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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造船技術領先世界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王冠倬指說，宋元時期，在海上絲路遠洋航行上，中國是主角，可以說是中國海洋事業的頂峰，不管是從造船到航海技術，以及導航技術，那都是遠遠居於世界的先列。它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造船技術，當之無愧。

王冠倬認為，中國古代造船技術裡，有三項重大發明，都對世界造船技術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一是舵；二是龍骨尖底海船的結構；三是水密隔艙。

在造船史上，船舵是中國人最先使用的。西方人要到13世紀才領悟這個道理，阿拉伯人船舵的使用大約始於第10世紀。令人驚訝的是，早在二千年前中國漢代的典籍，如《淮南子》一書就已提到舵。在兩漢墓考古發現的木船模型和陶船中，也都可以明顯看出，漢代造船已有船尾舵的設置。

中國的舵是從船尾槳逐漸演變而來。舵深藏在水中，不受制於海面風浪，操作方便而省力，猶魚尾一般，能左右搖擺控制方向。這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至宋元時期，更出現了平衡舵和升降舵。有的大型海船，不僅有主舵，還有副舵，甚至需要時還有幫助尾舵控制方向的「三副舵」。

其次，龍骨尖底海船。中國造船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沙船，它是平底的船型結構，適航於較淺的水域，而盛行於長江流域，多為河船。另一種船型結構，則是尖底，船的橫截面為Ｖ形，尖底船下有貫通首尾的龍骨，作為船隻的基本骨幹。這種尖底船，吃水深，不適宜淺水，而適航於深海遠洋。龍骨尖底船主要建造於福建，是為宋元福建型遠洋海船獨特的結構形式。長江平底沙船和福建尖底船不能相提並論，前者是淺水河船，後者則是乘風破浪的遠洋海船。泉州發現的兩艘南宋海船，以及韓國新安發現的元代遠洋貿易船，都是具有龍骨的尖底海船。

宋代文獻《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中國這種尖底海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尖底海船的優點是吃水深，穩定性高；易破浪前進，減少水的阻力，御風能力強，是適航於深海遠洋的優良設計。

再來是水密隔艙。這種設計出現於唐代而推廣於宋元。它是指船艙用木板隔開，並在隔板與船舷的結合處加以捻縫密封，製成若干隔間滴水不進的空間水密隔艙。這種設計的優點是，如果一艙破壞進水，水也不會流到其他艙區，致使其他船艙貨物不受海水浸泡。若能即時修補，船隻也不致受累而瞬間沉毀。《宋會要輯稿》和《宋史》記載當時的海船，一般有十多個水密隔艙。馬可波羅也記說中國海船有十三個（水密）艙。考古發現，泉州後渚南宋海船也有十三個隔艙，韓國新安元代海船有十個水密隔艙。

水密隔艙巧奪天工的設計，是中國人造船技術的超高智慧。這是世界公認，當時最先進的船體結構。西方人要到18世紀才懂得模仿、引進這項中國的造船技術。

以上中國造船技術的「三大發明」，大抵都在宋元定型。除此之外，中國海船，一般有三至四根桅杆，能掛十二面帆。帆的方向不同，可以調度角度，不論在何種方向，都可以利用風力航行，即使是「頂頭風」（正頂風），南宋以後已領悟到拐著彎走「之」字形的調帆方法，能逆風行船。所以說中國海船能走八面風。三桅設計要到1466年才傳到西方，它造就了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

中國造船的善用榫合法的木工技巧，又加以鐵釘釘合。為防漏水及增加安全系數，船殼多作二層或三層，甚至多至六層。船身寬大而深長，甲板多作四層厚。當時的印度船隻，船縫之間還只是用植物纖維塞進，中國宋元海船，其船縫之間，釘口與釘口之間，則是用粘料，塗上桐油灰。這就是馬可波羅所見泉州海船的「樹子的油」。這種桐油填隙法，防漏水性能高，又可防蟲蛀，一般可維持三十年之久。

宋元海船的船體之大，在當時也是「天下第一」。一般也有十幾丈長（30餘米）。有所謂五千料、二千料海船。泉州海船載重量在兩萬斛到四萬斛。按兩萬斛算是一千四百多噸。當時的阿拉伯和印度都沒有能力建造這麼大的海船。

宋代五千料海船可載五、六百人。元代，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說中國大船可載一千人。要進波期灣，那裡是一片淺灘區，宋元中國海船船體太大，進不了港口。當時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洋貿易，盡操之在中國海船。宋元海船航進印度諸大港，所繳之稅遠高其他國家的船。其他船隻只需繳十至二十第納爾，中國遠洋貿易船卻至少要繳五十個第納爾。原因就是中國船體太大，載貨量特多。所謂「船大為穩」，船大人眾，才敢出海遠洋，甚至是阿拉伯商人也喜搭中國商船往返興販於海上絲綢之路。

再加上中國的偉大發明指羅盤、針路、航海圖，以及（給合阿拉伯人航海知識的）牽星術等的導航技術，穩定性好、安全性高、適航性強，宋元造船技術遙遙領先於世界。正是由於宋元時期早已具備了領先世界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才為後來的明代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技術條件。鄭和寶船的宏壯，絕非偶然。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在公元3世紀至13世紀之間保持著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的歐洲，特別在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歐洲在16世紀以後誕生了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的現代科學，中國文明卻沒有產生與此類似的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這個問題，被人們稱作「李約瑟難題」。這或許只是一個「偽問題」，卻又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客觀存在的事實。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打造光明之城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700多年前，有這麼一座不夜城。那裡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到處奔忙。商業繁華，生活奢靡。這個城市的街道，直到太陽重新升起還照樣擠滿了人。晚上，當地人在自己房子的入口處和庭院裡都點了燈，因而到處都是燈。那些在夜晚趕路的過路人也點無數的燈籠以照明，因此整個城市都在閃爍，處處都有燈光。也因為這樣，它真是一座「光明之城」。

這700多年前的「光明之城」就是古時海外商人俗稱的「刺桐」(Zaitun)，也就是今天我們熟知的福建泉州。晚唐五代十國之時，泉州已種滿了刺桐花，海外商人來到這個繁華城市，就以此全城的刺桐花來稱呼這座城市為Zaitun。

《光明之城》據說是700多年前一位猶太商人雅各所寫的作品。他筆下的古泉州，處於南宋末年，具體時間是1271年至1272年。雅各說泉州這個城市的繁華，用「無比」兩字修飾當之無愧。他說「光明之城是人們在全世界所能見到的最大的貿易區」。

這本書把古代泉州說得太傳奇，而且它的出處不明，自1997年在英國問世以來，一場始於歐洲，波及中國學術界的大辯論至今還是眾說紛紜，遂有《光明之城》真偽之辯。

讓我感興趣的，倒不是這本書的真偽與否，而是這場爭辯的當代歷史意義。為此，特地上網搜尋一個很有意思的學術網頁：《馬可波羅論壇》(www.qzdhcity/luntan/)。這個網頁設有幾個專題，我特別感興趣的是那個「光明之城真偽之辯」的專題，除了介紹那本傳奇的書，還把正、反兩方的學者意見下載在網頁，並闢一公開辯論論壇區，讓大家參與討論。

主持單位在網頁上撰文說：「爭辯《光明之城》的真偽並非想對它作根本的判斷，而是想借此重新檢討宋元海外交通和古代泉州港的面貌，一併推介泉州。」他們指說：「辯論已經展開，至於泉州究竟是不是一個獨立於朝廷之外的世外桃源，這將成為辯論中人們長期圍繞的話題。由此，引出了《光明之城》所具有的現實意義這一話題。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在正反雙方均無法拿出足夠的史實來辨明真偽的這個時候，泉州不妨注重挖掘《光明之城》所帶來的另一面可能產生的效益；那就是牢牢圍繞著辯論，將泉州的知名度打響。」

泉州，是一個能讓人發思古幽情的地方。1992年我隨大學歷史系的陳信雄老師，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做學術田野考察，第一站是廈門，次站就是來到這已逝去繁華的城市泉州。至開元寺、海交史博物館，看到泉州宋代海船，當時我整個人都給震懾住了：「這才是真正的古代中國海洋文明的生命力所在。」

姑且不論《光明之城》真偽與否。歷史上，元初來華的馬可波羅對這座城市的讚嘆是：「這裡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來到這裡……我鄭重告訴你們吧，假如有一隻載胡椒的船去到亞力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別地省，比例起來，必有一百隻來這刺桐港（泉州）。因為你要曉得，據商業量額上說起來，這是世界兩大港之一。」元末來華的伊本巴圖塔更記說：Zaitun誠世界最大港之一。或逕稱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無不可。」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前館長王連茂在〈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一文中說，中國海洋發展史之所以在最近數十年來研究成果斐然，這不僅因為泉州是12至14世紀（亦即宋元時期）中國最大的貿易港。還因為泉州至今擁有一大批與中古時期海外交通有關的文物瑰寶，其數量之繁，種類之多和價值之高，實非其他古港所可比擬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

1959年泉州就已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經過搬遷與裝修，如今的海交博物館已是一座很漂亮宏偉的建築物。宏大的建築物需要有充實的內涵。近數十年來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軟體建設所取得的成果，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縱然間中經歷文化大革命，學術環境惡劣。

從19世紀歐洲學人對Zaitun地名的爭論，到20世紀初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中國學者張星琅的《泉州訪古記》，乃至1957年當地學者吳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都是泉州學研究的先驅。1974年海交史博物館同仁聯合多個部門的考古人員，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工程。1982年又和中國科學院聯合試掘法石宋代海船。1984年由泉州海交史博物館編，陳達生主撰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收入阿拉伯、波斯碑銘近200方。王連茂館長說，文化大革命過後不久，在中國伊斯蘭史研究狀況中，泉州的研究份量最大，也最引人注目。這種現象是令人驚愕的。

印度教石刻也在泉州大量發現，迄今已達300餘方。它是在一座建於元代而毀於元末的南印度濕婆派寺廟遺跡之遺物。其雕刻品與南印度和爪哇印度教雕刻藝術極為相似。

堪稱罕見，被稱為「刺桐十字架」的泉州古基督教石刻在17世紀中葉就已被發現。上個世紀抗日戰爭期間，在有心人吳文良的努力下，使一批疊於城基的十字架石刻得以保存下來。一些價值至高的石刻也在近10年來被發掘，對基督景教入華的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波斯摩尼教及因其漢化後形成的明教，在泉州也有其文化軌跡。早在50年代，泉州學者發現了摩尼教遺址。1979年更在該地遺跡掘獲宋代「明教會」碗。有趣吧！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那個明教教主張無忌和波斯聖女小昭近乎 「天方夜譚」的傳奇故事，竟在泉州找到線索。

外銷陶瓷是中國海外貿易主要的輸出商品。自3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特別重視對泉州陶瓷古窯址的考察。1980年在福建「德化古窯學術討論會」期間發起成立「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更是中國外銷瓷研究的里程碑。

總之，一個城市的打造，其人文開創和歷史召喚，除擁有宏偉的建築物，其精神內涵、內容的充實，背後實賴長期的默默耕耘。如何整合人文資源，培養人力資源，共同參與一個城市的軟體建設，是非常重要之事。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中國人的出海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有這麼一首《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南宋文學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廓》二首中也如是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即泉州）南廓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

中國人衝向海洋，尤其是福建閩商的勇敢出海，始於唐宋。中國與海外的交通，古已有之，但在唐朝以前大抵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商舶來中國為多，中國人主動之出海遠航未成氣候。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華僑》（1995）一書中指說：中國人之海上活動，始於唐代中期（公元8至9世紀），至北宋（公元11至12世紀）更是劃時代的擴展。南宋、元、明（公元13至16世紀）則是其世界最初之海上帝國期的確立。

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交通史》認為：宋元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海外交通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廈門大學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書中更是說得直接：「宋元時期，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北自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和蘇門答臘，東起香料群島，西及阿拉伯和東非。這是近代以前中國民間商船空前絕後的壯舉。明初官方組織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範圍也沒有超過宋元時期的民間商船業已開闢的龐大交通網絡。」

宋晞教授的統計，從1012年至1258年的266年間，宋代商人出海貿易朝鮮半島高麗者多達129回，人數五千餘人，其中，福建泉州商人高居首位。

海外華人移往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相關論述可參見陳碧笙《南洋華僑史》，1989）。宋代文獻已有記述中國人在海外「住蕃」、「住冬」的記錄。有的甚至「住蕃十年不歸」。

在東南亞海域從事遠洋海洋貿易，叫得出名字的宋代中國海商，計有北宋時期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的華商邵華、「綱首」（船主）陳惟安、陳應等人。綱首吳岳的船舶到占城貿易，並載回了占城國王進奉的物品。

宋代中國海商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泉州大商人王元懋。他精通多種語文，泛海經商占城，深得占城國王寵信，把公主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住了10年才回歸中國，遂成巨富。

南宋，官僚張俊曾派一老卒，携50萬貫資本造船採辦絲綢、瓷器出海貿易，獲利數十倍。另有泉州綱首朱紡，駕海船至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三佛齊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要地，主扼馬六甲海峽，是島嶼東南亞盛極一時的海上帝國。宋代曾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的趙汝适，在其所著的《諸蕃志》書中記載的蓬豐（即彭亨）、登牙儂（即登嘉樓）、吉蘭丹等馬來半島邦國，均是當時三佛齊的屬國。

在闍婆（亦即爪哇），《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有一位舶主大商人毛旭（建溪人），經常往來其間，後來還當了闍婆使節的响導，促使闍婆朝貢中國。

在「東洋」部分，宋代海商已打通菲律賓、婆羅洲的海道。《諸蕃志》記載中國海商每到渤泥國（即今汶萊、東馬）貿易時，「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當地人喜愛中華美食，中國商船到往，「必挾善疱一二輩與俱。」

中國人之廣泛出海，至元代更是達至另一高峰。文獻所記，有元末往返高麗、爪哇的泉州商人陳寶生和孫天富結拜兄弟。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曾記說「刺桐及蠻子之商人」在爪哇「大獲其利」。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蠻子」是指中國商人，「刺桐」就是泉州商人。宋元時期，尤其是福建泉州海商，特別活耀於海上貿易。

元代汪大淵，是偉大的航海家，曾親自從泉州乘船航向東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至阿拉伯世界，甚或非洲。其著作《島夷志略》所記，更是處處華蹤。長程遠洋貿易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每歲望唐舶返其地」，備受禮遇，「尤敬愛唐人」。

宋元時期，福建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海港。1292年馬可波羅就是乘中國船隻從泉州出發，下南中國海，過馬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波斯灣的忽里模子。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印度的喀里克脫（今卡利卡特）港口看到13艘中國商船。他認為，印度與中國的交通貿易，皆操之在中國人之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阿拉伯世界），必自故臨（今印度奎隆）易小舟而往」。元代官方文書《通制條格》卷二〈雜令．蒙古男女過海〉中指說，從泉州出發海貿者，至「回回田地裡，忻都田地裡」。「忻都田地」指的是印度次大陸諸國。「回回田地」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著名學者寺田隆信說得明確：其實早在有宋一代，中國海外貿易就已呈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特別是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遠洋航海的發展時期。當時的中國商船，不僅航至印度、波斯，其船跡也擴展到東非沿岸。「中國商船『戎克』之名傳到遙遠的西方，並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

中國人這種超越性的海洋事業的氣象，非始於「突如其來」600年前的明代鄭和，而是在至今一千年前的宋元時代就早已開展了。今人只談鄭和，不識宋元閩商，那是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一知半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