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如何正確地「煉字」?】
我們都知道,在文學創作時,任何詞彙的更動、語句順序的調整,都可能影響整體的意思與感受。因而,如何根據需求字斟句酌,就顯得特別重要。
關於「煉字」,小編很喜歡朱光潛的這篇文章。他從古典文學中舉例,告訴我們該如何斟酌用字,讓詞彙和情感能相呼應。同時也提到「避免陳腔濫調」的說法。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位文學大家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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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 / 朱光潛
郭沫若先生的劇本《屈原》裡嬋娟罵宋玉說:「你是沒有骨氣的文人!」上演時他自己在台下聽,嫌這話不夠味,想在「沒有骨氣的」下面加「無恥的」三個字。一位演員提醒他把「是」改為「這」,「你這沒有骨氣的文人!」就夠味了。他覺得這字改得很恰當。他研究這兩種語法的強弱不同,「你是什麼」只是單純的敘述語,沒有更多的意義,有時或許竟會「不是」;「你這什麼」便是堅決的判斷,而且還必須有附帶語省略去了。根據這種見解,他把另一文裡「你有革命家的風度」一句話改為「你這革命家的風度」。
這是煉字的好例,我們不妨借此把煉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員把「是」改為「這」,確實改的好,不過郭先生如果記得《水滸》,就會明白一般民眾罵人,都用「你這什麼」式的語法。石秀罵梁中書說:「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楊雄醉罵潘巧雲說:「你這賤人!你這淫婦!你這你這大蟲口裡流涎!你這你這——」一口氣就罵了六個「你這」。看看這些實例,「你這什麼」倒不僅是「堅決的判斷」,而是帶有極端憎惡的驚歎語,表現著強烈的情感。「你是什麼」便只是不帶情感的判斷。縱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見出來。不過它也不一定就是「單純的敘述語,沒有更多的含義」。《紅樓夢》裡茗煙罵金榮說:「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這裡「你是」含有假定語氣,也帶「你不是」一點譏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對了。從此可知「你這」式語法並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語法都來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風度」 改為「你這革命家的風度」,似乎改得並不很妥。「你這」式語法大半表示深惡痛嫉,在讚美時便不適宜。「是」在邏輯上是連接詞,相當於等號。「有」的性質完全不同,在「你有革命家的風度」一句中,風度是動詞的賓詞。在「你這革命家的風度」中,風度便變成主詞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話。
這番話不免囉嗦,但是我們原在咬文嚼字,非這樣錙銖必較不可。咬文嚼字有時是一個壞習慣,所以這個成語的含義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學,無論閱讀或寫作,我們必須有一字不肯放鬆的謹嚴。文學藉文字表現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顯得思想還沒有透徹,情感還沒有凝煉。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實際上就是調整思想和情感。從來沒有一句話換一個說法而意味仍完全不變。例如《史記》李廣射虎一段:
「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更復射,終不能入石矣」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虛在《史記辨惑》裡說它「凡多三石字」,當改為「以為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為石,因更復射,終不能入」。或改為「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簡潔些,卻實在遠不如原文,見「草中石,以為虎」並非「見草中有虎」原文「視之,石也」,有發現錯誤而驚訝的意味,改為「既知其為石」便失去這意味。原文「終不能復入石矣」有失望而放棄得很斬截的意味,改為「終不能入」便覺索然無味。這種分別,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細心玩索一番,自會明白。
一般人根本不瞭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關係,以為更改一兩個字不過是要文字順暢些或是漂亮些。其實更動了文字就同時更動了思想情感,內容和形式是相隨而變的。姑舉一個人人皆知的實例,韓愈在月夜裡聽見賈島吟詩,有「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兩句,勸他把「推」字改為「敲」字。這段文字因緣古今傳為美談,於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說得好聽一點,都說「推敲」。古今人也都讚賞「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實這不僅是文字上的分別同時也是意境上的分別。「推」固然顯得魯莽一點,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歸寺門原來是他自己掩的,於今他推。他須自掩自推,足見寺裡只有他孤零零的一個和尚。在這冷寂的場合,他有興致出來步月,興盡而返,獨往獨來,自在無礙。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氣度。「敲」就顯得他拘禮些,也就顯得寺裡有人應門。
他仿佛是乘月夜訪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裡假如不是熱鬧場合,至少也有一些溫暖的人情。比較起來,「敲」的空氣沒有「推」的那麼冷寂。就上句「鳥宿池邊樹」看來,「推」似乎比「敲」要調和些。「推」可以無聲,「敲」就不免剝啄有聲。驚起了宿鳥,打破了沉寂,也似乎頻添了攪擾。所以我很懷疑韓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稱賞的那麼妥當。究竟哪一種意境是賈島當時在心裡玩索而要表現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問題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個比較恰當,而在哪一種境界是他當時所要說、且與全詩調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裡實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無論是閱讀或是寫作,字的難處在意義的確定與控制。字有直指的意義,有聯想的意義。比如說「煙」,它的直指的意義見過燃燒體冒煙的人都會明白。只是它的聯想的意義遠離不易捉摸,它可以聯想到燃燒彈,鴉片煙榻,廟裡焚香,「一川煙水」「楊柳萬條煙」「煙光凝而暮山紫」「藍田日暖玉生煙」——種種境界。直指的意義載在字典,有如月輪,明顯而確實
聯想的意義是文字在歷史過程上所累積的種種關係。有如輪外月暈,暈外霞光。其濃淡大小隨人隨時隨地而各各不同,變化莫測。科學的文字越限於直指的意義就越精確,文學的文字有時卻必須顧到聯想的意義,尤其是在詩方面。直指的意義易用,聯想的意義卻難用,因為前者是固定的,後者是游離的,前者偏於類型,後者偏於個性。既是游離的個別的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蘊豐富,也可以使意義含糊甚至支離。比如說蘇東坡的「惠山烹小龍團」詩裡三四兩句「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天上小團月」是由「小龍團」茶聯想起來的,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關聯,原文就簡直不通。如果你不瞭解明月照著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裡,那一點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處。這兩句詩的妙處就在不即不離、若隱若約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龍團茶」一句話來得較豐富,也來得較含混有蘊藉。難處就在於含混中顯得豐富,由「獨攜小龍團,來試惠山泉」變成「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這是點鐵成金,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就在這一點生發上面。
這是一個善用聯想意義的例子,聯想意義也是最易誤用而生流弊。聯想起於習慣,習慣老是喜歡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誘性最大,一人走過人人就都跟著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濫。沒有一點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濫也是如此。從前作詩文的人都依「文料觸機」,「幼學瓊林」「事類統編」之類書籍。要找詞藻典故,都到那裡去乞靈。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嬙西施」,才子都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談風景必是「春花秋月」,敘離別不外「柳岸灞橋」,做買賣都有「端木遺風」,到用鉛字排印數籍還是「付梓」「殺青」。像這樣例子舉不勝舉。他們是從前人所謂「套語」,我們所謂「濫調」。一件事物發生時,立即使你聯想到一些套語濫調,而你也就安於套語濫調,毫不斟酌地使用它們,並且自鳴得意。這就是近代文藝心理學家所說的「套版反應」。一個人的心理習慣如果老是傾向於套板反應,他就根本與文藝無緣。因為就作者說,「套版反應」和創造的動機是仇敵;就讀者說,它引不起新鮮而真切的情趣。一個作者在用字用詞上離不掉「套版反應」,在運思佈局上面,甚至在整個人生態度方面也就難免如此。不過習慣力量的深度常非我們的意料所及。沿著習慣去做總比新創更省力,人生來有惰性。常使我們不知不覺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應」裡去。你如果隨便在報章雜誌或是尺牘宣言裡面挑一段文章來分析,你就會發現那裡面的思想情感和語言大半都由「套板反應」起來的。韓愈談他自己做古文「惟陳言之務去」。這是一句最緊要的教訓。語言跟著思維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濫的語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濫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會朝深一層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來的,不致落入下乘。
以上只是隨便舉實例說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舉不盡道理也說不完。我希望讀者從這粗枝大葉的討論中,可以領略運用文字所應有的謹嚴精神。本著這個精神,他隨處留心玩索,無論是閱讀或寫作,就會逐漸養成創作和欣賞都必須的好習慣。它不能懶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時興會所生的幻覺迷惑而輕易自滿。文學是艱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勵推陳翻新,時時求思想情感和語文的精煉與吻合,他才會逐漸達到藝術的完美。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意思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 古人旅行妙趣多|遊必有方|23 >
「古代的文人喜歡以詩詞記事抒情,不少遊覽詩中記載的地方都很好玩。」小熊說:「當然我是指樂遊那部分。」
「其實只要心情好,眼前美景自然就會多了。」阿佳應道:「孔子說,君子登高必賦,其實還有不少詩人喜歡騎驢而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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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旅行已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每年都計劃到哪裏去旅行,考慮選擇什麼樣的旅行方式。其實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古人,在中國古代,最活躍的旅客大抵是詩人,農民一般被固定在土地上,很少有機會出門,相當高比例的古詩實際上是遊記。詩人的筆下,風光無限。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泰山是「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赤壁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揚州是「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
古代詩人中最喜歡旅行的我認為當數李白。李白自小酷愛旅遊,出蜀之前就遊遍了巴山蜀水。25歲只身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除了中年在長安供奉翰林兩年半,其餘的時間,幾乎一直過著飄蕩四方的漫遊生活,前後歷時27年。有人統計過李白的詩文,綜其一生,他遊歷過18個地方(省、自治區、市),總共到過206個州縣,登過80多座山,遊覽過60多條江河川溪和20多個湖潭。
其實像李白一樣,喜歡旅行的古詩人多得數不過來,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位詩人都是半個旅行家,其中又以盛唐時期的詩人最為顯著。盛唐時期詩人旅行時間長,遊程遠,人數多,而且還喜歡成群結隊出遊。如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曾幾次出遊,時間較長的一次歷經汴水、蘇州、太湖、杭州,後從吳越回家。也正是在出遊的路上,他結識李白,建立了深情厚誼。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中,「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不捨之情溢於言表。另一位同孟浩然合稱「王孟」的山水田園詩人王維也沒閑著,他奉帝命離開長安到涼州勞軍,耗時幾月,期間出差、旅遊兩不誤,使得「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描繪永駐人間。邊塞詩人高適南遊荊襄,遠赴薊北,後又漫遊梁、宋,後人形容其「少孤貧,愛交遊,有遊俠之風」。不得不說的還有詩聖杜甫,從20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10年以上的漫遊。天寶三年在洛陽與李白相遇,造就了詩歌史上最著名的同遊,也在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光輝的一頁。後來他們在開封又遇到了高適,還結成了三人「自助旅行團」。
古人交通沒有現在發達,因此他們的旅行方式也與現在不一樣。古代詩人旅行大多愛騎驢,驢是詩人最佳旅行工具,像騎馬,「一日看盡長安花」,比較俗。陸遊詩:「身上衣裳雜酒塵,遠遊何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多麼的富有詩意啊! 「苦吟派」詩人賈島則有兩次騎驢覓詩的經歷——一次是初赴長安趕考,賈島在驢上吟出一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將「敲」字改為「推」字,不禁在驢背上吟哦起來,引手作推敲之勢,不想沖撞了京兆尹韓愈。韓愈對賈島此舉大加讚賞,最後二人並轡而歸,共論詩道,流連累日,結為布衣之交。另一次也是在長安。時值深秋,落葉紛紛,賈島騎驢慢行,觸景生情,吟出一句「落葉滿長安」,又開始想下聯,忽得「秋風吹渭水」,喜不自勝,不覺又一次沖撞了京兆尹的車仗,不過此次的京兆尹已非韓愈,而是劉棲楚,最後的結果是賈島被關押一宿,次日早上方被放出。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時,經常乘驢出行,由一名老卒牽著,「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就是在這種走走停停中,創作出了「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遲歸」(《北山》)、「臨溪放杖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定林所居》)、「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鍾山即事》)等觀察入微、意境幽遠的好詩,被譽為「王荊公體」。明代,騎驢覓詩的形象不僅入詩,且入畫,成為文人標榜性情、以示孤高的舉止之一。唐寅作《騎驢歸思圖》,其題畫詩云:「乞求無得束書歸,依舊騎驢向翠微。滿面風霜塵土氣,山妻相對有牛衣。」詩畫中的人物也是作者自身的寫照。
古代旅行,突出一個慢字。清朝算是效率甚高,八百里加急,一封信從北京特快專遞到廣州,也得好幾天,而且驛馬倒斃於途中不知多少。李白相當於鐵道部長,說,提速吧,於是「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李白一向看不起杜甫做詩的苦,但老杜的馬拉松也不含糊:「即從巴陝穿巫陝,便下襄陽向洛陽。」十四個字跑了一兩千里路。當然,老杜後來跑到一半就掉頭南下了,到死也沒見著洛陽的影兒。 最狠的還是韓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不過提速這事兒不能抬杆,花木蘭還「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呢。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古人旅行好像只在環形跑道上溜達。 顧炎武號召「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些年杜牧也沒閑著,但總是圍著揚州城跑圈兒。「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結果路沒少跑,讀書卻多半稀鬆,「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檢討書上也說自已沒幹有益人民的正事兒。當然也有話可說,朝廷裏亂糟糟的,咱才不淌那渾水兒。 環形跑道上的詩人,大都苦悶。杜甫說「北極朝廷終不改」,可那段時間也正是他最苦悶的時候,雖然圍著皇帝轉,但頂多是顆冥王星,遠了去了。還有文天祥,轉戰抗元的歲月,做詩說自已的心就像指北針,永遠向著朝廷,真是比黃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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