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與日本「朝貢」關係真相（三）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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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由於明朝對日本的朝貢貿易限制比較嚴，不僅船數少，而且貢期長，遠遠滿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經常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著。這種競爭到後來終於發展成在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據日本史籍記載，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貢使者桂悟一行返國時，明朝曾頒發給正德新勘合，交他們帶回日本，但這批新勘合並沒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裡，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內氏奪去。大內義興在取得這批新勘合後，即準備獨佔對明貿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終於獲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認，大內氏則派出入明朝貢船3艘，由宗設謙道率領，攜帶第一、二、三號正德勘合到中國，一行於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達寧波。此事當然引起其他封建領主和寺社等的不滿，其中有盤踞坍港的細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對明貿易的權利。細川氏在當時不僅擁有強大實力，而且其領地緊鄰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絕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以過期作廢的弘治勘合交給細川氏。細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啟航。因為他們航行的路線是經過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誤了幾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閏三月十八日始從薩摩的山川港啟航，大概比宗設一行遲十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為序。」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賄賂，故違例先盤閱瑞佐貢船的貨物，設宴時又讓瑞佐坐在宗設之上。宗設於是大怒，與瑞佐忿爭相仇殺，焚嘉賓堂，劫東庫，大掠寧波，奪船揚長而去。案發之後，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瘐死獄中。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於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
至17年後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國王源義晴複遣貢使碩鼎等人明朝貢，明朝雖勉強予以接待，宴賞如例，但仍強調「貢期定以十年，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義晴再遣貢使周良等人貢時，則因貢期未到，貢船、人數均超過限額，而被阻在舟山群島停泊了10個月，直至次年春天貢期到後，始准許入貢。此後，日本方面因大內義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為其臣陶晴賢所殺，在紛亂中失去勘合，遂終止派遣貢船入明朝貢。
三
中日之間朝貢貿易關係終止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全面遭到倭寇的騷擾。「數千里間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將、吏、士、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以數十百計。」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嘉靖倭患」。自此之後，明朝即嚴海禁，調兵將，在東南沿海掀起一場剿滅倭寇的大規模戰爭。至嘉靖末年，倭患基本平定後，明朝統治者不得不考慮改變原先實行的海禁政策，批准福建巡撫塗澤民的奏請，於隆慶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開放海禁，准許私人申請文引，繳納餉稅，揚帆到海外貿易，而對日本的貿易卻仍然實行嚴禁。
但是，此時的中日貿易走向已發生了變化，即不像原先那樣，有眾多的日本商人來到中國沿海從事走私貿易，而反過來是大量的中國商人湧向日本貿易。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與當時中日兩國的貿易政策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繫。在中國方面，既已准許私人貿易船出洋貿易，要再像開禁前那樣禁止往日本貿易已不大可能，因往日本貿易的贏利遠遠高過往東南亞各地貿易的收益，故海外貿易商為利所誘，往往藉口到其他地方貿易，待商船出海後再轉向駛往日本。即所謂的「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以暹羅、占城、琉球、大西洋、咬留吧為名，以日本為實者，絲寶盈桁而出，金錢捆載而歸。」當時的同安名士洪朝選就描述過這種情況:「漳人假以販易西洋為名，而貪圖回易於東之厚利近便，給引西洋者不之西而之東，及其回也，有倭銀之不可帶回者，則往澎湖以煎銷，或遂沉其船，而用小船以回家。」當時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在奏疏中也寫道:「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駛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廣、高等處糴買糧食。徑從大洋人倭，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
在日本方面，1590年豐臣秀吉完成日本國內的統一後，即設立一種「朱印船」制度，准許這些朱印船到東南亞各地貿易。據記載，1592年由他批准到東南亞各地貿易的朱印船有9艘，即由長崎出航的末次平藏2艘、船木彌平次1艘、荒木宗右衛門1艘、系屋隨右衛門1艘；由堺港出航的伊豫屋某1艘；由京都出航的茶屋四郎次郎1艘、角倉與一1艘、伏見屋某1艘。這些船分別航行到呂宋、澳門、安南、東京、占城、柬埔寨、六坤和大泥等地。1600年德川家康通過關原戰爭確立在日本的統治地位後，也極力鼓勵和發展這種「朱印船」制度，在1607年至少有23艘日本船在從事海外貿易，博多商人最後成為這種貿易的主要擁有者，但朱印船也有屬於各大名、政府官員、在日本的外國僑民，甚至宮廷女子所有或承包。這些朱印船最常去的地方是印度支那，在那裡他們可以買到由中國商船載運出去的大量中國生絲和絲織品。據統計，他們在這些地方購買的中國生絲有時高達14—20萬斤，占日本正常年份進口生絲總量的50～70％。因此，月港開禁後，日本商人就很少再到中國沿海貿易。此時的中日貿易，差不多已成了僅有中國商人載運貨物到日本的單向貿易。
（四之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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