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題西林壁寫作手法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每天室外體感溫度都來到 47、48 度熱浪的痛苦季節，還是看電影跟看書最透心涼，最進入手的這些書寶寶們似乎也都走一個消暑色系的路線，單單視覺上就已覺得心曠神怡，目前看來七、八、九月的書市都相當精彩，之後也會有更多喜歡的、期待的、千呼萬喚的作品問世，時間到了再與大家分享，先來看看這個月照例根本不可能讀完的書單。
　
首先當然為超前佈署的七月選書，七月無疑為 Sally Rooney《 #正常人》的月份，原著小說與改編影集先後推出，互補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影集乍看主要著眼於康諾與梅黎安的戀情，若有似無觸碰著顯而易見卻難以形容的階級、虛無與親密關係中的權力關係，這些在小說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刻劃年輕人在人群中探索自我的成長過程，在看似尋常的正常與不正常之間來回擺盪，以簡練而細膩的筆觸勾勒出我們這一代彼此攙扶著面對情感、面對關係、面對自我、面對孤獨的恐懼與成長，《正常人》迷人之處在於，其不只是一部侷限於愛情的正常愛情故事。乍看不過是生活的《正常人》，卻在當代不乏辭彙定義的各種關係中，寫出了一種更加熱情、親密的「深度」關係，也讓讀者清楚感受到人物在時光中愈加成長與複雜。徜若每個世代都需要一個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可以說繼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後，不曾有一本青春戀愛小說掀起全球文壇如此熱烈回響。
　
其次是由衷推薦的吉田修一《 #橫道世之介》與《 #續橫道世之介》，一部寫 1987 年，18 歲的他揹著行囊，風塵僕僕地來到東京；拎起相機，蹬上列車開往下一站。這段初始與結束的旅程，連他都不知道「成長」是什麼，他平凡無比，渾身破綻百出，卻在無意間尋找到了未來的雛形，無意間催促著周圍的人邁向成長的路途。續集寫 1993 年，24 歲的他大學畢業後從東京市郊搬到了池袋北口。這是世之介在東京住下來的第六個年頭，正要開始為他的未來大顯身手，然而，他卻遇到了平成泡沫經濟崩壞。接連被 52 間公司拒絕，成天以柏青哥為生活手段，打工兼差勉強糊口，連他曾經形影不離的底片相機，都被他收在壁櫥裡束之高閣，這是世之介最壞的一年，也是最好的一年。
　
上月底還推出了加拿大女作家 Miriam Toews 兩本令人相當感興趣的小說，《 #沒有聲音的女人們》是以真實事件為骨幹，自 2005 至 2009 年間，多達上百名少女及婦女遭到當地人以為的妖魔鬼怪強暴，受害者的說法多被斥為是女性的淫蕩幻想，人們稱其為「玻利維亞鬼魂強暴案」。長期以來，莫洛奇納社區內的女性白天醒來便會頭暈，全身瘀傷，她們向長老求助，卻被斥責思想「放蕩」，她們身體的疼痛是惡魔懲罰的例證，直到一名犯人落網，真相才水落石出，原來社區內的八名男性經常趁深夜對一百多名女性下藥施暴。當所有男人為了保釋犯人出獄，聚集到城市去的時候，有八名婦女在穀倉閣樓召開祕密會議，為了保護自己和和孩子不再受到傷害，女人們必須趕在男人回家以前，決定她們未來的去向。作者出人意料的敘事手法下，翻轉成一部如火山爆發般緊迫，同時充滿一個個女性獨立情緒及機智的現代文學傑作，出版後隔年，被起訴的加害者們各自遭到判處長達 25 年的徒刑。
　
另一本《 #親愛的小小憂愁》多年來長銷不墜，以憂鬱症為題材，叩問生命的各種疑問。愛芙達和尤蘭莉是一對姊妹，表面上愛芙達過著令人稱羨的生活，她是舉世聞名的鋼琴演奏家，迷人、富有，而且有著幸福的婚姻，相對地，尤蘭莉的生活一團糟，她離婚又破產，兩個跟不同男人生的小孩正值青春期，姊妹從小在信奉門諾教派的保守家庭中長大，形影不離，然而兩人的關係卻因為姊姊不斷嘗試想要結束自己生命而吃盡苦頭。作者在自己的父親和姊姊相繼輕生離世後，帶著思念和疑問寫下了這本書，字裡行間的愛溢於言表，倘若活著是為了創造意義，那麼每當小小的憂愁襲來，別忘了還有親愛的生命。
　
本月特別想讀的書，還有 Richard Roper 的《 #如何不孤獨死去》，一部令人非常暖心，又帶著濃厚尾韻的浪漫小說，四十出頭歲的安德魯個性敏感且盡責，服務於一個政府的公共衛生單位，專門負責處理孤單死去的民眾的後事，大多是已死去數個月的老人，不僅成天面對著孤單跨過生命終點的人們，他自己也是個孤獨的人，在他看似平庸、平靜的生活中，懷抱著一個秘密：在他五年前到職的那一天，他不小心騙了他的主管和同事說，他已婚，育有兩個孩子，有個幸福快樂的家庭。從此，一方面他帶著恐懼、壓力和罪惡感延續著這個謊言，另一方面，卻默默地在這些謊言當中得到了某種安慰，好像自己並不真的那麼孤單，而這所有的一切，他試圖帶著潛伏的隱憂安靜沉默地度過的平凡生活，卻隨著新同事佩姬的到職而掀起了巨大的風暴，逼得他開始認真思索生命的意義，面對自己的過去和未來。
　
接下來幾位大作家的作品可看性仍相當高，前日配合贈書活動的馬奎斯《 #枯枝敗葉》是他第一部小說，也是首次以魔幻之鎮「馬康多」為背景的作品，故事藉由老上校祖孫三代的內心獨白，娓娓道出主角如何在極度的孤獨中度過此生，不僅形塑出奧雷里亞諾波恩地亞上校的人物原型，更為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揭開了序幕。 赫拉巴爾《 #雪花蓮的慶典》與《過於喧囂的孤獨》同樣為其鼎盛時期的作品，以克爾斯當地的風土人情為背景，自己化身為書中作家，透過日記形式寫成的 21 篇短篇小說集，小器的餐廳老闆、美麗優雅的夫人、萬年影痴、活在昔日榮光的自負畫家、喜好囤積舊貨的怪人、一心想擺脫專橫妻子的膽小丈夫、頭戴白色禮帽的神祕客、為一頭被射殺野豬的歸屬而爭執不下的兩個狩獵協會等，典型赫拉巴爾式的誇張人物形象，加上鮮明的鄉村場景，搭配口語化的對白和方言俚語，寫出一篇篇令人難以置信或捧腹大笑的幽默人性故事，來反應他對生命的熱愛。
　
繼四月的《紅髮女子》後，緊接在後的是帕慕克《 #新人生》，關於一本書，關於讀書的人們，關於東西文化碰撞的星火。他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大學生，為了尋找書中許諾的美好世界，拋棄一切搭上公路巴士，開始追尋之旅。他愛上了深受那本書啟發的嘉娜，以為他們將前往同一個新世界，公車上總播放美國電影，窗外一座座巨大的廣告看板迎面而來，上面滿是來自西方世界的商品。他見到讀了同一本書卻無比平靜的青年，也見到慘絕人寰的車禍、謀殺、死亡。不知不覺間，他成了一個「殺手」，但他所要追殺的究竟是什麼？他們所期待的天使，是否其實有著截然不同的面孔？慢慢的，他對於那本書帶來的啟發，以及他的新人生也更加茫然。再者，終於盼到個人特別鍾愛的作家 Doris Lessing 小說《第五個孩子》續集《 #班無處安放》，那個一出生就讓整個家族四分五裂的小怪物，班，長大成年了。進入存在無數隱形怪物的社會，一路上不乏善良、願意幫助班的人，而那些人多半同樣無家可歸，有著坎坷的童年，但更多的是想騙他、利用他，甚至將其視為研究對象的人。萊辛以精煉簡潔的文字，透過班成年後遭遇的人事，赤裸描繪出人性，之中有光輝有溫暖，亦有殘酷而近乎失去人道的運作規則，帶領讀者反思高度文明社會裡，科學發展的箝制，與人類尚未跟進的內在視野。
　
麥田書癮 PLUS 系列推出一本 1987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裔美國詩人 Joseph Brodsky 經典散文集《 #小於一》，收錄了他評論詩歌、詩學，以及卓越的散文作品，談文學、談歷史也談政治，可視為對歷史和當今時代的深刻沉思，同時更是一部私人回憶錄。以及，《背離親緣》作者 Andrew Solomon 在經歷長年憂鬱症之後寫出《 #正午惡魔：憂鬱症的全面圖像》這本憂鬱症專書，憂鬱症是最受誤解、汙名化最嚴重的精神疾病，同時也是最難以定義的疾病，此書的價值，不僅在於作者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統合社會心理及精神藥學的理解，力求全面、精確地描述這種疾病的本質及樣貌；在於作者以一貫的坦率戳破種種失靈的想法、無益的治療、挾憂鬱症以自利的企圖，以及人類自我欺騙的傾向；在於作者以文學家的敏銳和同情，透過生動的比𣈥刻畫難以表述的罹病境況及無從穿透的孤獨感；更在於作者從自身及無數受訪者的苦難中，挖掘出受苦的意義及救贖，讓我們看到這種疾病的悲劇性及其帶來的美麗洞察，也讓我們 —— 不論是病患、治療者還是陪伴者，都還能懷抱希望。
　
華文作家等到楊富閔的《 #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選錄 17 篇作品，打破文類規約，故事自由串流，除了是作者文學生涯的縮時攝影，也是十年以來的心靈截圖。全書一氣呵成，充滿作者對於文體追求、形式摸索，乃至內容生產的繁雜思考，而文學創作的基本單位──語言文字，則是選集收錄的美學準則。香港作家謝曉虹首部長篇小說《 #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寫一個年過半百的大學教授，陷入與人偶炙熱的婚外情，生而為人，我們都有無法說出口的欲求、傷痛與祕密，而在這世界上，有沒有一處地方，有沒有一個人，或哪怕是另外一個物種，願意不批判地、無私地、寬容地接納我們所有的一切？作者以文字凝結成獨特的視野與感官，既鏤刻在你眼前，又輕觸在你皮膚上，既帶點奇幻與夢境，卻又緊密扣合如細針般扎，既密又痛的香港現況。陳栢青的《 #尖叫連線》也相當期待，台灣爆發大規模傳染疾病「HLV」，從感染到死亡，最多只有三天時間。為了一卷詛咒錄影帶，絕教高校裡的一群過氣恐怖片演員要合力用恐怖片救台灣。但事實是，高中才是真正的地獄，在這個人吃人的小型社會，人際關係比任何詛咒都恐怖。這是一部獻給曾經真切恐懼著的童年與青少年，獻給所有黑色的夜晚的小說，挪用俗濫的恐怖片元素，操弄與嘲笑各種定律與規則，是致敬，是後設，是恐怖片的教戰講義，更是寫給恐怖片的情書，一如那些伴我們長大的恐怖片，越 B 級越有愛，愛看又要遮掩，遮了眼又忍不住要把手指打開一道縫隙。
　
最後還有林榮三散文獎得主林佳樺的首本散文集《 #當時小明月》，「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故鄉一直是寫作者追逐的光點，回到自身，找到根源，並更理解自己的故事。林佳樺生長於宜蘭，四歲時因父親患病，家中三姊弟，只有排行第二的她離開原生家庭，被送往宜蘭三星大洲村的外公外婆家。分離的焦慮、恐慌，懷著似乎被父母遺棄的忐忑，埋下成長的不安；四十歲再度回頭，用書寫擁抱內心自卑與匱乏的小孩。蔡詩萍新書《 #與世界一起散步：小日子小堅持》是疫病年代對日常最溫暖的回望，重新凝視生命中最不可取代的愛，在 2020 這特別的一年慢下腳步，捫心自問，我們把上班當成日常，把工作視為當然，平日給自己，周末給長輩，陪孩子嬉戲卻總認為長大這件事還早。我們望著時間表分秒必爭，相信時間就是金錢。當時間軟癱以後呢？當很多視之為必然的不變，都改變之後呢？

【轉貼王浩威醫師文章】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透明的存在 》★王浩威
１
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２
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而更人著急的是：這樣的情形不是少數。最近的注意力缺失症過度治療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年來，在臺灣，小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傾向愈來愈多。特別的是，這些來到診間尋求治療的孩童，很多是老師建議的。
老師們積極建議父母要帶這些孩子去找醫師，認為他們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服藥治療。如果家長帶去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認為嚴重程度仍不符合這個診斷，或是認為雖然符合這診斷但處理重點不應是藥物，老師還會積極暗示家長這醫師不夠經驗，甚至建議另外找某位醫師。
而通常，老師建議的醫師，往往是他們過去經驗中較容易開「利他能」這一類藥物的醫師。其中許多不是兒童精神科醫師，甚至不是一般精神科醫師，而是小兒科醫師或復建科醫師。
老師們為什麼急著要孩子吃藥？也許有一點效果吧，小孩的活動量可能稍稍減低了。但更重要的是，當孩子被「醫師」下了一個診斷，特別是要求服藥之後，老師的焦慮下降了。
老師的焦慮，一來是來自對教室秩序的控制慾，二來則是對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忍受不住的感覺，和他身為老師的道德標準有所衝突，潛意識𥚃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來反駁自己良心的不安。
於是，在臺灣，服用「利他能」的小孩，是逐年地愈來愈多，甚至是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３
在高雄執業的家醫科醫師李佳燕，是一位長期關注婦女和兒童權益問題的社會醫師。她兩三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問題，忍不住在2013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圍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稚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這名詞），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有一回，我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開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轉去看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看病，要不要繼續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和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抗拒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李醫師的這一封信，憂心的不只是：「老師不善長班級的經營、醫師的失職」，而是進一步希望讓家長「瞭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讓老師重回教育根本，因材施教」，「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
雖然不曉得昔日的內政部兒童局局長，而今改制後升格為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張秀鴛，是否有任何回應，但李醫師提出來的呼籲，是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

４
我自己是在1979開始陸續接受兒童精神科的訓練；這訓練，一直持續到1985年左右。當時，國內兒童精神科醫師並不多，帶我們訓練的主要是宋維村、陳映雪、徐澄清、李鶯喬、丘彥南等醫師。
在那個時代，注意力缺失症或過動症的診斷並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是太少。然而，最大的差別是，那時候，教我們這方面專業的醫師們，從來不認為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方法。他們總是強調如何教父母去帶這些小孩，以及，如何建議老師用不傷孩子自尊的方式來經營班級。
至於用藥，在這樣處理過程下，幾乎是十分不必須用的。
那是一個生活細膩而不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樂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即使是門診負擔沉重的醫師也是如此。
然而，曾幾何時，包括醫師、老師和父母，也包括我們的媒體和一般民眾，這樣細膩關懷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地不見了？
在過去，至少在我成長的時候，老師們彼此之間不是提倡「愛的教育」，甚至還很積極糾正或引導當年日本教育下而相信「斯巴達教育」的家長們？
當然，在那一個時代，教育並非完全美好，還是有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存在。譬如：成績好的學生還是容易受到重視，相反地，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容易被視為品德也不夠好的。然而，即便是這樣，教育相關的事務，包括老師和家長，確實是相信「愛的教育」（雖然不全然做到），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值得以抱持著關愛的心態去找到適合他們個別狀態的方法去教育他們。

５
而現在，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
李佳燕醫師結合了許多關心兒童權益的人士，包括兒童文學的幸佳慧等人，提出「給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的口號，成立「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在全省各地辦活動。
為什麼是「罐頭孩子」呢？
我猜想是來自童書《罐頭裡的孩子》。這本由德國兒童文學大師克莉絲汀．內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inger,1936生)在1976年創作的作品；後來在1983年也被當時還年輕的導演Claudia Schröder改拍成電影。
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６
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在日本，不只是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討論過「透明的存在」這問題，連小說家也延續這觀念的探討。村上龍1976年出道而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直到2005年在日本已經賣出350萬本，成為日本最暢銷的現代小說之一，就是在探討小孩子們在大人的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甚至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1997年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然而事隔多日以後，當整個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這位犯罪少年在挑戰信中，同時也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信裡許多的威嚇之後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７
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
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
在這樣滿天的惡魔想像中，十分難能可貴的，東海大學校方發表了一篇值得眾人深思的信。它是寫給東海大學師生的，但我覺得全臺灣都該看看。信中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也許，在這樣不幸的時刻，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一起讀讀東海大學的這一封信，也一起讀讀「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的發起文章，好好想一想：臺灣究竟要怎麼辦？

「每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同，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資訊給家長與主要照顧者，藉此充權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的選擇能力，使其有能力逃脫單一的價值論述。最後目的，除了提供家長一個支持的網絡，也避免孩子成為主流價值與觀點的犧牲者。
老師，醫師，父母都不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也都可以是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
我們大人以為小孩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大人如何教小孩？我們大人對孩子有什麼要求與期待？我們以為孩子應該被教成會做什麼？該懂什麼？最終長成什麼樣的人？我們開始擔憂現代孩子的教育，恐成為某種形式的罐頭化或機械化的過程。我們的專業如何在孩子身上運作？將孩子的行為，以疾病化的方式去解釋與對待時，這些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都重大且深遠，如何能不審慎？」

我們常在不知不覺中，
增加了簡單問題的複雜性~~~

但可怕的是，我們更常
尋求複雜問題的簡單答案~~~

不要只是找出孩子、家長、學校、醫療、政府、社會甚至老天犯了哪些錯，
而是積極協助孩子、家長，學校、醫療、政府、社會甚至老天知道該多做些什麼~~~

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透明的存在 》★王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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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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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而更人著急的是：這樣的情形不是少數。最近的注意力缺失症過度治療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年來，在臺灣，小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傾向愈來愈多。特別的是，這些來到診間尋求治療的孩童，很多是老師建議的。
老師們積極建議父母要帶這些孩子去找醫師，認為他們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服藥治療。如果家長帶去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認為嚴重程度仍不符合這個診斷，或是認為雖然符合這診斷但處理重點不應是藥物，老師還會積極暗示家長這醫師不夠經驗，甚至建議另外找某位醫師。
而通常，老師建議的醫師，往往是他們過去經驗中較容易開「利他能」這一類藥物的醫師。其中許多不是兒童精神科醫師，甚至不是一般精神科醫師，而是小兒科醫師或復建科醫師。
老師們為什麼急著要孩子吃藥？也許有一點效果吧，小孩的活動量可能稍稍減低了。但更重要的是，當孩子被「醫師」下了一個診斷，特別是要求服藥之後，老師的焦慮下降了。
老師的焦慮，一來是來自對教室秩序的控制慾，二來則是對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忍受不住的感覺，和他身為老師的道德標準有所衝突，潛意識𥚃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來反駁自己良心的不安。
於是，在臺灣，服用「利他能」的小孩，是逐年地愈來愈多，甚至是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３
在高雄執業的家醫科醫師李佳燕，是一位長期關注婦女和兒童權益問題的社會醫師。她兩三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問題，忍不住在2013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圍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稚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這名詞），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有一回，我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開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轉去看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看病，要不要繼續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和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抗拒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李醫師的這一封信，憂心的不只是：「老師不善長班級的經營、醫師的失職」，而是進一步希望讓家長「瞭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讓老師重回教育根本，因材施教」，「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
雖然不曉得昔日的內政部兒童局局長，而今改制後升格為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張秀鴛，是否有任何回應，但李醫師提出來的呼籲，是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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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在1979開始陸續接受兒童精神科的訓練；這訓練，一直持續到1985年左右。當時，國內兒童精神科醫師並不多，帶我們訓練的主要是宋維村、陳映雪、徐澄清、李鶯喬、丘彥南等醫師。
在那個時代，注意力缺失症或過動症的診斷並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是太少。然而，最大的差別是，那時候，教我們這方面專業的醫師們，從來不認為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方法。他們總是強調如何教父母去帶這些小孩，以及，如何建議老師用不傷孩子自尊的方式來經營班級。
至於用藥，在這樣處理過程下，幾乎是十分不必須用的。
那是一個生活細膩而不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樂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即使是門診負擔沉重的醫師也是如此。
然而，曾幾何時，包括醫師、老師和父母，也包括我們的媒體和一般民眾，這樣細膩關懷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地不見了？
在過去，至少在我成長的時候，老師們彼此之間不是提倡「愛的教育」，甚至還很積極糾正或引導當年日本教育下而相信「斯巴達教育」的家長們？
當然，在那一個時代，教育並非完全美好，還是有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存在。譬如：成績好的學生還是容易受到重視，相反地，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容易被視為品德也不夠好的。然而，即便是這樣，教育相關的事務，包括老師和家長，確實是相信「愛的教育」（雖然不全然做到），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值得以抱持著關愛的心態去找到適合他們個別狀態的方法去教育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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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
李佳燕醫師結合了許多關心兒童權益的人士，包括兒童文學的幸佳慧等人，提出「給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的口號，成立「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在全省各地辦活動。
為什麼是「罐頭孩子」呢？
我猜想是來自童書《罐頭裡的孩子》。這本由德國兒童文學大師克莉絲汀．內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inger,1936生)在1976年創作的作品；後來在1983年也被當時還年輕的導演Claudia Schröder改拍成電影。
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６
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在日本，不只是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討論過「透明的存在」這問題，連小說家也延續這觀念的探討。村上龍1976年出道而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直到2005年在日本已經賣出350萬本，成為日本最暢銷的現代小說之一，就是在探討小孩子們在大人的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甚至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1997年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然而事隔多日以後，當整個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這位犯罪少年在挑戰信中，同時也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信裡許多的威嚇之後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７
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
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
在這樣滿天的惡魔想像中，十分難能可貴的，東海大學校方發表了一篇值得眾人深思的信。它是寫給東海大學師生的，但我覺得全臺灣都該看看。信中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也許，在這樣不幸的時刻，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一起讀讀東海大學的這一封信，也一起讀讀「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的發起文章，好好想一想：臺灣究竟要怎麼辦？

「每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同，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資訊給家長與主要照顧者，藉此充權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的選擇能力，使其有能力逃脫單一的價值論述。最後目的，除了提供家長一個支持的網絡，也避免孩子成為主流價值與觀點的犧牲者。
老師，醫師，父母都不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也都可以是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
我們大人以為小孩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大人如何教小孩？我們大人對孩子有什麼要求與期待？我們以為孩子應該被教成會做什麼？該懂什麼？最終長成什麼樣的人？我們開始擔憂現代孩子的教育，恐成為某種形式的罐頭化或機械化的過程。我們的專業如何在孩子身上運作？將孩子的行為，以疾病化的方式去解釋與對待時，這些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都重大且深遠，如何能不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