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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名將生死錄】商鞅：作法自斃的緣由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世事常因處境不同而有需變革的時刻。
戰國時代是競爭激烈的亂世，各國為求生存無不求新求變。正因競爭激烈，能從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自然更受到關注及推崇，所以讓日後一統天下的秦國實力蛻變的「商鞅變法」，就成為後世研究改革的典範。
很值得玩味一點，我小時候聽商鞅的故事，講的人很少提他改革如何成功，反而比較聚焦在他「作法自斃」的結局。為何一個人幫助國家強盛，最後卻遭到舉國痛恨？雖已有無數前人對此做出點評，但老ㄕ這次也決定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探討這位戰國中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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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的王孫

商鞅，原名衛鞅，衛國宗室的後代。雖然出身高人一等，但衛國國力衰弱，衛鞅為求更好的發展就跑到戰國首強的魏國為國相公叔痤服務。
公叔痤非常欣賞他衛鞅的才華，所以在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衛鞅年輕有才，可以讓他擔任國相治理國家。」
魏惠王一聽這話就露出滿臉狐疑的表情：「國相呀，你是不是病糊塗了？且不說咱魏國那麼多人才，你卻只推崇衛鞅。依他的資歷，怎麼排也排不上他，若是用他那要如何服眾呀。」
眼看魏惠王反對，公叔痤說：「主公如果不用商鞅，那就殺掉他！不要讓他投奔別國成為後患。」
等到魏惠王走後，公叔痤趕緊找來衛鞅說：「我向主公推薦你當國相，他不答應，之後又告訴他，若是不用你就一定要殺了你。現在你趕緊離開魏國吧。」

相信看到此處，不少人會覺得：「這公叔痤有毛病吧？都說要殺人了，竟然還告訴當事人？於公，他這樣是縱虎歸山；於私，這是展現自己的殺意。如此只會陷入兩面不討好、兩頭都落空的結局呀。」
這裡就要解釋一下，戰國時代以前的春秋，很多時候家族或個人關係凌駕在國家之上。舉個例，有人跟孔子說：「我們這裡有人偷羊，結果被他兒子告發，這兒子不是很正直嗎？」結果孔子卻說：「父為子隱瞞，子為父隱瞞，這才叫正直呀。」這就是家庭人倫凌駕在國家之上的言論。但了戰國時代，國家的力量開始膨脹，但就有的傳統卻沒有完全消退。對公叔痤而言，和國君對談就要以國家的利益為出發，和衛鞅談話卻以兩人的交情及利益為主，這兩者在不同時空場景下是可以切割且不衝突的。

衛鞅回答公叔痤：「主公既然認為我是小咖，所以不採納你推薦我的建議，又豈會再聽你另一個建議呢？」所以衛鞅繼續待在魏國，而魏惠王也果然沒對他下手。
衛鞅為何會冒著被殺的風險(即便極小)，也要留在魏國呢？因為老ㄕ說過很多次：「魏國是戰國中率先革新的首霸。」也就是說，風氣開明的魏國還算是有創新及向上爬的空間，所以衛鞅需要觀察一下，自己在魏國是否還有機會。另一方面，衛鞅也密切注意有沒有其他國家也會掀起改革的風氣，如果有更好的機會，那再離開也不遲。所以用一句話就可以解釋衛鞅的思考，那就是「騎驢找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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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秦國

西元前362年，秦孝公繼位。雖然是老牌諸侯國，但秦國當時的表現卻非常堪憂。首先它位置偏僻，在當時的國際外交上直接被中原各國諸侯忽略；另外秦國那時的物資及生產不豐，經濟困頓；最後，魏國曾多次擊敗秦國，這其中尤以名將吳起佔領河西之地對秦國打擊最大，因為這徹底封死秦國向東發展的可能性。
外交孤立、國力落後、強敵在旁，這些危機促使秦孝公積極改革，他頒布求賢令，並明確指出：「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及土地的賞賜。

「這就是我要的機會！」
看到秦國的改革契機，衛鞅來到秦國，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迅速見到秦孝公。
「先生有何指教？」
面對秦孝公的發問，商鞅開口：
「我為您講一下，遙想當年黃帝乃至堯與舜的時代……」
秦孝公聽著衛鞅的發言，越聽眼皮越重，強大的睡意讓他忍不住對眼前之人頻頻低頭。好不容易聽完衛鞅的發言，秦孝公衝回去找推薦人景監：「你這混帳！推薦的是什麼狗屁神經病？跟老子談黃帝？跟我講什麼神話故事？」
被噴得滿臉的景監衝去指責衛鞅：「主公說你就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這下好了，害我也被罵！」衛鞅卻說：「安啦，對我有點信心，再安排我見主公一面吧。」
不知是怎麼樣的神之操作，景監竟然信了衛鞅而且又成功讓他與孝公碰面。然後衛鞅開口：「今天跟您講，昔日武王伐紂，其後有周公制禮作樂……」
這次秦孝公雖然沒睡著，但回去依然對著景監就是一頓噴：「又讓這個廢物跟我講廢話！你敢再叫他來，信不信我弄死他後再弄死你！」
景監肚爛地找衛鞅：「你是不是想搞死我！信不信我先搞死你！」衛鞅依舊自信地說：「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失敗了，你想怎麼搞我，我都認了。」
還是在老ㄕ摸不透的神之操作下，衛鞅第三次見到秦孝公，然後開口：「今天跟您說昔日齊桓公在管仲的輔助下，中興齊國並會盟多國諸侯……」
等到衛鞅發表完言論，秦孝公點點頭，之後回去找景監說：「你推薦的人，今天講的東西總算是比較有長進了，雖然我沒打算採納，但講的內容還是不錯地。」
景監找到衛鞅時，衛鞅這次主動說：「我想是時候開誠佈公我的壓箱底了。」
於是衛鞅第四次找上孝公，開口道：「昔日李悝著《法經》，文侯用之……」說著說著，旁邊的侍衛全都傻眼了，因為主公竟然越聽越嗨，甚至忍不住連連向衛鞅湊近，好像恨不得耳朵都要貼在衛鞅的嘴上，而且接下來好幾天，兩人都是從白天談到黑夜。
這個消息傳到景監耳中，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他在之後找到衛鞅問：「為何主公四次見你，態度差異如此巨大？」衛鞅說：「第一次見面，我講的是帝道，這樣實施好幾代才能達到天下安定的局面。第二次見面，我的是王道，要經文王、武王、周公輔政的成王三代才能定天下。這些對於主公都耗時太久，所以才不中聽。我第三次講的是霸道，一任君主就可以達成，但要顧及許多禮節。現在我講的是強國之道，是我總結魏國崛起的經驗內容，效果之強近在眼前，且無須顧及固網的法度，這就是主公最需要的治國理念呀！」

講到這裡，相信有人一定會說：「衛鞅幹嘛不直接就把壓箱寶拿出來？拖延這麼多次，萬一中間秦孝公完全放棄他，那該怎麼辦？」那我會回答：「衛鞅在進行一次結果滿意的向上管理。」試問，哪個領導者或是公司主管不喊著要人才？但請問又有幾個能真正用人才？所以在秦孝公考核人才時，衛鞅也在考核這號稱求賢之人的肚量。事實證明，秦孝公的肚量不是一般的大，面對前兩次都報告失敗之人，仍舊願意騰出時間繼續接見，這個舉動就是孝公向外昭告：「臭魚爛蝦來我都接待，難道人才來我不重用嗎？」看見領導的包容及耐力，並在之後提出改革理念看見秦孝公的飢渴及激動，這才讓衛鞅確定：「眼前之人，是願意大破大立的好領導，最適合讓我攀附並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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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厲風行的改革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衛鞅展開激烈的改革變法，由於內容非常多，老ㄕ試著精簡出其中較為重要的核心概念：
1. 重農抑商
強迫各行各業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從事農業，並限制農民遷徙以及接觸知識的自由，其目的是累積戰爭軍糧。(在之後威力加強版的第二位變法，還規定從事工商業者，連同妻子、兒女罰入官府為奴。可見商人在衛鞅的法律下有多麼沒人權。)
2. 加重賦稅
明確規定土地稅、人頭稅、徭役(可以想像成為政府免費勞動服務)，這三種稅收方式。為了達到加強稅收的效果，貴族成為重點打擊對象。首先，貴族的稅率更重；再來，貴族子弟除嫡長子外必須服徭役；最後，貴族世襲享受祖先功勞的規定被取消，其目的是削弱貴族資產，一方面能迫使貴族要投入國家生產，另一方面可以強化王權。平民也別高興，因為衛鞅規定家庭若有兩個以上的兒子，必須在他們成年後分家獨立，如此可讓秦國按增加戶口數徵調人力，而不從此法的家庭，要繳加倍的賦稅。
3. 思想管制
明確用法律規定什麼性情的人要被處罰(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有中槍：心胸狹窄、性情急躁、懈怠懶惰、揮霍錢財、阿諛奉承……)，居民要互相監督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不告發奸人的處以腰斬，告發者則可賞賜爵位一級，若是藏匿奸人，鈽彈自己被處斬，全家財產還要被充公。(之後的第二次變法，衛鞅還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避免有人使用其他學說挑戰法令。)
4. 確立軍功制度
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士兵斬敵甲士首級1顆可得爵位一級，良田一頃，住宅土地九畝，役使無爵位的庶子一人，並擁有做官資格；斬敵甲士首級5顆可以役使本鄉的五戶人家。隨著爵位越高，就須以更多的斬首數換取，例如屯長若要晉身，所領導的五人小隊要斬首33顆。
另外，五人小隊沒砍到敵人首級，全隊處斬！衝鋒時有臨陣退縮者，在全軍面前處黥刑或劓刑(就是在臉上刺字或是砍鼻子)！

當變法內容一推出，秦國不分階層的人都炸了，因為新法完全顛覆秦國社會就有的習俗及體制。就因為這改變如此巨大，一開始大家都不敢置信。衛鞅對此還搞了「徙木立信」的宣傳，就是派人在首都市場的南門豎起一根約8公尺的木頭，並表示：「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立即獲得賞金10鎰。(後來賞金增加到50鎰，然後1鎰金可兌換12石粟，根據葛劍雄教授研究，一個秦人平均一年吃18石的粟，所以50鎰金的概念就是……讓你可以購買大約34年份的粟！)」有人真的去搬木頭，果然獲得賞金，這讓所有人了解：衛鞅是玩真的。

但新法的改變實在太大，幾乎所有階層都因極度不適應而表達抗議，甚至連秦孝公的太子都違反新法，可見當時秦人有多麼水土不服。
衛鞅的對應方法很簡單：罰到你怕就不敢囉嗦了！
太子的犯法對衛鞅而言，是挑戰，也是一個公關宣傳的時刻。他表示：「法律推行不成功，就是上位者自己不先好好身體力行，所以太子必須接受新法的處罰，也就是處以黥刑(也就是在臉上刺青)，如此才能證明法律的效力！」
「不可呀！」
所有官員都跳腳了，在太子臉上刺青？這樣他未來當領導還能見人嗎？
「太子是儲君，不方便黥刑，所以讓太子的老師代替受罰，因為他管教無方！」
隨著衛鞅的命令，太子的其中一個老師被施以黥刑，而另一個老師─公子虔也被處罰，並在四年後因觸犯新法，直接被劓刑(削掉鼻子)。這一波操作讓所有貴族都安靜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對平民，衛鞅也不手軟。有平民議論新法的好壞，結果不論是贊同還是反對，全被衛鞅給抓了，理由是：「點讚的是阿諛奉承！批評的是目無法紀！全部違法我制定的善良風俗，所以通通發配邊疆服勞役！」

姑且不管秦人的心理陰影面積，衛鞅變法的成效很明顯提升秦國國力。因為秦國之後擊敗韓國，使各國不敢再小覷，於是楚宣王與秦孝公聯姻，魏惠王與秦孝公會盟，秦國終結外交被孤立的處境。
而隨著變法越加徹底，衛鞅終於要實踐他的目標─擊敗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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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師東進

前面提到，掌控河西之地是秦國能否東進發展的關鍵，所以秦孝公不惜徵人才、搞變法，都是為了擊敗魏國好佔有河西之地。
於是在西元前354年，衛鞅趁魏國派大軍進攻趙國首都邯鄲(順帶一提，有沒有覺得這個戰役有點眼熟？因為這就是在孫臏篇提到的桂陵之戰，也是「圍魏救趙」的成語由來)，立刻領軍偷襲魏國，之後殲滅7000守軍並占領少梁。雖然戰果看似不多，但足以顯示衛鞅對當時國際局勢觀察的敏銳，使他能把握魏國與關東強國對戰的時機趁隙發兵。
之後，魏國在桂陵之戰被齊國軍隊擊敗，加上楚國以「救趙」的名義加入戰局，魏國一時之間被圍毆的狼狽不堪。精明的衛鞅自然不會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率兵直接攻占魏國舊都安邑。這下可把魏惠王嚇壞了，再擋不住秦國，自己可要面臨三路大軍的夾擊，於是緊急調軍修築防禦工事好阻止秦軍。問題是，這反而激起秦軍的鬥志，因為根據衛鞅的軍功升級制度，攻城戰可是能讓戰功累積增加數倍的，我想當時秦軍可能懷著「有城牆？我好興奮！我好興奮呀！」的心態去暴力衝鋒，於是衛鞅攻破防禦工事，進一步占領魏國土地。

有道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連連吃虧，但魏國畢竟是底子厚的戰國首強，所以魏國先後擊敗齊國並與楚國休戰，隨即集中兵力向西反攻，並且馬上擊敗秦軍奪回了安邑等失地。而且估計是受不了昔日的手下敗將竟把自己一度逼得如此窘迫，魏惠王竟一口氣召集宋、衛、鄒、魯等十二個小國組成聯軍，準備爆打秦國。
這下換秦孝公嚇尿了，想不到連受重創的魏國竟還可以如此強勢，於是秦孝公決定：「召集全國軍隊跟他拚了！」此時衛鞅跳出來說：「拚個頭啦！我們一個國家打得過對方十三個國家嗎？安啦，我有辦法。」
於是衛鞅去見魏惠王，隨即發言：「大王的實力強大，我秦國萬不能敵，如今放眼天下能抵擋大王者，唯有東方的齊國。大王如今已能號令泗河地區的十二諸侯，何不繼續向北聯合燕國，如此就可以夾擊之勢向東攻打齊國，而我們秦國也願幫助大王，這樣大王就能向南攻打楚國。齊楚兩國一敗，韓趙兩國定會屈服，屆時大王就可真正的稱霸天下！」
衛鞅這一頓說詞，頓時把魏惠王哄得心花怒放，然後決定把矛頭轉向他國(而這麼做會成功的前提，我認為主要建立在兩點：1.秦國相比齊楚較弱，非魏國首要德的威脅；2.魏國先前的戰敗，這是尤其齊國的圍魏救趙做為開端，所以魏惠王自然更惱火齊國)。不只如此，衛鞅還出了一個餿主意：「大王何不先稱王，如此可作為號令天下的準備呀。」
這裡要跳出來解釋，先前為了敘述方便，所以都說是「魏惠王」。但實際上，當時用「王」之名號的，只有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還有從春秋時代就表示天下我最大最強的楚國。在接受衛鞅的慫恿前，魏國君主地位只到「侯」，而齊、秦、燕這幾個老牌諸侯國，甚至是魯、衛、宋等實力衰弱的小國君主，地位都是更高階的「公」，所以衛鞅抓準魏惠王積極稱霸的心態，讓他直接稱王，如此就能在名義上成為高人一等的存在。
魏惠王毫不猶豫地接受衛鞅的主意，立刻自封為王，這讓他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問題是……其他諸侯國覺得自己被小瞧，所以都很怒！魏國也注定在日後要被所有人針對。
說到這，眼看魏惠王一直被衛鞅牽著鼻子走向更大的危機，我突然想到公叔痤當初曾對魏惠王說：「主公要是不用衛鞅，一定要趕緊殺了他！」如今看來，這預言是何等的準確，又是何等的諷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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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出擊

面對魏惠王聯軍的強襲，秦孝公認識到秦國國力雖有長進，可仍不及對手，所以接下來的時間，他繼續力挺衛鞅推動更激烈的改革，而衛鞅在強國練兵的同時，依舊關注著出兵時機。
終於在西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被齊國重創，衛鞅立刻揮軍攻魏。魏國很快派公子卬領軍迎戰，在兩軍對峙時，衛鞅聯繫公子卬：「我當初與公子相處愉快，卻沒想到如今要兵戎相向，我不忍心與你生死交鋒，不如我們見面訂立盟約，然後彼此痛飲，正好紀念我們既維繫彼此情誼又保兩國相安無事。」
公子卬看到衛鞅的訊息，心裡真是感動的一蹋糊塗，於是準時赴約……然後瞬間就被衛鞅埋伏的士兵給綁了。
「你口口聲聲說念及我倆的情誼，結果以此來訛詐我？」
面對公子卬的控訴，我猜衛鞅會不會訝異地反問：
「敵人在戰場上說的話，你也信？」

由於主將被擄，魏軍因群龍無首大敗，已經無法再承受戰爭損失的魏惠王只能割讓河西部分土地求和，但這只是極為短暫的和平，因為元氣大傷的魏國此時與秦國的強弱之勢已然逆轉，依照可預期的發展，秦國必然持續東進，而魏國未來將繼續挨打。此時魏惠王喟嘆：「寡人真後悔沒有聽公叔痤的話呀！」
在魏惠王垂足頓胸的同時，衛鞅因戰功被秦孝公加封於「商」，由於擁有獨立土地算是一個小國君主，當時人會以封地的名字稱呼他，於是那個名聞後世的「商鞅」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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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好死

從實力衰弱的小國王孫，如今成為崛起大國的百官之首，商鞅非常得意。所以有次他見到一個叫趙良的人，志得意滿的問：
「我以一個外人的身分來到秦國，之後改造了整個國家風氣，還建造不輸文化古國的雄偉宮廷城闕，這樣的功績與昔日同樣以外來身份輔佐秦穆公稱霸的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你覺得誰更有才幹？」
面對明擺著要人肯定的商鞅，趙良這麼說：
「百里奚當年聽說秦穆公賢明，寧願把自己賣為奴隸也要湊齊路費，對於百里奚克如此刻骨的誠意，秦國沒有人不佩服。之後他出任秦相，累了也不坐車，酷暑炎熱也不讓人不打傘，就以德化教育百姓。他死的時候，舉國百姓無不痛哭流涕，皆因感念百里奚的恩德呀。
可您之所以成為秦相，最初是靠著寵臣景監的推薦走後門，這事本身就沒啥好名聲。之後執政期間，一昧用嚴刑酷法強迫百姓改變及遵行，還讓百姓修建大規模建築，您覺得自己在百姓心中有會有什麼樣的名聲？事實上，您的新法還得罪秦國貴族，特別是當年為了立威，將受到貴族推崇的公子虔施以肉刑，如今他閉門不出八年，可見他對你怨恨極深。
百里奚當年出門，因受眾人愛戴，根本不用攜帶任何戶衛。可您如今，若沒有前呼後擁且持矛操戟的甲士貼身警備，就根本不敢出門。您的處境就好像早晨的露水，隨時準備完蛋。我看您不如把交還封地並退到偏遠的地方去自力更生，同時勸秦君施行德政，使弱勢百姓獲得照顧，或許能稍保平安。否則您要貪圖富貴並繼續獨攬國政，若有朝一日你無法再獲得秦君，那秦國想要你命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

商鞅沒有聽從趙良的勸告，而五個月後，秦孝公去世，昔日差點被演上刺青的太子繼位(這位新王日後被稱為秦惠文王)。
眼看昔日死敵成為領導，商鞅趕緊表示想退休，但此時先有人向秦惠文王建議：「秦國百姓如今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這種功高蓋主之人太危險了。況且君上您不是與商鞅有仇？不如趕緊清算他！」同時公子虔等貴族告發商鞅意圖謀反，秦惠文王於是派人捉拿商鞅。
不過商鞅提早得知消息，於是在拘捕前先落跑好投奔他國，連日的奔波後，商鞅在夜晚時分逃到邊境地帶。由於太過勞累，商鞅決定住宿旅店，結果旅店老闆說：「商鞅的新法律規定：旅店不可接納未帶身份證之人。勞駕您拿出身分證明吧。」商鞅囧了，因為逃難太急所以他沒帶身分證，何況就算他帶了，在被通緝的狀況下也不敢拿出來，於是他只能倖然離去，並道：「這法律可還真嚴謹呀。」
好不容易，商鞅走到秦魏兩國的交界處，結果把守國境的魏將忿恨地說：「你這欺騙公子卬的小人還妄想進入魏國？告訴你……沒門！」於是商鞅只能返回自己封地，而且索性發兵攻打秦國城市，估計是不想坐以待斃的被拘捕。
「哈！這下可是你主動造反，可不是什麼誣告了吧。」
秦惠文王派兵鎮壓商鞅，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商鞅戰死，其屍身被帶回秦國首都處以車裂後示眾，商鞅全族也被誅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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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ㄕ一己之見

關於商鞅不得好死的原因，歷史上許多人都有分析：得罪當權貴族、強制改變風俗、以詭詐之道行事……我覺得有道哩，但也還有可以為商鞅辯駁的地方。

比如：得罪當權貴族。但這是戰國時代的必要策略，如果不將全力及戰果從特定階級解放出來，誰還肯為國家賣力？更何況打擊貴族勢力，其實君主也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中撈到好處，所以即便商鞅死，秦惠文王仍然執行商鞅新法，因為對君主而言，這法律簡直太好用了。
強制改變風俗，這的確會讓老百姓哀號遍野，畢竟人天性追求穩定。可是商鞅變法也讓不少平民獲得以往難以想像的晉升，更是讓秦國人享受到國際地位提升的尊榮。要說商鞅的改革會讓人民因不便而忿恨一時，但時間拉長，享受到福利的群眾應該會感恩戴德的鼎力支持才是。可詭異的是，商鞅死時卻幾乎是人人歡慶，難道秦國人各個是忘恩負義的白眼狼？
以詭詐之道行事，那就見仁見智了，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自己人的恩慈。(但我認同呂思勉教授提出的一種看法，就是當你慣性的以詭詐待人，那身旁的人自然也會易詭詐待你，這就是把自己投入在危險的環境之中。)

到底為何商鞅如此被集體忿恨？觀察商鞅的變法內容，我找到自己版本的解答……相互監督檢舉，告發後採連坐懲處。

如果對課本提到「白色恐怖」時期有印象，應該知道言論及思想管制下，民眾有多麼被壓抑，而這股壓抑會形成怨念，長期的怨念若有機會抒發，將會發酵變質成巨大的反撲，即便這樣的管制當初有他的背景上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以白色恐怖而言，是為了防止共產黨進一步透過言論宣傳破壞治安，如果研究就共產黨歷史，很容易發現他們真的很會操作言論並以此動搖對手；若以商鞅變法來說，他則是希望人民先無豪易易的遵從新法，才能使秦國迅速富國強兵)。
同時，告發後採連坐懲處，遮當中有多少人因誣告而得利？又因被告而家破人亡？這不但是累積怨念，還培養一個最要不得的風氣：誣告。
大家回憶一下，秦惠文王是在何時決定要逮捕商鞅？答案是：在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要謀反。但這引申出很多疑問：商鞅謀反的動機是什麼？有沒有證據？透過這些疑問不難發現：這個告發超級站不住腳，商鞅如果據理力爭，應該能輕易反駁，可商鞅的反應卻是立刻落跑。為何商鞅反應這麼大？或許我們能合理推斷，商鞅在執政期間，對於誣告是清楚甚至縱容，所以他明白這招搞死人的功力有多厲害，以至於當他自己面臨誣告，連抵抗的念頭都不敢有。

最後做個結論吧。
以天下大勢而論，我毫不猶豫的肯定商鞅，但對於他的結局，我會說：「你活該，為你自己加諸在他人身上的所作所為負責吧。」

圖片為：電視劇海報 大秦帝國─裂變
這部電視劇大致描寫了商鞅的一生以及秦國變法的崛起，但其實自創情節非常多，也就是我說的，充滿太多現代人意淫了。
其實不是說歷史影視作品不能改編，畢竟只要是藝術創作就一定會摻有主觀的創作環節，但這部劇中把商鞅改編的超級正氣，或可稱為龍傲天、高大上......拜託，這其實很沒層次呀。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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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今天閱讀單元，邀請東美出版總編輯 李靜宜來到空中，來談「年羹堯」這位人物的歷史定位，以及導讀書籍《年羹堯之死》/ 河景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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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權臣年羹堯，雍正稱他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知遇榜樣」，
為何在一年內被定九十二款大罪，最後死於雍正帝手裡？
──君與臣，其複雜深刻的關係，往往就體現在「人情事理」之中。

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在現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歷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歷，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而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年羹堯到底做錯了什麼？雍正為何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年羹堯之死》從新穎的角度，圍繞著年羹堯與雍正君臣關係的演變歷程，從新穎的角度，立體而真實地展現年羹堯與雍正的性格；更根據奏章、信件、黃帝朱批等珍貴史料，加以對史實細節的深入刻畫與剖析，結合時代背景、制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做出細緻的歷史推斷，為年羹堯大起大落的一生下了新的註解。

◎作者簡介：鄭小悠
女，1980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現就職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專業研究側重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