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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子孫皆成材 曾國藩教育子女有何秘訣？｜知史百家歷史春秋網曾國藩是清朝歷史上最有權勢者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謂顯赫一時，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卻遠比我們現在的溺愛式、呵護式的家長要高明得多。注重家教勤儉持家在曾國藩看來，要教育孩子立足社會，並讓這個家庭能夠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關鍵就是兩個字：勤與儉。他要求孩子們一生銘記十六個字——家儉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曾國藩對於勤和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個家能夠保持興盛發達，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學會勤儉過日子，富的時候不驕傲，貧的時候不氣餒，由儉來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壯自己的身體，同時又使勞作變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儉，一個家族才會永續地發展下去。曾國藩的小女兒晚年留下一個年譜，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曾國藩小女兒只有十幾歲時，跟隨母親來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總督府。小女兒入總督府總要穿得體面一些，光鮮一點，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藍色的小裌襖，下邊穿了一條綴青邊的黃綢褲，就這條黃綢褲其實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長嫂，也就是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過世的妻子留給她的。但就是這條褲子的一個青色花邊讓曾國藩覺得太繁複、太華貴了，就指責小女兒不應該穿這樣的褲子，讓她趕快換掉。小女兒趕緊回到房間換了一條沒花邊的綠褲子。由此可見，曾國藩是見不得繁複，見不得孩子身上帶有太富貴的東西的。曾國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陳述自己這種勤儉的緣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曾國藩認為，子女在驕奢淫逸的環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開始是驕逸，繼而就是流蕩，然後就是敗家。一個官宦之家能夠延續一兩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國藩覺得應該由勤儉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以身作則平民生活曾國藩曾經告訴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過三百兩銀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後，會十幾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 曾國藩不僅在穿著等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飲食上也有嚴格的要求。曾國藩吃飯的時候，碰到飯裡面有帶殼的穀物的話，他要把這個殼磕開，把裡面的穀物吃掉。可以說曾國藩這個農家子弟，對於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曾國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國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國荃的豪宅相比，簡直是差遠了。我去過曾國藩的家鄉，曾國荃的房子和曾國藩後來的府第富厚堂我都去過，兩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來形容。就這樣的一個富厚堂，曾國藩聽說花了那麼多的錢，他都不忍去住。富厚堂沒有雕樑沒有畫柱，就是一種非常拙樸的木結構建築。這個房子有一個書樓，體現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讀之風，整個房子只不過比一般的農戶的院落大一些而已。至於「行」，在那個時代，官宦人家一般坐轎子。可是，曾國藩卻在信裡告訴孩子，你要步行去辦該辦的事，絕不許使喚轎子。同時他對孩子們還這樣要求，不許使喚奴婢給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在曾國藩的家書中我們還看到，他會讓自己的子女去幹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撿糞之類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對自己的長子有這樣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後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灑掃庭院，然後坐下來練字一千，而第一個字一定要寫「儉」。這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們千萬不要沾染官場之氣。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幾可以成大器。」思想開明注重實際曾國藩認為孩子讀書未必是為了做官，讀書在於明理，所以當長子曾紀澤連著三次考科舉不成功，並向父親提出不再走科舉之路的時候，曾國藩同意了，他寫信告訴曾紀澤，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曾紀澤後來的路，在當時人來看絕對是旁門左道。那個時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觸西方文化，更不要說去學說洋文了，而曾紀澤居然在32歲的時候學英文。這個遠見卓識，應該說既有他認識到的，也有他父親告訴他的，這說明曾國藩在這一時期對文化的理解更為深刻了。作為中國人，秉持、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應該的，但是當國門被人強迫打開之後，你不去了解外國的情況，你如何能夠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紀澤在曾國藩的鼓勵和支持下潛心研究西學。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談判並且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收回了伊犁城。正是由於曾紀澤對西學的了解，正是因為他有了一個非常好的英語基礎，在與俄國人談判的時候，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外交手段運用又足。當時沙俄曾威脅說，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馬上就派兵打仗。曾紀澤不軟不硬地回了一句話，說，你要打仗，我們也無奈，但是我們絕不怕你來打仗。因為他太了解當時沙俄虛張聲勢的心態。如果沒有對西學的了解，沒有西學的根基，有可能這個時候就被嚇倒了。所以有人說這一次談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勝利。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曾紀澤曾經用英文撰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用英語撰寫文章介紹中國，這是當時很多中國人所做不到的。長子曾紀澤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紀鴻則是一位數學人才，他喜愛自然科學，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數，曾著有《對數詳解》、《圓率考真圖解》等書，還計算出一百位的圓周率。兩個兒子的成材和曾國藩提倡子女學習科學知識，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大有關係。曾國藩難得的是，不光他的兒子成才了，他的後代子孫曾寶蓀、曾約農都成為了大教育家和大學者。（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網站簡介：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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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歷史春秋網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網站簡介：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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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知史百家歷史春秋網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戰國時代，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並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稷下學宮的創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展於齊威王時期，興盛於齊宣王時期;中衰於齊憫王時期;中興於齊襄王時期;亡於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後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後，歷代君主無不發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製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造了優越的政治環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治者提供決策依據，以實現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併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解惑，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後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徵求意見。後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儘量輓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並資助其辦學。由於春秋戰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於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於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並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國這種待殊歷史環境，對諸於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創建了良好的條件。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謖下先生們敢於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百家爭鳴出現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閒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學、光學、聲學、力學、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誌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於民間(這種歷史現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於政治權勢是相對於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鑑。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網站簡介：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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