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美國資深記者鮑布‧伍華德( Bob Woodward )所著作的新書 「震怒 ( Rage )」,在這個9月15號上市。不過早在上市之前,媒體透漏的書摘內容就已經引起了巨大的討論。書中收錄了從去年12月到今年7月,總共18場的川普專訪。大眾矚目的內容除了川普與金正恩之間25封未公開的私人信件之外,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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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資深記者鮑布‧伍華德( Bob Woodward )所著作的新書 「震怒 ( Rage )」,在這個9月15號上市。不過早在上市之前,媒體透漏的書摘內容就已經引起了巨大的討論。書中收錄了從去年12月到今年7月,總共18場的川普專訪。大眾矚目的內容除了川普與金正恩之間25封未公開的私人信件之外,竟然還爆料了川普其實早就知道 COVID-19 病毒非常危險,卻一直都在裝沒事。
我覺得真不愧是大選將近耶,現在好像每個月都有人出書來罵川普。6月他的前國安顧問出了一本,7月他的姪女也出了一本。現在9月這個記者又出一本。這樣看起來這個記者伍華德好像跟川普的關係最遠?但其實華德出的書,在美國新聞界跟政治界其實是有特別的意義的。要知道每個記者其實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嘛,像我們就是聊國際新聞,有的人特別懂比如說醫療、有的人特別懂財經、有的人特別懂3C產品。伍華德特別擅長的領域,就是「美國總統」。
但是不要以為他是只會一招所以只能靠這個混飯吃歐,他是真的在美國總統的報導上特別有成就。最早他會成名,是他在1970年代還是實習生的時候,就跟同事一路追查水門案,到最後直接把尼克森逼下台,他也因為這個事件,得到了普立茲獎。他在這40幾年來總共出版了20幾本書,幾乎每一本都是在描寫美國的總統或是副總統。所以真的可以說他的專業就是「採訪美國總統」。所以伍華德訪問美國總統這件事情,在新聞跟政治界就是非常有公信力,所以又特別受到大家的關注。不過其實伍華德在兩年前就已經出過一本川普的書了啦,裡面當然是沒什麼好話。
但川普明明很討厭媒體,而且伍華德之前也罵過川普,怎麼這次還會願意給他訪問,我覺得就是因為他夠有名啦,不管他是在罵還是在稱讚,總之都可以蹭到很多版面嘛。而且與其給人家自己寫,不如開放訪問還比較可以控制內容的方向。
伍華德這次的新書就有提到,川普其實早就知道COVID-19很兇猛。裡面說早在美國出現第一個死亡病例之前,川普就已經知道這個病毒很致命,比起過去任何的流感都嚴重,也早就知道會空氣傳染。但是三月初時川普還公開發表說啊這就跟感冒差不多啦,之後還辦了一大堆大型的室內造勢活動。不過川普就有跳出來解釋,他說哎呀我是想要淡化這件事,不要造成人民的恐慌。我就是想擔任一個啦啦隊的角色,鼓勵大家度過這段時間這樣。
結果就被 Trevor Noah在節目上嗆說,你總統應該是要當教練好不好,啦啦隊是什麼鬼。然後川普也一起把伍華德拖下水,他在推特上說,欸你看伍華德當時早就知道這些事情了,他也沒有馬上公開是等到現在才公開,代表伍華德也覺得我這樣做很OK。所以現在伍華德也有一起被罵說,你是不是為了賣書就不管人命了。
不過伍華德第一時間沒有公布這件事情,我其實可以理解啦。雖然有點不一樣。但是這跟戰地記者的爭議很像啊,不是常常有戰地記者拍出一些戰爭中很慘的照片,結果被批評說你怎麼還有空拍照,怎麼不先救人。我覺得記者這一行就是會這樣被誤解,從事件到新聞中間其實有很多程序就是省不了的,要是弄到最後這篇新聞的真實性被質疑,或是在不對的時機發出來結果被其他更有話題的新聞淹沒。不是說馬上發才對社會最有貢獻。
而且說到底伍華德的工作是記者不是防疫啊。很難要求他要不顧自己的專業,去揭露這個消息吧?再者妳看現在美國都還有一大堆人在叫說自由呼吸是天賦人權,就算他提早公開內容也不見得有多大幫助吧?現在這樣趁著選舉好好的出一本書,吸引到最多的人關注不是也很有效果嗎?
當然也有人說,從伍華德訪問川普到現在,都已經過了幾個月了,又不是說美國現在才開始有人因為肺炎病毒死掉。現在美國死亡人數已經快超過20萬了耶,是要到死多少人才叫做「幫助到最多的人」?這個判斷的標準到底是在哪裡?
這個可能性就很多啦。比如說,有可能本來他不覺得會有多嚴重,結果後來發現真的超嚴重的時候,書離完成已經差一點點了。乾脆眼光放遠,在能夠影響選舉的時候公佈,反正已經對防疫沒多大幫助了,不如換成為美國的未來做出一點貢獻。
那這本書出版,真的有影響到人民的風向嗎?其實我認為影響不大啦。反對川普的早就會反對了,現在還會支持川普的人也不會因為這本書就改投拜登。就算親民主黨的人跟媒體一直狂炮這件事情,要投川普的還是會去投啊。而且川普自己都承認書裡寫的是真的了,挺川普的人也沒有東西可以反擊啊。他們就只能摸摸鼻子乖乖被罵,冷處理,然後希望這件事情快點被大家忘記。
現在美國選民的選擇跟立場都越來越極端,大家都只會去看自己想看見的東西,幾本書或是報導,都很難改變投票的選擇。但這本書我還是會去買來看,Bob Woodward的書,不是暢銷而已,在美國還被視為珍貴的史料,所以也許這本書沒辦法改變現代美國人對川普的看法,但這本書一定會影響到將來的世代對川普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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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王佳芝時刻 — 溫和泛民被 DQ 的遠因及其影響】
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推遲大選一年,選舉主任則取消了 12 個候選人的提名資格。其中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和會計界梁繼昌竟然被 DQ,大概最令反對派不同板塊難以消化。這麼一出手,「35+」和「議會攬炒」這兩粒望梅止渴的梅,馬上崩潰腐爛,策略和士氣亦即時進入真空。
以上這兩下重手的意義和影響,至今仍未被解讀和消化。DQ 楊岳橋的即時意義,是香港政治界仕途和產業鏈的馬上崩潰。公民黨作為傳統泛民大黨,如今亦被摘下,也許是北京要傳達「游說外國即死罪」的新習慣法,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結果說明「楊岳橋路線」將成絕響。以後沒人能成為楊岳橋,以專業、溫和、依循議會自由派路徑,進入議會,達成階級流動、影響政治的可能性,已經被判死刑。主權移交之前,司徒華曾經擔憂支聯會將被解散,一班領袖會被收監。事情沒有發生,因為上一個大政策,是需要花瓶和擺設。
立法機構的有限度反對,本來就被接受,也是要演給外國看,看這個制度夠西式了吧?對外這是演給世界看,好令「改革開放」的大局繼續,中國與世界繼續水乳交融;對內這是安定香港人心,即使「愛國不愛黨」,在政治界還是可以有一席之位。可以選舉,然後議員助理、黨工、外圍支持者,俱得其所哉。看著劉慧卿或楊岳橋,也是上一個年代社運人士會想,自己若果夠幸運,也可以成為他們,一個月拿十萬薪金,還有津貼、有事會有記者來訪問、甚至北京也可能會跟你商談港事。
這是安定時期香港社運界一個普遍奮鬥目標。學聯 — 社運 — 議員助理 — 議員,這條產業鏈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安全感,令香港人自身也覺得,還是可以參與體制。體制有「合法性」,不由法律賦予,而是各種板塊欲罷不能地參與體制的結果。等於考科舉。每屆中舉的只是極少數,但天下億萬儒生對政權開放的遐想,才是制度真正的政治影響力。當儒生有一個「早晚我也有份參與管治」的想法,平時就會自覺維護秩序。
所以過去一年真正被遺漏的歷史細節,不是誰人去過外國游說、說了甚麼,這些全世界的網絡都有記載,而是北京也許有一個時刻,痴痴地等待自己「寬容開恩」而培育的忠誠反對派,站出來說話、動員反對街頭出現的騷動和大規模違法。當然選舉權是天賦人權,但這是我們的想法。中國的傳統,是皇帝授權的傳統。在自由貿易、自由主義思想在歐美高唱入雲的時候,大清皇帝給你一口通商,這是嘉惠遠人,恩賜你的,不是你本來就有權在中國做生意。「參政權」也一樣,正如那句「你們(泛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當權者認為給了你權利,你也該投桃報李,自覺維護社會繁榮穩定,你們是社會賢達嘛。
結果沒有發生,或者他不滿意表現。於是轉念一想,剝奪你政治權利就合情合理。當然這只是單方面要求。對於自由派社會賢達而言,情況早就改變。司徒華已經不在,沒有人具備充份政治權威出來一錘定音,像六四之後那樣「叫停三罷」;而多年來的普選延遲,溫和派已經被人民狙擊到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再出來維穩只是找死,同樣可能在選舉失去議席。民主黨入中聯辦談判之後跌票,已經說明選民的屁股摸不得;至於守法主義和法律迷信,自「佔中倡議」違法達義之後,已經開始鬆動;網絡發達,民眾啟蒙日深,不是誰人想叫停就能叫停。當然特區政府也完美操作,導致民間對抗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最終結果,就是中國越來越覺得,香港英殖以來發展的公民社會,在關鍵時間沒有發揮穩定大局的作用,那麼留著給你們自己快慰,就只有香港人自己高興。於是就動手拆毀流動階梯。這最終也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正如當初如果沒有 2016 年的 DQ,開始有人無法參與體制,乾脆放棄「有得參與政治」的幻想,力量便轉到街頭,否則反送中也不會爆到如此激烈。如果連楊岳橋都沒有,維持超穩定結構就更加困難;越來越少人以議會作為奮鬥目標,香港只會越來越亂,越來越加速。或者因為困難,所以乾脆不做,所謂破罐破摔,拋棄過去的操作。
最後一個因素,是北京或者香港的流官最難理解,即感情因素。歷經集體創傷,忠誠反對派只會越來越走向反對,而不是忠誠那一邊。在某些時刻,痛楚戰勝了理智。局勢一日千里,令本來溫吞的人,也一度戰勝了角色設定。李安談《色,戒》,曾說過王佳芝這個角色,有相當的存在主義調性。她本來的角色設定,是愛國志士,要去刺殺漢奸;但與易先生互動越深,她也許發現自己的角色,只是王力宏飾演的那班愛國書生所賦予,她自己是怎樣的呢?真正的王佳芝,是在易先生懷中後天形成。她發現真實的感情,勝過單方面的理性和主義。
於是在暗殺現場,她忍不住背叛了國家,但那一刻卻似乎找到自己真實的存在。如果要總結反送中的最大成果,也許不是街頭衝破了甚麼,而是向來理性、大格局、好問「之後又如何?」的社會賢達,也突然沉默了,或者不敢,或者不忍出來說句「公道話」,而衝動地、後天地發現自己真正的屬性。這種突然發現,也許招致巨大的報復,但勝過自身,等於勝過世界。歷史將記下這場屬靈也屬世的險勝。在歷史的單行道,有時不阻路已經是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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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說到底伍華德的工作是記者不是防疫啊。很難要求他要不顧自己的專業,去揭露這個消息吧?再者妳看現在美國都還有一大堆人在叫說自由呼吸是天賦人權,就算他提早公開內容也不見得有多大幫助吧?現在這樣趁著選舉好好的出一本書,吸引到最多的人關注不是也很有效果嗎?
當然也有人說,從伍華德訪問川普到現在,都已經過了幾個月了,又不是說美國現在才開始有人因為肺炎病毒死掉。現在美國死亡人數已經快超過20萬了耶,是要到死多少人才叫做「幫助到最多的人」?這個判斷的標準到底是在哪裡?
這個可能性就很多啦。比如說,有可能本來他不覺得會有多嚴重,結果後來發現真的超嚴重的時候,書離完成已經差一點點了。乾脆眼光放遠,在能夠影響選舉的時候公佈,反正已經對防疫沒多大幫助了,不如換成為美國的未來做出一點貢獻。
那這本書出版,真的有影響到人民的風向嗎?其實我認為影響不大啦。反對川普的早就會反對了,現在還會支持川普的人也不會因為這本書就改投拜登。就算親民主黨的人跟媒體一直狂炮這件事情,要投川普的還是會去投啊。而且川普自己都承認書裡寫的是真的了,挺川普的人也沒有東西可以反擊啊。他們就只能摸摸鼻子乖乖被罵,冷處理,然後希望這件事情快點被大家忘記。
現在美國選民的選擇跟立場都越來越極端,大家都只會去看自己想看見的東西,幾本書或是報導,都很難改變投票的選擇。但這本書我還是會去買來看,Bob Woodward的書,不是暢銷而已,在美國還被視為珍貴的史料,所以也許這本書沒辦法改變現代美國人對川普的看法,但這本書一定會影響到將來的世代對川普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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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題,在下是覺得,東亞民主自由難以推廣,成功的多數還是要跟傳統開明專制妥協取中間
值
像是台灣民主流行的還是選出凱撒、拿破崙來照料國家百姓
而不是全民參與
在下是覺得民主適不適用於一個國家民族
就是看該國家民族的平均精神年齡
成熟大人適合民主,不想負責的小屁孩適合專制
之前也有想過,東亞自由之所以民主難以推動,而且往往要受到比起專制極權數倍嚴格的檢
視和監督
民主自由一出事,像是爆出貪污
就會有老人開始懷念開明專制嚴法除惡多好多好
在下想,這或許是因為東亞的民主是強行移植的
沒有西方的自由與人權觀念當作基底導致東方人民主了還是傾向維穩安靜、遠離政治是非的
呢
依照在下觀察,台灣人權相較來說是亞洲最好的
但台灣人人權觀念還是很差
往往是結合傳統「有做才有得吃」的概念
許多台灣人認為人權是有好表現才有的獎賞
做不好就沒有資格有人權
西方天賦人權這種「不勞而獲」概念
在東亞人看來完全不能接受
東亞人往往習慣「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穫」
對人權也是,總覺得連活著都是因為至少做到乖巧不鬧事才有的權力
對於政治和其他公民權當然更習慣「這不是誰給的,是我要好表現才能擁有的」
深怕哪天表現差了就會失去一切
很怕自己的行為被判定為表現惡劣
或許這就是民主經常發展卡關的原因?
如果要在東亞發展天賦人權(即人權是白白得來而非努力賺取而來)
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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