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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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關紹箕, 修辭學此門學科一般而言可朝三個方向研究, 首先為理論的方向, 其次為歷史的方向,最後為實用的方向。而筆者以此所選擇的正是第一跟第三個方向。很多人誤以爲修辭學僅是來裝飾文筆的途徑,卻並非如此。換言之,修辭學可視爲文學的美容師, 不過,與此同時,修辭學不只與文學有關, 與各類學科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首先,思想内容與語言形式要統一起來,因爲它們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係。 其次,客觀對象與主觀感受亦務必統一起來。最後,修辭運用因具體語境而異, 也就是說『所謂語言環境,指的是不同的交際對象、不同的交際場合、不同的語體、不同的上下文乃至不同的交際目的等。具體語境不同,便會有不同語言形式的選擇。語言形式選擇不適應具體的語境,便收不到好的修辭效果。
雖『近年來,修辭[才]普遍受到重視,無論是教學或研究,都有長足的進步, 但是自古代羅馬許多演說家以實用修辭爲主並十分重視修辭之術。
修辭學隨著語法和邏輯或辯證法 ,修辭是其中的三大古藝術的話語 。從古代希臘到19世紀末期,它是一個核心部分的西方教育,填補了要培養公眾演講者和作家移動受眾的行動與爭論。
不過,修辭學是一種跨越或跨界(interdisciplinary)學門,因爲它『是一門開放性的學科,它和語用學、社會語言學、美學、文學、符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思維科學都有較緊密的連繫』。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寫出『修辭學』專門著作的既是希臘人愛梭庫拉提斯 (Isocrates, 436-338 西元前),他認爲修辭學等於『勸說之學』(Science of Persuasion)。 不過,希臘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修辭大作就是舉世聞名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5-322)所寫的ΤΕΧΝΗ ΡΗΤΟΡΙΚΗ(拉丁文為 Ars Rhetorica),也就是《修辭學》此專門著作。亞里斯多德對於修辭的定義如下:『修辭學是:通曉任何範疇的意念 ,考察一切勸說的手段的技能』(黃慶萱 1989:4)。 根據亞裏士多德,修辭學和辯證法(dialectic)為一體的兩面。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開宗明義說:「修辭術是辯證術的對應物」(Rhetoric is the counterpart of Dialectic),這句話表明修辭學與辯證法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兩者都與可能性、或然性有關,都建立在大眾的意見,大家公認的真而不是絕對的真的基礎之上,同時,兩者都採用三段論法。修辭術與辯證術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更加平民化,面對各式各樣的聽眾,而後者面對的仍是有限的少數知識階層的思想貴族。
我們今天對於修辭所保持的概念未必同等於古代希臘以及古代羅馬的時候。今天,一般人認爲修辭僅是修飾文辭或語詞的藝術手法,亦可視爲使語言表達產生美感效果的形式安排。
不過,古代時期,修辭學包括的範疇很廣泛。根據王曉朝所言,『文辭的修飾、正確的語法、鏗鏘的音韻、崇高的風格,都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詞源學、語法學、音韻學、論辯術、演講術都是修辭學的分支。』
由此可見,修辭(rhetoric)此詞,『在西方古典時期的原始意義包含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以《或然性》為基礎; 另一是以《說服》為目的。......(中略)...... 羅馬共和國征服希臘後,繼承了許多希臘的文化,包括論辯術的研究』(高辛勇, 2008:5)。
不過,本文著重的並非古希臘時代的修辭,其所扮演的勸說作用,而著重於古羅馬時代最出名的修辭理論家,即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西元前106-43) 的理論,尤其將會強調其最有名的著作之一『修辭學』(Rhetorica ad Herennium)中的『五修大綱』之重要性。
西塞羅『五修大綱』
如上所言,古希臘人對運用語言的技能十分重視。他們認爲,有無運用語言的技能,是一個人有無智慧的重要標誌,亦可視爲運用語言的一門藝術。正常的人都會說話,但要在公衆場會講述自己的見解,未必衆人會做,那是要有智慧的 。在羅馬共和國的整體下,能做生動有力、扣人先弦的演說是從政的一個重要條件。雖現今的政治道德不能與古代希臘或羅馬相提並論,但的確迄今亦如此, 也就是說最厲害的演說家或最受歡迎的政治演說既是講究修辭學和演講術, 如同克林頓於2011在日内瓦所發表之演說。
以此, 可直接切入正題,來解讀以及分析西塞羅『五修大綱』。在『修辭學』中的論公共演講的理論的第一卷 ,西塞羅說明演講者應當擁有開題 (inventio)、佈局(dispositio)、文體 (elocutio 或 style)、記憶(memoria)以及表達(expositio 或delivery)的能力。
所謂開題,就是對那些真實的或者似乎有理的事情進行設想, 從而使事例變得可信。所謂佈局, 就是對整件事情進行安排或配置, 從而使事情的每個要點所處的位置變得清晰。所謂文體,就是針對構思出來的事情採用恰當的詞句。所謂記憶,就是把事情、用語和佈局牢牢地記在心裏。最後,所謂表達就是優雅地使用聲音、表情和姿勢。換言之,根據西塞羅表示,每一個演說家,無論在何場合,必須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即天資聰穎、勤奮練習、聲音悅耳、體態良好、常識豐富、永遠知道自己在講何事。
我認為現代的演說家應對西塞羅『修辭五綱』知之甚詳才有辦法出口成章並讓聽眾覺得自己是推心置腹地跟他們實話實說,因為歸根到底,依許多古代希臘哲學家看來,修辭學同等於『勸說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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