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馬爾薩斯人口論主要論點 在 政經八百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馬爾薩斯人口論主要論點 在 Anita Chen 陳巧茵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今日芬蘭新聞:
芬蘭家長們連署反對復課 shorturl.at/hpJL5
芬蘭教師們持續醞釀罷工 https://www.oaj.fi/
赫爾辛基醫院: 兒童氣喘病患者和兒童糖尿病患者不算高危群還是可以上學 🤦🏻♀️ https://www.hs.fi/kaupunki/art-2000006498659.html
芬蘭總理: 口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口罩短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在口罩短缺下建議戴口罩。https://yle.fi/uutiset/3-11337461
Alexis Kouros是赫爾辛基時報的總編輯,同時也是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醫學博士:
【讓芬蘭孩子現在回去校園2星期是不負責任,沒有用而且動機錯誤】
芬蘭政府決定從5月14日起重新開放基礎教育,直至整個學期結束,該學期於5月29號結束。該決定不會給市政當局,學校,教師或父母留下任何餘地,並且對每個人都是強制性的。高危家庭的孩子或有高風險家庭成員的孩子應出示醫生聲明,以留在家中。那些有“流感”症狀的人也可以待在家裡。
這意味著,5月中,每個芬蘭的孩子和老師都必須重新參加11天的面對面教學。但諷刺的是,芬蘭衛生局在同一時期預測該流行病將在芬蘭達到頂峰。
政府對重新開放設定了一些要求,強調需要與社會隔離,並為班級和飲食提供特殊安排,例如使用“其他設施”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並將教學內容分為不同的班次。
這項決定令正在受到遠程教學束縛的老師和家長們感到困惑和驚訝,這是在停課24天后逐步重新開放社會的第一步。
媒體採訪的老師,父母和學生大多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持批判和懷疑態度。任何與孩子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告訴你,不可能強迫孩子遵守社會疏離規則。老師們還發現這些指示常常很可笑。 “我的學校有500名學生。設施早已充分使用。一半以上的學生也坐校車上學。我們必須按班級組織午餐課,輪流教學,安排額外的洗手。這一切都要在兩週內完成?我能說有很多人不會上學了,”薩斯瑪塔拉西爾瓦學校的校長賈里·安德森(Jari Andersson)發推文說。
教育部長李·安德森(Li Andersson)提醒有關父母,所有決定均基於對衛生保健官員的評估,即重返學校是安全的。政府說:“國外和國內的經驗表明,兒童在傳播新的冠狀病毒方面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THL)的衛生安全負責人Mika Salminen表示,兒童很少感染該病毒,即使那樣,通常也只會出現輕微症狀。他說,兒童將病毒傳播給成人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不幸的是,這並非完全正確。在大流行開始時,有人懷疑兒童可能是超級傳播者,後來的觀察結果表明他們並未患上重病,但仍未就兒童在傳播病毒方面的作用及其對兒童的危險進行評估。健康。 關於兒童和Covid-19的科學研究很少,而且我們很多還不知道。
英國牛津大學的安德魯·帕特斯教授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服務的採訪時說,儘管兒童本身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可能較低,“目前,我們對兒童之間或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傳播知之甚少。 ”
實際上,有一些相反的證據。 “對兒童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那些被發現感染的人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其傳染出去。”教授說。安德魯補充說。 “關於開設學校的問題是,何時發生這種情況,孩子們是否會對傳遞給社會的其他方面做出重大貢獻。”
儘管兒童很少有成年人患有Covid-19的嚴重肺炎,但懷疑還有其他疾病是由兒童Sars-CoV-2病毒引起的。兒童出現的症狀從腎衰竭和血管發炎到川崎綜合徵不等,困擾著全世界的兒科醫生。儘管這些病例很少見,但它們是嚴重的跡象,表明該病毒在兒童中的行為可能完全不同,並具有我們尚不知道的長期影響。許多差異似乎是基於與成年人(尤其是成年人)相比,幼兒的免疫系統運作方式的巨大差異,而不是基於病毒的感染率或傳播性。
兩項新的研究增加了兒童可以傳播冠狀病毒的證據,數據表明,如果學校重新開放,病例可能激增。在發表在科學上的一項研究中,一組研究小組對來自中國兩個城市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即使兒童對病毒的易感性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但是,由於孩子們在學校中的接觸機會是成年人的三倍,因此被感染的風險是成年人的三倍,這幾乎使孩子的感染風險均勻。研究得出結論,保持學校關閉可以減少40-60%的感染傳播。
由德國著名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博士進行的第二項研究比較了接受測試的兒童和成年人,發現進行陽性港口檢測並散發與成年人一樣多的病毒的兒童因此具有與成年人一樣的傳染性。研究發現,無症狀兒童的病毒載量高於有症狀的兒童或成年人。有些甚至具有“高濃度病毒”。
即使這只是兩項研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明確答案,“基於一些未經調查的觀念就要學校復課,那將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哥倫比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杰弗裡·沙曼(Jeffrey Shaman)告訴《紐約時報》
另一個問題是,學校由許多成年人,老師,管理員,廚師,護士,心理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組成,孩子們必須使用公共或學校交通工具上下學。就在最近,赫爾辛基市18個幼稚園中有24人確診。
對於這麼多成年人來說,在一個短暫而無用的為期11天的“恢復正常”劇場中扮演演員的危險,真的值得嗎?
當局用於重新開放學校的另一個論點是兒童保護案件報告的減少,由於老師缺乏和學生聯繫而減少發現兒童虐待案件。虐待和虐待兒童是芬蘭的一個嚴重問題,每年報告的案件超過10萬例,僅去年一年就有18 500名兒童被安置在收容所和寄養家庭中。可以肯定的是,托兒所和學校積極參與了這些案件的報告,但是社會必須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一問題,並解決造成貧困,失業以及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問題的根本原因。學校也不應該充當兒童虐待的主要警務機構,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此問題,但是其中不包括重新開放學校11天,使超過56萬的學生及其家庭遭受冠狀病毒感染的風險。
馬林政府在沒有令人信服的退出戰略的情況下徘徊不休。關閉期造成芬蘭每週損失超過10億歐元,但並未有效地用於測試和追踪病例並控制這一流行病。現在,我們已經全面撤回了已失效和危險的“群體豁免權”選擇,儘管這種選擇經常被否認,但似乎是當局從一開始就擁有的唯一“戰略”。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選擇不是基於知識和科學,而是僅因為它是政府毫無準備的唯一出路。不幸的是,處理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所需要的緊迫感缺失了。
我們不應將芬蘭與其他國家的最壞情況進行比較。芬蘭人口少而散,病毒到來較晚,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如果及時有效地加以利用,可能會完全控制這一流行病。
關閉不是治愈方法,而只是一個暫停按鈕。在這段寶貴的時間裡,應該發生很多事情來改變防疫策略,但是不幸的是,我們在進入關閉後就毫無防備地退出了。
社會不可能永遠關閉,政府被迫試水,但是學校並不是最好的開始。兒童不應成為首先要犧牲的白老鼠。
#赫爾辛基18個幼稚園24人確診
#芬蘭教師要求教師工會訴訟政府
馬爾薩斯人口論主要論點 在 社會革命黨- 馬爾薩斯(1766~1834)是英國的牧師 - Facebook 的推薦與評價
他在《人口論》(1798)一書中提出,人和動、植物一樣都聽命於繁殖自己種類的本能 ... 所創立的關於人口增加與食物增加速度相對比的一種人口理論,其主要論點和結論為: ... ... <看更多>
馬爾薩斯人口論主要論點 在 經濟學的鼻祖--古典學派By財金三陳逸芩- 精華區FinanceTop 的推薦與評價
古典學派
前言
經濟學與人類密不可分,而亞當斯密(Adam Smith或譯亞當‧史密斯)古典學派
的創建者的經濟學,係建構在人類社會實際情況,即倫理與經濟不可分離的關鍵上
之一個理論體系。
人是極其利己的,可是健全的社會不可能建立在充滿利己的現實世界上。亞當斯密
所繪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人畫像,可說是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人類理想形象
。因此,所謂利己心並非不顧社會而一昧自我主張,而是充分顧慮到別人後的主張。講
求謙虛禮讓和堅忍獨立不拔的精神亞當斯密經濟學的基本性格,正是此種社會的寫
照。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經濟哲學,是起源於適合由小規模生產者組成的社會,這些靠
自己的能耐努力工作的小規模生產者們,依其不懈的勤勞累積財富,逐漸成長為大規模
的產業資本,力主勤勞和節約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和精神的原動力。由此,古典學派的經
濟學主張,不僅具生產力的勞動才是財富的根源,並且與人們勞動等量的商品交換也同
等重要,從而可以窺得在經濟學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勞動價值論的社會性意義。
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亞當斯密外,尚有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馬爾薩斯(Tho
mas Robert Malthus)兩人,可是他們之間的理論則有所不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所追求的是如何增加國民的財富,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經濟學,主要在探討國家財
富的分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何影響。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之間的差異,實
因當時英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急速發展,以及新社會問題頻生的時代產物。儘管李嘉
圖和馬爾薩斯兩人所獲得的答案互不相同,卻相同對亞當斯密所描述的樂天型主義社
會上,注入了些悲觀的看法。
亞當斯密(Adam Smith)
生平
亞當斯密1723年6月5日出生於蘇格蘭的小鎮克卡地(Kirkcaldy),鎮上當時有一
千五百的人口,在他出世前,他的父親以亡故。14歲時進入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受教於赫契遜(Francis Hutcheson)門下,後來,亞當斯密且接任赫契
遜的「道德哲學」講座。1740年,其17歲時榮獲了牛津大學的獎金,隻身前往牛津大
學的巴利奧爾(Balliol)修習了六年的學業。1746年回蘇格蘭之初,尚無固定職業,到
次年年初,開始在愛丁堡大學公眾講座講授修辭學、純文學、法理學與政治學,1751年
,以28歲之年獲得了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的教席﹔隔年,又被任命為待遇較佳的道德
哲學講座,也在此時與休姆(D. Hume)結為密友。
1759年,他出版了一本『道德情操理論』,該書立即使他名列為英國最重要的哲
學家之一。該理論首在探索道德的認可與否定之起源。人類之做為一種自利的動物,
是如何去形成道德判斷,以使其自利心受到約制,或提昇到一種更高的層次呢?亞當
斯密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端視我們是否能夠以一個超然第三者的地位,去形成對某
一情境的道德價值(而非自私自利)的一種同情性認識(也就是是否具有給所不欲勿施於
人的胸懷)。而這篇論文所引起的重視,使得亞當斯密得以被任命為巴希琉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教師,自1764年開始與公爵到歐洲遊學,也因此得以增廣見識,且能
與國內的大家庭或貴族建立關係。在遊學期間,他在法國南部結識了伏爾泰,對他敬
佩有加;後來到了巴黎,為了解除當地生活的苦悶,亞當斯密開始撰寫有關政治經濟
學的論文,這便是12年後刊行的《國富論》的初稿;另外,在遊學期間經由休姆的介
紹,亞當斯密與奎內、杜果等重農學派經濟學家認識,探討學問,對他的基本思想的
形成有甚大的影響。
1766年亞當斯密因故辭去教師職務﹔之後,回到故鄉與母親同住。在往後較適意的10
年中,撰寫後來震驚世界的偉大鉅構。1776年,《國富論》刊行時,果然非常成功。
亞當斯密在世時,此書曾印行五版,且已有德、法、義及丹麥等國的譯本。兩年之後,
巴希琉公爵因對亞當斯密的感念,且為其名著的成功而驕傲,乃指派他為愛丁堡海關
稅務司,年薪六百磅加上版稅,足可過舒適日子,就舉家遷至愛丁堡居住。1790年7月
17日逝世,在他死前一週,令人把十六卷草稿焚燬,殊為可惜。亞當斯密終生未婚,
大部分期間與他母親共同生活,他一生過著平和而寧靜的生活,沉靜、安詳、自足而
心不在焉的一直至謝世為止。
時代背景
1770年代,英國開始產業革命,當時《國富論》刊行,但此書並不能視為以資本
主義或產業革命為基礎而建立的理論體系。在當時的英國,固然大規模的公司組織已
相當發達,但所從事的行業則是貿易;同時,產業革命雖已開始,所使用的還是手工
機械,與後期的機器生產方式大有差別。因此,雖然由於工商業發達,人口集中於都
市的情形已比較顯著,但農村人口仍佔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工人佔全部就業人口的三
分之一左右,農業人口仍多於工人,英國經濟應是手工業下的農商時代。基於這種原
因,亞當斯密對製造業與商業有較嚴厲的批評,對工人則顯露同情,對農業則有所讚
揚。
這個時代也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夕,政治自由的觀念也在英國發展,重商主義的保護論
漸沒落,許多論著都已指向經濟自由,甚至有關貨幣的本質、利率的決定、自由貿易
的利益、生產物的分配等都已有若干有價值的論述,只是還沒人進行有系統的整理。
面對著這種經濟社會環境,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最大成就在於建立有體系的經濟理
論,也因而博得「經濟學之父」的美譽。
國富論
簡介
嚴格說來,《國富論》並不是一部原創性的作品。在亞當斯密打開經濟世界之前,還
有許多的觀察者在先:洛克、史都華特、約翰‧勞、孟德菲爾、康地隆,還有奎內與
休姆等人。而亞當斯密則可說是他們的集大成者,在他的鉅構裏,他所提到的作者名
字不下一百人。但是其他人只是澄清了點而已,亞當斯密則闡述了整個面。當讀完了
全書時,一七七○年代活生生的情景──學徒與熟工、新興的資本家、地主與僧侶、
國王與貴族、工廠與農場,以及外貿等情況──將歷歷在目的出現。
哲學基礎
亞當斯密指出,在一個許多個人的動機類似的環境下,個人的自利心足以做為引導人
們去從事社會所願意付予酬勞的任何工作的一種驅策力。但光憑自利心還不足以維持
社會的和諧運作,而同情可克服自私;同情使人對他人的幸運感興趣,且視他人的幸
福為必要。換句話說,人的幸福不僅是個人的,且及於家庭、國家及全人類社會。亞當
斯密所關心的是這種人類的幸福與福祉。因此他認為,想改善自己是人的自私心,致
富是改善自己的一項途徑,為了致富個人展開分工與交換,且累積資本,因而提高了生
產力,增進了全社會的利益。正如他在『道德情操理論』所揭示的一樣,人類的自私
動機將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作用所轉化,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社會的和諧。在此
,我們有必須注意之處:此處所謂的私利乃是不妨礙他人追求私利的行為;而已存在
的分工、貨幣的使用、貿易發展這些表現在經濟面的自然秩序,都是源於人類的私利
行為,卻使全社會蒙受利益,即使有人為干預,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由此我們可看
出,《國富論》試圖有體系的解說個人自由經濟行為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
理論
分工與生產
《國富論》第一章分工論的目的在於:探討勞動生產力持續增加的原因與其決
定因素。亞當斯密強調勞動的重要,並不意味他否認資本與土地的重要,而是若沒有
勞動的配合努力,單純的資本與土地並不能生產任何東西。而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則在於
分工,這種生產力增加的來源有三:第一,集中精神於較小的活動,提高勞動的熟練或
技巧,且當勞動僅進行此項操作活動時,可使生產效率達到最高水準。第二,每一工人
所承擔的工作數愈少,愈能節省因轉換工作所浪費的時間。第三,經由熟練與精通,
可促進機器的發明,提高勞動的生產力。
而分工的起源則來自於人類所獨有的交換與易貨的傾向。交換與易貨乃是私利行
為,其利益決定於分工,個人若樂於專業化及提高其生產力,且經由個人日益增加的
剩餘產品的交換行為而增加個人的財富,則這個過程會擴大社會的生產,促進整個社
會的繁榮,這樣才能使私利與公益獲得調和。但在市場擴大後,交換數量會增加,物
物交換的不方便也會阻礙分工的細化;另外,分工通常會增加資本的使用,若無足夠
的資本,分工也不可能實現。物物交換的不便,在各時代各社會都會選擇並保存可用
於交換他人剩餘物品而不會被拒絕的物品,便是貨幣。
交換價值與價格
在沒有資本累積與私有土地之前,勞動的全部生產物都歸於勞動者,用以獲取或
生產任何物品所使用的勞動量是規定可購買、獲取或交換的唯一依據。而在資本主義
社會,一旦資本已被個人累積,在這些人中自然就有人利用這種資本,對勤勉的人給
予原料與生活資料,從事生產工作,依賴出售這些產品而獲得利潤。根據亞當斯密的
解釋,工人對於原料所附加的價值乃分為兩部分,工資與資本家的利潤。若無利潤可
圖則資本家便不願意投資;若投入更大量的資本,不能得到更多的利潤,則資本家不
願意使用大資本,即資本應有其平均利潤率。同時,在土地完全成為私有財產之後,
地主就對土地的自然生產物要求地租。
則由以上的敘述可知,亞當斯密一方面根據投入勞動主張勞動價值學說,並且認
為利潤與地租都是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根據支配勞動主張成本價值學
說,認為利潤與地租是資本與土地的追加量(additional quantity)。
商品價格既由工資、利潤與地租所組成,任何社會同一地方的工資、利潤與地租
有其平均率或普通率(ordinary rate),也稱自然率(natural rate)。商品的自然價
格乃是足以按自然率支付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及生產、精製並運至市場所需之資本
利潤,既無剩餘,亦無不足之情況。商品的市場價格為實際價格,決定於市場的實際
供給量及其有效需要,市場價格則可等於、低於或高於自然價格。
在市場上的商品實際供給量若與有效需要完全相等,則市場價格等於自然價格。在這
種情形下,勞動工資、土地地租及資本利潤都與其自然率相等。實際供給量若小於有
效需要,則市場價格高於自然價格。市場價格超過自然價格的程度,決定於此一物質
的不足程度與競爭者由其財力與奢侈所引起的競爭程度。市場價格雖有時會與自然價
格有所差異,但在生產與供給的自動調整之下,市場價格總是朝自然價格移動。
分配理論
亞當斯密的分配論,亦即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之自然率的決定理論。
勞動的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工人會團結以求勞動工資的提
高,雇主也會團結以求勞動工資的降低。亞當斯密認為,即使雇主有抑低工資的力量
,但工資仍有其最低水準,即是勞動者須能維持他及其家人的生活。有兩種情況可使
工資高於此最低水準,其一是對工人的需要增加時,其二則是工資基金說(the theory
of wage funds)中的工資基金增加時;工資基金有兩來源,一是超過維持生活所必須
的收入,一是超過雇主所必須的生活費用。由此可知,一國國富或資本或所得之增加,
會促使工資上漲。工資上漲會促進人口增加,也會促進勞動者的勤勉。
資本利潤的高低與勞動工資的高低一樣,都決定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但資本增加
固然促使工資上升,卻使利潤下降。資本的平均利潤可由貨幣的利息來推定,因此一
國一般市場利率若有變動,其資本的平均利率亦將隨之變動。由此可得到亞當斯密的
兩項觀點:第一,利潤與利息仍未區分,但兩者有同方向變動的現象;第二,資本累
積若快於勞動供給,則其利潤率會下降。
土地地租是對土地使用所付的價格。地租的高低與土地的肥沃程度及距離市場的遠近
有關。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工資與利潤的高低乃是物價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
低則為物價高低的結果;故對土地生產物需要的高低對地主所要求之地租的多寡有關
聯。
資本累積論
亞當斯密認為國富的增加取決於分工程度得增進及勞動人數的增加,這兩者都
決定於資本累積。所以,過去資本累積愈多,則分工可以愈細,且隨著分工的進步,
要對同數目的工人給予不斷的工作,除須有與過去同量的倉物的存量外,還得預先累
積比前此更多的材料與工具,且細分也帶來人數增加故食物存量也須更多,換句話說
,資本累積與分工是同時進行的。
但是,這並不表示資本累積就能立即使國富增加,當資本開始累積,特別是構成
工資基金部分增加時,必須把原失業的勞動吸引到生產行列,或把原屬不生產的勞動
移轉為生產的勞動,才能防止工資上升及增加國富。一旦已無失業,亞當斯密認為長
短期內仍能使國富增加。就短期來說,原因在於高工資提高了勞動的效率;就長期來
說,原因在於高工資促使人口增加。
亞當斯密認為,資本因節儉而增加,又因浪費與妄為而減少。一個人若把其收入付諸
儲蓄,可使其資本增加;全社會亦然。也就是說,個人的年收入中,或用於現在的享
樂,或謀獲未來的利潤,前者是消費,後者是儲蓄,也是投資。因此,我們可以說,
亞當斯密認為所得大小及利潤率高低決定儲蓄量,而儲蓄又是構成了流動資本與固定
資本,故儲蓄必然等於投資。
賦稅原理
政府的財源有兩項,一是國家的財產,一是人民的收入。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的
財產收入太少,不能支應文明社會的政府支出需要,故大部分的財源須以對人民的
收入課稅為主,賦稅課征對象為地租、利潤或工資。賦稅原則為:第一,公平。稅捐
必須儘可能與每一國民的能力成比例。第二,確定。納稅的時期、方法、金額必須確
定,讓納稅人和其他任何人明白,不得任意更改。第三,繳稅的方便。納稅時期及方
法務使最便於納稅人。第四,課征賦稅的經濟。每種賦稅必須設法,在歸於國庫使用
之外,儘量少取人民的財富。
亞當斯密認為,地租稅因對財富累積妨礙最小,故最宜負擔政府支出。關於利潤
稅,區分為兩部分,一為支付利息,歸資本主所得;一為付利息所餘部分,因風險關
係會有所變動。課征利潤稅會有兩種結果:第一,引起物價上漲,因而租稅乃轉嫁給
消費者;第二,物價水準不變,則租稅由利潤的利息部分負擔。由此,利潤稅不宜直
接課征,理由為:第一,個人資本量不易正確的確定;第二,資本可能逃離課稅國。
另關於工資稅,由於自然工資是最低水準的工資,故對工資課稅,不會真正由工資負
擔,而是轉嫁到利潤,亦即使利潤減少,其結果與對利潤課稅相同。尤其是,工資稅
極可能導致勞動需要的減少及經濟活動的衰退。最後,亞當斯密也討論到人頭稅(cap
itation taxes)與消費物品稅,但皆有其困難與不公平之處。所以,不論課征何種賦
稅,其直接或間接負擔最好大部分落在地租上。基本理由有二:第一,自然工資僅是
維持生活的最低水準;第二,利潤的用途是以資本形成為主。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悲觀預測
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生活在同一時代,面對相同的經濟環境與經濟問題,他們的
經濟理論觀點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處,尤以對當時的政策見解,兩人的對立狀態
最為明顯。不過嚴格的說,當時有兩大相互有關聯的經濟問題~貧窮與財富分配,馬
爾薩斯的根本興趣在於探討貧窮的原因與解決方法,李嘉圖的主要貢獻則在於確立財
富分配的各項法則,這項貢獻也可說,李嘉圖扭轉了經濟分析的重點,把經濟學家的
注意力自生產轉為分配。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生平
馬爾薩斯1766年2月14日生於倫敦附近的薩里郡(Surrey)。1784年進入劍橋大學
的耶穌學院(Jesus College),攻讀神學與哲學。他父親是一位受鄉人尊重的紳士及律
師,是休姆的朋友,也是盧梭的狂熱崇拜者。1788年馬爾薩斯以優等畢業,並留在其父
親身邊繼續研究。1791年,獲劍橋大學碩士學位。1796年取得助理牧師的資格,並開始
在當地擔任牧師職務。同年,與他父親開始爐邊談話,辯論哥德溫(William Godwin)
「人類完美」之學說,這是馬爾薩斯撰寫「人口論」的基本動機。
1805年,馬爾薩斯到東印度公司新設立的海利堡學院(The College of Haileyburg)
擔任教授,開始真正的學者生涯。1811年開始與李嘉圖通信及討論經濟問題。1820年獲
選為皇家科學會院士。1821年,在涂克(Thomas Tooke)的資助下,與李嘉圖、老彌爾(
JamesMill)、托倫茲(RobertTorrens)等人組織經濟學會(Political Economy Club),
1834年,組織統計學會(Statistical Society)。同年12月29日逝世。
馬爾薩斯的主要著作有:
1. 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1798.1803.1806.1807.1817.1826)
2. 政治經濟學理論(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
3. 價值的測度(The Measure of Value,1823)
4. 政治經濟學的諸定義(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1827)
時代背景
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刊行後的四十年間,英國的工業革命繼續快速進行,英
國經濟環境也發生巨大的變化,經濟問題及其爭論也甚多,這是產生馬爾薩斯的人口
論與李嘉圖的經濟理論的根本背景。就經濟環境來說,工業革命不僅帶來已改善的生
產方法與運輸工具、新企業組織及更好的銀行與信用機構,而且也帶來工廠制度。前
幾項新制度及生產方法使生產增加,而工廠制度則帶來了若干弊端,像都市化、失業
、生產過剩等。不論好壞,我們大體上可分別就人口、農業、工商業、物價及工人生
活,說明這種經濟環境的變化。
在人口方面,據湯恩比(A. Toynbee)的估計,英國人口每十年的人口增加率,
從1751年以前,直到1810年代,自3%提高至18%,反映著人口快速增加的趨勢,特別
重要的有兩項:第一,工業人口增加更多;第二,都市急速擴大。
在農業方面,十八世紀末葉圈地運動擴大進行,使英國的農業經營由小農場變為大
農場。這種變化對於農業人口產生經濟壓迫,但也使農業經營改良,且補充了製造業
擴張所需的工人。
在工商業方面,當時機械上的各種發現,已使工廠制度取代了家庭工業制度;而
且由於運輸工具的進步產生商業擴張,商業擴張且引發工廠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在這
種情形下,不但大部分的工匠淪落為薪資工人,而且還需自廣大的農村地區吸引工人
參加工廠的行列。
在物價方面,這段期間是明顯的上漲階段,尤以食物為然。
在工人生活方面,首要指出的是,在工廠制度下,技藝已不是做為工人的要件
,工廠主人已無須自己參加工作,他對工廠內數以百計的工人可說完全不認識,結
果是主人與工人間的舊關係消滅了,錢的關係取代了人的結合。工廠主人引進了童
工與女工,使工資長期間增加緩慢,而食品價格又巨幅上漲,使工人生活陷於悲苦
的局面。
就經濟問題來說,經濟環境的變動當然會改變舊經濟問題的本質,甚至產生新經濟
問題。這段期間的經濟問題,與經濟思想史有關者有救貧法(Poor Law)、穀物法
(Corn Law)及金塊論爭(the Bullion Controversy)。
人口論
時代背景
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第一版在1768年發行。那是法國革命引發歐洲動亂的時代
。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平息英國和法國革命的戰火,但法國的新革命
思想卻帶給英國民眾極大的影響。並且那時英國正掀起產業革命的熱潮,由於資
本制度經濟的發展而瀕臨破滅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充斥整個英國。在這種時代背景
下,英國民眾自然狂熱的傾向社會主義思想。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出現,無疑
給那樣的時代澆上一盆冷水,『人口論』之所以飽受輿論的攻訐,就因它是反社
會主義之故。
要旨
如任人類自然放任,則人口會成幾何級數增加。但人類賴以為生的食物,卻
因耕地有限,在收獲遞減法則作用下,只能成算術級數的增加。因此,人口的增
加受制於食物所能供養的限度,一旦超過此限度,便發生饑餓、貧困和戰爭,直
到縮小至食物所能供養的界限為止。隨時都有增加人口的傾向,所以使大多數人
陷於貧困。文明社會要獲致平衡人口和食物的最佳方法是,厲行降低出生率的道
德抑制,也就是到有經濟能力才可結婚。
根據馬爾薩斯的研究,對人口的限制可分為兩類:其一是積極的限制
(positive checks),種類極多,不論是由於罪惡或由於貧窮,實際包括了一切
與縮短人類壽命不無關係的原因各種不衛生的職業、過激的勞動、極端的貧
困、嬰兒的營養不良等。其中凡因自然法則而必然會發生的,都可稱為貧窮﹔
凡是那些由我們自己帶來的,如戰爭、不節制及其他種種為我們的力量所能避免
的,其結果則為貧窮。其二為預防的限制(preventive checks),或者可以稱為
抑制結婚的道德抑制。馬爾薩斯指出,這種抑制若不產生罪惡,顯然是人口原
則所能發生的最少弊害。但此種抑制一旦產生罪惡,則由此帶來的弊害是很顯著
的。
根據人口論的原則,馬爾薩斯反對當時英國的救貧法,他指出救貧法使貧民的環
境惡化,理由有二:第一,不增加可食的食物而增加人口,原沒希望養活家庭的
貧民也將結婚,救貧法為自己創造必需扶養的貧民﹔第二,救貧所為了給予貧民
食物,使原分配給勤勉的人食物量減少,將使較多的人失去獨立,且引起食物價
格的上漲,會使救貧所以外的人受到更大的壓迫。因此他認為永久改善貧民境遇
的唯一方法是限制勞動供給的增加。
賽伊法則(Say's Law)與馬爾薩斯
簡單地說,賽伊法則主張供給能為其本身創造需要,因而否定生產過剩的可
能性及補充支出的必要性。當然,他也承認可能發生居部過剩,因為某種商品可能
暫時生產過多﹔但是他認為經由競爭及生產要素的移動,可自動矯正這種情況,在
市場上,若某商品生產過多,且遭受損失,必有其他商品生產不足,且有額外利潤
。因此,生產因素必自前一產業移至後一產業,結果是供需依然相等,暫時的生產
過剩被消除。這種賽伊法則有兩項特點:第一,經濟社會是處於物物交換經濟,或
者貨幣僅是仲介,不影響物品的交換價值﹔第二,李嘉圖認為未消費的儲蓄部分都
會由資本家進行投資,而投資則表現在對生產因素的購買,因而總需要仍等於總供給。
馬爾薩斯則不同意賽伊法則,他指出三項重大理由。第一,事實證明生產過剩的存
在﹔第二,即使資本家進行投資,增加對生產性勞動的需要,也仍不足以購買所生
產的物品,僅增加對勞動的需要表示對必需品與便利品的需要增加,而奢侈品需要
未能增加其結果仍是有效需要不足,使勞動者失業﹔第三,試圖維持高投資率,會
趨使工資水準上漲及利潤率下降,降低投資誘因,結果是經濟社會趨於停滯。
穀物論爭
在十八世紀中業以前,英國仍是穀物的輸出國。穀物法的最初目的在禁止穀物
輸出。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和人口的增加,導致小麥價格逐步上揚﹔又因1793年的
法國革命戰爭,使從歐洲大陸進口穀物更趨困難﹔復因氣候惡劣,造成穀物價格前
所未有的上漲。而在戰爭時受到高價格的保護,耕地面積擴大極多,隨著和平的降
臨,輸入量的增加和穀物價格的暴跌,迫使地主和農業企業家陷入恐慌狀態,從而
發生修改穀物法而將進口價格提高的要求。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間的穀物條令論爭,
便是始於1815年修正穀物法之際。
馬爾薩斯的立場是,贊成穀物條令擁護農業保護政策。他主張:外國穀物的自
由進口,將導致本國穀物價格和工資的下跌,這是降低國內需求與造成不景氣的原
因。要維持穀物的自由貿易,端賴各國的協力合作,但這是無法期待的。糧食的供
給依賴從國外進口,是件危險的事,從國家安全的觀點來說,食物宜自給自足。
相對地,李嘉圖所採取的立場是反對穀物條令,支持自由貿易。他的論點如下
:社會的繁榮繫於資本的累積,資本的累積又受獲利率的高低所左右,而限制進口
所導致的穀價上揚和地租上漲,將始獲利率下降。因此,利用進口穀物進口降低
穀價,不僅會使勞工獲利,更會使資本的運用趨向活絡,整個社會因而獲利。
不管他們的主觀意識如何,由於馬爾薩斯是地主出身,李嘉圖是股票中間商,從其
結果來看,可知他們各自代表其出身階級的利害關係。因此,我們可將此一論辯看
成是英國資本制度社會,在農業國家蛻化成工業國家的過程中,地主階級和資本家
階級利害對抗的產物。亦即擁護根據穀物條令保護農業的馬爾薩斯,是地主的代言
人﹔主張廢除該條令以支持產業資本發展的李嘉圖,則是產業資本家的代言人。
馬爾薩斯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經濟思想史上,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與消費不足理論是偉大的貢獻,不但具
有其時代意義,而且對後世的經濟思想也有巨大的影響。
就人口理論來說,面對著高出生率與低死亡率,引起人口成長快速,產生普遍
貧窮問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至少對此問題提出片面的解釋。不過這項理論因其
指稱貧民該對自己的處境負責,使富人得以免除責任;且主張廢棄救貧法與贊成穀
物法,一方面減輕富人的救貧稅負擔,一方面保障地主利益,不無為土地階級辯護
之嫌。特別重要的是,人口理論在理論及實證上均有其缺陷。在理論方面,人口論
是以收益遞減率為基礎,而收益遞減率為靜態的理論,以生產技藝不變為其前提;
在技藝不斷進步的社會,馬爾薩斯的悲觀論係起因於其低估農業增產的可能性。在
實際方面,兩百年來,由於都市化、教育及提高生活水準顯得日益重要,人口出生
率有巨幅下降趨勢,這是馬爾薩斯始料未及的。雖然如此,人口問題一直是令人類
困擾的問題,特別是今日,經濟學家依然不能免除人口過多、貧窮及饑饉的問題。
就消費不足理論來說,馬爾薩斯是第一位討論失業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同時也指稱
經濟體系並非完全自我調整的。在理論方面,馬爾薩斯並未提出有體系的經濟循環
理論,他僅討論由於消費不足,使經濟社會趨於長期蕭條的傾向,並未討論經濟活
動的升降波動。在實際方面,消費不足理論固然因其與當時的經濟理論權威們(李嘉
圖、彌爾等人)的見解不同,而不能獲得共鳴;也因當時英國資本主義正處於擴張期,
經濟蕭條比較溫和,受影響人數較少,故其理論未能得到重視。二十世紀30年代及
70年代,經濟蕭條情況比較嚴重,他的消費不足理論當然就又引起注意。由此可知
,馬爾薩斯的理論對現代經濟社會有其特別的重要性。
李嘉圖(David Ricardo)
生平
李嘉圖1772年4月19日生於倫敦的一個猶太裔的家庭,在十七個兄弟姊妹中排
行第三。李嘉圖的先祖世居伊伯利亞半島,在十五世紀末的宗教迫害期間,避居荷
蘭,至李嘉圖的父親才移居倫敦,歸化為英國藉,為一成功的證券經紀商。李嘉圖
在少年時代,曾在當地學校及家庭教師接受傳統教育。11歲時,被送到阿姆斯特丹
接受正統猶太人聖經及猶太法典的教育。兩年後回倫敦。14歲時,受雇於他父親的
證券交易行,開始經營證券買賣。21歲時,宣佈放棄他祖先的猶太教信仰,和一位
教友派教徒Priscilla Ann Wilkinson女士結婚。此舉觸怒了李嘉圖的父親,使李嘉
圖斷絕了家庭的經濟接濟。幸賴一位銀行家的協助,李嘉圖得以設立自己的證券交
易行,因其優秀的經營能力,他在證券交易上獲利頗豐。1814年,他買下了加特康
布邸園(Gatcomb Park)的鄉村地產,便漸從商場退休,過著鄉間紳士的悠閒生活。
1819年當選英國國會議員,積極從事議會活動。1823年9月11日,因病去世。
李嘉圖的一生並未接受正式的教育。在經營證券交易行時,曾利用餘暇研究
數學與科學。1799年,偶而有機會研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再加上其商場經歷,
才興起研究經濟學的興趣,但在遇到老彌爾(James Mill)之前,他並未專心於經濟學
。1808年,他參加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作為會員,表現他當時仍熱衷於科
學研究。同年與老彌爾認識,再經由老彌爾的介紹,認識了邊沁(Jeremy Bentham)、
賽伊(J. B. Say)等當代傑出學者。更重要的是,由於老彌爾的鼓勵、討論及對初稿提
供意見,李嘉圖才開始撰寫有關經濟問題的論文。他的巨著,「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
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便是在老彌
爾的鼓勵與催促下完成的;甚至,李嘉圖競選國會議員也是得力於老彌爾的鼓勵與敦
促。可惜李嘉圖英年早逝,未留下更多經濟思想上的遺產。
時代背景
前面已提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係以探討國富原因與本質為主,認為一國的福祉
決定於其總生產與參加分配的人口數。由於亞當斯密時代,產業革命尚未展開,
亞當斯密強調分工與生產的重要性,當然可說合乎時代的要求。在李嘉圖的時
代,產業革命已經展開,英國工人的生產力迅速提高,分配才成為主要問題。
李嘉圖重視分配的原因有二:第一,經濟悲觀論。李嘉圖認為亞當斯密的世界可
持續改善的樂觀看法是錯的,由於人口不斷增加,人們不得不開發劣等土地及在
優良土地上進行密集耕作,使生產有下降趨勢,生產技藝的進步不足以完全抵銷這
種趨勢,因而農業上的平均每人產出會趨於下降,使人類長期間變得貧窮。第二,
參與當時穀物法論爭的結果。因此他確立把有限生產分配於日益增多人口之法則,
為其研究重點。
李嘉圖經濟學的基本架構
在李嘉圖所著『經濟學與課稅的原理』一書中,開宗明義便說:「利用土地生
產物亦即勞動、機械和資本的結合,從土地表面取得的所有東西,須分配
給社會的三個階級地主、耕作所需資本的持有人以及勞工三者。但是在社
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並在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名目下,各階段分配土地生產物
比例差距甚大,此種比例受土地的肥沃度、資本的累積、人口以及農業技術和
人口所左右。決定如何控制分配的法則,乃經濟學的主要課題。」在上述字裏
行間,可看到李嘉圖經濟學基本架構的端倪。
理論
地租論、工資論
李嘉圖理論的始點便是他那有名的地租論。李嘉圖不時以農業為其探討的對
象,他試圖透過支配農業的法則,以表示支配工業及其他領域的法則。
首先,既基本又重要的是李嘉圖的地租論。關於地租如何發生以及如何決定
其高低的問題,他作如下的說明:
隨著人口的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便跟著擴大,從而耕地不得不從優等地移
向劣等地,同時,在舊有的土地上必需投入更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因而收穫遞減
法則的支配,與費用相較,收穫量日益減少,亦即農產品的生產費用逐漸增加。
並且為滿足整體社會的需求,農產品的價格必須能填補增加的生產費用,否則農
業生產便不合算,供給勢必減少,在供需定律的作用下,價格必抬至高於生產費
用為止,因此,耕作土地的人必獲超過利潤(超額利潤)。從此導出一重要結論,
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社會的發展,農產品的價格必然上揚,其中地租所佔比例逐漸
增大。
其次,工資的變化則須視勞動力的供需關係而定。由於資本累積的進展而導
致雇用勞動力的需求增加,致使工資上漲;可是,又因工資的上漲而提高勞工階
級的生活水準,如此將促使人口增加,甚至使勞動力的供給增加,從而工資又被
拉回原來的水準。因此工資漲落的核心問題,可說是根據勞工階級不再增減的最
低生活費水準所訂的工資水準。由此,如果工資受最低生活費支配的話,生活費
用的提高,自然立即招致工資的上揚。並且,由於李嘉圖認為食物是生活費用的
主要構成部分,所以源自地租論的推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穀物價格的上漲,工
資在社會生產物中所佔比重便加重。
因此由李嘉圖的地租論和工資論,可導出下述法則:由於人口的增加,資本只得
逐漸投向劣等耕作地,造成地租和工資的上漲,致使資本所獲利潤的減少。李嘉
圖提出「利潤有自然下降的傾向」,藉以闡釋獲利下降的法則,同時,他更預測
極低的獲利率將造成停止一切資本累積的社會停滯狀態。
比較成本理論
李嘉圖體認,國外貿易的擴充雖不立即增加一國物品的價值,對物品量,特別
是享樂品總額的增加有很大的貢獻,因而國外貿易可增進一國的利益。至於如何享
有這種利益,在李嘉圖之前,亞當斯密有決對成本(absolute costs)的主張,李嘉
圖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展開了比較成本理論(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s),
生產條件最有利的國家可出口其比較成本最低的商品,進口其比較成本較高的商品,
而享有貿易利益。生產條件最不利的國家,亦可就其商品中出口比較成本最低者,進
口其比較成本最高者,而享有貿易利益,這是比較成本理論的要旨。
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有幾項重大的假定:第一,兩國間的貿易僅有兩種商品;第二
,自由競爭;第三,勞動價值學說或金本位制度的自動調整機能;第四,,充分就業
;第五,資本與勞動不作國際移動;第六,生產所需的勞動成本不變;第七﹐不考慮
調整生產所需的時間;第八,其重大缺點是未討論兩種商品間的交交換比率的決定因
素。
金本位主義
與紮根於李嘉圖所言比較生產費用原理的自由貿易論有關的是,他對因貨幣的
國際流通而生的貿易收支的自動調節作用所作的說明。某國進口入超時,為還債必
導致黃金的外流,而黃金的外流又招致通貨的減少、貨幣價值的上揚以及物價下跌
,從而力謀擴大出口,最後使流出的黃金又再流回。這種理論是根源於貨幣數量說。
本來李嘉圖就是一位貨幣理論家,1809年,他曾在可洛尼可爾晨報發表「高價
的黃金」(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當時是拿破崙戰爭最炙熱的時期,1779
年以來已停止兌換英格蘭銀行券,財政支出擴大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的飛漲。一李
嘉圖的陳述,黃金的造幣價格是三英鎊十七先令,而市場價格是四英鎊十三先令,
高出20%。
他把黃金價格的上揚和物價上漲的原因,歸咎於銀行券的過剩發行,並堅信黃金才
是通貨,銀行券和紙幣頂多是代用品。他主張必須收回過剩的銀行券,才能使黃金
的市價恢復到造幣價格。他的建議成為英國黃金委員會所作報告的結論,一般稱之
為金本位主義(Bullionist theory)。相對地,有認為銀行券應交易上的需要而發行
的,在與財貨的關係上不會造成過剩,而反對收縮銀行券,這種看法通稱為反金本
位主義。兩派的爭議,是後來的1884年通貨主義和銀行主義論爭的導火線。
資本累積對需求發生何種作用的問題,是馬爾薩斯和李嘉圖之間論爭所在。馬爾薩斯
認為資本的累積,必然提高固定資本對流動資本的比重,所以勞動需求便相對的減少
,另一方面卻能大量製造產品,因此資本累積的進展,乃造成失業和生產過剩的原因
。李嘉圖的觀點正好相反,理由是,資本累積一方面減低消費,另一方面被充作支付
工資的基金,所以不會導致總生產物需求的減少,並且由於工資基金的增加而促使勞
動需求的增加。
參考資料
1. 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Robert L. Heilbroner著 蔡伸章譯
志文出版社 72年2月初版 77年2月再版
2. 西洋經濟思想史 林鐘雄著 三民書局 68年2月初版 82年9月七版
3. 世界十五大經濟學 日本近代經濟學研究會著 陳榮貴譯
志文出版社 72年2月初版 74年10月再版
4. 李嘉圖的經濟學說 Morishima Michio著 丁力譯
國立編譯館 83年11月初版
5. 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F.A. Hayek著 夏道平譯
遠流出版社 82年1月初版
6. 通俗經濟講話—觀念與政策 邢慕寰著 三民書局 75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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