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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兒對工作很投入，她與她的事務所夥伴們為了改變生活環境燃燒小宇宙，所以沒太多時間幫我助選，這點我完全體諒！我這輩子從未要求我的兒女從政，他們都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很認真！這也是我的驕傲。

感謝萬水給我如此棒的孩子，雖然妳不在了！但我們三人還是非常認真地面對挑戰，盡量不吃甜食、靠著腎上腺素過活。堅持自己的理想！而且我們知道台灣有很多很多「默默」們也是如此，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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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邁的臉書全文：
2016、2017連續兩年，我隨父親前往秘魯與越南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會議。台灣的國際空間非常有限，APEC是少數我方可以充分參與的國際組織，領袖代表肩負與各國領導人直接或場邊對話的重要任務，除了提高國際能見度、讓世界知道我們真實且必要的存在，我們更需要藉由在這樣正式的外交場域上與其他經濟體分享我們的硬經驗與軟實力。領袖的家眷行程與活動也是各國代表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如果我媽還在，作為爸爸最強助攻的她，一定會自在且稱職地扮演好這樣的角色，坐在場邊觀戰多年的我被教練

叫上場，必須肩負這樣的重責大任～
我想我應該能夠藉由自己對於都市設計、建築地景專業的背景，適時與各國夫人們交流台灣經驗。於是，與Dr. James Soong出國拚外交的工作模式正式啟動！
厚厚的行程表run down排滿了不同的活動，對應得著正裝、便裝這點讓我非常頭大，宋杯杯建議我：「如果是妳媽媽去，她應該會想要藉由這樣的機會展現台灣服裝織品設計的能量！」於是我便為不同場合準備台灣本土在地品牌服裝飾品：夏姿、CEPHAS西凡斯、沙布喇．安德烈、蔡宜芬、詹朴、陳季敏、竇騰璜張李玉菁、UUIN、kotipesä、Chole Chen、LLAGUT、VACAE，找遍各大經典與新銳設計師品牌，就是希望能藉由身上的設計，成功開啟與各國代表交流及宣傳台灣設計活力的話匣子。
相對我父親必須參與的多邊、雙邊會談，我的活動行程就顯得輕鬆，由於大部分的夫人們英文都非常流利，語言溝通方面我並沒有太大的障礙，但是實際交流過程，除了必須全神貫注聆聽她們各自的生活經驗與關切的議題，我必須適時地提出合宜又適切的看法與回應。父親提醒我的身分不僅只是領袖代表的女公子(是的，很古典的頭銜吧)，更應該要展現台灣新生代的國際觀、專業實力與應對口條，行為舉止都會受到所有人的注目，再怎麼緊張都要一派自若！
(休淡～先不要轉台，字太多我知道但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這些很棒的經驗， 只想聽宋杯杯故事的捧油們請以眼球5x倍速瀏覽模式.....開始！)
在秘魯總統官邸餐敘，剛好被安排坐在日本安倍總理夫人昭惠女士旁邊，跟她提到當年宋杯杯擔任經國先生秘書時，與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曾有數面之緣，她感到非常驚喜，因為岸信介前首相是安倍首相的外公～～我跟她說會後會將岸首相跟經國先生一行的照片寄送給安倍首相與夫人做紀念，成功化解空氣中的拘謹與隔閡。安倍夫人提到她在首相官邸花園養蜂，我也與她分享台灣都市養蜂的經驗交流；向新加坡李顯龍總理夫人何晶女士討論到新加坡與台灣氣候地理環境差異影響都市景觀，李夫人也建議借鏡新國如何成功從Garden City轉型為City in the Garden且進而提出City in Nature之願景作為台灣未來城鄉發展的Case Study；與澳洲騰博前總理討論景觀對於都市設計扮演重要角色的趨勢；也與習主席夫人談論台灣流行藝術文化歌唱節目、電影電視劇影響華文社會的軟實力展現；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歐尼爾夫人討論巴國在面對現代化趨勢下，如何保持在地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時強化在地特色的體現，我也以台灣文創產業的經驗分享回應；紐西蘭總理夫人討論同屬於地震帶的台灣對於災後重建的經驗分享⋯⋯行程中每分每秒都努力想要接住對方發來的直球，佩服這些國際領導人的夫人們除了扮演好賢內助的角色，每位都興趣廣泛而且內涵深厚。也許這只是餐敘活動間的對話，但在言談之中我也有信心台灣對於文化能量與綠能永續都市發展的論述絕對不落人後！
這些過程中我也看到台灣外交團隊在與不同經濟體代表協調參訪行程車隊規格、席位桌次、發言順序、等溝通角力的艱辛，也讓我第一線見識到我們國家處境的艱難，而在不同的場合當他們釋出釋出善意及溫暖時，也深切體會友誼的可貴與重要。秘魯代表處長期關懷國際兒童村，運用台灣的科技產業優勢捐贈成立電腦教室、提供師資費用，不僅讓弱勢的孩子們能夠習得技能與世界連結，並且可以將對於科技產品的使用分享並教會他們的父母，讓父母增加工作的技能進而改變生活。同時也讓我知道有一群人在遙遠的國度，為了我們的國家努力拓展國際空間，並宣傳分享我們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而能夠跟這群默默奉獻的外交尖兵們近距離的一起工作，備感榮耀。
(好囉～加速模式關閉。)
還記得在越南峴港的最後一晚回到飯店，宋杯杯跟我分享當天他在多邊會談中用一個故事當作引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時，他還是嬰兒，我奶奶抱著我的大伯跟他在防空洞裡躲避空襲，警報解除出來以後才發現我大伯因為空間狹小空氣不流通而往生了；也因為國共內戰，七歲那年舉家來台；當他在喬治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恰逢越戰後期，反戰思潮高漲，大批學生在華盛頓特區遊行靜坐學校紛紛停課，而今天中美韓日越等各國領袖卻能和平地一同坐在這個圓桌上，擘劃亞太地區維持區域安全穩定發展對話；歷史是一面鏡子，而不是一條繩子，大家雖然有不同的過去，卻擁有共同的未來。他代表台灣呼籲各成員國，應以Peace, Prosperity and Partnership為共同願景，對於區域和平的維護、創造工作機會消弭經濟差距與共同合作對話，各領袖都面臨改善人民生活的壓力，我們也願意分擔責任，運用我們中小企業蓬勃的生氣，共同推動包容性的合作與交流。台灣中小企業在世界發光發熱的能量與經驗可以對於區域經濟做出具體可觀的貢獻。
在那兩次獨特的生命體驗中，不在於握了多少雙溫暖的手、留下多少張難得的合影，而是參與老闆(宋杯杯的同事都這樣叫他)幕僚團隊的作業，我看到他運用有限的時間資源，竭盡心力準備資料，不畏人言接受任務，代表國家積極把握每個機會推動務實外交，他勇敢的維護我們國家的尊嚴，面對其他世界強國的領袖，不卑不亢的倡議台灣的精神與價值！
老爸，這次選舉我沒有足夠的時間陪你跑行程、設計總部、做長輩圖，謝謝你體諒我對於工作的投入，我也很感謝你從來沒有要我從政接棒，讓我自在的追求我對於環境設計的實踐，與事務所的夥伴們為了成就改變生活環境燃(爆)燒(肝)我們的小宇宙。
媽媽，爸爸很堅強，他自己也很會保養，盡量不偷吃甜的，但在他需要我的時候，我跟哥哥會努力替妳當他最堅強的支柱！
我相信我老爸｜老闆｜宋杯杯｜靠腎上腺素過活的辣個男人在
面對挑戰的務實、堅持與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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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挑戰的務實、堅持與耐煩！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圖文部落格版本
https://21furu.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html

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