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德聞言後，認同香港應走向「自決」（SELFDETERMINATION）。他指出，不少政府高層是港人，港督過去二十年沒有違逆本地行政局成員的意見，就證明香港已經朝這個方向發展。但他坦言五年時間太短，難以達成如此目標之餘，港人定必難以適應。不過他相信無論 1997年之後有什麼安排，香港都可逐步邁向自治。//
【曇花一現：戴卓爾夫人的「港獨」「自決」主張】
今時今日的香港，港獨、自決、公投這些政治主張俱成敏感詞，已是威權政權全方位審查、打壓的對象。然而，翻查英國首相府檔案，我們發現原來在中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這些政治主張也一度出現在英方最高決策者戴卓爾夫人口中。到底戴卓爾夫人構想的「港獨」和「自決」是怎麼一回事呢？
「獨立」令港人自強
時為 1983 年 3 月，這是中英香港前途談判非常關鍵的時刻。雖然戴卓爾夫人在 1982 年 9月訪華後，中英兩國正式同意以外交談判方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但會談及後沒有進展，雙方陷入膠著逾半年之久，因為中方堅持必先處理主權問題，作為開啟實質談判的前提，更威脅英方若不應允，1983 年 6 月就會單方面宣佈中國對香港前途的方案。在這樣的處境下，英方內部積極調整應對策略。我們在檔案中看到一份英國內部高層次的會議紀錄，當中記載 3 月初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港督尤德、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和外交大臣皮姆等人召開的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將中方拉回談判桌，不過戴卓爾夫人席間「靈光一現」，拋出「獨立」和自決的主意。首相提出，英方會不會有機會盡快令香港邁向「獨立」（ MOVE HONG KONG FAIRLY RAPIDLY DOWN THE PATH TOWARDS INDEPENDENCE）。 這個「 獨立」的過程目標在五年內達成，令香港的華人可以自行管理香港的內政。戴卓爾夫人認為，這個「獨立」的過程或可替代談判，或與談判同時進行——此舉使港人履行自治的責任，令港人自強，而港人本身是應對這個地方有責任。戴卓爾夫人提出，或許英方可以首先跟中方提出，看一下他們的反應。
尤德聞言後，認同香港應走向「自決」（SELFDETERMINATION）。他指出，不少政府高層是港人，港督過去二十年沒有違逆本地行政局成員的意見，就證明香港已經朝這個方向發展。但他坦言五年時間太短，難以達成如此目標之餘，港人定必難以適應。不過他相信無論 1997年之後有什麼安排，香港都可逐步邁向自治。
有趣的是，尤德心中的「自決」有條紅線，就是不能實現全面的民主選舉，相反建議使用「選舉團」方式，達到「港人治港」：由區議會及市政局民選代表，選出他們在行政局的代表。尤德聲稱，此舉可以避免政黨帶來的極端化主張。尤德反對全面民主化的理由是，一旦普選就會出現政黨政治，倘若有政黨持反共立場，中方則可乘機全盤摧毀香港的制度。戴卓爾隨即指出，一旦中共果真如此打算，正正證明中方「港人治港」承諾的虛妄。
有英國特色的「香港獨立」
面對戴卓爾夫人如此進取使用「獨立」的字眼作為香港的可能政治方向，時任外交部助理常務次官的唐納德希望確認，首相是否認為香港應該獨立。原來，戴氏的原意並非讓香港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她坦言心中構想的「香港獨立」是有英國特色的百慕達式獨立。
所謂「百慕達模式」其實就是「雙首相制」，由英皇依英國政府建議委任總督，主要負責國外外交的職責，總理則為下院多數黨領袖，負責內部事務。這種制度行兩院制，上院經總督依總理和反對黨領袖的建議任命的成員組成，下院則經民選產生。
在戴卓爾夫人看來，「百慕達模式」重要的是讓港人有自治的經驗和責任，同時又可與英國有基本的連結（FUNDAMENTAL LINK WITH THE UNITED KINGDOM）。另一方面，這個模式可以與中方爭奪「港人治港」的話語權，向中方展示英方正嘗試執行中方念茲在茲的「港人治港」。就首相的政治構想，尤德稱無論英國什麼時候離開香港，香港若要發展穩健的本地管治基礎（A STRONGLY BASED LOCAL ADMINISTRATION），須面對兩大條件：一是不會被中方視為對立；二是政制發展切合香港的條件，以港人接受的步伐下推動。
以公投解決談判僵局
這個「獨立」的討論並沒有延續下去。外交大臣皮姆認為目前主要的問題在於談判停滯，而中方亦仍堅持擁有香港主權的立場。皮姆表示儘管最終結果可能仍需在主權議題上讓步，但目前並不應該退讓，亦因此不宜在主權問題上添加更多公眾壓力。柯利達則建議戴氏向中方捎信勸誘中方繼續談判，只要雙方達成滿意的香港前途安排，戴卓爾夫人就可向國會建議香港主權問題的安排。
戴卓爾夫人表示茲事體大，需尋求內閣成員的同意。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提出會不會有另一個打破悶局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投自決。戴氏稱公投將開放幾項選擇予港人：一中方同時擁有主權及治權；二中方擁有主權而英方擁有治權，以及其他組合（FORMULAE）。這個公投不僅可以彰顯民意，對戴卓爾夫人來說更可以是一張中英博弈的民意牌。戴卓爾夫人相信當下港人如果投票選擇中方擁有主權而英方擁有治權，即可成為往後英方與中方交涉的籌碼。隨後，如果中英雙方簽訂協議，這個公投曾展現了港人的意向，亦可令中方確守協議當中的承諾。
時 任 戴 氏 外 交 顧 問 的 帕 森 斯（ANTHONY PARSONS）聽罷公投即表示中方並不太可能贊同此舉。而尤德則指出港人希望 1997 年後維持英治，他們亦準備好去區分主權及治權。然而，尤德並不認為目前有可以解困的最佳方案，認為英方需要先確定（ESTABLISH）中方所構想的管治方案，談判亦必須繼續開展才可得知中方之目標為何。因此，後續討論的重點已經轉向如何促使中方回到談判桌與英方交涉，以及談判再不開展的後果，會議中有關香港「獨立」、「自決」、「公投」等議題的討論隨即戛然而止。
未完成的「自決」
從檔案記載的短短對話中，我們儘管看不到成形的香港「獨立」和「自決公投」的政策，但見到戴卓爾曇花一現的構想。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一直都是異族統治，無論是戴卓爾想像的「獨立」還是尤德所言的「自決」，都有濃重的「去殖化」色彩，希望權力下放和邁向本地化。英國固然希望繼續維持在香港的管治，但其要旨都是提升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令香港華人發展為成熟的政治人，有責任自行管治自己城市的事務，亦令香港從他治走向自治——這無疑是英方版本的「港人治港」。
值得留意的是，尤德的「自決」雖與現在我們所理解的有所出入，但其政治構想卻直接影響1984 年《代議政制綠皮書》的設定。譬如尤德在1983年11 月開始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時，一度提到要全方位發展香港政治體制，透過不同制衡機制，減少 97 年後中方介入香港事務（MINIMIZE THE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INTERFERENCE）。 對於是否進行「全面直選」，尤德認為，全面直選徒令國共兩黨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利用香港選舉舞台，爭奪話語權，故認為香港不應跟隨其他英國屬土去殖經驗一樣進行全面直選，應改為由區議會及市政局成員組成「選舉團」，選出立法局議員，並建議下一步部份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產生。
某種意義來說，英方當時構想的「自決」藍圖以「本地化」為主，認為香港在一定的英國聯繫下，只要香港華人成為「治港者」，他們就會站在香港的立場出發，防止中共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前途塵埃落定後，在中英政治協商下確實提升九七後香港華人自主自治的權力。
然而，香港最終落實的卻是中共特別行政區版本的「港人治港」，北大人屢屢強調「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儘管臉孔和身份確是香港人，但執政的意志、傳達的政令都是北京意志，因為其權力來源不在港人手中，而遠在北京城內。
註：本文受嶺南大學政治系哲學研究生萬學賢講座內容啟發，再翻閱檔案闡述而寫成， 特此鳴謝。
參考資料：
1 FCO40/1530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ND
REFORM OF HONG KONG
2 PREM19/1054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5
原載於 號外 City Magazine3月號：https://goo.gl/8iqF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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