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課程發展委員會職責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漫射報》Vol.2全文公開🎉什麼是「漫畫」？
《養豬便覽》龔玉玲撰文
說到漫畫，許多人最先浮現的印象可能是以勇敢的英雄人物、探索愛情的青春少女，或逗趣可愛的動物為中心的各種情節。如果是以農業從事者為中心的故事，又會是如何呢？

我們可能會先想到荒川弘（1973 -）的《銀之匙》（2011–2020，共15冊，根據2016年的紀錄，單行本至少售出一千五百萬本），內容講述一群北海道的農校生的日常生活，還有她自述成長於農家生活點滴的《百姓貴族》（2006 –連載中）。荒川弘的農業漫畫叫好叫座，來自臺灣的漫畫大師劉興欽（1934 -）也為農業漫畫這個類型貢獻良多，並展示了農業題材如何可能受到市場歡迎的另一種時空脈絡。在他的兩百多本作品中，許多是以農村為背景，加上自己年少時期的農村經驗所創作出的漫畫。

而這裡要介紹的，是較少被想到卻有其重要性的楊英風（1926-1997）及其農業漫畫。楊英風作為一個享譽國際的雕塑家，一般較少把目光放在他早期因任職「豐年社」的美編，而曾經深入參與過官方色彩鮮明的農業雜誌《豐年》，並創作農事題材漫畫的經歷。應國立臺灣漫畫博物館籌備小組的邀請，本文也會討論楊英風於1955年為「豐年社」出版的《養豬便覽》所作的漫畫〈林添丁飼豬起厝記〉與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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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農事為題材的連環圖像淵遠流長，目前最早的作品可追溯到古埃及的連環壁畫：美國漫畫理論家，同時也是漫畫家的Scott McCloud，在重要作品《理解漫畫》中介紹他所能追尋的最早的連環畫作 ，是來自距今約三千四百年的古埃及墳墓，門那之墓（The tomb of Menna，TT69）。門那是負責土地事務的行政者，其墓中的連環圖式壁畫呈現了他的社會地位與工作職責內容。圖畫中的務農者有農忙、休憩、應對官員、繳不出作物受懲罰等景象，而官方人員則呈現他們記錄、測量、刑罰與監督等執勤內容。

因此我們可以說，目前追溯到最早的連環畫，因其主題涉及農事，所以農事題材是漫畫史上率先出現的主題之一。此外，門那之墓中的連環畫作所呈現的官方立場與制度面向，仍是現當代農業漫畫裡反覆出現的重要情節，以臺灣漫畫而言，此中最直接相關的是《豐年》雜誌上的一些漫畫。

《豐年》（1951–至今）為「豐年社」所出版以農民為目標讀者群的刊物，由美國新聞處、美國經濟合作總署，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共同籌辦。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五年後又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為目前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目前所見的《豐年》相關研究，多半側重1951到1965年的美援時期，聚焦在《豐年》如何在政治層面由上而下，對農家傳達反共抗俄與親美之宣傳，以及農村現代化相關知識之教育。

《豐年》自1951年7月的創刊號起便以全版頁面刊登漫畫，因早期《豐年》全冊僅12頁，漫畫篇幅的比重可見一般，至1959年逐漸減少。對美援時期「豐年社」所產出的漫畫內容有興趣者，可參見高師大美術系孫祖玉教授（2015）的期刊論文〈美援時期(1951~1965)之臺灣漫畫類型調査研究〉，以及師大歷史系許惠盈（2016）的碩士論文《圖像傳播與農民的再教育──以《豐年》雜誌的漫畫為中心(195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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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英風自1951年「豐年社」創立之時便擔任美術編輯，直到1962年離職，工作內容包括設計刊物封面，以及創作刊登所需的漫畫、廣告與插圖。他在《豐年》上廣受歡迎的連載漫畫有〈闊嘴仔與阿花仔〉、〈竹桿七和矮咕八〉、〈小白鼠〉及〈農狀元〉等。根據楊英風的「工作札記」（收錄於《楊英風全集》第22卷），1954年他受聘為中國美術協會與台北市青年服務社合辦之「青年漫畫研究班」的教導委員，為學員講授過漫畫課程。

藝術史學者林素幸（2015）在期刊論文〈被遺忘的一頁──楊英風與早期臺灣美術設計作品：以《豐年》為例〉中，從藝術創作者與「贊助者」之關係，說明楊英風1950年代作品中所呈現的「歡樂風格」與「意識型態」，主要是基於美國新聞處與農復會為了「安定人心、發展經濟的社會、心理和彰顯政績」之需求所希望的方向。

林素幸也指出，楊英風的漫畫風格有部分是受到迪士尼動畫的影響。（附帶一提，翻閱楊英風「工作札記」內有的觀影記錄，可知他觀看電影的類型廣泛，且即便是任職「豐年社」美編的壯年時期，也還是會去戲院觀賞各式動畫片。）不過，楊英風的部份漫畫作品譬如〈農狀元〉，帶有「中國連環畫」的色彩，又如改編自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的〈萬牲園〉講述豬帶領農場動物進行革命，抵抗農場主的剝削，具實驗性地採用雕塑之照片來呈現。（〈萬牲園〉有趣的是，漫畫中農場主的立場跟《豐年》的農民讀者群，事實上應是一致的。）所以不只受到迪士尼影響，楊英風的漫畫風格還有不拘一格、多元吸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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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豬便覽》是一本出版於1955年的農業知識推廣手冊，根據封面的「豐年社贈」可知出版者為「豐年社」，全書沒有明確標註編者與繪者，故推論此手冊是「豐年社」編輯部所作。根據1955年8月1日發刊的《豐年》雜誌第五卷第十五期第三頁的「本刊重要啟事」，可知《養豬便覽》是給長期訂戶的隨刊贈書，但也可以另外函購，每冊兩元。

《養豬便覽》的內容，根據目錄，包括「豬的育種和選擇」、「飼料和飼養」、「管理」、「疾病和防治」、「養豬問答」，而這些知識教育的重點菁華，都濃縮在開頭的漫畫故事〈林添丁飼豬起厝記〉中，透過虛構人物林添丁現身說法，告訴大家他如何靠著《養豬便覽》傳授的知識靠養豬為副業，一年之內就可增加收入，翻新老厝。

〈林添丁飼豬起厝記〉的繪者沒有明確標示，曾和《豐年》合作的漫畫家並不少，如何判斷此作品是出自楊英風手筆？就藝術史領域的整理成果而言，出現於〈林添丁飼豬起厝記〉的人物與豬曾被另外畫成單件作品收錄於《楊英風全集》（第4卷，頁283）；此外，對比楊英風有署名的漫畫類作品，至少可辨識出封面與其中三格的豬，具有楊英風在他處曾經用過的迪士尼風格（如圓胖的造型，賦予通常用在人類臉上的眼神與瞳孔，加強了討喜的表情）。

關於〈林添丁飼豬起厝記〉的內容，學者孫祖玉在期刊論文〈美援時期(1951~1965)之臺灣漫畫類型調査研究〉已有詳細介紹（雖然文中沒有特別處理楊英風的部份），有興趣者請搜尋閱讀。其中她注意到畫面用了兩種筆法交錯：「密集的線條在母豬的描繪、豬舍乾淨重品質的磚頭描繪……」，而「仔豬的擬人與友善，為農友帶來財富與興旺後代的仔豬，象徵著正面的意義」，因此，雖然「卡通式畫風與配種解說圖畫法」相異，卻「於漫畫中取得和諧兼具的線條表達，線條導讀之閱讀 情境能夠順暢貫穿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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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版的《養豬便覽》作為臺灣農業發展的史料，可窺見當時臺灣養豬還作為家庭副業時的理想型態。根據汪玉貞〈農業100年精華－揭開臺灣畜牧歷史展風華〉的概要整理，1953年臺灣養豬產業的企業化經營始由台糖公司起步，1963年中央推動「綜合性養豬計畫」，使得民間養豬水準在數年間提升，「許多養豬戶也由原先的家庭副業形態轉為專業經營模式」。

前面已提到，行政制度面向仍是現當代農業漫畫裡反覆出現的重要題材，不過從商業性、受市場歡迎的作品中，譬如劉興欽與荒川弘的農業漫畫作品，可發現敘事視角往往不是透過執政者，而是務農者，換句話說，佔據核心位置的是務農者而非中央執政階層。從這層面來看，〈林添丁飼豬起厝記〉含有某種過渡性，一方面它確實含有政策性的宣導教育意味，一方面它採用務農者的視角說故事。這種過渡性如果參照《豐年》其他作者完全走政策宣導型態的養豬漫畫，譬如〈農業知識漫畫─養豬新智識〉（1960年4月16日），會更為明顯。

因此，《養豬便覽》不只是用來佐證臺灣農業發展的史料之一，《養豬便覽》中的〈林添丁飼豬起厝記〉作為漫畫發展的史料，能放在楊英風的作者論論述下理解，也能放在農業漫畫這個類型在大眾流行文化中的形成與收受來思考，如此或可增加我們對於漫畫本身的認識。

#漫射報 #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小隊 #NationalComicMuseum

新委員會成立

全文：https://www.post852.com/?p=321660

教育局早前宣布將改革通識科，科目名稱也會變更，局長楊潤雄日前出席立法會會議時提及，希望在2021/22學年推行新安排。課程發展議會昨日公布，成立「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被視為親建制的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歷史學者劉智鵬擔任主席。

教育局去年表示，通識科將會改名，但名稱未定，未來將維持必修必考，刪減課程內容與課時至原來的一半。公開試評分會改為「及格/不及格」，亦會取消獨立專題研究（IES），不過會要求學生到內地考察。

劉智鵬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稱，委員會職責包括落實教育局提出的修訂，整合課程大綱，制定考評方式等，由於新科要在9月推行，時間緊迫，相信開會次數較為頻密。他認為新科只是壓縮原有通識科，故此可以趕及，又指他的背景不會影響委員會內的工作。

教協副會長葉建源則認為，劉智鵬本身並非專於通識，安排他出任委員會主席奇怪，認為新科目源於通識科，就算再立新會也該任命通識科委員出任新委員會職務。

#852郵報 #通識科 #劉智鵬

【芬蘭「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 不只是在家上網課這麼簡單 】

#文長慎入

這篇文章近8千字，有點長，發表於《上海教育》雜誌5月刊。本身我的全職工作是在教育現場，中文寫作其實不是我的強項，只想分享芬蘭教育現場經驗。一個月前的邀稿，幾次的視訊討論和政策解析，我大部分用口語敘述，文丹主筆，竟然有八千字，我也驚嘆文丹強大的文字力量。

寫作此文時，正值芬蘭中小學開展遠程教育的第四周。我們梳理了這四周內芬蘭如何起步做在線教育的戰略部署，從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展開。希望這一套「起步動作」能對中國教育者有借鑒義。

2020年3月16日，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宣佈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邊境，關閉學校。

消息一出，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運作模式。就教育而言，從孩子到大學生，全部需要在線上課，這對哪怕是全球素質最高的芬蘭教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芬蘭基礎教育而言，傳統網課與它背道而馳。」赫爾辛基大學附屬學校的教師首先站出來質疑，讓小學生天天在家上網課的荒謬。

為什麼芬蘭教師是這個反應？

因為傳統網課，特別是教師一言堂式的網課，它的核心是知識傳授。它把教師放在教學的中心地位，是主導者；把學生放在聽從的地位，是被動接受者。

而芬蘭基礎教育之所以在21世紀領跑全球，是它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地位，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體驗者，教師只是學習的引導者和促進者。這個過程不僅看重知識學習，同樣看重學習過程、學習體驗以及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軟實力。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要走傳統網課的路線，那它就變成只看重知識傳播的網上課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無異。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走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路線，那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優勢和本質。堅持自己的本色，或許在未來的遠程教育領域，仍然能夠獨樹一幟。

疫情之下，芬蘭學校和教師被逼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到底怎麼走？本文兩位作者作為芬蘭教育界的親歷者，試從芬蘭「停課不停學」政策的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揭開芬蘭給遠程教育下了怎樣的定義。

【分層部署的頂層設計】

隨著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對全國防疫措施的部署，作為教育政策執行者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3月16日當天就發文部署全國教師如何開展遠程教育。可謂非常及時。

一起來看這些措施：

1）3月18日起，關閉所有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部進行遠程教育；
2）幼兒園和學前班繼續開放，但鼓勵家長能在家帶娃就不要送去；
3）1-3年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4）義務教育十年級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5）特殊教育的孩子可以正常上課；
6）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可以上課。

可以看出，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不是一刀切，不是整齊劃一僅一個動作。他們依然是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應對。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套「組合拳」如何解決不同群體的需求：

第一大群體：要畢業的高三學生，政府緊急處理春季高考。芬蘭之所以選在3月16號這個時間點官宣，是因為此時芬蘭春季高考已經提前被壓縮進入尾聲，不提前進入停課、封城、封國，是不能讓疫情耽誤這屆高三學生畢業和今年大學錄取。

芬蘭一年有兩次高考：一次是3月份的春季高考，一次是9月份的秋季高考。歷年，每到二月初的時候，芬蘭高三學生已經結課，接下來是長長的假期，同時也是長長的備考期，所有學生回家自學、備考。他們可以參加3月份的春季高考，如果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可以參加9月份的秋季高考。

與中國高考不同，芬蘭考生一次只考一門，但是一門要持續考6個小時。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3點。考生帶著午飯坐在考場里，可以在考場吃飯，邊吃邊考，度過「漫長」的一天。

另外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芬蘭高考一共四門。除了母語（芬蘭官方語言是芬蘭和瑞典語）必考之外，其餘三門，學生可以自由挑選。其餘三門的選擇，非常豐富：有第二官方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倫理學、生理衛生、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20多門課。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預期的大學專業方向，選擇高考的考試科目。

定下考試科目後，並不像中國那樣一天考兩門，集中三天完成。芬蘭的做法是：這20多門課，每天只安排一個科目。這樣學生是隔幾天考一門，每個人結束高考的時間不同。這就是為什麼芬蘭高考一考就是一個多月的原因。

疫情之下，芬蘭政府果斷決策，將高考流程壓縮。由之前的一個月左右壓縮到2周內完成。

第二大群體：有些孩子並不適合遠程教育，要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從國家層面看，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真的是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求，於是安排不適合遠程教育的孩子可以繼續上課。這些群體包括：1）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2）小學1-3年級的孩子；3）特殊教育的孩子；4）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以及5）義務教育的十年級的孩子。

比如幼兒園的孩子太小，一天的屏幕時間不宜超過1小時。那幼兒園可以照常上課，這樣醫護人員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上學。同時也給家長自主權、選擇權，幼兒園照開，來不來讓家長決定。這背後還有一個考慮，是芬蘭幼兒園內是按小組分班，0-3歲師生配比是1:4，3-5歲師生配比是1:8，教室內人員聚集人數相對較少。

再看小學1-3年的孩子。他們平時只上半天課，每天基本12點、1點左右放學，下午半天要麼是學校托管，要麼去興趣班。平時他們上課可能連課本都沒有，因為一些芬蘭學校不給低年級的孩子發課本，他們覺得這一學段的重點是學生習慣和品格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以及鼓勵孩子社會化學習，而課本不是學習的必需品。這些孩子很難適應一夜之間所有科目都搬上了屏幕。

再比如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是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他們對資源的要求很高，在家裡很難操作。也可能是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他們剛來芬蘭，平時所在學校會給這些孩子安排特殊的語言班，幫助他們融入。現在他們連芬蘭語都聽不懂，怎麼讓芬蘭教師給他們在線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芬蘭政府讓這些孩子可以正常去上學，並不是鼓勵家長這麼做。為了安全和健康，當局是希望家長有條件的話就讓孩子在家學習，沒條件的話也讓孩子有學校可去。這無疑給了家長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芬蘭政府在做的，是在維護每個孩子受教育權前提下，站在好的教育視角下做決策。至於家長在健康權和教育權中間怎麼選，政府完全是把這個決策權給了家長。

第三大群體：讓適合遠程教育的學生「雲上學」。這樣從四年級起，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全部「停課不停學」。

可貴的是，芬蘭教育領導者給一線教師和學生兩天時間準備。政策出來後，不是立即執行，而是讓教師和孩子有個過渡，比如給學生配備電子設備，讓學生把學校里的課本、學習用品帶回來；也讓老師有一定時間熟悉線上操作，並跟學生當面講清楚遠程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面，具體介紹芬蘭如何部署遠程教育措施。

【芬蘭遠程教育的部署措施】

相較於學校教育，遠程只是物理空間上的轉變。這是芬蘭開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原則。

如果芬蘭在遠程教育中丟失了自己的教育優勢——比如教育公平、學生的自主權、學會學習、關注學生幸福感、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等要素，而僅僅是一股腦兒學習大量知識，那「所謂第一」的頭銜便保不住。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芬蘭教育就是從以上這幾方面著手，確保孩子在家上網課不只是聽聽知識點這麼簡單，而是更看重非知識性教學的部署和支持，以確保基礎教育繼續在線上做到公平、高質、關注弱勢學生及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下幾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芬蘭政府的著手點：

首先，學習材料。芬蘭政府第一時間規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科書、其他學習材料和工具必須對學生免費。因為基礎教育是免費教育，是每個學生的基本權利，無論學生在哪裡，必須讓學生公平獲得學習資源。比如出版社提供免費的電子課本、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學習平台和內容。

其次，教學設備。相對於其他國家，芬蘭在遠程教育方面有一定優勢。比如全國性的硬件設備完善，網絡普及率很高。在2010年7月1日，芬蘭已經將上網列為基本人權，明文規定最低上網速度。芬蘭已有約95％人口可以上網，屬全球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雲上學」同樣給芬蘭教育帶來挑戰。這麼多年來，芬蘭教育一直在做的努力是不問學生出身，所有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樣高質量的教育。現在孩子要呆在家裡上課，勢必強化家庭經濟背景對孩子學業成績的作用。比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設備可用。據2018年的調查，平均每個芬蘭家庭里有3個以上可以連結網絡的電子設備。由於爸媽也要在家「雲辦公」，如果家裡有兩三個孩子，設備遠遠不夠用。

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的「停課不停學」，芬蘭政府帶頭解決孩子的電子設備：

先是要求學校的電子設備外借，允許學生帶回家用。芬蘭一決定停課，學校立即和家長聯繫，調查多少家庭需要電子設備，學校馬上出借電子設備和充電器。

芬蘭總統更是第一個站出來呼籲科技公司捐出不用的電子設備，給基礎教育的孩子用。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官方發文：請求公司將不必要的計算機捐贈給青少年進行遠程學習。

目標只有一個：所有芬蘭孩子可以平等接受在線教育。

此外，對於孩子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上課，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也做了規定。15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孩子是使用他們的移動設備還是家中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15歲以上的人基本上可以自己決定，是使用移動設備還是家用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

學習材料和設備都有了，接下來就是教師在線怎麼教。所幸，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是芬蘭的另一大優勢，他們能相對快速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第三，在線教學方法。如上所述，在應對遠程教育的教學時，芬蘭的定位並不是將教師轉變為18線的「播主」，因為那樣更多是在傳播知識。在芬蘭教育政策者看來，屏幕之外的學生能力培養才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因而，在應對遠程教育時，芬蘭這邊更像是打了一套組合拳，從給學生自主權、組織小組合作、強化學生評估方式等等各個方面入手。出台的政策指導具體如下——

用小組合作開展在線教育，培養學生技能。芬蘭學生在一天和一周中，所在的在線小組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教師用異質化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結隊：一方面鼓勵學生開展同伴學習，在群組中雲互動、共享信息、實時通話；另一方面培養學生在團隊中的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用差異化教學開展在線個性教育和輔導。芬蘭教育部門繼續鼓勵教師在可能情況下，把學生的特殊需求放在日常交流、工作安排和遠程教學中。比如在線個性化輔導、獨立的作業等等。

用獨立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在進入遠程教育的前兩周內，芬蘭並沒有急著讓教師成為「18線主播」，而是通過家校互通系統（Wilma）用文字、語音方式給學生佈置作業，讓學生適應在家獨立學習，這其實是在保護學生在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主權。老師把任務發給學生，至於學生什麼時間做、用什麼方法做，學生自己可以選擇，並不是讓所有學生統一時間盯著屏幕。

用反饋和評估帶動在線教學。在芬蘭學校有個說法：「反饋是給孩子的禮物。」意思是說，在日常教學中芬蘭教師很喜歡給孩子及時反饋和過程性評價，肯定學生的優勢、鼓勵學生挑戰困難、給出改進意見。用反饋代替考試，用評估學習過程代替評價學生，這是芬蘭教育的閃光點，即使轉移線上也沒有丟掉。

另外，芬蘭政府考慮到在特殊情況面前，在線教育可能偏離《基礎教育法》中規定的課時數和教學量。所以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給出的指導意見是：教學量和課時數可以減化，但是教學、學習和評估必須以課綱中設定的橫貫能力目標為導向。知識可以少學，但能力培養不能停。

以上這些做法，是要打破遠程教育「以資源為中心」開展教學，停留在蒐集、閱讀各種資料或是在不同平台切換的模式，芬蘭要做的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讓學生的聲音被聽到、讓學生主導學習內容、讓學生在合作中學習知識和能力。

不過，從頂層設計到一線教學，中間還有一道鴻溝要走。並不是所有芬蘭教師都能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去應對。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芬蘭現象教學第一人科斯蒂·龍卡提醒：「芬蘭一線教師有自身優勢，也面臨挑戰。」

那我們就把鏡頭投放在芬蘭教師身上，看他們真實的線上教學。

【一線教師的在線教學現場】

赫爾辛基國際學校的科技資訊總監陳巧茵講述：「遠程學習很難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自然發生的、寶貴的、及時的社會互動。老師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提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意見，以支持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照顧學生的差異是我們教學重點之一，同時也是難點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遠程學習的平台選擇甚為重要。」

這個過程也是有方法的。

一是分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開展。

回到觀察芬蘭公立學校第一周停課，教師和學校還是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態，學校忙於確認所有家長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保持資訊傳達。芬蘭教育系統獨有的全國性家校互通平台Wilma，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作用。它變成一個家校聯繫、學生學習進度溝通、作業指派、反饋學習情況等一站式平台。

此時，芬蘭教師們一方面要確定手邊有所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在家工作的電子設備，也要確定每一個孩子在家是否有安靜的學習環境，穩定的網絡，所需的電子設備和家長支援。

停課第一周，基本停留在指配任務階段。芬蘭老師們透過和家長聯繫分配閱讀、數學、工作表和學習網站，也有指定戶外活動時間，美術、音樂創作、體育課都持續進行。

停課第二周，老師們各自透過個人熟悉的在線平台（比如Skype，FaceTime，Google Classroom）開始和孩子們做一對一或是小組互動。這個階段，芬蘭教師希望能更多地和學生連結，開始制定《遠程學習規範》——保持固定的作息時間，早睡早起和制定線上學習禮儀，準時上線，穿著合宜，準備好學習所需紙筆課本等。一連線，芬蘭老師是先開視頻但不開音頻，讓彼此可以看見。

停課第三周，芬蘭老師開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希望為學生提供新的機會，讓學生以真實、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比如：

如何幫助學生處理由於緊急情況/危機而產生的煩惱、恐懼或孤立感？

作為教師，我可以幫助學生發展的最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是什麼？該如何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力？

這次緊急事件/危機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真正的學習機會？這種情況給學生的好奇心和內在動力是否帶來其他新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和指導，該如何設計滿足他們需求的學習體驗？

教師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最終，芬蘭老師們在熟悉學生需求和參考各大學習平台後，鎖定Teams和Zoom這兩個平台的分組功能能讓他們照顧差異，給不同小組指派不同任務、不同的討論和對話、或是大班教學。

二是抓重點，教學內容可以減半。

芬蘭老師們在制定課表時有許多考量。孩子上線時間、互動時間、思考時間、做研究時間和創作時間，統統都得考慮。教師之間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傳授部分，老師可以事先做好筆記或是短視頻，實際上線時間則鼓勵參與、社交互動和反饋。

於是在芬蘭學校內出現了兩種在線教學方案：

第一種，有些學校按照原本的課表時間上課，只是上線時間為一半，剩下一半讓孩子獨立學習。比如一節數學課45分鐘，線上學習只有20分鐘，另外25分鐘讓學生自主學習。

第二種，有些學校將所有學習移到早上，下午讓孩子和家庭自由安排。這種做法同樣是一節課只用一半時間在線教學，另外一半時間用來上另外一門課，最終實現半天上完全天的課，下午讓孩子自主學習。

各種不同做法，但是共通點是：芬蘭教育者理解遠程學習不能簡單地複製和平時一樣的學習體驗和跟隨原本的課表。老師同樣理解在家學習必然少了教師的及時指導、幫助和反饋，效率會低於學校，所以所有作業和任務都做調整、簡化。

即使一半時間線上教學，教師在線時也要盡量做到簡單、清晰，給學生時間和篇幅限制。例如，製作兩分鐘的音頻和筆記，讓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時間。如果需要詳細解說，老師們通常就錄視屏解釋或是線上溝通。課表減半的另一個作用是，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自主學習，讓教師開展個性化輔導和解答。

這樣屏幕兩端，一邊是學生在家上學，一邊是教師遠程辦公。那芬蘭學校管理層在抓什麼？答案是師生幸福感。

三是關注屏幕背後師生的幸福感。

教育管理者希望在動態中追蹤師生的在線教學感受和能力，進而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一些芬蘭學校每週末會做問卷調查。請學生、家長、老師們反饋他們的工作量、情緒起伏、學習偏好和個人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幸福感、情感起伏和社交需求得到了極大關注。

比如關注教師幸福感。芬蘭很多學校組織教師開展星期五在線咖啡（Friday Online Coffee）。忙碌了一周的教師，可以打開視頻，端起一杯咖啡，在線和同事們聊聊這一周的艱辛、挑戰或收穫，相互鼓勵、相互支持。

比如學生的社交情感化技能得到發展。在線學習無疑挑戰學校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去學校？因為學習具有強烈的社交性。所以，芬蘭在線教育強調要有人、有臉，有人際互動。把學生分組，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團隊中加強溝通技能、互動技能和情感化能力。

即使是不同步的學習 (asynchronous) ，老師在設計上也鼓勵互動。例如對於一個課題回答，學生除了自己作答，也要去看其他同學的解答、去評論、去給反饋。

老師在佈置作業時也要賦予同理心。合理的份量，鼓勵學生平衡螢幕前時間和線下時間，創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和家人相處和對話。

同時，芬蘭學校繼續開展主題性課程，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玩中學增強遠程教育的豐富性。比如家庭經濟課、手工課、音樂課、戲劇表演、體育課等繼續開展，只不過場景變成了家裡。這也表明芬蘭的遠程教育遠遠不止是上網課，對芬蘭孩子而言，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在大自然中學習早已習慣。

當然，這需要家長的支持。

【家校合作：父母不是孩子的第二位教師】

3月26日，芬蘭「停課不停學」的第二周，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奧利·佩卡·海諾寧（Olli-Pekka Heinonen）公開表示：「沒錯，孩子遠程教育需要家長的幫助，但是家長們請注意：遠程教育不是在家上學（Home school/teaching）。希望你們不要成為孩子的第二位教師，教學和給孩子輔導仍然是教師的職責。希望你們能讓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這便給全芬蘭的家長定調。

難道說芬蘭家長只能作為旁觀者，眼看著孩子掙扎、混亂嗎？自然不是。

芬蘭萬塔市教師撒寧·維塔寧（Sanni Virtanen）在芬蘭權威媒體《赫爾辛基日報》的文章受到了芬蘭教師和家長的廣泛認同：「遠程教育不同於家庭學校。家長們不需要懂數學、物理、英語，孩子遇到學習問題，請第一時間找教師輔導。家長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在生活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跟孩子一起製作日程表，幫助他們飲食、休息、運動。」

芬蘭家長協會會長（Ulla Siimes）同樣提醒家長在新模式下千萬不要忘了身份：「教師和家長的角色劃分需要明確。組織教學的責任在老師，給孩子安全、舒適學習環境的責任在家長。」

給孩子提供健康飲食和舒適學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以及督促孩子每天運動和戶外活動。這些就是芬蘭家長目前在做的。

相較於亞洲文化里鼓勵家長多參與孩子學習、多輔導孩子功課。芬蘭在做的其實是「少」，讓家長少插手教學、少插手孩子的功課管理。

芬蘭相信這種「少」一樣能收穫「多」的效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學習動機。

說到底，芬蘭中央政府「停課不停學」政策一出來後，芬蘭教育部負責頂層設計，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部署遠程教育的具體措施，一線教師在摸索中開展線上教學，加上家長從旁協助。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各方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的過程。

以上也只是芬蘭中小學遠程教育的起步動作。至於最終能形成怎樣的格局，還得交給時間判定。

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和葉挺東江抗日遊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3處館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是集收藏、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爲一體的大型總分館制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一、成立背景:-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81年8月，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赴深，會同深圳市圖書館等單位工作人員，在全市開展文物普查，並對部分遺址和古墓群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和徵集了大量文物。爲收藏、研究這些文物，展示深圳的曆史和文化，1981年10月17日，深圳市編制委員會批準設立深圳市經濟特區博物館，後更名爲深圳市博物館，2008年初改爲深圳博物館。
二、場館建設
1、古代藝術館-位於深南大道北側。1982年基建立項，並被列爲深圳市八大文化設施之一，重點建設。1988年11月建成開館。占地面積3.7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4萬平方米，展樓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該館在20世紀80年代被譽爲國內最現代化的博物館，獲得“全國公共文化設施設計二等獎”，並被評爲“深圳改革開放十大曆史性建築”。2015年8月暫停開放，進行維修改造。
2、歷史民俗館-位於深圳市民中心A區。建築用地1.2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3.36萬平方米，2008年12月建成開館。展樓共3層，包括5個基本陳列和2個專題展廳，展覽面積1萬多平方米。地下一層爲文物庫房。此外，展樓還建有多功能報告廳、貴賓廳、茶社、紀念品商店等配套服務設施。
3、 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位於羅湖區南慶街13號，占地面積240平方米，建築面積794平方米。該舊址是深圳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劃歸深圳博物館管理，2017年12月完成改造並對外開放。
三、編制及職能-深圳博物館是隸屬于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的市財政撥款公益性事業單位。2004年11月，考古隊從博物館獨立，成立獨立法人單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2010年1月，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劃歸深圳博物館。目前，館內設有部室13個。現有在編人員129人，其中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人員91人。2014年底，深圳博物館建立理事會，成爲廣東最早實行理事會制度改革的博物館之一。深圳博物館的主要職能是收藏展覽文物、弘揚民族文化，具體職責包括：文物徵集、鑒定、登編、修複、複制、保管及陳列展覽，開展曆代文物、古代建築、古代藝術品、文物修複，深港地方史、民俗文化、博物館學及自然科學研究，考古發掘、文物宣傳出版等。
四、業務工作成果
1、文物收藏保護-深圳博物館藏品來自國家、省、市相關單位的調撥以及徵集和社會捐贈。現有各類文物藏品4萬多件，其中三級以上珍貴文物5400多件套。收藏改革開放史實物資料6000多件，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收藏的商周青銅器、陶瓷器、近現代書畫和世界野生動物標本等處於省內先進水準。2015年，完成國家文物局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物證征藏試點第一階段工作，制定了征藏工作流程和標準導則，爲廣東省乃至全國博物館開展該項工作提供了經驗。深圳博物館有設備先進、設施齊全的文物保護實驗室，包括文物保護修複室、常規實驗室、儀器室、X射線探傷室、文物薰蒸消毒室等，總面積500多平方米。擁有國家可移動文物技術保護設計甲級資質，可移動文物修複一級資質，複制、拓印資質。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文物保存環境監測系統，實行預防性保護與搶救性保護並重的措施，在該領域處於廣東省先進水準。每年開展大量文物保護修複工作。
2、陳列展覽
（1）基本陳列-深圳博物館曆史民俗館現有5個基本陳列。“古代深圳”、“近代深圳”、“深圳改革開放史”和“深圳民俗文化”系統展示了深圳的城市曆史及民俗文化，其中“深圳改革開放史”陳列開創了博物館徵集、收藏、研究、展示改革開放史文物的先河，成爲當代史陳列的典範，被評爲“第八屆全國博物館陳列展覽精品”。“走進野生動物的情感世界——貝林先生捐贈世界野生動物標本展”展出大量珍貴的野生動物標本。正在進行改造的古代藝術館原有“館藏青銅器”、“館藏陶瓷器”、“館藏牌匾”、“野生動物”和“海洋生物”5大基本陳列，改造完成後將推出“館藏書畫精品展”、“館藏古代青銅器展”、“館藏古代陶瓷展”3大基本陳列。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目前有基本陳列《葉挺將軍與深圳》，集中展示了葉挺將軍的戎馬生涯和抗戰期間他與深圳的不解之緣，以及深圳地區艱苦卓絕的抗戰曆史。
（2）專題展覽與巡展-深圳博物館以“引大展、求精品、重品質”爲目標，以原創、引進、合作辦展等形式舉辦專題展覽900多個，年均20多個。曾展出四羊方尊、金縷玉衣、秦始皇兵馬俑、越王勾踐劍等國寶級文物，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印度、埃及等國家和地區的文物藝術精品。堅持“走出去”的辦展思路，組織館藏古代藝術精品、出土文物、民俗文物、近代文物等赴香港、澳門、北京等地20多家境內外著名博物館展出，“深圳改革開放史圖片展”赴北京、四川等全國10多個城市展出，影響遍及全國。此外，還積極組織流動展覽到基層社區、公園、學校、部隊、企業巡展。2016年，掛靠在深圳博物館的“廣東省博物館協會陳列藝術專業委員會”成立，20多家地市級以上博物館加入。
3、學術研究-深圳博物館是深圳市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在深圳地方史、改革開放史、深圳民俗文化、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産等領域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館藏文物預防性保護》課題通過國家文物局審核，被列入國家可移動文物保護總項目庫。深圳市科技計劃項目《動物標本製作和保存的環保安全新材料研究》通過驗收，共申請國家專利3項，發表高水準學術論文6篇，研製的標本防黴劑處於國內領先水準。此外，與廣東海洋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等合建研究基地，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
4、文物調查與考古發掘-深圳博物館曾組織參與深圳市第一、第二次文物普查，發現衆多遺址，上報深圳市政府公佈3批共36處文物保護單位，主持對大鵬古城、南頭古城等古跡進行維修。組織對鹹頭嶺、大梅沙、小梅沙、赤灣、鶴地山、向南村、追樹嶺、疊石山、鐵仔山、屋背嶺等數十處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廓清了深圳7000年文明史和城市發展脈絡。其中，屋背嶺商代遺址和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先後被評爲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5、非遺宣傳保護-宣傳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深圳博物館（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的重要職責。在宣傳方面，每年舉辦“歡樂鬧元宵”、“非遺進社區、進校園”、“文化遺産日”等展演展示活動20多場；組織非遺項目參加深圳文博會；拍攝大型專題紀錄片《鵬城遺韻》，在電視台播出。在非遺保護方面，積極開展非遺基礎理論研究，出版多本圖書；推動非遺項目申報國家、省、市級代表性名錄，全市現有市級以上名錄項目59項，其中國家級名錄項目7項、省級名錄24項；組織專家赴項目保護單位調研督查；組織非遺項目參加各類比賽，獲省級以上獎項10多個；舉辦多場非遺保護工作座談會、研討會、培訓會；制定《深圳市非遺保護補助經費管理暫行辦法》等制度，使全市非遺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五、社會服務
1、參觀接待-深圳博物館是市民觀衆參觀學習、深圳市政府接待和外事活動的重要場所。開館至今已接待國內外貴賓及觀衆1000多萬人次。目前年觀衆量超過150萬人次，位居國內博物館前列。接待的貴賓有：江澤民、胡錦濤、李克強、溫家寶、劉延東、李源潮、汪洋、胡春華、尉健行、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前國務卿基辛格、秘魯總統藤森、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緬甸總統吳登盛等外國元首政要。深圳博物館已成爲展示深圳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視窗。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最佳導覽服務獎。
2、教育活動-深圳博物館堅持館內館外兩個陣地，爲市民大衆提供優質的文化教育活動。在館內舉辦“曆史文化大講堂”、“非遺手工坊”、“考古小作坊”、“繆斯少年體驗營”、“國際博物館日”、“環球自然日”、“小講解員培訓班”等品牌活動，每年100多場，使博物館成爲觀衆接受教育、享受高雅文化的殿堂。選派專家在市內外開設講座、培訓；編寫校本課程，深入全市大中小學校舉辦系列活動“博物館小講堂”。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開放服務最佳社區服務獎、最佳宣傳推廣獎等獎項。
3、志願者工作-深圳博物館現有各類志願者2000多人，包括團體志願者隊伍11支，隊伍規模及素質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在博物館和志願者自治管理委員會的引導下，深博志願者全面參與展覽講解、諮詢引導、展品看護、宣傳教育、活動支援等工作，每年參與服務6000多人次，2萬多小時，成爲深圳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