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戲曲中心演唱《帝女花》之〈庵遇〉後感
文章日期:2021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好少在本欄提及我的私人生活,但今次要破例講一件非常興奮和感恩的事情。本周二,非常榮幸,竟有機會在「普樂藝會」姚志明老師領導下,與一班好同學和星光熠熠的大老倌,一齊在非常漂亮的戲曲中心演唱粵曲!
對粵曲的興趣可說來自隔代遺傳,我從未見過的祖父,在鄉下是專業唱戲的。約10年前,經過大會堂,見到「普樂藝會」的海報,我就去了報名加入。
實在慚愧,雖可說學藝多年,因為懶惰,從未學好工尺譜基本功,只是一直念口簧。後來更因工作太忙而停了近8年,最近半年才臨急抱佛腳,再次操曲狂練。但因資質實在有限,所以進度甚慢,在此實需要感謝姚老師和我邀請的年輕名花旦王潔清小姐(多才多藝,亦是編劇家),和一眾樂師及陪我唱歌的同學們的無限耐性和指導。
今次演出源出自兩年多前,在「普樂藝會」的周年晚宴上,跟姚老師聊到當時剛落成的戲曲中心,我就表示極力鼓勵和支持我們曲社去申請一個演出檔期。出口容易,但辛苦了一班好同學,開始了漫長和艱辛的籌備過程。我需要對廣大香港市民道謝,戲曲中心的建築成本高達27億元,現在我們這些票友,竟可只花10萬元不到,就租到此世界級歌劇院,非常物超所值!戲曲中心的排期當然非常長,也有一定水準要求,但絕對接受業餘團體申請,開放度和使用率,都遠高於香港單車館!
港治疫成功 演出兩延期後終成功舉行
戲曲中心的建造歷史有點坎坷,亦有點爭議性。設計出自溫哥華華人建築師譚秉榮手筆,但不幸在2016年巡視工程時突然中風去世。後來劇院的英文名字「Xiqu Centre」,也曾一度引起激烈社會辯論。戲曲中心更有點生不逢時,2019年初正式啟用,開幕不久即遇上大型社會暴亂,到了2020年更碰上沒完沒了的疫情,大大影響整個演藝界。
我們的演出也幾乎以為告吹,結果兩度延期,超過一年時間,最後能成功舉行已算幸運,實需感謝香港治疫超成功。據了解,上演西方歌劇的紐約林肯中心的室內劇院仍未重開,但從5月起,就在室外搭了10個台舉行演出,有抄襲我們搭棚上演神功戲的嫌疑呢!
粵劇在2009年已被聯合國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香港和所有廣東人的文化瑰寶,非常值得保存和發揚光大。我一曲走天涯,今次唱了香港人最熟悉的《帝女花》之〈庵遇〉。《帝女花》當然是任白戲寶中之戲寶,亦是唐滌生先生的四大名劇之一(其他三套為《紫釵記》、《牡丹亭驚夢》及《再世紅梅記》)。《帝女花》原劇本出自清代崑曲劇作家黃燮清,後來由唐滌生改編而成。《帝女花》的故事感人,不止受到中國人歡迎,原來早在清末已傳到日本,且長期有演出此劇(但不知是以何形式,Kabuki還是Noh?)。據說,任劍輝和白雪仙兩位,在一次日本旅行中,偶然碰到此劇演出,從而啟發他們把《帝女花》帶回來,鼓勵唐滌生先生改篇成粵劇。
如此故事是真的(如有讀者認識白雪仙女士,請幫忙印證一下),實在非常傳奇。我認為此故事可信性頗高,因為早期的粵劇其實可算頗國際化,包容性也很強。粵劇的歷史不到200年,對比超過600年歷史的崑劇不算長,最有名的明代崑劇作家湯顯祖,跟沙士比亞是同一時期的人,且同在1616年去世。最初的粵劇演出方言其實並非粵語,而是所謂的古腔官話(又稱中州話),反而較接近北方方言。現代粵劇的改革歷史更短,都是始於1920年代的,主要推手為在香港土生土長,曾就讀聖保羅書院的薛覺先先生(白雪仙的父親白駒榮亦重要)。改革包括引進大量西洋樂器如小提琴、色士風,甚至結他等等,但亦有帶入北方的鑼鼓和北派表演藝術。樂曲方面加入大量豐富旋律的小曲,有些甚至來自西方,演唱方言改為主要粵語,男角從高八度音的子喉改為平喉(感激),亦開始容許女性參與演出,毋須全部女角用男生反串。薛覺先的劇團,也培養了多位著名劇作家,包括南海十三郎和稍後期的唐滌生等。
其實這批早期粵劇改革者都頗西化,不止薛覺先念番書,南海十三郎更曾是港大醫科生,唐滌生原名唐康年,滌生只是他英文名Dickson的譯音名字!唐滌生曾在非常洋化的上海讀書,除編劇,其他興趣包括畫西洋水彩畫和看荷李活電影。他們這批人的創作靈感來自全世界,並無特別國家和文化界限。當年粵劇流行地域非常廣,除粵、港、澳為中心點外,南洋以至北美和歐洲華僑,都以廣東人居多,所以各大老倌經常到全世界演出。李小龍爸爸李海泉為粵劇名伶,正因在1940年去了美國演出和避戰亂,李小龍才會出生於三藩市。
改革粵劇四大建議 助傳承創新
其實粵劇在今天的香港和廣東仍頗流行,我參與了之後才發現有那麼多的志同道合人士。除年紀較長人士外,喜見原來也有不少年輕的專業粵劇表演者和樂師,演藝學院和八和會館更是功不可沒。最近發現有些大老倌,甚至有專門開班教導只幾歲大的小朋友!
任何文化藝術都必須有生命,有傳承和創新,粵劇也當然不例外,需要更多新的好劇作。讓我大膽提出數個繼續改革的建議:
1.傳統曲牌如《秋江月》和《妝台秋思》等固然好聽,但我認為不應不停翻用。我建議每齣劇都必須創造一些新的樂曲。情况如百老匯劇一樣,無論Phantom of the Opera和Cats的歌曲有多好聽,Andrew Llyod Weber是不會翻用這些旋律的。但我的意思並非完全放棄非常優美的中樂pentatonic scale(五聲音階)和較簡單的harmony(和聲),其實我反覺得模仿交響樂團的現代中樂團有點不倫不類。但在中樂的音律基礎上,應該也有大量創作空間。
2.我絕對覺得中國戲曲的藝術性高於傳統西方歌劇,因為包含唱、念、做、打,絕非如西方歌劇般,主要演員只懂行來行去唱歌。所以我認為未來的粵劇應提升舞蹈、做手,以及我的至愛北派的佔比和重要性,給予觀眾更多的視覺享受。當然服裝、化妝、燈光和舞台設計亦非常重要。
3.現代人的生活習慣網上化和碎片化,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無論傳統粵劇藝術家多麽喜歡四小時長的現場舞台表演,我認為必須縮短表演時間至約兩小時,甚至編寫一些更短的劇目(不一定是折子戲)。近日我發現在疫情期間,八和拍製了一系列介紹粵劇各方面藝術的短視頻,是個非常好的計劃。但我認為連正式粵劇表演也應大量放到網上做推廣,粵劇的整個商業模式都需要重新考慮,從只靠現場門票、票友和政府資助,加上新的網上流量和收費模式。
4.最重要的是,中國包括香港,需要盡快開關,重啟正常的人民、文化藝術、學術、生意和外交旅遊。封關愈久,中國與全世界的隔膜愈加嚴重,加上中國互聯網並非完全開放,本已在惡化的美中關係,在切斷絕大部分實體交往後,情况變得更差,甚至更危險。
內地近月政策 似墮圍城受困心態
除此,一如我數月前的警告,中國切忌因封關而墮進圍城受困心態。近日所見的一些政策,就不幸有此味道。我再次提醒,不可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必須鼓勵中國企業(和人民幣),包括互聯網平台企業,盡快衝出國際。說什麼不想超越美國,只想超越自己,聽來有點道理,但其實誤解了中國互聯網企業需要走出國門的真正原因。互聯網就是最強大的新媒體,如中國全面放棄全球競爭,美國互聯網巨頭,更將長期壟斷全球傳媒和大部分人的腦袋,他們對世界的認知都是經過美國傳媒的五稜鏡。美國擁有絕對性的媒體控制,再加上中國無意放開資本帳,提升人民幣地位,所以才能支持美國無道的長期QE和其他不合理貨幣和財政政策。換作沒有超級傳媒控制權的古羅馬帝國,如此誇張的印鈔,可能早已引發金融危機!然後有了無限的印鈔權,才可負擔更誇張和極端的「9 Power Standard」軍事開支!
粵劇界只是整個社會的極小一份子,但亦是一個縮影。明年我們曲社又訂了戲曲中心作三場表演,老師幫我約了全中國最有名的花旦之一蔣文端女士與我合作。我誠惶誠恐,但當然非常興奮,只期望早日通關,明年能夠成功演出!
如能與全世界恢復通關,我甚至夢想我們曲社能遠征歐洲,在維也納黄金音樂廳(Goldener Saal Wiener Musikvereins)演唱中國粵曲!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隔代遺傳意思 在 孟買春秋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這也是我覺得極度不合理的事。
菲爾剛離開路透社時曾在台灣幾所大學開新聞相關課程,因為他有三十多年路透社的經驗,不客氣的說非常資深,校方十分禮遇鐘點費給的比較高。不是不知足也很感謝,但客觀看來就一個有這樣經驗的國際專業人士而言,這種數字是可笑的。當然學校不是有錢的上市公司他的目的也不是賺錢,否則根本不會在台灣教書。但那兩年我常想,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對本國老師壓榨尚且如此,如何請到國際專業人士來授課?
我們因為沒有經濟壓力也進入半退休狀態,對菲爾來說是為了興趣和樂趣而教,對我而言是可以回到台灣,他基本上把在台灣開課當慈善工作,因為得到的薪資付房租生活之外,所剩無幾。和發文這位老師一樣,花的時間不只是講課,有備課還有課前課後學生單獨來找的時間,往返的時間(這應該不能算),改作業的時間,一趟出去的時數平均下來,有時鐘點費跟速食店超商打工所差無幾。說到錢很市儈,但這是殘酷的現實。
而在台灣的老師們,除了理想熱忱之外,還得養家。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X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
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
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
-\-\
照片是2012年我在X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
隔代遺傳意思 在 謝銘元:失敗並不可恥但要有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X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
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
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
--
照片是2012年我在X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