為西蒙波娃》Becoming BEAUVOIR：A Life。波娃在世時，就已寫下許多回憶錄，但礙於時空背景、社會觀念且涉及他人，所以仍有許多細節被藏匿、許多真實心情被噤聲。Kate Kirkpatrick 這本最新傳記《成為西蒙波娃》，則全盤檢視過往波娃的自述，綜合最近幾年才公開的波娃日記與私人信件，補足過往未曾被看見的細節，也澄清社會與時代對她的種種誤解和批評，還原了立體而動態的細微面貌。不僅能讓我們全面且清晰地看見波娃與她所處的時代境況，看見她如何奮力回應那些阻礙與挑戰，更讓我們藉由審視不同時代的另一個靈魂，來更深刻理解自己的時代與自身所抱有的價值觀她的一生精采動人，有對自由的沉思，對真理的信仰，對自身不完美的真誠反省與無懼批判，也有熾熱的戀情。她也實際推動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權益，讓女性更能為自己而活。此書利用最新公開的日記、信件等私人材料，重新檢視波娃過往的傳記、回憶錄、訪談之內容，也讓讀者重新認識過往那個仍舊嚴重性別不平等的年代。記住歷史，才更能理解平權之珍貴，也才更能在觀念上持續進步。另一方面，除了性別議題，更重新建立起波娃身為哲學家的一面，帶領讀者一窺她如何思索「存在」，並且「活出」哲學。波娃與沙特的感情，不只是世間一般情愛，更帶有深邃的哲學思辨、理智批判，最後，更會感動於他們智識的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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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幾日前做了贈書活動，傳奇紀實攝影師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的口述傳記《#重回大地：薩爾加多的凝視》。1944 年出生於巴西鄉下，薩爾加多從小接觸大自然，父親是農場主人，希望他接管農場或是成為律師，但隨著庫比契克，當上巴西總統，國家經濟復甦，薩爾加多決心要成為經濟學家。1964 年，布朗庫元帥發動軍事政變，民間爆發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為了逃離危險，他和妻子蕾莉亞於 1969 年踏上海外流亡之路，前往巴黎。在巴黎讀完經濟學博士班課程後，他為倫敦國際咖啡組織工作，享有優渥的薪水，在此時，他擁有人生第一台相機，短短時間，他已陷進了攝影的魅力之中，甚至決定放棄經濟學家的身分，成為攝影師。薩爾加多曾為知名的伽馬圖片社和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工作，並於 1994 年自立門戶，和妻子蕾莉亞成立了亞馬遜影像圖片社。2016 年，他被選為法蘭西藝術院攝影組院士。攝影是他的語言，照片是他表達的方式，富含著他的思想、成長歷程與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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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另一本重量級作品《#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也是這批書單中不可忽視的一本，《我的奮鬥》為 2009 至 2011 間挪威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所創作的半自傳小說，共六冊，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克瑙斯高在第一部《父親的葬禮》以死亡作為開篇，談論了父親於他的意義及父親悲慘的晚年，他大膽地揭露了自己的生活，直白且露骨的創作風格吸引了無數讀者，光是在挪威的銷量就突破了五十萬冊。在接續的第二部《戀愛中的男人》裡，他描寫的是如何與第二任妻子墜入愛河的故事。 從追求、戀愛、結婚到生子，克瑙斯高完整地記錄了一段愛情中最熱烈與最黑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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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相當喜愛的作家《淘金殺手》派崔克德威特新作《#野蠻法國行》，同樣被改編成電影，敘述豪門寡婦法蘭西絲的人生計畫：就是在沒錢之前死掉。沒想到二十年過去，她還活著，她與獨子馬爾康幾乎將丈夫的遺產揮霍殆盡，於是決定拋下紐約的一切，不與任何人道別，帶著僅存的現金和已成年的兒子一同前往巴黎，還有家中的老貓小法蘭克，因為法蘭西絲相信死去丈夫的靈魂在貓身上。佔有慾強、咄咄逼人的寡婦母親，和優柔寡斷、似乎不想長大的成年兒子，看似不和的兩人，一路上演鬧劇般的互不相讓，古怪的默契又意外令人動容。然而，紐約客的聰明和刻意的儀態終究掩飾不了內心劇烈的傷痛。名流富豪的生活絕非人人都能擁有，卻也沒有人能不活在他人的目光下，看似「野蠻」的儀態和沒有限制的人生，不代表一切可以自由選擇，生命有各自的泥淖。卡繆曾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全書看似諷刺上流社會，其實在荒謬與鬧劇背後，作者始終有意藉由「不尋常」的人物，探索人的「處境」。如同前作《淘金殺手》，作者派崔克德威特的小說語調再輕鬆滑稽、漫不在乎，情節再荒謬歪樓，對白再辛辣好笑，都不妨礙他冷不防地拋出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人要去哪裡才能活得自由？天生氣場難自棄的法蘭西絲當然有被討厭的勇氣，她看似什麼都不缺，誰能明白她缺少什麼？又有多少人能夠像她這樣野蠻地活著？結局令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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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在所有母親之間》也頗具吸引力，是主人翁布萊絲向前夫敘述她身為母親的困境與遭遇，與讀者開展一部懸疑驚悚的家庭故事。布萊絲的不安溯源家族三代，她的母親，以及母親的母親都不是稱職的媽媽，每個母親都以防衛甚至折磨的方式對待女兒，而長大後她也成為一位看似神經質的媽媽。當女兒薇歐列忒出生後，布萊絲的期待破滅了，她感受到雙方不對盤，女兒總是乖戾而拒絕合作，當她抱起女兒想要安撫卻換來尖叫淒厲，她甚至覺得自己目睹女兒惡魔般的行為。然而，薇歐列忒在爸爸面前卻表現像個小天使，夫妻之間逐漸產生裂縫。後來，弟弟山姆出生，在兒子身上，布萊絲終於找到期盼已久的親子之愛，薇歐列忒似乎也愛這位弟弟，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撕裂了她的家庭，當她重新回想起來驚覺，女兒好像伸手推了這一切。親子關係是自古以來的課題，愛與恨，教與養，各種心理戰爭，本書帶領讀者進入一位母親的告白，驚悚的氛圍讀來心驚膽戰，故事的轉折讓人感到唏噓，震撼之餘也讓人反思自己與家人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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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奎斯的另一本書又出版了，《#苦妓回憶錄》是他對愛情的禮讚，也是一首獻給生命的頌歌，更是他寫給遲暮人生的最後一封情書。晚年與病魔纏鬥多時的馬奎斯，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他幾乎取消一切公開活動，全力投入回憶錄與這本封筆之作。書中每天都走在死亡邊緣的老記者猶如馬奎斯自己的化身，他藉由主角放蕩又純真的心路歷程，讓我們知道人生最悲慘的莫過於孤獨死去。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愛，生命也許無法抵擋時間的流逝，但真摯的情感卻永遠都不會消失。以及，米蘭昆達拉的《#相遇》，他與文學、美學、藝術的相遇。相遇是「石火，電光，偶然」，雖然短暫，未必深入，但有時卻足以啟發一場偉大的文學邂逅和思維激盪，甚至影響小說藝術的歷史與生命。本書便收錄了昆德拉與其所崇敬的小說家、藝術家和偉大作品之間難忘而驚喜的相遇，透過隨筆、論述及訪談，暢談他所熱愛的文學、美學與藝術，也讓我們得以走入昆德拉龐大而深邃的思考世界，一睹這一次次相遇所迸發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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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貼近這個當下的小說，是普立茲獎得主勞倫斯萊特的《#十月終結戰》，故事從日內瓦一場世界衛生代表會開始，印尼一個難民營出現 47 人死於急性出血熱，僅被當作小事提出，出席會議的美國 CDC 副主任、流行病學家亨利帕森斯卻認為情況並不單純。亨利受託，親入險境尋找病原體，卻先受政治阻撓、後遭神秘病毒困住，同時，令人擔心的事正要發生：一名感染者正前往每年有數百萬信徒聚集的聖城麥加，參與朝聖之旅。感染果然一觸即發，沙烏地阿拉伯官方下令封城，但三百萬朝聖者能一個人都不離開？疫情入侵美國，國土安全部副主任對可能發生的生物戰能做出正確回應？全球旅行頻仍的時代，一場大流行挑戰了裂痕重重的全球關係，病毒侵襲的不只是生命，還有支持文明的各種體制。書中的微生物學家、流行病學家在發現了可怕的流行病毒後，不惜親身歷險，尋找解決讓世界陷入困局的神秘病毒起源和治癒方法，萊特透過小說對所有第一線醫護專業人員致敬，在這個圍繞醫學、政治、科學與人性的故事中，我們更得以知道他們存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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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的是一本華文小說與韓國小說，鄧觀傑《#廢墟的故事》以八篇短篇小說組成，地景從馬來西亞首都西北的小鎮漂洋過海來到台北的邊陲地帶頂樓加蓋公寓。從異文化的邊陲到異國城市的邊陲，語言、文化的差異讓敘事者重新學習，學習如何透過敘事重新站立在世界的中央。國家，民族，地域，家庭與個人，鄧觀傑試圖為這些問題提出階段性的解答，作為青年時期的終結。「童年，是作家的提款機」鄧觀傑的這台 ATM 似乎沒有提款的上限，源源不絕的情節漫布在每則短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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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閔智炯的《#她厭男她是我女友》，敘述主角金勝俊再次遇見她時，是在要求墮胎合法化的示威現場，這個讓他思念多年的初戀情人，會成為人們口中的「女性主義者」，而最沒料到的是，他發現自己再次無可救藥地愛上她。儘管網路上、好友間充斥各種對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勝俊仍深信兩人的邂逅是命運給的第二次機會。但她卻斷言他們之間不可能，最後還提出交往的條件：如果勝俊先想要分手，就要給她一百萬。勝俊不過是想談一場平凡的戀愛，卻沒有一件事情照著他的想像發展，彼此價值觀的歧異讓他的壓力日漸累積，終於在某個事件後徹底爆發開來。作者初戀是在國三時，大學二年級正式談了第一次戀愛，發現自己好像有戀愛的天賦，所以努力發揮才能地戀愛和分手。2016 年受到「江南殺人事件」的衝擊，開始研究女性主義，深刻體認到女性主義對人際關係和愛情的影響，而這部小說便是這些體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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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節錄自各出版社書介。）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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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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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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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