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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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與名嘴朱學恆、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合唱「塔綠班之歌」嘲諷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歌詞為「塔綠班,塔綠班,綠畜生氣有夠讚,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以「綠畜、塔綠班」羞辱選民,遭批評後,回應「我為什麼整個晚上不說話,因為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會對號入座」,並稱「塔綠班」此詞引起大眾共鳴,是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高虹安並拜託國防部趕快徵召她,讓她潛入敵國唱歌撕裂他們,並再度重申真正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高虹安質疑,批評她的人為什麼在疫情導致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卻只檢討她唱歌. 高虹安認為,批評她的言論的是一種霸凌行為,她說霸凌她的都是塔綠班,塔綠班將會深深的刻化在民眾的心中,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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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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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委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選民罵成是綠畜,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令國會殿堂蒙羞,而且正在拉低民意代表的水準-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一個立委不要出口成髒,沒想到,台民黨的立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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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都必須對此提出譴責,這不但是踐踏立委的專業,也是破壞民意代表的名譽,人民也會提出質疑,是否花費稅金,付出選票,只是為了養出一個立委,登台演唱「塔綠班之歌」,怒罵綠畜,並說,她是在反映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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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想像的立委,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罵髒話,詛咒其他黨派支持者,其實,這不用立委來勝任,隨便找一個升斗小民,在路上潑婦罵街即可,或者找一個三歲小孩,沒有行為與自主能力,也無法判斷是非,給她張歪歌歌詞,叫她照著稿唱.這也是她辯解之詞,她只是應別人的要求唱一首歌,歌詞皆非她創作,她不懂歌詞意思,看不懂中文,還在學ㄅㄆㄇ,只是覺得這個怪叔叔對她很好,給她一顆糖吃,所以她就聽他的話,別人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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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個民意代表,當成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做,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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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就算一個小女孩做出這種事,回家也會被爸媽教育,加以訓斥不能隨便罵髒話,不要收陌生人給的歌單,但她的行為似乎沒有人能制止他,彷彿缺乏監護人的看護,使她失去教養.唯一像是監護人的東西,是她的上司,台北市長柯文哲,而他正是滿嘴「塔綠班、聖蟑士」的起頭者,不免讓人懷疑,她是否耳濡目染,有樣學樣,或者這就是市長教她這麼做的,在高虹安罵人了以後,市長還站在她身旁,稱讚她做得很好,稱她出口成蟑的舉動,贏得了龐大的網路聲量,這下子她的蟑話路人皆知了,就連彰化人都知道這個看似成年的小女孩,當眾罵人髒話,不免令人感嘆,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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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塔綠班這個詞是怎麼在網路上瞬間爆紅成為熱門關鍵字、引起大眾共鳴嗎?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豈是我一人可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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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大樹鋸專家,是怎麼把網路聲量看成是對自身行為的認同,網路聲量,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可以經由少數一群極端的人,不斷刷洗歧視性的話語,而躍上版面,現在,「高虹安」這個詞,也成為網路上瞬間爆紅的關鍵字了,它是否意味著大眾的共鳴、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在我看來,它比較接近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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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塔綠班和聖蟑士,是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在網路上恣意出征不合黨意的公民意見,意圖引發寒蟬效應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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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的理解,透露出常識的缺乏,短短幾個句子,卻有諸多謬誤,令人不知如何吐槽起,為了自己咒罵與羞辱別人,創造出這麼一大串歪理,也真是令人佩服起人類的本能,一種自利取向的自我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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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件發生之初,不就是高虹安莫名的唱起一首歌,羞辱起不相干的民眾?歌詞中,毫無道理的指涉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是塔綠班,並以激怒他們得到自己的歡愉「綠畜生氣有夠讚」,並且糾眾和她一起發出暴言,塑造大家都厭惡的氛圍,要其他人跟隨他們一起進行集體嘲弄,「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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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一種反諷,不如說是惡意的嘲笑,而且是沒有目的,也沒有原因的,並沒有人冒犯她,此前,大家並不特別關注這個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她藉由戲謔一群人,討好一群人,為自己博得優越感,吸取其他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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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還要有一個諷刺你,你加以反擊的對象,講白了,高虹安這種行為,就是單方面的網路霸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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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進行網路霸凌的行為,被看不下去的人批判,卻稱自己遭受到網路霸凌,加害者反倒變成被害者,這邏輯的弔詭,也令人瞠目結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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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妳千不該,萬不該,去謾罵選民,就算他們是別的黨派的支持者,這是從政者的大忌,民意代表,你監督的對象,是政府,不是人民,人民反倒是要監督你的對象,確保你是否有正確的反應民意,立法、審查預算、質詢、召開公聽會,監督你是否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要質詢的是各部會,而不是質詢人民是否偏激,是否是塔綠班.代議士(representative)指人民賦權與民意代表,代替自己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實行間接民主,這個代替並非出賣或者轉讓,誠如人民並沒有將自身之權利無條件賦予主權者,在人民與政府之間,代議士作為一個中介者,是人民的辦事員,換言之,和政府一樣,都是人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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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在民,誠如盧梭所說,「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政府與人民與代議士的關係,便是基於社會契約,人們放棄天然自由,獲取契約自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邁入道德和公義,這就是社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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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倡導的絕對自由,就意味著剝奪另一個人自由,當個人尋求自己的利益至上,彼此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社會契約的產生的前提便是基於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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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意志在於接納每一個成員,以群體的福祉作為發想,而非單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是所有個體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是主權者,而人們參與其中,換言之,無論是人民/政府/代議士,都必須遵守這樣的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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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高虹安一樣,身為代議士,卻指控她的主權者是塔綠班,是「另一群人」,「是極端份子」,而將這群人排除在命運共同體之外,並要她的另一群主權者去嘲笑他們,貼標籤,進行仇恨動員,獵巫,與霸凌,這比較符合她口中的部分激進支持者,而這就是毀壞契約的行為,她應該自行辭職,或由人民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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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制裁並不會是另一種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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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委的薪水來自於全體人民的納稅金,這是不分政黨色彩的人所貢獻;該立委的權柄來自於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架構,而這是基於2300萬人的公共意志,所賦予,要求他進行質詢與立法代議士的義務,這些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政治選擇為何,支持哪一個政黨,贊成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來自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能由代議士決定,或者干涉,甚至將之作為一種攻擊性的理由,攻擊自己理當付出責任的對象,純粹是因為人民不選擇她或她的政黨,或者不遵從她的個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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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檢討政府的防疫,應該提出你的論述和客觀依據,與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凸顯其不足之處,但絕非檢討選民是綠畜或是塔綠班,這不會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只是單純地進行惡意攻擊和羞辱,根本是搞錯對象.立委就職都必須宣誓效忠人民與憲法,憲法即規定,議會必須具有有自治、自律之權責,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而權利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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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此舉,是在違背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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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委之議事攻防、辯論、溝通的過程,其判斷標準為「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話來說,你可以向民眾陳述利害關係,爭取他們認同,而不是強制人民遵從自己的意見,反對者的意見都打成對立群體,進行抹黑和汙衊,比起黨意,極端的個人主義更令人無法苟同,前者仍符合民主的範疇,後者傾近於將自己當成一個暴君或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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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汙衊人民是塔綠班或者綠畜,並不屬於「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反的,它屬於侵害公民存在的負面成分,壓制人們表達自己的主張,才有可能製造所謂「寒蟬效應」,當人民表達自身的主張時,隨時會被代議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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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最荒謬之處,那就是代議士拿人民因染疫而逝去800條人命,合理化自己對人民羞辱和歧視的行為,她似乎忘了,她才有質詢權以及代議的職權,而人民並沒有,她說「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事實上,這是她的工作,她不去做,要人民自己去做,而這發生在她被檢討唱歌的情境,只要人們質疑她為何罵人是塔綠班,就必須代替自己去質詢政府,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能質疑她,要接受她的羞辱.一個代議士,主動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並對著自己主僱惡意的謾罵,並拿他人的悲痛,來為自身歧視言論進行背書,可以說,符合亞里斯多德所稱的「惡行」(adik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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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說,羞辱與歧視是一種民意,霸凌與嘲笑是公民的行為,「塔綠班」是一種惡意的標籤,框架在無辜的人身上,對於他人進行莫須有的指控,用意在於報復與逼迫他人服從他們權威,如同盧梭所說的自爽之愛(I’amour proper),把民主社會當成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經營這種人際關係,試圖與他人比較並進行貶低,他們想從他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藉由反覆激怒與刺激他人,引起別人不悅,討好極端的對象,取得他們的認同,他們越生氣,我越高興,越將他們非人化,越能建構自身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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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的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必須依賴他人的認同才能生存,必須試著去忌妒和怨恨,他們的戲碼才能繼續演下去,在這個螺旋之中,它是在服膺另一群主權者嗎?我想不是的,它像是在爭奪獲得支配自己的權力者的寵愛,一種怨婦式的忌妒,奴隸般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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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之所以是歧視的字眼,是因為它遭致了台灣本土伊斯蘭教信徒的反對,他們屬於客觀的第三者,就像柯文哲當初說「希特勒屠殺600萬人的歷史悲劇,是猶太人對國際上最大宣傳」,而遭到猶太協會所杯葛一般,台灣伊斯蘭協會對於ptt上「塔綠班、聖蟑士」的戲謔用語,認為是一種謾罵並且像是一杯毒藥,牽連無辜穆斯林,並認為使他們遭受到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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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羞辱與歧視的詞彙,它所指涉的對象,以及加諸的語境,並不是由加害者所定義,那只會淪為二次傷害,加害者出於自利取向,必然會合理化自己的羞辱行為,認為他們十分合理,如此,就會出現「我所指稱的就是一群可恨的人他們應該被憎恨」,或者「塔綠班當然不是塔利班就如同塔利班早已不只是字面上的神學士」,這樣虛構的謊言,將原本人們欲脫離的傷害字詞,再度烙印在被害者身上,使惡意成為一種平常,將錯誤變成一種正確,原本應該被遏制的行為,變成強迫別人接受,而不許抗拒的日常,明明感受到了惡意,也確實被傷害,他們要其他人裝作沒這回事,掏洗人們的認知,只能默默的忍受,把他們惡意當成善良來解讀,為了少數人的慾望,施暴於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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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與羞辱字詞,應該由受指涉的對象,他們的感受為主,以普世價值審視他造成的傷害性,塔綠班不是塔利班但卻將塔利班與之連結,如高虹安想指涉的對象是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她就直接說「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就好了,犯不著使用塔綠班,她也可以使用傷害較小的網軍或1450,但是否,從她本身的意圖來看,她故意使用塔綠班標籤他人,就是要讓觀者往塔利班神學士的惡行進行聯想,say,「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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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好了,或者她所謂「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他們可曾去強暴婦女,或是殺害平民?他們可曾對公共設施進行恐怖攻擊?他們可曾解釋一部律法,剝奪女孩子的受教權力?他們可曾說,「女生不能養寵物」而在飼主前面槍殺他們的毛小孩?他們可曾毆打或殺死記者,阻止人們說出真相?或入侵電視台,用槍逼迫主播說出他們想令她說出的口不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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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高虹安,作為一個代議士,說他們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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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黃士修,曾經攻擊立委王婉諭為「小綠燈媽媽」,他們慣性以「綠」作為一種原罪,並拿他人的創痛,使他人無法忍受,難以反駁,讓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而諷刺的是,當神學士把女性當成羔羊那樣宰割,身為一位女性,卻把兇手的暴行嫁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這是在利用太平洋一端的受害者,拿著她們的吶喊聲,來為自己取暖,尋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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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不是神學士,淪為負面的詞彙,塔綠班卻不是塔利班,是一種無害的歌頌,這理科出身的中文造詣,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既要罵人,展現自身的惡意,又想要免於責難,掩飾自身的意圖,要其他人當這股惡意都不存在,不准別人批評,可以看見其中極度自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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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塔綠班一詞的發源地與推波助瀾者,ptt八卦版與成衣商人,他們明確的使用這個詞,用來指涉所有泛綠的支持者,只要遇見泛綠支持者的存在,無論他們說什麼,贊同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來上一句「好的,塔綠班」,高虹安既然稱歌詞皆非她所創作,但又認為歌詞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樣,而是自己所獨創的那一種,「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這是沒有邏輯的,她獨創這樣的概念,又加以違反,對於這個詞彙有反應的「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是自己「對號入座」,凡看不下去她出口成髒,羞辱他人行為的人,都是一種霸凌,而霸凌她的人又會將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在人民心底,塔綠班將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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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將所有具有正常道德與價值判斷的人,看不下去她惡行的人,都當作是塔綠班,「只要批評我的,都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我說你是,你就是」,只要我爽,我就能將塔綠班貼在不合我意的人身上,而對我有利的人,就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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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像是當初母豬教徒的「仇母豬不仇女生」,將女生分為好女孩、壞女孩,被我仇視的,就是母豬,遵從我的女孩,就是好女孩,不是母豬.在這邊,高虹安把她不同政治傾向的朋友,以及她認可的,就事論事的民進黨員和非民眾黨支持者,定義為「聰明溫暖的活人」,她「永遠也不會用塔綠班來稱呼他們」,至於她稱呼塔綠班的人,都是一群愚笨冰冷的屍體,她不需要在意他們的感受,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簡單的劃分成對我好的和對我不好的,孩童般的世界,我想,在她的朋友中,也必然存在不認同她羞辱他人行為的人,在她認可的非民眾黨支持者中,也有看不下她罵人綠畜的人存在,是說,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不過,在她眼中,就會突然被歸類成「不能就事論事」,哪怕,是針對她辱罵別人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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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意的,就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證據就在於,她的定義不斷地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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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的人,都容易產生這樣自我掏洗腦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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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八卦版早前,在塔利班攻進首都喀布爾時,改版標「賀阿富汗酋長國成立」,成衣商人則在此時直播中表示,「塔利班以前就是一個政權,是後來美國人來,把塔利班政權趕走,這才是整件事的開端.」,並稱「美國人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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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濫用這詞彙的前提,和其他人不同,是肯定塔利班的行為,並對他們展開奇異的同情,透露出他們隱約的反美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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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塔綠班」標籤在任何他們認為是本土派支持者的人身上,他們某種程度贊同塔利班的行為,又將他們的暴行轉嫁給其他人,無的放屎,這樣的行為,就是在認同惡意,轉移加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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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一個強暴犯在強暴凌虐另一個女孩,他們一面大聲叫好,一面對加害者抱以同情,並大聲嚷嚷著,無辜的路人,你們是強暴犯,對著所有想幫助被害者的幫助者,說,你們就是那個強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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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維,無疑是一種共犯的思想,我們周遭的人們,出現了一群強暴犯預備軍,而高虹安唱起他們的語彙,並說,不是她創作的,是應觀眾要求,話鋒一轉,又直接指控「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不正是坐實了民眾痛恨的塔綠班?」、「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直接將塔綠班說成是刻畫在民眾心裡的你的名字,噢,我想她真正想說的,是已經刻畫在自己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名字,她已經命定了,所有批判她的人,你們就是一群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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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不敢說,說成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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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人正在受苦,他們被用鞭子鞭撻著,被蓋上罩袍,遮住了眼睛和嘴巴,而一群人不同理他們的處境,不正視他們的痛苦,甚至捨不得別開眼睛,當作事不關己,看著一群人被奪去了自己的名字,被另一群人奴役,你不為他們發聲,反倒是把加害者的名字,當作是鞭子,試圖鞭撻另一群人,活在你身旁的人,也奪去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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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痛苦,而他們卻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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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剝奪,和兇手又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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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虹安為了保護自己,而將自己周遭的人,都刻化成兇手的名字,那麼,神父必須為那些被削去自己臉孔的人,找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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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為和她同樣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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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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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同樣活在島上的人,她必須意識到,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不是一個鄉民,或是名嘴,她是一個代議士,具有公職的身分,她具有著權勢,立法權,質詢權,要代替人民上國會殿堂,理所當然,具有較多的社會責任,必須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省視,何況,她還任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教育、文化政策的議案,難道她要用謾罵綠畜的眼光,去制定民眾教育的規準?用唱「塔綠班之歌」的方式,去審視族群的文化?而她犯了錯,不肯道歉的態度,難道不會有家長問「我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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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鄭太吉所說的,「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如果他不是一個代議士,他只是一個罪犯而已,他說的話不具備影響力,但他選上了議長,這就表示,他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話語,不可避免的會對公民社會造成極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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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隨口說出「塔綠班、綠畜」的代議士,是不是認同「只要是綠的,辱罵無罪」,如果是,他擁有立法權,不知道會提出什麼樣的法案,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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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她必須具有基本的常識認知,自己的話語,對照自己的職權,是如何的撕裂這個族群和社會,她絕非只是隨意唱歪歌的小女孩,如果她認為她是,請辭職,辭去自己的職務,想要罵什麼樣的髒話或是羞辱特定族群,沒人會理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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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伊斯蘭信徒,並不認同塔利班的行為,認為少數人曲解伊斯蘭後還自詡為穆斯林,使得他們受到了牽連,而這份心情,轉化成同理,使他們精確的辨明了,那些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正在消費他們的信仰,將罪加在冤枉的人身上,正如其他人用塔利班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歧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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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同身受,發出不平之鳴,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其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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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能,我們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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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那些謾罵塔綠班和嘲笑綠畜的人,能使自己的心靈早日得到平靜,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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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鶴 #林靖賢 tomoyo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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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7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9萬的網紅3Q陳柏惟,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混合戰是什麼? 混合戰是多元方面的,不光是陸海空武器裝備,還包含民心士氣都混在一起,包含新聞、假訊息、輿論等等,影響民心,甚至導致國家陷入最大問題,使得平戰轉換不易。 所以我特別注意到北約有混合戰的應變中心,2019 年,這個中心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混合戰演練─「 Locked Shields 計畫...
資訊戰定義 在 Eric's English Lounge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淺談「假新聞」
最近上課時學到一個新單字「positionality」,讓我想到當前社群媒體上,不停看到的「fake news」——假新聞。
簡言之,「positionality」(位置性) 被定義為於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以及能力等狀態中,創造你身分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位置性還描述了你的身分如何影響你對世界的理解與看法,以及潛在的偏見。
positionality 位置性;定位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3390885/
https://www.lexico.com/definition/positionality
以下是我對「positionality」與 「fake news」的些許觀點:
“Fake news” has permeated all facets of life, ranging from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 t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ake news can be defined as “fabricated information that mimics news media content in form but not in organizational process or intent” (Lazer et al., 2018, p. 1094). The creators and outlets of fake news do not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but rather disseminate misinformation or disinformation for purposes ranging from personal amusement to creating deceptions to achieve political aims. At times, fake news is created and disseminated by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 using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networks of bots designed to hijack feed algorithms of platforms such as Twitter or Facebook (Prier, 2017, p. 54).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Facebook estimated that up to 60 million bots were used to post political content. Some of the same bots were then used in an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2017 French election (Lazer et al., 2018, p. 1095). Such campaign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information warfare, a comprehensive attempt to control and influence every facet of the information supply chain, thereby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and behaviors. (Prier, 2017, p. 54). Often, fake news is not directly created by actors that seek to manipulate but by journalists or content creators whose content favors or aligns with the narratives of these actors (Doshi, 2020).
從社群媒體的互動到總統選舉,「假新聞」(fake news)已滲透至生活的各個層面。假新聞可被定義為「在形式上而非組織過程或意圖上,模仿新聞媒體內容所捏造的資訊」(Lazer et al., 2018, p. 1094)。無論是出於個人愛好或為達政治目的而有所欺瞞,假新聞的製造者與傳播管道並不保證資訊的準確性與可信度,反而是為了散播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或扭曲訊息(disinformation)。有時,假新聞是由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state or non-state actors)所製造與傳播,藉由社群媒體帳號及網絡機器人來劫持諸如臉書與推特等平臺的推送演算法(Prier, 2017, p. 54)。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臉書估計有多達6千萬個機器人被用來發布政治貼文。其中,有部分機器人被用於影響隔年的法國大選(Lazer et al., 2018, p. 1095)。此類行動可視為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的一種形式,一種對控制與影響資訊供應鏈各環節的全面嘗試,從而影響公眾輿論與行為(Prier, 2017, p. 54)。假新聞通常是由記者或內容創造者(content creators)所創造,而非試圖操弄的行為者,前者的內容偏好符合後者的敘事(Doshi, 2020)。
Nevertheless, while the term “fake news” is commonplace, there is no universal, measurable way to quantify the fakeness or truthfulness of news. There are many fact-checking and media-bias detection tools, but they cannot objectively detect and clarify the more subtle and nuanced aims of manipulative actors tha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news production. It can also be argued that the veracity of new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actors that seek to manipulate it, but also on the positionality of its consumers. Therefore, one’s initial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misleading news lies not in the plethora of fact-checking devices but more in one’s pre-existing dispositions and skills to think and act in response to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his ability can be referred to as critical thinking, which can be more concretely expounded as “reasonable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Ennis, 2011, p. 15).
然而,即便「假新聞」一詞隨處可見,卻沒有統一、可衡量的方式來量化新聞的虛假性或真實性。目前有許多事實查核與媒體偏見檢測工具,但它們無法客觀地檢測與說明行為操弄者更狡猾、更細緻的目標,而這些操弄者往往在新聞的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也可以說,新聞的真實性不僅取決於試圖操弄它的行為者,同時還取決於新聞受眾的位置性。因此,一個人對抗誤導性新聞的第一道防線,不在於這些五花八門的事實查核方式,反而在於個人所固有的性格,以及針對誤導性資訊的思考與行動等相關技能。這種能力可稱為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意即「專注於決定相信什麼或做什麼的理性思考與反思性思考」(Ennis, 2011, p. 15)。
Taiwan, also know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is at the forefront of information warfare. It is wedged between the geopolitical struggles of global and regional hegemon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ompounding the matter are the Taiwan’s own political actors vying for influence and power. This struggle seeps into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practice, mainly manifesting itself on social media, a battleground of information warfa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 is cognizant of these information campaigns, and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ntroduce media literacy into all parts of its educ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promot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since 2000 (MOE, 2002, p. 1), with one of its primary goals to cultivate its “citizens” abilities for independent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MOE, 2002, p. 2).
臺灣,也被稱為中華民國,正處於資訊戰的最前線。這是全球霸權與地區霸權之間——如美國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緣政治對抗。使問題惡化的是臺灣自身的政治行動者對影響力與權力的奪取。這場對抗遍布於現實生活的各個面向,主要於社群媒體中——資訊戰的戰場——展露無遺。臺灣的教育部注意到了這些資訊的煙硝,並已努力將媒體素養引入其教育體系。據該部稱,自2000年以來,政府一直試圖推展媒體素養教育(MOE, 2002, p. 1),其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公民獨立學習、批判性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MOE, 2002,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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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段落認為,由於個人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假新聞」極難定義。此外,有許多人把不符合自身成見與偏好的新聞逕斥為假新聞。這其實相當危險,因為個人觀點將會變得愈發孤立與激進。
閱聽人應意識到,他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每個資訊都有特定立場。是否真有毫無立場的新聞文章?為了對抗操弄性或強制性資訊(coercive information),我們必須意識到權力於個中的作用,以及我們自身的位置性如何形塑我們的詮釋。這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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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Doshi, R. (2020, January). China steps up its information war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March, 21, 2021,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1-09/china-steps-its-information-war-taiwan
Ennis, R. H. (1985). A logical basis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3(2), 44-48.
Lazer, D. M., Baum, M. A., Benkler, Y., Berinsky, A. J., Greenhill, K. M., Menczer, F., ... & Zittrain, J. L.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 359(6380), 1094-1096.
MO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2002). White paper 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al policy. Retrieved March, 21, 2021, from http://english.moe.gov.tw/public/Attachment/ 2122416591771.pdf
Prier, J. (2017). Commanding the trend: Social media as information warfar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SSQ, 11(4), 50-85.
★★★★★★★★★★★★
教育時評: http://bit.ly/39ABON9
相關詞彙: https://bit.ly/2UncrfI
TED相關影片: https://bit.ly/3BDsDKl
資訊戰定義 在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美國 #莫德納 250萬劑來台灣,而且看來打得差不多之後會再補貨
那我覺得有義務繼續 #恐嚇老人 XD
前陣子覺得為何中央政府定義85歲以上優先施打
而不是稍微寬一點70歲以上來減少 #緩打下 的浪費?
從6月14日JAMA刊登一篇 "疫情期間美國養老居民的 #超額死亡"
(Estimation of Excess Mortality Rates Among US Assisted Living Resi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觀察疫情爆發時2020年每 1000 名養老居民的每周全因死亡率
與 2019 年相比,2020 年全國全因死亡率顯著高於 2019 年(平均每 1000 名居民每週死亡 2.30 對 2.02;發病危險比,1.169;95%信賴區間,1.142-1.197;總體死亡率高 17%)
在 2020 年的高峰週(4 月 8 日至 14 日)
這些多重慢病、生活需輔助的居民死亡率為每週每 1000 名居民 3.28 人死亡
2019 年同一周,每 1000 名居民中有 2.24 人死亡(發病危險比1.359,95% 信賴區間,1.207-1.529)
紐約在 2020 年至 2019 年間的超額死亡率最高(1 月至 8 月期間,平均每 1000 名居民每週死亡 2.50 對 1.57 人),其次是新澤西(2020 年對 2019 年,每 1000 名居民每週死亡 3.03 對 2.09 人)。
在此期間社區傳播率最高的 10 個州 (羅德島、南卡羅來納、新澤西、喬治亞、阿拉巴馬、紐約、密西西比、佛羅里達、亞利桑那和路易斯安那)平均,2020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每 1000 名居民每週死亡 2.39 人
在這調查中大多數居民年齡在 80 歲或以上
幾乎有一半 (48%) 年齡超過 85 歲
而且許多人患有多種慢性疾病,並生活功能上需要輔助
這使他們極易受到 COVID-19 不良後果的影響
可以窺見儘管此族群很易騙難教,但是不積極作為死亡率會大幅提升
--
雖然這個研究目的是在於估計疫情時的護理與醫療措施成本
但是我依然覺得,老人緩打卻沒有 #替補機制 是很可怕的浪費
在日本,老人不想打,那它的陪病者可以打
在美國,老人不想打,那該診所的剩餘劑量可以當天抽樂透來施打中獎者
我覺得台灣要考慮這樣的 #你不打就我打 的機制
這是比宇美町式施打法更需要安排的
JAMA早之前就有模擬北卡洲的研究,如果經歷疫情高峰後才開始施打
六個月施打率內沒有到達25%以上
只要一個鬆懈警戒措施(NPI:個人衛生措施、社交距離、場所關閉)
就會再引起一大波疫情
除非疫苗完成二劑普及率可以達75%,才有恢復經濟活動的本錢
否則就是在此之前,我們都會公衛與經濟拉鋸,人民在餓死和病死做矛盾大對決
每再來一波,我們的老人和多慢族群也命不久矣,也增加我們很多的醫療照護成本
--
文末最後再提 #疫苗資訊戰 與 #疫苗外交
其實JAMA在5月24日就已經有提到美國應該重視並超前部屬 #疫苗外交
現在美國有此動作,除了拜登非常重視抑制印度變種株,並也是觀察台灣政局而出手
也可能與Peter J. Hotezz發表的這篇"Restoring Vaccine Diplomacy"(恢復疫苗外交)有關
Peter J. Hotezw提及
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的疫苗搶貨與政治亂象與醜態,全球公民有目共睹
已經不若當初DA Henderson 在WHO支持下領導了全球根除天花的團結運動
其中一點就是指出俄羅斯在疫苗研發上也是有與西方國家競爭的現象
來自美國和英國政府的報告揭示了俄羅斯
如何通過社交媒體和其他通信來指責西方 COVID-19 疫苗的完整性或安全性。
來自美國反疫苗非政府組織和政治極端主義團體的假信息也在美國和西歐傳播疫苗的疑慮
這文章背景,很可能是之前英國與美國在之前被批評疫苗出口是0
造成歐盟政局矛盾、間接使AZ安全性報告被放大檢視
並且另一邊如WHO批准國藥疫苗
弱小經濟國家獲得自產疫苗能力前,會傾向依賴更多安全性爭議的疫苗
雖然這真的就跟疫苗混打一樣沒有絕對對錯
但是美國如果再不釋出疫苗,除了削弱自己影響力
會使全球疫苗治理的倫理與試驗安全會遭受更大衝擊
資訊戰定義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混合戰是什麼?
混合戰是多元方面的,不光是陸海空武器裝備,還包含民心士氣都混在一起,包含新聞、假訊息、輿論等等,影響民心,甚至導致國家陷入最大問題,使得平戰轉換不易。
所以我特別注意到北約有混合戰的應變中心,2019 年,這個中心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混合戰演練─「 Locked Shields 計畫」。其計畫假設「一個虛構的島嶼國家 Berylia 正在經歷不斷惡化的安全局勢」,「該國正在進行全國大選」。Berylia 面對供水、電力、通訊網路等民生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而這些網路攻擊的破壞造成民心騷動,甚至威脅大選計票結果的公正性,影響選舉結果。演習的目標是整合國家網絡快速反應小組,在巨大的壓力下維持各種系統的運作,並解決國家協調機制、執法選擇和戰略溝通的能力。CCDCOE 指出這項演習除了是北約相關部門的「年度壓力測試」,同時也具有整合各會員國網路防禦、執法與相關戰略社群的重要意義。
我們便需要了解類似的任務,目前在台灣有哪些單位在因應?未來應該有哪些單位的人力加入?需要有哪些能力養成和制度的配套?我想請問國防部部長,認為有沒有必要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台灣面臨混合戰的危機?而我們潛在威脅敵人,是否正在使用這樣的工具在打擊台灣?需不需要行政院成立這樣的小組?
國防部部長回應,行政院有此類編組,不管災防、應變這都可以轉化,並同意平戰轉換的狀況幾乎會很緊湊,國軍需要再縮短平時轉換戰時的應變時間,比如縮短至平常編組就要朝向戰時編組做整理。
我也提醒,部長和我都同意潛在的威脅對手,對台灣有混合戰的威脅可能性,我建議在不同部會的行政單位,都需要對混合戰有足夠的認識,我們才有辦法傳達給民眾,什麼是混合戰,社會大眾才有機會一起來應對。
此外,全球唯一闡述網路空間法律的「塔林手冊」(Tallinn Manual)在 2017 年出版最新版,最新版目的在敲定政府在虛擬世界打仗時應該遵守的規範。因為網路衝突可能產生的情況無窮無盡,會引發一長串的法律問題與難題,塔林手冊試圖在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手冊闡述全球適用於網路空間的現行法律,也討論了例如:網路刺探應該跟一般間諜行動一樣,受到相同法律規範嗎?一個國家可以取得戰爭犯的網路身分與密碼並使用嗎?如果我們要研究混合戰應變中心在台灣如何落實,便需要參考這本手冊討論的各種網路作戰定義、網路作戰行為,以及在法律上可以如何規範。當然,台灣的法律不見得按照塔林手冊訂定,但是這本手冊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我建議國防部可以仔細研究看看,部長也欣然同意。
再來關於反滲透,,所謂網路的「反滲透」甚至是「主動作戰」,就包括了解中國網路世界的習性,並搭配中國當下的政治社會經濟事件,以及可以因此而反滲透的方式;而不是認為中國的長城永遠堅不可破。
比方說,如果在中國網路上特別針對全國性議題來動搖中央政府的威信,就會受到比較大的打壓;但是如果是針對地方貪官汙吏來在網路上進行輿論戰,或者如果我們能主動發現某個省份某個縣市有群眾事件,因此在中國網路上幫忙散佈這個消息,有沒有可能因此中國地方對台灣發動的資訊戰就會因此減弱,因為他們必須把重心放到處理轄區的維穩上?希望國防部可以從這個方向去研究一下。
對外主動作戰,內部也要謹慎安全,我特別關心國防廠商的安全控管機制,上個會期我也曾質詢過,像是機動第六組的人力準備情形,當時因為國防科技廠商,有一些內部的零件或者是當時招標跟細則沒有顧慮到,,所以我當時就要求,應該要有個機動的第六小組,去處理安全管控,當時相關單位表示人力可能有點吃緊,但會陸續補充,所以我想請教現在的人力準備情況?
部長回應我,目前已有編成,有幾個跟國防工業有關,特別是國防產業的大廠,已開始進駐。
我在這裡特別要表達,曾經有參與國防產業公司的部分股東背景,有兩個股東是海外集資的基金,因為是散戶,很難知道背後成分有誰。我主提案的《國防產業發展條例》修正案,便是回應了動態查核的重要性。如果中資利用資本市場的開放性,假借外資、僑資或港資名義申請投資國防產業,我們就認為法律需要有更嚴格的規範。
因此,我們法案建立重要國防產業和國安產業的大股東適格性審查為管制機制;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重要國防產業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 5% 就必須申報;超過 10%、25% 或 50% 者,都必須事先申請核准。這參考了《金控法》對於大股東適格性的規範;如果今天我們對於金控業都要求大股東的適格性,便沒有道理不在國防產業和國安產業引進類似的規定。我們希望能藉此查核參加國防產業的大股東的背景和適格性,對於這些一定比例持股的股東能事先有所掌握和審核。希望國防部一起來努力,小心把關台灣的國防產業!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防部 邱國正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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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戰定義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混合戰與認知戰是什麼?
首先,先說明混合戰和認知戰是什麼,這個名詞曾出現在 2019 年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育中心上校教官黃柏欽發表於《國防雜誌》的〈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一文中。文章中提到,混合戰呈現當前資訊、科技時代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攻擊新聞及言論自由弱點,造成受攻擊目標的挑戰。」而霍夫曼(Frank G. Hoffman)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對混合戰的定義如下:未來的對手更加聰明,並且鮮少將自己限縮在他們工具箱裡的單一工具。傳統的、不規則的和災難性的恐怖主義挑戰將不會是明確、清楚的樣態;他們都將以許多形式呈現。戰爭模式的模糊,誰參戰的模糊,以及使用什麼技術,產生廣泛多樣性與複雜性,稱之為混合戰。
而在國防安全研究院所發布的 2020 中共年報則指出,未來在灰色地帶衝突中,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將扮演重要角色,共軍網絡系統部效法俄羅斯對波羅地海國家遂行的資訊作戰模式,進一步運用體系融合與軍民融合,網路作戰自身單位與外圍團隊,結合心戰基地,推展運用網路戰搭配認知戰的混合戰。
因此我們可清楚明白,面對認知戰、混合戰,台灣所要應對的壓力有多巨大。
面對中國對台的資訊作戰
自上任以來,我就很關心中國對台的假消息作戰問題,特別是國安局的應對方式。去年 7 月國安局增列了「協調整合、部署執行對境外敵對勢力爭議訊息應處有關事項」這項工作職掌;調查局也成立了資安工作站,針對防範中國透過假訊息擾亂台灣社會民心、讓台灣社會產生懷疑民主制度的意義這些認知作戰行為,便需要檢視有加強整合假訊息情蒐的執行效果。
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去年 11 月發表的研究,其中有一項研究發現是:代理人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資訊作戰。即使其中一些攻擊是由中國發起,但仍有許多代理人放大了這些攻擊。這些代理人扮演聯繫台灣當地製造者或散佈者與中共的中間人角色,使得資訊攻擊的發動者與實際製造或散佈者產生了脫勾的狀況。
中國分別在 2020 的台灣總統大選以及武漢肺炎爆發期間,發動一連串線上與線下的資訊攻擊。此報告依據攻擊者的資本和動機,將中國的資訊作戰者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並根據其在模型中的位置,將其攻擊分為四個模式:外宣模式、粉紅模式、內容農場模式、與協力模式。其中,又以「內容農場模式」和「協力模式」所產生的傷害較前兩者來得大。
國安局對假訊息的工作成果
像是最近的鳳梨事件,中共說台灣出口給他們的鳳梨有蟲害,但台灣農委會請中共拿出證據來,他們也拿不出來,但他沒使用官方發聲、協同媒體、網路,四處抹黑栽贓,這就是一種很經典的認知戰,國安局長也相當認同這就是一種認知作戰。
而去年質詢國安局時,我也要求提供過去一整年的完整的報告,告訴我們已經查到了哪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未來又有哪些相關工作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哪些部會、單位主責處理?今天我們有可能面臨醫療衛生方面的假訊息、也有可能像是現在的農業假訊息,這顯然是跨部會的問題。
國安局長回應說,兩岸事務的主管單位,最主要是陸委會,但也可能和政戰、軍事有關,所以也涉及國防部。
我知道國安局在去年有關假訊息的情蒐和研究有一些初步的結果,掌握了重大假訊息事件、散佈嚴重性和重要節點。那是不是有可能,創造一個跨部會整合的平台,來討論看看這個應該如何處理,可能部會互相支援,且一定要有一個專責的部門!處理橫向的聯絡與垂直的澄清,不分藍綠、部會,一起處理中共的認知作戰問題,面對認知戰的抹黑,可給出客觀的事實、科學的數字,快速澄清,避免認知戰的假訊息滲透台灣。
國安局長回應我,會提供這些清楚的資訊給相關部門。
我也再次提醒認知戰的重要性,「認知作戰」就是改變人的想法,且是用假的資訊去改變大眾的想法,讓你聽、看,但所見到的是他們想引導的錯誤資訊。境外敵對勢力透過這樣的做法,來分化破壞台灣的民主社會,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開始領略這樣的痛苦。
此外,「溯源分析」很重要,需要了解背後的指揮單位,比方是武警、共青團等等。如此一來才可以找到關鍵人、斷其行為節點。
比方說,民主實驗室研究報告提到的「粉紅模式」,不同於中央發動的攻擊,是由地方性愛國人士或小粉紅製造訊息。雖然和中央無關,但是粉紅模式可能會和地方的民兵和武警有關。有許多武警會加入群組,甚至有教戰守則,包括低級黑、高級紅、反串等教程,有時候會在微博試水溫,再將訊息加以改製、放入粉絲頁或社團散佈,甚至自己經營粉專。這也顯示了中國會使用的資訊戰特色,也就是主導者是會是不同系統、不同單位,便會需要國安局能夠進一步分析出主導者是誰?
提出中國對台灣假訊息的行為模式預判的重要性在於,在能掌握來源後,甚至可以進一步看在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比方一月底、二月初美國軍機在我西南空域活動,或者最近兩會期間,中國對台假訊息的發動者和發動方式,而可以提前截斷這些假訊息的發動,或者截斷其節點。
中共勢力協同在地的認知作戰,我和台灣基進一直都在抵禦頑抗的第一線,但我們永遠以抵禦這類欺侮為優先!置我個人名譽於度外。
台灣加油
2021-03-18,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安局 陳明通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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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戰定義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這幾年,台灣廣受假消息、假新聞,或是有意為之的輿論風向煽動之苦,加深了對立,造成許多誤解和社會成本的浪費。
根據報載「法務部長蔡清祥認為有必要把資訊戰納入國安體系,日前與調查局長呂文忠兩度向總統蔡英文請命,盼能創設負責第一線作戰的「資安工作站」,終獲首肯,已於6號建置上線,宣告調查系統的第四軍正式成形。」
資安工作站的設立,隸屬國安系統,上級機關為國安會。可處理假訊息查處、偵查資訊犯罪、境外勢力以科技影響台灣等。有別於後勤單位資通安全處,是調查局第一支有系統的正式辦案組織。
這無疑是面對資訊戰與訊息戰所跨出的第一步,並讓國安會增加了一個可直接管控的接戰單位。
但如果從報載的訊息來研判,成立調查局第四軍的規劃,在於對資訊站的攻擊與危害,比較像是以被動、防禦等方式進行假訊息的防制。
然而,我們必須認知到,除了個人行為之外,這類資訊戰、訊息戰是一種在認知領域的作戰行為。實際上真正對我們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以這類行為所進行的組織性行為。而作為組織性行為,必然是有偵測、評估、策略、規劃、協作、整合....等等的系統性與積極性作為。也就是,我們台灣其實是面對國家或準國家型態的戰爭行為!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戰爭,而不僅僅是個人或集團犯罪的作為。
面對戰爭,有時候「攻擊是最佳的防衛策略」!與其百般防守,不如化被動為主動,進行「攻勢防禦策略」,或許才是在我們資源有限,編制不多的小國最好的應對策略!
戰略上來說,必須要有洞察、設計、規劃與執行「反擊」能力的單位規劃,才是個有效的策略與作為。
如果把資訊戰當一回事,只由調查局資安站做現在被賦予的任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有在上位做指揮跟協調工作的組織。
現在的攻擊是全面性的,過去年代就是發傳單,或巷口市場傳播耳語。現在是透過資訊網路,在多個社群、封閉群組大量散播。或對硬體的攻擊,比如DDos。這類新世代的複合式攻擊,可能包含民生、政治、議題、新聞、特定人物等等,方方面面的要滲透台灣。
若以過去的狀況來看,我們的資訊戰相關單位,並不具前期預警與長期規劃的功能。又或者是,僅僅定位在司法行政性質的設定,這在設計規劃階段就已經自限於被動角色,必然受制於能動性強大的對手而左支右絀病苦苦追趕、補漏。
目前台灣被公認是資訊戰第一線,在台灣實驗運作的手法,通常在半年至一年後,會複製至歐美等國家進行攻擊。坦白講資訊戰之於國安,我認為跟處理高傳染性病毒一樣辛苦,它是長時間、綿密的、延續性地對台灣進行攻擊。因此,我認為公私網路部門的合作、跨國際的合作、資訊戰相關人力的需求,這幾個項目非常緊迫且重要!特別是國安會、國防部資通電指揮部、國安局、調查局第四軍、行政院資通安全處等,如何衡向聯繫、如何業務分工,以及如何主導組織,這事關這場資訊戰的存亡勝敗!
「我們只是技術上沒有正式開戰而已」美軍前海軍代理部長這麼說。
和唐鳳政委討論資訊戰時,他拋出了一個大哉問:「要怎麼定義資訊戰的開戰?比如,軟硬體遭受到怎樣程度的攻擊?網路社群遭受怎樣程度的滲透?我們其實尚無法有明確的定義」
而或許,我們早身在戰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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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戰定義 在 沃草【資訊戰然後呢EP1】資訊戰是什麼?五分鐘精華版 的推薦與評價
5分鐘聽懂「# 資訊戰 是什麼?」完整版:https://youtu.be/d9MItczfRZI 你知道嗎? 資訊戰 的目的就是要讓社會變得更混亂!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Twitter上 ... ... <看更多>
資訊戰定義 在 [閒聊] 中國資訊戰- 看板CrossStrait - 批踢踢實業坊 的推薦與評價
衝著你這句話
一、狹義觀點:資訊戰
以美國軍事單位為例,曾經主管美國指管通情電腦業務的國防部助理部長沛吉認為,
資訊戰定義:
為獲得支持國家軍事戰略所需之資訊優勢,美國在藉諸般手段以癱瘓對方的資訊系統
與情報作業能力之外,更應妥採防衛與反制措施,以鞏固其情報作業能力與資訊系統安全
馬格席格(Daniel E. Magsig)認為,僅從國家安全和軍隊觀點定義資訊戰,缺乏
資訊戰如何傷害民間資訊基礎建設,因而他認為美國陸軍的定義除了攻擊和防衛資訊戰,
也應該包含民間和軍方資訊系統。
不過,上述定義都顯現了1990 年代中期前美國軍方對於「資訊戰」的定義還是缺乏完整
和一貫性,多半侷限在軍隊戰時的「戰術」或是「作戰」上,以資訊環境和工具進行攻擊
和防衛。而隨著資訊科技影響軍隊層面加深,另一個名詞遂出現,開始取代「資訊戰」。
二、廣義定義:資訊作戰
1990 年代中期以降的美軍也使用另一個名詞--「資訊作戰」來取代「資訊戰」,
並逐漸釐清兩者定義和關係。美國國防部參謀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在1998
年給予「資訊作戰」非常完整和清晰的定義:
包括戰時和平時任何用來影響敵方資訊系統、資訊作戰應用在所有作戰步驟、所有軍事
行動範圍和每一層級戰爭。
資訊作戰是聯合軍種作戰指揮司令官達成和維持資訊優勢所需決定性聯合作戰的關鍵因素
而「資訊戰」乃是危機和衝突時期針對敵方達成「資訊作戰」的特定目的,因而「資訊戰
」是「資訊作戰」的一部分。因此,「資訊作戰」與資訊戰相比,前者在時間限制上跨越
平時和戰時,戰略思想上則包含:
戰略層面(Strategic)的嚇阻戰爭、搗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維和行動(Peace)和保護
全球指揮管制系統(GCCS);
戰術層面(Tactic)的摧毀敵方指揮管制系統和防空系統;
作戰層面(Operation)的發現敵方欺騙、孤立敵方政府和軍隊指揮官與其他部隊聯繫
以上是資訊戰的定義 請kani大看過書再來討論
(資料來源:中國「資訊作戰」的類型分析
作者:呂爾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魏澤民(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至於中國對台灣網路作戰實例嗎...
在2003年的9月3日,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宣布,在過去一個月內,國內發生多起電腦病毒
惡意破懷事件。先是「疾風病毒」A型入侵,接著變種B型、C型、D型,最後是Sobig
「老大」病毒接踵而來。據資通安全的觀察顯示,駭客已善於植入木馬程式並完成網路傳
輸通路之建置,另被駭客當跳板主機除與國內各廠商(單位)通連外,同時與國外主機包
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德國等31 個國家通連。依照行政院說法:「此極可能是中
共籌備中的「網軍」實施駭客資訊作戰的模擬演練,顯現中共的確有積極成立網軍的計畫
。」另外,2003年9月15日,我國行政院宣稱政府機關及企業數月來遭到中國大陸駭客組織
有計畫的入侵,包括國防部、中選會等88 家政府機關及企業內植入了「木馬程式」,企圖
竊取重要資訊。隨即透過國內著名防毒軟體公司(趨勢)進行研析,確認此次駭客密集攻
擊是中共網軍所使用的木馬與後門程式,總體歸納為三隻主要病毒變種,代號分別為
BKDR_NETBFX.A(網軍一號病毒)、BKDR_KOTN.A(網軍二號病毒)、TROJ_CONEDRPR.A
(網軍三號病毒)。其中網軍一號與二號病毒為後門程式,網軍三號為木馬程式,而這些
病毒工具就是我國刑事警察局偵九隊所公佈的「中國網軍」攻台所使用的主要駭客工具。
基本上 資訊戰並不只是單純的"情報戰"而已
話說之前美軍的隱型戰鬥機 好像是F-118的資料 就曾經被駭客竊取到
雖然美國當局不知道到底是哪裡的攻擊(轉得很多跳板) 但一般來說 美國當局是懷疑此事
為中國所為
(所以殲20才研發成功!?)
我承認我只是看kani大的推文感到憤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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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9.235.47
大錯特錯 如果你還抱持這種觀點 我誠心建議你好好找書研究
這種網路作戰已經超越時間與地域的限制 你可以在許多國家電腦中埋伏
然後在同一時間針對某地區網域發動攻擊
你有所不知 全世界除了有許多駭客 甚至網軍發動攻擊
也有防毒科技公司 政府機構 好駭客所組成的防毒聯盟
美國甚至有一個防毒中心每天監控世界網路發生的病毒攻擊狀況
網路已經是繼陸、海、空、宇宙之後的"第五戰場"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 你現在能夠快樂的上PTT看文章 是因為有許多人在背後默默付出
除了你的防毒軟體公司以外 世界上還有很多人在幫你擋住來自全世界有組織或無組織的
攻擊
你也許不知道 國防部再廢 好歹也知道國防部裡的電腦連結要與外界隔開
就算你用隨身碟把資料複製 你也會被抓包
直接明講吧 如果真的像你所說的 國防部因為遭受網路攻擊而提升戰備狀況的話
那就是連國防部的網路防禦也岌岌可危 政府部門的電腦就要乖乖拔掉網路線了
連戰都不用打了 我們軍事部屬大概也被看光光了
如果資訊作戰不等於戰爭的話
那為何我的教官還要硬是開一堂軍訓課叫"資訊戰" 還有期中考
為何不來探討國防報告書?
看看美軍攻打阿富汗 就是資訊戰的最佳典範 也是中共學習的榜樣
總結一句 不要看國防部、防毒軟體公司和資訊警察看起來吃飽沒事幹
其實他們可是在背後默默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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