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30)
那些年我讀的書
數年前,作家蔡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愛情小說家亦舒少女時代常愛流連在我主編的《伴侶》雜誌社,我引導她看《紅樓夢》和《魯迅全集》,《紅樓夢》「她一看數十次,背得滾瓜爛熟,看得寫了三百本愛情小說」,「但魯迅文章一看,就看壞了,別的不學,學到魯迅的罵人。」
1964、65年吧,亦舒十七八歲,剛在《明報》發表《女記者手記》不久,有人介紹她給《伴侶》寫稿,她跟男朋友常來雜誌社閒聊。我沒有「引導」她,是她問我看什麼書,我就說看《魯迅全集》和《紅樓夢》。她最先找魯迅的小說看,跟我談起來,許多我沒有留意的細節她都注意到。她有沒有看魯迅雜文,我不知道,但魯迅雜文大多只針砭時弊,極少罵個人,他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因此,被他看得起而「有言」批評的人極少。
《魯迅全集》所含文化養份多,國學,西學,融會貫通於對人生、社會、時政的思考、評析與發現中。文化界前輩、寫一手好雜文的羅孚說,他是吃魯迅奶水成長的。我想我也是,當然讀書不能照單全收,不能替代思考。
我當時的工作之一,是要根據中國出版的各種中國古代詩詞的註釋本,編選三冊《中國歷代詩選》,因此廣泛地閱讀了自《詩經》以來的中國詩歌,極為沉迷中國古代詩詞的語言、意象、情操和境界。《大公報》的前輩陳凡那時對我說,做編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起標題,而標題要起得好,讀《唐詩三百首》最有用。回看那個時代的報紙標題、電影名字,包括西片譯名,大都能瞬間吸引眼球,有好多還留下忘不了的印象,比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劍膽琴心》等等。近二三十年,起標題就越來越不講究甚而有點怪怪了。
閱讀中,最觸動我思想感情的,是十九世紀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其中,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道主義、深刻反映現實,和對感情世界、對人性的解剖挖掘,都使我深感震撼。長篇小說中我讀得最仔細和寫過長篇讀後感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短篇小說讀得最多的是契訶夫。1958年,我買了共27本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選集》,這套書我收藏至今。他的故事,也常被我引用到時評文章中。
比如《第六病房》。小說講的第六病房,是當年俄國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房。與其說是病房,不如說是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房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被送到第六病房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著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公正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語無倫次,以致被人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房。
另一個主人公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拉京。拉京剛來醫院時,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份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產生了一套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哲學。
在病房,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是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是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使他也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在與其他人談話中也講一些憤世嫉俗的話,他的言談被人認為是「瘋話」,最終醫院同仁指他是「瘋子」,關進第六病房,而且折磨致死。
小說告訴我們,真正有病的是病房外的人。虛構的小說所反映的才是真實的世界。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43)
圖1,魯迅詩「悼楊銓」手跡:「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圖2,1958年買下的「契訶夫小說選集」。
圖3,「1959年在香港出版界慶祝國慶集會上。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1萬的網紅堅離地球 · 沈旭暉,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新香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顛覆一切,形勢一片「大好」,連經典文言文範文也被DQ。說來,香港中學範文為甚麼包括文言文,香港人的語文風格除了中英夾雜、為甚麼行文有時也文白夾雜、卻又可以廣東話書寫,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本土文化,這都要歸功於歷史上最有學識的香港領導人,也是百年前就提出「永租新界」的外交家:...
魯迅雜文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抉擇(李怡)
俗語說:「好了傷疤忘了痛」。當傷痛過去,一切恢復老樣子之後,人就會把過去的傷痛忘記,至少是擱一邊,甚而提都不願意提起。因為提起也是挖傷疤。「忘了痛」往往不是自然地「忘」,而是有意識地忘的。
麗儀和大女兒似乎有意識地想忘記那一段傷痛。我雖間接受害,卻無法忘記這一次重擊。因為我要主持一份刊物的筆政,因為我要繼續寫作,我不能忘記自己半年前寫的這段話:「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並且說:「盲從太危險」。
中共對所有的文化事業,報紙、雜誌、書籍出版、電影、戲劇、音樂等等,都歸類為宣傳工作,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的文化事業如此,而且認定西方的、世界的,所有的文化事業都是宣傳。中共毫不隱諱地由「中央宣傳部」來統管所有的文化事業。對報紙雜誌的編輯採訪和副刊寫作的要求,第一是立場,第二是觀點,第三是方法。最重要就是立場,也就是站穩中共黨的立場。
但中共的立場是會變的。比如向蘇聯一面倒的時期,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質疑,都是站錯立場;而當中共與蘇共翻臉後,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肯定,或對來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有任何正面說辭,也被認為立場有問題。文革時,林彪事件發生前後,中共立場大翻轉。文革期間和文革後,「愛國」陣營許多人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勢」,因為形勢是黨的立場不斷大轉彎。而只要你是在中共卵翼下的文化工作者,不管你是否中共黨員,都要緊跟黨的路線,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於是,從事文化工作的左派,就要不斷否定自己的昨日,不斷扭曲自己,在自己都不理解的情況下去為黨的政策宣傳。中共有句話,叫「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意思就是鼓勵盲從。
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魯迅說,自己雖然也算是寫「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因此,「遵命文學」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編輯與寫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這就是當時(以至現在),在極左思潮之下的中共文宣產品都無法吸引讀者的原因,即使是左派讀者。
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在那一場傷痛後,我更認識到我不能夠放棄「盲從太危險」的準則。
當事情過去,麗儀學校的領導,就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她已經非常鄙視領導和那些附從者了。香港的領導人在我面前,也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我沒有鄙視他,只是我知道他的局限,因此我在編政上更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但我沒有從左派陣營走出來,即使在思想上,也沒有覺悟到要決裂。相反,我覺得事情終於有了好轉,也許可以說明,不合理的、違反事實的、荒謬的施政,終會改變。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原因,而左右了對形勢的判斷。
更現實的是,我妻子女兒還在大陸,我自己也還在左派陣營工作。若脫離這個圈子,我的家庭怎樣?我哪裏有適合的工作?我和一家怎麼存活?今日回想起來,那時或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
魯迅雜文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寧肯:如何從零開始寫一部短篇小說】
這次分享的是,著名的中國作家寧肯的創作經驗談。
他提到創作短篇小說的核心,有三個關鍵字:經驗、想像、發現。
接著以他個人嘗試創作短篇小說為例,講解從人生經驗到創作出短篇小說的過程。
一起來看看他的創作經驗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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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的想像與發現 / 寧肯
01
文學的「發現」與現實的「發現」
當我們談起小說時,一定要把中、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分開,不能籠統的講小說如何如何。因為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太不一樣,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一套工藝,一套認識,一套獨特的操作過程。所以當我們談論短篇小說經驗時,它不一定適合長篇小說。
所以我今天談論的一切都只在短篇小說範疇中。
我講的題目和我最近的寫作非常接近——個人經驗的想像與發現。這裡面有非常明顯的三個關鍵字:經驗、想像、發現,這三個詞正是短篇小說的核心。
在我曾經的寫作中確實在這三個詞上面碰到了問題,卻來不及去系統地總結。恰好昨天在來的火車上,我與一位《收穫》雜誌的年輕編輯聊得非常投機。
我在給他發的一段微信裡是這麼說的,「小說的核心是發現,發現靠的什麼?靠的是想像。想像靠的什麼?靠的是經驗。」
「發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你究竟要表達的是什麼,你發現了什麼。這裡的「發現」和創意寫作中的「創意」兩個字有一點相似,但是它的路徑卻又不盡相同。創意具有很強的主體性,人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去主動尋找一個創意、一個好的想法、一個靈感,但是短篇小說裡面的「發現」有非常大的區別。
對於短篇小說來講,經驗到發現不是一個直通車,很多時候發現具有隱蔽性,這也是寫作小說的一個特別大的難題。
我們生活中有怎樣的經驗就想到要表達怎樣的東西,於是,我們就誤以為自己找到了創意,再急忙忙地去加工、組織,表達那些經驗中已成型的東西。然而,這樣寫作的結果大多數是失敗的。
有時候我的寫作非常容易陷入苦惱,經過虛構、加工卻沒有超出經驗的範疇,然而,好小說要突破經驗的禁錮。
如何突破呢?這時候就需要想像。
面對經驗,我們能夠昇華出什麼樣的東西來,想像出什麼樣的故事來,這個階段往往是最考驗一位作家的能力。
所以小說創作需要經過想像,想像之後才能發現。如何通過想像就達到這種發現?這裡面確實需要靈感,需要非常複雜的個人經驗,包括技巧、閱讀等等,也就是我們統稱的文學修養。
02
從個人經驗到小說創作
下面我想結合我的創作經歷來談論——經驗如何喚醒自我表達,自我的表達又如何轉化成小說的表達。
雖然我一直在從事長篇小說創作,但我認為一個作家不寫短篇小說是非常大的遺憾,是不能充分體會到小說樂趣的,於是,我開始寫短篇小說,可是,我已經60歲了,到這個年齡該如何重新開始寫短篇小說?是零敲碎打還是來了靈感再寫?
所以,我給自己做了一個規劃,先把自己直接的經驗記錄下來,寫了一本散文,把我童年的往事,我生活的北京胡同,我上學的經歷,把我關於70年代北京胡同的記憶一篇篇的寫出來,後來起了一個名字叫《北京:城與年》(還意外得了魯迅雜文獎)。
我的目的是先把這個經驗記錄下來,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判斷哪些經驗可以轉化為小說。
其實,在做劄記的過程中,一些地方就已經讓我有了寫短篇小說的衝動。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 「九一三事件」對我的震動非常大。那時我正在上小學五、六年級,事發當天我們誰都不知道,不像現在,發生一個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那個事情是蓋著的,直到「十一」前後的遊行,大家才知道出事了。
這個例子裡的直接經驗是什麼?是震撼,是分裂,這些主題就足夠我進行一個文學的表達。但是,從技巧上來講我發現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實際在9月13號當天什麼都沒有發生。真正的9月13號是大家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才叫9月13號。所以,我就寫9月13號那天去上學的兩個學生,那一天幹了什麼,經歷了哪些東西,之後再跳到真正的9月13號,將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日子,和另外一個重大的日子結合在一起。兩個平行的時間進行對比,以此來表達這種震撼。
起初創作這篇小說時有三個要素:
第一,寫了一個白痴學生,矮矮的個子、穿著大背心、背著大書包。主角是白痴,敘述者是夥伴。
第二,政治事件,人們接到消息的震撼過程就像一個葬禮的過程。一個時代的葬禮。
第三,光有一個政治事件是不夠的,因為我想表達這個白痴孩子被震撼到瘋狂、崩潰。他本來精神就有問題,結果聽完這個事情就裸奔了。
03
在創作的過程中「再發現」
這是我想表達的問題,但是,當我寫完之後發現光有這個是不夠的,這是直接經驗,直接經驗導致直接發現,這不是文學主題,這是一個社會主題,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人的主題」。
所以,我又增加了一個情節。他們上學的路上有一個叫九道彎的小胡同,這個胡同出現了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巨幅色情畫,這是一個性交的場面,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受到這樣一個巨大的政治刺激和色情刺激之後,這個孩子才瘋掉。忽然他就奔跑起來,同伴就在後面追他,怎麼也沒有追上,這個孩子從此就消失了。
我覺得多了這個維度之後,增加了我對這個時代的表達,小說的複合性、隱喻性也更強了,但是這個表達還不夠,結局得有一個交代。所以,在這個故事的結尾,也就是一年後這個孩子又回來上學,他的夥伴還跟他一塊上學。然而,有一天他的夥伴,沒有出現在兩人平時見面的地方,所以這個白痴孩子一直等,等到中午,其他人都放學回家,他也就跟著放學回家了。這個時候我著重描寫他眼神中的期待。
當我寫完最後一句話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的小說表達的不是震撼、精神分裂,或者說這些都是次級表達,真正的表達是一個白痴在那樣一個時代下崩潰了,可是崩潰之後還在等待他的同伴,這個是小說主題,不是震驚、不是分裂,而是等待。
這就是小說的發現,非常隱蔽,不經過幾次這樣的想像,很難發現。特別是對於文學意義上的小說來講,如果沒有這樣的發現,那麼小說就還停留在社會學層面上。
這是我講的個人經驗、想像和發現的關係,他們是曲折的而非直通的,這種曲折也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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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顛覆一切,形勢一片「大好」,連經典文言文範文也被DQ。說來,香港中學範文為甚麼包括文言文,香港人的語文風格除了中英夾雜、為甚麼行文有時也文白夾雜、卻又可以廣東話書寫,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本土文化,這都要歸功於歷史上最有學識的香港領導人,也是百年前就提出「永租新界」的外交家:第17任港督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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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持文藝座談會,叫齊所有出名的文藝人士,然後發表談話。嚴格來講,黨的第一把手主持文藝座談會並發表講話,這是歷史上的第二次。對文藝作出原則性指示。他講一句等於一萬句,全國所有人都要照他的方針進行。但中間又夾雜了半次,遲點才告訴大家那半次是甚麼。
上一次,我已經讀到熟。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基本上最重要的是,你們不能講那些為文藝而文藝,或者資產階級的溫情人性。每逢寫任何東西,都要問三個問題。第一,是為誰而寫?第二,是寫給誰看的?第三,寫出來的效果是怎樣。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是應該站穩他的立場,他的作品是要為工農階級而寫,而不是知識份子消閒用的。寫作就是要給工農階級,寫出來不能夠扮高深,是要給工農和無產階級看的。然後寫完要問自己,這本作品是對革命有利還是無利。寫出革命的壞事,那是對革命沒有利,如果寫國民政府的好事也是對革命無利,所以這是不能寫的。
這叫做站穩階級立場,叫做文藝戰線,在戰場上要打贏人,就要做這些。坦白講,一要考慮這東西的,寫出來的已不是文藝作品,而是宣傳單張。這是第一個大災難,延安文藝講話籠罩了中國幾十年。
第二,那半次是甚麼,是江青同志主持解放軍文藝工作會議。江青同志的談話是怎樣呢?江青同志的談話是雖然我們國家己經解放了廿多年。但是在文藝戲曲中還未解放,還是用舊那套。戲中還是帝皇將相、才子佳人,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東西,這是不行。革命時代讓無產階級翻身,就要有無產階級的文藝作品,這些封建思想統治的文藝階層是要被打倒。於是搞出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不可以做戲,只可以做樣板戲。樣皮戲做了十年。
現在我們偉大的習大大又主持文藝講話。他話基本上,現在作品太低俗。我為我的老友王晶擔心,因為他交過作品上去審批,結果回來也不能剪,因為審批只寫了意識低俗。意識低俗,那麼還能剪嗎?都不知可以怎麼剪。第二,習大大講不要做市場的奴隸。不做市場奴隸,部戲不賣座,沒有人看。那從事者何以為生。那返回以前的年代,國家出糧給他們寫作,但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人看的。還有要對之前從事文藝工作的人或者有貢戲的人加以致敬。那不是又要拍回魯迅那些矛盾那些東西出來。那些左聯作家作品是否又要拿出來再拍過。祥林嫂、阿Q正傳那些拍來拍去。然後他講了兩個網絡小說作家出來講,一個叫做周小平、一個叫花千芳。一個中學畢業,一個初中畢業,曾經辦過色情機構被捕,二人因此而紅了。
大家寫作要有多些正能量。甚麼叫做正能量。即是一定要愛國,為國家生產,為公共貢獻。向雷鋒同志學習。如果這些東西能夠鼓吹到,便不會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這完全是倒退,這樣令整個文藝電視電影界,一窩蜂不敢再做這些東西。因為他一句頂一萬句,講了還可以再做﹐是搞作對。之後大家拍來拍去都是西遊記、大鬧天宮。再拍三大解放戰役,拍完都沒有人看的。再拍建黨、建國偉業,偉大的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鄧小平在深圳,習大大在福建。去年又拍了一次雷鋒,全國沒得上映,在南京上映,十多間戲院上映,但票房是零。因為沒有人喜歡看雷鋒。別人不覺得雷鋒可以看。那時候五十年代,幫人執屎、扶大媽過馬路等,竟然都可以有人在旁邊幫他拍照。那真的是神奇的事,要知道菲林、相機都是很昂貴的東西。全部都是後來做假的。現在大家想回大陸搞任何文藝都可以死了心。未來會是一片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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