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以愛為名的打壓與踐踏,都是愛的謊言。
PUA的控制也就是Gaslighting(煤氣燈操縱),PUA原意是pick-up artistry把妹攻略或搭訕藝術,但若操縱過度可會成為一種毀人心智,殺人無形的情感操縱,且大多並非出自操縱者本意。
☝️(註:不想被愛情中的養、套、殺的PUA學給框騙的可參考這篇:)
https://www.bella.tw/articles/sexuality/21443
以下是作者石宇宙對現今意義上的PUA所歸納出的重點,與大家分享。1944年,由美國導演喬治·庫克執導的一部驚悚片《煤氣燈下》(Gaslight)中的主角安東。在電影中,鋼琴師安東(CharlesBoyer飾)為了將妻子寶拉(Ingrid Bergman飾)所要繼承的大額財產據為己有,一面將自己偽裝成瀟灑體貼的丈夫,另一面又不斷使用各種心理戰術,聯合家中的女傭企圖將妻子逼瘋。
在丈夫縝密的心理操縱下,寶拉逐漸變得神經兮兮,懷疑現實、質疑自己,最後在精神上幾乎完全依附於安東。
這種試圖破壞他人對現實的感知的情感操縱,也因該電影而得名為Gaslighting(煤氣燈操縱)。下面幾個經典的Gaslighting片段讓大家參考:
1)信息封鎖:在一段時間內不斷重復強調某一信息
安東和寶拉新婚滿三個月時,外出去倫敦塔遊玩。出門前安東送給妻子一枚小巧的白色胸針,聲稱是母親去世前留給他的,並囑咐寶拉把它收好。此時安東略顯刻意地強調了一句:「你可能會弄丟,你知道的,你經常丟三落四」。這是電影中安東第一次對寶拉實施Gaslighting,也是寶拉初步對自己產生懷疑。
但是在二人離去之後,兩位女傭之間的對話又再次佐證了,寶拉從未體現出任何異常。但是男主人安東,卻不斷向他們傳輸「女主人生病了」這一信息。如果說此時,僕人們還對女主人生病一事尚有所懷疑。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令他們對於這一言論深信不疑了。
當天的遊玩結束後,安東便以飾物常年未佩戴、需要修理為由,向寶拉索要胸針。由於安東從一開始就並未將胸針放入寶拉的手包,而是偷偷將其藏在手心轉移至別處,寶拉自然無論如何都找不到胸針的蹤影,還以為是自己不慎遺失,十分懊惱。
安東借此機會再次強調寶拉「記憶力不好」一事。「你真的有將它放進去嗎」,寶拉不甘心地又問了一遍安東。安東並沒有立刻反駁,而是反問寶拉,「你連這也不記得了?」。
此時,因丟失胸針而產生的內疚、自責,外加安東使用虛假信息進行的旁敲側擊,使得寶拉對自己記憶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家中女傭在親眼見證了此事後,也開始相信寶拉確實「有病」了。
2)激起寶拉嫉妒心,再批判這種情緒不正常
安東在與寶拉二人獨處時,慫恿她喚女傭上樓點燃煤氣燈。而當年輕貌美的女傭點燈之余,安東便湊過去言語輕佻地與其大肆調情。此時寶拉已極為不悅,表面上故作鎮靜地看書,實則是在旁聽著二人的對話。
待女傭走後,寶拉便質問安東為何要這樣同女傭說話。安東解釋稱,自己只是「想將她當成平常人,而不是下人」。如果說到這裡也還算解釋得通,接下來安東進行的就是騷操作了。
當寶拉委屈地表示,安東與女傭這種過分親密的相處模式會讓她們瞧不起自己時,安東卻將矛頭轉向寶拉,直接坐實她「精神出了問題」這一說法。「你又在胡思亂想了……你生病又妄想,我會很難過。」
安東的反應真的是「是你想多了」的無敵高階進化版,渣男中的語言操縱大師。
3)關係封鎖:限制寶拉社交,將其禁錮在自己身邊
當鄰居老太太要來拜訪二人(尤其是舊交寶拉)時,安東顯得十分暴躁,生氣地說,「別讓他們總來煩我們了」。並且由於擔心日後無法全面控制寶拉,命令女傭以「夫人身體微恙」的理由,拒絕這位不速之客的來訪。
而當寶拉委屈地詢問丈夫,為什麼要這麼做時。安東換上一副關切的面孔,將其歸咎於寶拉的表述不清,「我以為你只是禮貌回答而已,你想見她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在之後的一次宴會上也是如此。安東不願意讓寶拉出現在眾人面前,在未告知寶拉的情況下就拒絕了主人的邀約。寶拉得知後十分生氣,堅持要出席。安東嚇唬她說,那你只能一個人去了。可是這句話並沒有阻礙寶拉,她表示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去。
見妻子如此堅定,安東只好立馬轉變態度,表示自己只是開了一個玩笑。說完憂心忡忡地上樓,一邊穿衣一邊思考對策。安東前後反差極大的態度,被這黑白影片中搖曳的煤氣燈影襯得更顯可怖。
這種把事實刻意扭曲、選擇性刪減,持續使用否認、矛盾、誤導和謊言等方式,使被操控者懷疑自己的記憶力、理智和精神狀態,乃至自我存在價值的操縱方式,不就是傳說中的PUA教程的核心嗎。
而當這種情感操縱的對象不再僅局限於陌生異性,而是進一步延伸到朝夕相處的朋友、同事、伴侶、甚至是家人身上時,PUA一詞就顯得過於局限而不再適用了,將其定義為「煤氣燈人」則更加準確。
✍️ Gaslighting比你想象的更常見
「對某人進行情感操縱」並非大多數煤氣燈人的本意,畢竟,極少有人會處心積慮地想要折磨自己愛的人。
然而,陷於各種複雜關係中的人們,多從相處初期的「我愛你,所以我甘願為你付出」,逐漸發展到打著關心的旗號不斷進行要求和索取,認為自己做的都是為了對方好,從而演變成「我愛你,所以你應該聽我的」。而這一看似被正當化的出發點,讓自己的愛在不經意之間就慢慢變了味,成為令人窒息的Gaslighting。
一些煤氣燈人可能從未注意到其所作所為產生了負面效應,但他們能明確感知到,自己想要控制他人行為的強烈衝動。
這類人在親子和夫妻關係之中較為常見。例如,一些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與孩子交流時,習慣性地對其進行打壓,否認孩子自己的感受、認知和判斷,使得這樣的孩子自幼年起便從內心對父母造成非正常的心理依附,認為自己「做什麼都是錯的」,從而全盤接受父母的安排。
想想你是否也聽過、或曾說過這樣的話:
「你很馬虎,數學也不行。」
「你可不可以不要疑神疑鬼的了?你想多了,我和她什麼都沒有。」
「你的腿好粗啊,真是個小胖子。」
「你要是愛我的話當然就該做出這些改變啊,不然你就是不愛我……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可是我是你的男/女朋友啊,你難道不應該xxx/xx嗎?」
「你脾氣太差了,除了我沒人受得了你。」
一旦這些話從身邊人的口中聽得多了,人們便會在潛意識中開始相信——我永遠也學不會數學;我的疑心病太重了,這是在主動破壞我們良好的關係;我又胖又醜,要把腿上的肉肉遮起來才能見人;我在感情中做得不夠好,我是一個差勁/失敗的人;沒有人會喜歡我……
雖然說以上現象並不一定出自主動的Gaslighting。但是,隱藏在這些話背後的,就存在著操控者想要改變你,使你順從的意圖。你的負面情緒便來自於這些,外界只因一時的判斷就為你貼上的標籤。它們有失偏頗,但又影響深遠。
建設性的批評是有益於自身發展的,而持續的、負面的批判會嚴重打擊人的自信心。當一個人本身就不夠自信時,他/她就更容易被這些標籤所影響、被打擊,一蹶不振,甚至開始不斷心理暗示自己——我放棄改變了,這就是真正的我。
正如Patricia Evans在《Controlling People》一書中寫道,「如果我們總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定義,就會相信他們的評價更加真實」。
✍️ 「煤氣燈人」的主要表現
Gaslight中的操控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去控制他人。因此,他們往往將自己置於感情中的主導地位,並且希望自己是影響被操縱者的唯一來源。以下是操縱者們會在關係中可能表現出來的9點跡象:
1. 較為自戀、以自我為中心
2. 利用你的弱點進行嘲諷、攻擊,批評你的一舉一動,貶低你的自身價值。
3. 樹立權威,假裝自己無所不知地瞭解你,甚至試著說服你,你所相信的是錯的,是在進行自我欺騙。
4. 試圖讓你相信,除了他們以外所有人都在欺騙你,會做對你有害的事情。
5. 讓你覺得你的想法和感受並不重要。
6. 使你懷疑自己的理智。
7. 他們並不一直對你很差勁,時不時地會給你一些甜頭,不斷使用正強化和負強化去操縱你迎合他們的要求做事。這種情緒、態度上的不穩定使你感到困惑,並開始質疑一切。
8. 傾向於選擇性記憶,他們有時會否認自己說過的話和做過的承諾。由於認為自身的形象應是「高大的」,一旦出現問題便推卸責任,並通過撒謊、掩飾等方式將錯誤歸咎於你或者他人。
9. 善於扭曲事實,並給出一個既長、又非常複雜的論證過程使其更有利於證明自己的觀點。
那麼,如果遇到了煤氣燈人,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免遭其控制?以及,如何避免我們自己成為一個煤氣燈人?
✍️ 如何避免被Gaslight
首先,認清自己,相信第一直覺
在評價自我時,應堅定立場,相信自己的直覺。他人對於我們的評價往往只是基於部分現象所做出的,能起到輔助和借鑒作用,但並非嚴格的定論。若完全通過別人的觀點來認識自我,只能使得對自我的認知更加模糊。
第二,不斷豐富社交圈。一旦封閉自己,就等於削減了自己的信息獲取來源,繼而更容易相信「一家之言」。孤立自己相當於給予別人更多的專斷控制權。因此,我們應讓自己不斷接觸到新的朋友、擴大自己的社交圈,接受來自多渠道的思想。一旦遇到心理上的疑惑,也可將問題拋給一些我們信任的人,以免在獨自解決問題時鑽牛角尖。
第三,擁有犯錯的勇氣。大多數被Gaslight的人,都是極度自卑、害怕缺點被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下的人。不願自己做決定,也不敢直面事情的結果,因此過於依賴他人的判斷和評價。那麼,首要事項應是認識到人人都是會犯錯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從小事開始,為自己做決定。
第四,學會承擔責任,掌管自己的生活。記錄下生活瑣事、工作任務、行程安排等,從而做到對自己的生活心中有數。這是一個好習慣。保持生活和工作的井井有條,可避免自己過於依賴他人,輕易使自己陷入混亂危機。
第五,永遠愛自己。主動發現和記錄自己的優點,哪怕它很小,很容易被忽視。比如,時常告訴自己,「我彈鋼琴彈得很棒」、「我抓娃娃技術一流」、「雖然這件事我沒做好,但是我在積極尋找補救辦法了」。對於敏感且容易自卑的人來說,學會阿Q式精神勝利法未必不是件好事。
第六,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一旦確認自己已經被Gaslight了,我們應盡快、主動地做出一些行動,以打破對方的操縱。操控者之所以能夠持續操控,正是因為我們被引導著做出了他們預想的反應,這使他們發現操控是有效的、能夠達到目的。若我們反其道而行之,不給予他們所要的反饋,則有助於改變這一模式。而當自己沒有辦法完全逃離操縱者的掌控時,積極尋求外界力量。
最後,如果意識到自己也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並感到內疚。那麼,請記住我們首先應原諒自己——我們並非聖人,也並非主動去施暴——然後立刻、馬上與你的親人朋友等受害者去溝通,請求他們的原諒、向他們尋求幫助。
永遠不要試圖以愛為名義,去合理化情感操縱這一行為。愛應是深深的理解與接受。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傑斯曾說:真正的愛是建立在尊重與平等之上,任何以愛為名的打壓與踐踏都是愛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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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墜胎?一種神秘的儀式嗎?
墮胎會產生嬰靈嗎?
我們對於「嬰靈」的認知存在許多誤會。其中最大的誤會,是認為嬰靈「一直以來都存在」。因為一直以來都存在,所以不需要懷疑嬰靈的真實性,所以有人可以像圖中一樣,不假思索地說出「墮胎會產生嬰靈」。
但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我們考察台灣「嬰靈」的歷史,會發現所謂的「嬰靈」,在 #1980年代中期 之後,才普遍流行。
怎麼可能?現在大家普遍接受的「嬰靈」,歷史怎麼可能這麼短暫?
我一開始也覺得不可能,但是一一檢閱過1980年代的報紙之後,我相信了。1980年代的報紙,討論了「觸目驚心的嬰靈超渡」廣告,很顯然對於當時人來說,「嬰靈」這種東西是新的、是過去沒有的。對於這些怵目驚心的廣告,記者訪問了中研院的民俗學者劉枝萬。《聯合報》1987年6月02日的報導如此記載:
『根據劉枝萬解釋,嬰靈超渡的行為抄襲自日本「水子供養」的習俗。所謂「水子」,是指流產早夭的嬰孩,日本民間信仰,相信「水子」到了陰間後,會群聚在賽河原一帶遊玩,而地藏王則是孩子們在陰間的守護神,會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鬼魂的騷擾。因此,依日本的習俗,常將早夭嬰兒的衣裳披在石刻的「水子」地藏王身上,以祈求庇護。
劉枝萬說,漢民族的民間信仰與日本截然不同,漢民族認為早夭的嬰兒是一種「討債」的因果報應,因而並不紀念追悼,甚至沒有葬儀。儒教的觀念也主張好的子女應該健康強壯,長大成人後供養父母,才算是盡孝道。劉枝萬因此認為,在我國提倡嬰靈供奉,成功的可能性極小。
至於已有數百嬰靈被供養,應是廣告時代下宗教商業化的「成績」,當然也是墮胎普遍化及所伴隨而來罪惡感難以消除的表現。』
同一篇報導也訪問了佛教界的人士:
『華嚴蓮舍高僧成一法師也肯定從未聽過或在佛經裡見過「嬰靈」二字,更無所謂「嬰靈作祟」。他說,佛家講因果輪迴,無論胎死腹中或生而夭折霝都可謂是受胎靈魂自己的「短命報」,「既是胎兒自己的惡運,當然不可能再危害家人。」』
顯然,「嬰靈」的說法缺乏民間信仰與佛教信仰的依據。儘管如此,它還是在台灣成功地流傳開來,到了如今,許多人已經普遍接受嬰靈的概念了。
-
*那為什麼「嬰靈」之說會在台灣傳開呢?
起初打起「嬰靈超渡」廣告的,是一間位在新店深山的寺廟。「嬰靈超渡」的這種商業模式,可以說是 #販賣墮胎的贖罪券,利用「墮胎女性的罪惡感」來發財。在這一寺廟成功之後,其他寺廟也紛紛跟進。
但是「超渡嬰靈」之所以成功,需要市場的配合。台灣1980年代是什麼狀況,讓利用「墮胎女性罪惡感」的不良商人可以發大財呢?
因為台灣前幾年通過了《優生保健法》。
中華民國的《刑法》一直都有墮胎罪,意思就是只要墮胎,就是犯法。但1984年《優生保健法》通過後,女性可以因為出於「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方面的考量,而選擇人工流產。(補充:也就是說,多數墮胎行為因此除罪化)
但這一法案的通過並不是沒有爭議,《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前,媒體上就展開了正反兩方的大戰。反墮胎派提出的說法包括「墮胎是殺人」、「青少女會性氾濫」⋯⋯就跟今天會見到的說法很相似。
當時華視曾經做過民調。華視節目 4 月的電視 call in,接到了七百多通來電表達看法,其中贊成通過者達74%,反對者只佔17%。這些電話有80%是女性打的。也就是說,在墮胎議題上,多數婦女都抱持「贊成墮胎合法化」的意見。
不過這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喔。當年可是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努力讓台灣社會在保障婦女墮胎權益上,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現在提出修改優生保健法、讓婦女強迫生育的法案,不是在讓整個社會倒退嗎?
總之,《優生保健法》的通過,代表著法律裡「墮胎罪」的結束。(補充:不過已婚婦女墮胎需要伴侶同意,這份自由仍有很大限制)但是正是因為法律不再約束「墮胎」,所以人們對於「墮胎」反而產生了焦慮:「沒有法律規定了,就可以自由墮胎了?」這件事讓人感到可怕。所以,可以撫慰焦慮的「嬰靈超渡」,就這麼符合人們需求地流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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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靈信仰能進入台灣,除了《優生保健法》引起的焦慮以外,跟台灣社會風氣有沒有什麼關係?
在西方,「墮胎」之所以嚴重,是因為這違反了基督教的生命觀。但是在華人社會裡,應該沒有同等的束縛才對。那麼「墮胎」為什麼又會讓許多人覺得很可怕呢?
嬰靈傳說很常夾帶譴責墮胎者的說法,多把墮胎者描繪成「未婚、偷嚐禁果的青少年男女」或是「結了婚、但不想要承擔責任的年輕人」。他們認為這些人基於「自私」的理由,害「無辜生命」因此「被殺」。墮胎之所以受到譴責,是因為違反了以下幾個傳統觀念:
一、傳統華人社會認為子孫必須「傳宗接代」,有了子孫才有人祭拜。但是墮胎卻在剝奪祖先被祭拜的權益。
二、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應該成為母親、承擔母職。墮胎卻是對於母職的拒絕。
三、佛教裡有「不殺生」的觀念,墮胎卻是「殺生」。
前幾天聽證會上,反墮胎法案的領銜人好幾次把墮胎說成「殺嬰」。這其實反映了很重要的問題。墮胎明明流產的是胎兒,卻被說成是「殺嬰」;「嬰靈」明明應該是未出世胎兒的「胎靈」,卻被包裝成「嬰靈」、並擁有「嬰兒」的形象。這些都是為了把「墮胎」偷渡成「殺嬰」,這樣一來,就可以譴責「墮胎」是「殺生」(要不然原本民間信仰、或佛教裡對於生命的定義跟基督教並不一樣)。儘管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胎兒還不能算是完整的個人,跟嬰兒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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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嬰靈」是很值得討論性別、宗教的現象,但研究卻一直很缺乏。唯一一本專門研究嬰靈的,是Marc L. Moskowitz 的英文論文 “The Haunting Fetus: Abortion, Sexuality, and the Spirit World in Taiwan”。除此之外,就是吳燕秋的〈西法東罰,罪及婦女─墮胎入罪及其對戰後臺灣婦女的影響〉一篇論文有比較清楚的描繪。而且根據我幾次在網路上講過這題的經驗,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我只是說出讀到的東西,都很容易引起爭議。這應該是說明了,我們對於「墮胎」依然抱有禁忌。也正是因為墮胎還存在禁忌,所以「嬰靈」才會讓人感到可怕。
而且墮胎明明不是墮胎婦女個人造成的,但是憑什麼罪惡感只由墮胎者本人來承擔呢?傳說中,嬰靈總是纏上女性,鮮少纏上男生。而且墮胎之所以會發生,也大半跟家庭因素、男性伴侶的經濟條件或生涯考量等等脫不了關係。但是一直以來,我們都只譴責墮胎的女性本人。墮胎婦女已經承受夠多的罪惡感了,為什麼還要這樣恐嚇她們?反墮胎一派最喜歡講「婦女墮胎後容易得憂鬱症或自殺」,那不就是因為你們一直強化「墮胎很可怕、很罪惡」,所以才導致這種結果的嗎?這跟說「嬰靈好可怕,快來進行嬰靈超渡」,一邊增強婦女罪惡感的無良商人,不是很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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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戲導演》
American Theatre,2018年11月號。
《演員的親密戲》
擷自內文:
「性愛場景,如同設計武打場,或是舞蹈動作一般,需要同樣細心編排的動作設計,特別是在這個 #MeToo時代。 」
「我在研究所時期也是演員,所以我有親身體驗—那種來自同事的不恰當經驗,一起跟我上台的人,或是導演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親密戲)場景,所以他們索性就完全不處理。」Sina說 「如果你有一個比較年長的導演,碰到親密戲他會跟你們說:你們就做吧,就試看各種可能。所以你們就開始在性愛場景中即興,這是非常不舒服的經驗,而且大多數時候非常令人受傷。」
「親密戲的指示,從來沒有在演員Emily與她的女搭檔編排動作設計遇到困難時出現(她們當時在編排一個充滿戲劇衝突的雙人愛情戲),即使Emily之前演過同性間的愛情戲,她仍然發現自己舉步維艱, 而她的導演除了不斷對著她們大吼舞臺指示「洶湧的情慾」以外,毫無建樹。兩位演員根本沒有辦法自己演完這場戲,而她們發現到了排練最後階段,她們的導演對著她們大喊「就做吧。時候到了。」
「劇場的一切都是假的,」Sina說,「那是一個由演員搬演的假故事,我們必須永遠記得這點,你不應該因此失去自我,你必須在自我跟所做事情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是的,你必須把自己奉獻給角色,但你也必須要在適當時候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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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己日常閱讀時發現這篇文章,其中許多觀念頗為受用,花了幾天翻譯出來,希望能給台灣帶來不同觀念交流、分享,人家對身體以及一切相關觀念,已經好前面了。
雖為英文系畢業,但仍非專業翻譯,謬誤之處歡迎指正。
歡迎轉貼,請勿用做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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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Intimate Exchanges
Sex scenes require as much careful choreography as flight or dances, especially in the #MeToo era.
《交換親密》
性愛場景,如同設計武打場,或是舞蹈動作一般,需要同樣細心編排的動作設計,特別是在這個 #MeToo時代。
Adam Noble had been teaching an advanced scene class for just one month when he faced a startling encounter with sexual assault in acting. A student came to him asking for a new scene partner, saying she thought the man she had been working with, on the final scene between Stanley and Blanche 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had tried to rape her.
Adam Noble在他的進階場景分析課上遇到一件令他膽戰心驚的表演性騷擾事件,一名學生跟他要求更換場景搭檔,她說她的搭檔企圖在他們一起工作《慾望街車》最後一景Stanley跟Blanche的戲時,企圖強暴她。
Noble immediately offered to serve as a mediator for the two students, who had been rehearsing alone in the young man’s dorm room, in order to clarify what had happened. The situation was resolved as a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two were able to continue working together. But for Noble, who had staged his first theatrical flight in 1992, the incident served as a wake-up call.
Noble立即以協調者身分為兩位同學提供幫助(他們一直單獨在男同學宿舍房間單獨排練),以求能夠釐清事實真相。後來發現整起事件其實是個誤會,兩位同學也因此能夠繼續一起順利工作。但對於Noble來說—他從1992年就設計了他的人生第一場舞台打搏鬥戲—這起突發事件有如一記響鐘。
“We were sending these kids off on their own devices with no foundation for how to approach this stuff,” he recalled. The lack of resources for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regarding the staging of intimate scenes was apparent.
「我們讓這些孩子在完全不具備如何處理理這種事的相關基礎知識時候,就放手要他們自己發展,」他這麼回憶。「因此,老師與學生雙方都缺乏排練親密戲的必須知識,這件事是顯而易見的。」
Noble developed a method called Extreme Stage Physicality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framework to address what he called in an article for The Flight Master maginize “scenarios of intense physicality” with comfort and confidence. He began teaching ESP to high school, undergraduate, nd graduate students across the country. He found that the methodology was effective for all ages, and the number of reported incidents and problems dropped to zero.
Noble後來發展出了一套他稱之為「極端舞台形體」(ESP)的技巧,他對《The Fight Master》雜誌表⽰這個技巧提供了一組完整架構給學生使用,讓他們在「激烈的肢體情境」中可以感到安心並且擁有自信。他開始在高中、大學、研究所教導這套ESP技巧。他發現這套方法適用於所有年齡層,後來這些單位的性騷擾通報數量為零。
“For me as a director, it had to work for aggression, and it had to work for intimacy,” Noble said. “ It had to work across the board for those moments when the body steps in to fill the void, whether it’s violence or intimacy. Theres’s a point where the text and the words are no longer enough and the body steps in. There had to be a way for them to work on it safely.”
「身為導演,我認為在工作時,必須涵蓋侵略性以及親密性這些面向,」Noble說,「這些都必須要被全面地工作到的,特別是在那些時刻,當你的身體必須要介入來填補空缺的時候,會有那麼一個點,光靠文本跟台詞已經不足以支撐而你的身體必須要介入,在這時候必須要有一個安全工作的方法。」
That way would later be referred to as intimacy choreography, a term first used in 2006 by Tonia Sina, creator of the Intimacy Directors International. While studying movement pedagogy, including flowing and mime, Sina was helping to choreograph intimate scenes in student-directed plays and found what she described as “a hole” in choreography and no resources to help with her work.
那套方法,後來被「國際親密戲導演工作坊」創辦人之一Tonia Sina稱為「親密戲形體排練」。當 Sina在鑽研動作教育學時—其中包含小丑與默劇—一面幫忙在學生執導的劇目中擔任動作設計,就在這時候,她發現了在動作設計這個領域中的「空缺」,而這方面,她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幫上忙。
For her thesis he created a technique to help actors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work as well as the results. Published in 2006, “ Intimate Encounters; Staging Intimacy and Sensuality” drew from her own experience as an actor. While attending graduate school at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Sina’s personal life was disrupted due to the lack of structure provided for staging intimate sscenes. While rehearsing Picasso at the Latin Agile, she and her acting partner staged a love scene together, alone-a standard practice for such scenarios- with unnerving results.
她在她的論文創造了一套技巧,來幫助演員精進他們工作的狀態以及成果。2006年,她從自身演員經驗出發,發表了《親密接觸:表演中的親密性及其感官性》。大學就讀維吉尼亞聯邦大學時,Sina的私生活就因為沒有一套擁有完整架構的技巧來排演親密場景,而深受其苦。在排練Picasso at the Latin Agile 時,Sina跟她的表演搭擋需要排練一段愛情戲,而且是獨自排練—一個司空見慣的情況—然後最後結果卻令人不安。
“The second our lips touched it was not rehearing,” Sina recalled. “It was just kissing. We both felt it. We both knew. It ended up spiraling. We ended up leaving our parters for a month and we had a showmance. It caused a lot of mayhem in our personal lives because we couldn’t let these characters go. We didn’t have a safe way to do the intimacy, and we didn’t have a safe way of coming out of it.”
「當我們的嘴唇碰在一起時,那就不是在排練了。」Sina回憶道。「那就只是單純在接吻而已。我們都感覺到了,最後越演越烈,我們都因此而跟各自伴侶分手,在那個演出期間我們的私生活真的變得很混亂,因為我們都不肯放下我們劇中角色。我們沒有一個安全的方法來做親密戲,也沒有一個安全的方法來離開它。」
The two dated for a month, but their romantic relationship ended shortly after the show closed. And while Sina’s experience was consensual,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which an intimacy director could have prevented non-consensual encounters and abuses of power, especially for young women in the industry.
他們兩個交往了一個月,但隨著戲告一段落感情也就馬上結束了。儘管Sina的案例是當事者雙方都心甘情願,仍然有非常多的例子不是如此,在那樣的狀況下其實親密戲導演是有大把機會可以防止這種違反自身意願的接觸,以及權力的濫用,特別是對業界年輕女性而言。
“While I was in grad school I was also an actress, so I was experiencing it firsthand- situations that had been completely inappropriate from co-workers, people who had been onstage with me, director and there’s a sex scene and they say, ‘You guys just do it. Just try something.’ So you’re improvising a sex scene with your partner. That’s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and very victimizing at times.”
「我在研究所時期也是演員,所以我有親身體驗—那種來自同事的不恰當經驗,一起跟我上台的人,或是導演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親密戲)場景,所以他們索性就完全不處理。」Sina說 「如果你有一個比較年長的導演,碰到親密戲他會跟你們說:你們就做吧,就試看各種可能。所以你們就開始在性愛場景中即興,這是非常不舒服的經驗,而且大多數時候非常令人受傷。」
Alcoa Rodies, co-founder of Intimacy Directors Internatial, witnessed and was a victim in such scenarios throughout her career. After almost chipping a tooth when a scene partner decided to intensify a kiss onstage, she was told, “ That’s part of the profession. Get used to it.” Knowing there were hundreds of other women who would gladly take her spot in a show if she left, Rodis thought she had to accept that kind of behavior for the rest of her career.
IDI共同創辦人Alcia Rodis在她自己生涯中,親眼見過幾個案例,並且,也曾經有過身為受害者的經驗。在她的對手演員決定在場上把吻戲變得異常激烈時,她的牙齒幾乎都要裂了,儘管如此,她還是被告知「這行就是這樣。早點習慣吧。」因為Rodis清楚知道如果她選擇離開的話,會有其他幾百位女性會搶破頭想要她的位置,她一度以為她必須要在整個職涯中接受這種狀況。
“We sort of learned that’s not the case, and we don’t have to just take it. We can actually be part of the process and work together,” Rodis said.
「我們後來知道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我們不需要逆來順受。我們其實可以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同心協力地工作。」Rodis 說。
Sina and Rodies, along with co-founder Siobhan Richardson, created the Pillars, the core protocol of IDI’s work and teaching. A codified process, the Pillars consist of Context, Commumication, Consent and Choreography. (They recently estabished a fifth pillar, Closure, to assist actors in walking away from a character after a performance.) Not having this process, Sina said, can be damaging and dangerous.
Sina跟Rodis,以及創辦夥伴Siobhan Richardson發明了「骨幹」這個IDI在工作及教學上的核心要素草案。其中包含:文本、溝通、同意以及動作(近期還加上了第五個骨幹:收尾。來幫助演員在戲結束之後順利離開他的角色。)Sina說,沒有這些幫助的話,是有可能帶來危害的。
“None of it’s real-it’s theatre,” said Sina. “It’s a fake story that is being portrayed by actors, and we have to keep remembering that. You shouldn’t be losing yourself. You need to have some semblance of yourself and some awareness of what you’re doing. Yes you can commit to the character, but you need to come out again.”
「劇場的一切都是假的,」Sina說,「那是一個由演員搬演的假故事,我們必須永遠記得這點,你不應該因此失去自我,你必須在自我跟所做事情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是的,你必須把自己奉獻給角色,但你也必須要在適當時候離開。」
IDI currently recommends four certified Intimacy Directors, with 16 candidates in training to become certified. Currently only established movement teachers, choreographers, and directors who have worked directly with a founder are able to apply for training. The organization also offers workshops for actors, directors who want to learn basic consent and choreography, and for stage managers and choreographers wan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intimacy direction. In August 2018, a 10-day International Intimacy Pedagogy was held in Illinois.
IDI最近推薦了四位經過認證的親密戲導演,陸續還有其他十六位正在培訓。目前,機構只提供專業的、並且曾和創辦者共事過的動作老師、編舞以及導演可以申請接受培訓。IDI有提供工作坊給演員及導演學習「同意」與「動作」的基礎概念,另有舉辦工作坊,給有意願了解更多關於「如何給予親密戲指示」的舞臺經理與動作設計。2018年8月,他們在伊利諾州舉辦了為期10天的國際親密戲教育學工作坊。
Along with the Pillars, another crucial aspect of intimacy directing is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raumas in one’s colleagues. All IDI-certified choreographers have completed state-offered metal health certification courses.
除了「骨幹」之外,另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辨識並且尊重同事的創傷。所有IDI的動作設計都完成了由州政府認證的心理健康課程。
“None of us are therapists, and none of us are counselors,” Rodis said. “But we know what to do if someone is having a metal health crisis, and we know what resources to give them.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work we’re doing, and because some of us are so new, we’re getting further education on trauma.”
「我們都不是心理治療師,我們也都不是諮商師,」Rodis說「但是,我們知道當有人心理出現危機時該給他們什麼資源。因為就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本質上來說,我們都是新手,所以我們有必要持續在創傷這個議題上進修。」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atre professionals are just that- professionals hired to tell a story- the founders also understand that that job can involve actors putting themselves through traumatic experiences night after night.
“We know what you’re doing is different than going to the office every day,” Rodis said, “If you’re playing Lady Macbeth every night, after a while it’s going to wear on you. So we also offer resources on how to close out at the end of every night.”
正因為知道劇場這個職業就是由一群受聘的專業演員來講一則故事,創辦者清楚的認識到這個工作可能需要演員讓他們自己日復一日、夜復一夜的經歷那些創傷。「我們明⽩你的工作不同於朝九晚五的上班族,」Rodis說,「如果妳每天晚上都在飾演馬克白夫人,過一陣子這個角色其實是會影響到妳本人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提供方法讓你在每晚演出過後把角色給關起來。」
One such resource is the ability to discuss sexuality and sexual experiences openly and without discomfort- a shift from the norm in American culture, which, as actor/director/teacher Claire Warden observed, has little problem with violence but tends to balk when it comes to sex, leaving directors feeling uncomfortable and embarrassed.
其中一個資源,就是擁有能力來討論性以及性經驗而不會感到不適。談論性這件事,不同於具有多重身份(演員、導演與老師)的Claire Warden觀察到的一個美國文化現象:談到暴力時大家都沒問題,不過一但談到性的時候大家都顯得有點畏畏縮縮的,這其實讓導演們都覺得不舒服與尷尬。
“We’ve got this really skewed view of sex and sexuality and intimacy, and an obsession with it,“ Warden Said, “ A lot of shame, judgment, power, and confusion lies around it, which has made it uncomfortable and awkward to talk about openly.” The root problem, she said, may be that “sexuality and intimacy have kind of blurred into one.”
「我們對於性與親密的相關議題有一種扭曲的觀念,同時卻又深深為其著迷」Warden說,「這同時又有許多羞愧、判斷、權力以及困惑參雜其中,因此讓它成為一個公開談論時會帶來不適與尷尬的議題。」根據她說,其實真正根深蒂固的問題是,我們把「性」與「親密」混為一談。
Intimacy direction was never mentioned when an actor we’ll call Emily(not her real name) was performing in a dramatic two-handler and struggled to choreograph a love scene with her female scene partner. Having never performed a same-sex love scene before, Emily found herself at a loss, and her director- whose only technique was to yell the stage direction “Rolling heat!” Repeatedly- was no help. The two actors were unable to stage the scene on their own and found themselves onstage at the end of rehearsal with the director yelling. “Just do it. It’s time.”
親密戲的指導,從來沒有在演員Emily與她的女搭檔編排動作設計遇到困難時出現(她們當時在編排一個充滿戲劇衝突的雙人愛情戲),即使Emily之前演過同性間的愛情戲,她仍然發現自己舉步維艱, 而她的導演除了不斷對著她們大吼舞臺指示「洶湧的情慾」以外,毫無建樹。兩位演員根本沒有辦法自己演完這場戲,而她們發現到了排練最後階段,她們的導演對著她們大喊「就做吧。時候到了。」
Emily recalled that “when it came time to do it in performances, fight director friends of mine ho came to see the how said, ‘That look incredibly uncomfortable for you both. You looked like you were in pain and it was obvious.’’’ Her friends asked her where the intimacy director was. Emily had never heard of such a director, saying, “ I wish I’d known about it at the time when all the yelling was happening.”
Emily後來說,「後來真的演出時,我有個舞台搏鬥導演朋友來看演出,到了所謂的『就做吧』片段時,他說『那看起來對妳們兩個都極其不舒服,妳們看起來超痛苦,而且非常明顯。」她的朋友繼續問她親密戲導演在哪。Emily那時從來沒有聽過有「親密戲導演」這種導演,她說「我真希望在所有的吼叫發叫的當下,我能夠知道『其實有親密戲導演』這件事。」
Emily now a director herself, said she is carful to ensure that her actors are comfortable when staging intimate scenes. “I am hyper-aware of my actors’ sensitivity and I’m constantly checking in with them: ‘Are you okay? Are you comfortable with this? Let me know if you’re not comfortable. We don’t have to do this. We can do something else.’ And my actors thank me for it. They’re not used to that.”
現在身為導演的Emily表示:「在排練親密戲時,我總是對我的演員的感受保持超級高的敏感度,我會不停的詢問他們『你還好嗎?你對這個覺得自在嗎?如果有不舒服要讓我知道。我們不一定要這麼做,我們可以有替代方案的。』我的演員總是對此心存感激,他們對這樣的工作方式其實還不是那麼習慣。」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can present themselves with or without directors in the room. Often scene partners are encouraged to stage the scenes on their own, outside of rehearsal, a practice that can lead to feelings of fear and helplessness. Sina was kissed inappropriately- a kiss that hadn’t been choreographed or rehearsed-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of 500 people and had to be in character as she received it.
不舒服的狀況不論導演在不在場都有可能發生。通常演員們會被鼓勵私下自己排練,其實,這麼做很容易引發恐懼與無助感。Sina曾在500位觀眾面前被不當的親吻—一個沒被事先設計或是排練過的吻 —而她在被親的同時還要想辦法讓自己「待在角色裡」。
“There are times where it’s, ‘Kiss, but don’t kiss until previews.’ It’s the worst,” Rodis said. “At best it’s a bad story, at worst they start grabbing you, ‘be in the moment.’ That’s the definition of assault.”
「有時候的情況是親,但是在試演前不會真的親,那種是最糟的。」Rodis說,「當那種狀況發生時,你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是一個爛故事,最糟的結果是你開始被這件事給抓住還要『待在當下』, 這其實就是侵犯的定義。」
Along with establishing the definition of assault, IDI training also defines consent in clear, unquestionable terms that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at and permission. A director can give permission to touch another actor, but only a fellow actor can give consent.
除了建立侵犯的定義以外,IDI還以清清楚楚、不容模糊的語彙界定了「同意」與「允許」的差異。 導演可以「允許」演員去觸摸對手,但只有對手演員自己才可以真的表示「同意」。
“The conversation is always very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so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parts of the body, it’s the biological name of the part of the body.” said Warden. “And we as intimacy directors never ask anything about and never inquire about the actors’, directors’ or anyone else’s personal sexual life, history, story, proclivities, etc.”
「所有的討論都是非常專業的,當我們必須要談論身體的部位時,我們都會用生物學名稱。」 Warden說,「身為親密戲導演,我們絕對不會去問任何演員、導演或是任何人的個人性愛生活、歷史、故事或是性傾向...等等任何事情。」
The language doesn’t change when the workshops contain students, Warden said, though she may move more slowly.
語彙的使用並不會因為工作坊有學生而改變,Warden說,只是她會教的更慢而已。
“A lot of what we’re saying for adults is still, ‘That is not real. None of this is real.’’’ said Sina. “In rehearsal, we don’t add acting to it until the very last minute, We choreograph it like we do anything else. Just do the moves so everyone knows what’s happening. Then they can add the emotion to it when the actors are ready and they feel they know the choreography well enough. And if you can get that to happen for minors, it separates the sexuality from the choreography and allows them to treat it like it is: choreography.”
「即便我們跟成年人都一直在強調『這都不是真的,這一切都是假的。』」Sina說。「排練的時候,我們不到最後一分鐘是不會加上『表演』的。在最後關頭之前。我們都像是處理其他素材一樣,做形體動作讓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一直到演員們都準備好了,對動作都夠熟悉時,他們才會真的帶入感情去演出。如果你能夠讓這些未成年先開始這麼做,慢慢的所有人就能夠把性跟動作設計分開來來看,然後以正確的眼光看它:動作設計。」
The inability to treat intimate scenes as simply choreography is a problem Sina has observed at numerous drama competitions, where students without sexual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let alone the ability to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characters they were playing, have performed sex scenes. These situations can be traumatizing for people without the knowledge or resources to handle it.
Sina在無數個戲劇比賽上觀察到一個問題,學生們往無法把親密場景當成動作設計一樣來處理,這群學生們沒有性經驗或是相關知識,想當然就無法在性愛戲中把自己跟扮演的人物切割開來看待。這種狀況是非常有可能讓人受創的,特別是對那些沒有相關知識,或是資源來處理這種狀況的人。
“If they’re not being led through it properly, it can be very, very dangerous,” she said. “It’s illegal in our country to do anything sexual with a minor or have two minors do something sexual in front of an adult. It’s very thin line between choreography and a crime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minors.”
「如果他們沒有被好好引導的話,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險。」她說,「根據我們國家的法律,讓一個或多個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面前做出帶有性愛意味的事情是違法的。所以面對未成年時,在『動作設計』跟『犯罪』之間其實只有一條非常模糊的線。」
Demand for IDI services and training has spiked in the past year, since the #MeToo movement has exposed abuse in the entertainment field, including theatre, and the issues of consent and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 (not to mention outside of it) have become central.
自從去年#MeToo運動開始後,對IDI這個機構的服務與訓練來說,他們面臨了重要挑戰。在娛樂產業(包含劇場)的職場上(更別提職場外也是),現在,關於「同意」與「權力」的議題都變得重要無比了。
“At the moment there’s so much need and demand and only so many of us to go around,” Warden said. “I cannot be in every single room and play out there, but what I can do is empower actors or directors or even stag managers to go into a room and say,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way of talking about this.”
「目前來看,親密戲導演的需求與實際從業人數是不成正比的,」Warden說。「很顯然的,我不可能出現在每一個房間裡指導,但我可以做的是賦予演員、導演甚是舞臺經理權力,讓他們能夠在每個房間替自己發聲『我想要提供另外一種工作方式』。」
Also encouraging to Warden is the increased awareness among young students.
對Warden來說,令他欣慰的是年輕一代學生中對這件事情有意識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My hope, my intentions and my dream is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ctors, writers, and directors come out with a very different understating of respect and consent with their bodies and each others’ bodies,” Warden said. “And that leads us into an even more free and safe way to creat deep, authentic, risky stories.”
「我的願望、我的本意、以及我的夢想都是下個世代的演員、作家、以及導演都能夠對他們自己以及他人的身體,有一種非常不同於現在的理解、尊重、權利,」Warden說,「這可以讓我們以更自由,同時也更加安全的方式來創造出具深度、真誠、精彩的故事。」
Carey Purcell, New York city-based reporter
sexuality定義 在 Sex Chat 談性說愛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好家在我在家 #疫起在家聽
繼上次訪問 Jaeden 之後,這次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Deven !!!
上次聚焦在名詞定義、心理感受,這次,原以為會講比較多治療面
但實際上,最打動我的還是那些治療背後,關於找到自己如何舒服活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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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來賓 Deven 自我介紹
(05:15) 從小就知道自己被放在不對的類別裡
(10:40) 認識跨性別一詞、出櫃與平胸手術只花一個月
(17:00) 關於乳房切除手術
(22:05) 平胸手術與賀爾蒙置換治療隔了很久,為什麼
(25:00) 什麼是賀爾蒙置換治療?如何開始
(27:45) 如何看待性別不安證明
(31:00) 賀爾蒙置換治療讓身體產生的可能改變
(35:10) 賀爾蒙置換治療不一定會讓你長成心中想像的樣子
(38:05) 賀爾蒙置換治療讓性慾增強
(40:55) 比外表更重要的改變:「要有先有認同才能符合」
(45:33) 考慮賀爾蒙置換治療的朋友,建議先思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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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ity定義 在 Sex Chat 談性說愛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母親節那陣子,我去看了一部紀錄短片《非法母親》,講述小雨和 City 成為母親的故事。
看完當下非常感動,就決定邀訪了!
除了法律面、行政手續面之外,節目後半也聊了身為家長的心情,以及關於「家」的單位與定義。
希望大家有感受到滿滿的愛,希望大家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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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哪裏「非法」?成為母親無法可循、飛往柬埔寨
(16:30) 收養行為、法律的不確定、程序的繁瑣
(21:30) 為何選擇柬埔寨?有其他國家可以選擇嗎?
(26:55) 人工受孕的過程、失敗一次再繼續
(39:45) 產後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與母親之間的關係
(44:00) 希望成為怎樣的母親、對孩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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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ity定義 在 Sex Chat 談性說愛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這集請到好朋友仙豆冰(快去複習同志三溫暖那集~)與他的新節目!
謝謝美克與仙豆冰跟我分享了這個次文化的大小事,實在是太多名詞解釋可以學習XD
喜歡不同身材、自己是不同身材的朋友,我覺得說什麼勇敢愛自己,和主流價值抗衡太矯情自私,我希望這社會有一天,沒有人需要去抵抗,都可以快樂地成為想成為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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