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西藏自焚原因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第一年在圖博（你說的西藏）
下了林芝機場，丹增來接。

嘴饞的我從登山背包裡
抓了一包魷魚絲
打開時司機的表情很難不察覺到

他們不吃任何海鮮

事後，丹增告訴我原因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天葬
夭折、重大犯罪者
都只能在雅魯藏布江裡
而魚會吃屍體所以他們不吃魚

另一個原因是
在高原取得蛋白質困難
一隻氂牛只有一個生命
但魚的肚子裡有千萬個生命
所以在權衡之後不吃海鮮

日後常跑圖博跟稱之為「回去」
都是從這裡開始
從這個點開始認識這個
生活與宗教幾乎是同心圓的國度

第一次入寺
丹增又告訴我
他們不僅不拿香
祈求時也只為別人好
不會求自己
這是他們宗教的特色之一

而且他敢發誓

進了林芝市區
我把疲憊的隊友放下
自己揹了單眼出門
這也是我第一次被中國軍方追

我白目有餘幸運也有餘
林芝被鎮壓過
當我看到大型軍營甚至連坦克
竟然就大喇喇駐紮在林芝市區

手上的單眼一直在悲情的跳耀著

直到從鏡頭裡警覺
我是被鎖定的對象時
我開始瘋狂地跑

直到閃過一幕停了下來
全身汗夾帶著極度的諷刺

黨部居然在小巷裡
在我面前的是黑白與彩色的對比
黑白照片是中共入藏前
藏人辛苦的工作
彩色的卻是入藏後藏人的笑容

那天在拉薩河畔
想到了藏人為什麼只能自焚

第二年在西藏走了阿里南線
一路拉到快接近
目前中印紛爭的拉達克

這一次我開始認識他們的「學校」

這是第二次到色拉寺
精彩的辯經在飯後開始
幾個人一組當然有分程度

辯論的內容很多
未必是我們想像的佛經
事實上就是把我們的辯論
搬到地上大家圍著坐

只有一人站起提問
每個問題提問前
會先用很大的力氣去拍手
我問了丹增

原來是飯後容易想睡
這個動作的用意
是用聲響提醒對方

色拉、大昭我都去了三次
最後的色拉認識了一個蒙古人
他加入了共產黨
但他告訴我
他知道他們每天都在謊言中
因為他常翻牆看外國資訊

第二年
我也到了珠穆朗瑪峰基地營
還放了從台灣帶去的風箏
這是還沒發病前
體質特別於常人

5300米
是我放風箏的最高海拔
次高是在第三年4700米的羊湖

寺廟就是我們的學校
憎人在寺廟裡學的不少於
我們從小學一路到研究所
所以中共必須禁止
消滅他們文化的傳承就是禁寺廟

在拉薩的憎人已經被管制到必須
團進團出 當然是中共帶出去

丹增說 他只是短暫修行的人
不敢跟我說藏傳佛教的概念
因為怕說錯

他只能告訴我蓮花生大師
他們的故事以及各派的修行方法
八大派目的相同方法卻不同

在阿里 不僅看到了
一夜被屠城的古格
也看到古城上相當於宋朝時
沒被文革破壞到的壁畫

裡面除了有太多看不懂
疑似的外星符號外
我真的想不透
從印度、尼泊爾怎麼運用大象
把粗重的木材運過喜馬拉雅山脈

最冷的那一天
在最偏遠的城鎮裡
我提到了藏獨
丹增提醒我
不管多遠他們都會監控

那天半夜1點後我們去睡了
隔天醒來中共的警車已在樓下
而附近幾乎沒有居民

第三年
我10月申請的入藏證
被中共打槍了
白目的個性讓我在最冷的
2個月後入藏⋯⋯

照片在大昭寺

我們害怕很多事情，尤其害怕被人家說沒有道德，沒有人權，沒有品味，沒有知識，沒有腰（可能只有我）。

這些議題是永遠吵不完的，因為正反兩方都真心相信自己的理由（當然也有一些為反而反刷存在感的人渣）。

我唸國小的時候，每天升旗，唱國旗歌，曾經非常傷心自己沒法擔任打擊樂團的木琴手（為何對木琴迷戀至今仍舊是謎）；更別提升旗手，一定要是最高最帥的才上得了檯面，司儀也是要最美的，小胖，最後被分配到小鼓，默默地敲打者，也覺得對國家盡了份心力。

我也是被國民黨課綱洗腦的，也從小被教育要愛國；愛哪一個國，小時候只知道中華民國，學的是秋海棠，看《大陸尋奇》的時候還會讚嘆未能收復祖國之美，蔡家在兩岸開放初期，曾經到中國進香數十次，我去了四次。1993那年，我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西湖，1994年，我有幸目睹桂林山水之美，以及紫禁城的壯闊；北京的導遊看到小胖，嘖嘖稱奇：「台灣小孩子果然營養非常好，不愧是寶島。」

我還記得這句話，是不是記仇不太確定，天蠍就是會記得某些事。

至於對台灣的認同，完全建立在個人生命經驗之上。從前讀到「政治，就是眾人的事」，只覺莫名其妙，怎麼都不覺得我是眾人，疏離得很，政治干我屁事？近年來，台灣年輕人的國家意識漸漸抬頭，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事，當然，任何事情極端都不好，但如果連基本意識和國家定位都沒有，反而是危險的。

大三那年到美國交換學生，在那之前，政治不甘我的事，吃飽喝足就好。兩岸之間的震撼教育，在中國進香時壓根兒沒發生；反而在2002年於喬治亞大學（UGA）台灣同學會舉辦《台灣美食週》（TAIWAN WEEK）時，遇到中國留學生百般阻撓時，正式啟蒙。

當時大夥在學生活動中心前方發傳單，邀請大家來品嘗台灣美食，被中國學生攔截與阻撓，一度引發口角肢體衝突；當時因為我一介交換生，無憂無慮，幾乎與Tiffany會長同進同出（因而被某些中國學生誤認為是會長），某台灣人攔截到一封中國同學會發出的信件，裡面寫著：「我們要狠狠教訓那個姓蔡的會長（kick Tsai's ass!）」。

說不怕是假的，戲劇系上某位韓裔美國同學，Si Lee，見我愁容滿面，把攔截信給他看後，Si 淡淡地說：「不用害怕，我在韓國同學會有一群兄弟，我罩你。」

小胖在協辦完台灣週之後（整場放阿妹的《發燒》），還是很孬地避風頭去了，心中當然覺得韓國歐巴很帥。

跟所有人一樣，經驗總是有好有壞，不能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事實上，從事表演藝術的我，認真地欣賞且喜愛曾經與我共事過的中國朋友；是的，大家都互相體貼地盡量不談敏感的議題，但這種避而不談，終究是造成如今兩岸越走越遠的原因之一。我對於身份的認同，也不斷地在移動的過程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反芻。至今我仍舊無法忘記當年在倫敦手腕受傷，到中國城尋求中醫針灸，因為問診跟看診費要各收一筆費用，我身上錢不夠正要走出診所時，一位來自成都的女中醫師叫住我：

「小伙子，沒關係，不用問診費，進來我幫你看看。」她說。

「啊…真的嗎？可是…」小胖支支吾吾。

「大家都是中國人，本來就應該要互相照顧。」她笑著說；邊針灸時還心心念念在家鄉的孩子，準備兩個月後回中國探親。

每每看到網路上爭論關於「你去中國賺錢，就不要這個時候還要來圖台灣的好。」時，我總會想起這位中醫師。

我理解台灣人的憤怒，因為這個憤怒，是長期的委屈累積出來的。當年多少人說台灣沒有前途，是鬼島，每個人都想要「離鄉背井」，走不了的人有種「眾叛親離」的無力感。有人去了中國，真的賺了大錢，也過著人人欣羨的高檔生活，開口閉口都是你們台灣人的薪水能看嗎（當然，我們的薪水目前還是太低）；有人去了歐美，用別人的語言奮力的掙扎，朝自己理想的生活邁進，苦的時候煮碗泡麵，沒事到公園野餐、劇場看戲、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擦肩而過，是虛幻也是過癮。

留在台灣的人，有的是想走卻走不了，有的是不甘願走，有的還願意相信。我們曾經經濟輝煌過，也數次經歷轉型陣痛，一直到此刻，我們都還痛著；這次防疫台灣真的做得很好，也很值得驕傲，世界也看見了。我們發現，原來，這塊土地根本不比別人的差；原來，錢賺得再多，沒有健康也是枉然，原來，「人權」或「言論自由」這種太平盛世下，看似不痛不癢的字眼兒，竟在荒唐絕倫的2019年突然發威，以一種銳不可擋的衝擊，震撼了長期對政治無感的我（們）。

（編按：你自己還不是趴趴走？）
（小胖：謝謝台灣讓我可以趴趴走。）
（編按：哪來的錢？）
（小胖：反正不是中共的錢。）

當年阿妹唱國歌被中國封殺，我只覺得阿妹好衰，為什麼連唱個國歌都要被禁，也有點沮喪為何我們的國家不能保護自己的歌手；或許大家都質問為何國家不能硬起來，但國家硬起來（得有技巧跟手腕）的前提得要人民先支持國家啊，吃裡扒外還要台硬是不是也強台所難？當然啦，團結一至這種鬼話留給中國官媒用就好；我比較在意的是，我們是否落入一種「總是譴責較弱勢而非價值偏差那一方」的標準？女生被侵犯就怪女生穿太短；包機無法成行只怪台灣政府無力，而忽略中國政府不願溝通且百般刁難的事實；或許有人質疑，為何台灣政府不能降低國格委曲求全，為了「人道理由」？抱歉，我還是很傳統的人，國格一但退了，就只能一路退下去，這也是我們為何用817萬張票決定台灣此刻的未來。

我無能談包機事件，但我贊成呂秋遠律師說的：「…現在講人道的這些人，遇到中國相關的其他議題時候，就都會變成不能人道。多點愛與關懷，會跳過新疆人，少點政治，會跳過西藏人，狗官，會跳過林鄭長官的濫殺無辜。有人或許會質疑，不要移轉焦點，民進黨政府難道在這次議題就很人道嗎？不，這是不一樣的議題，要講人權，要講兒童權利公約，要講民粹與歧視，就要講西藏的宗教自焚、新疆的再教育集中營，與香港的性侵、失蹤、殺人、無差別毆打民眾事件。而這次的包機事件，不是人權議題，是公共衛生專業議題，不要打擊錯誤好嗎？」

「是不是先顧好了自己，才有辦法關懷他人呢？」是我這陣子常想的。《寄生上流》裡的某句台詞：「有錢的人當然善良。」也讓我咀嚼再三，更常想到的是，當初川普喊：「America First！」的時候，我們似乎也嘲弄他什麼鬼口號；但，反觀現在我們護衛著台灣說，防疫要以台灣2300（到底是2300還是2400啦）優先，我們相信的，跟我們此刻的標準，與當年美國人堅持的，又有什麼不同呢？

回歸重點（是說這輩子大概也無法有），世界最理想的樣貌，當然是沒有國界，彼此關懷，即使不是自己的孩子，也都能有同理心關愛；疫情是對人心最大的考驗，我也在各式新聞輿論的相互踏伐聲中，踩著過往身為台灣人在世界走跳的回憶，再次面對自己的邪惡與自私，重新思考自己與政治和國家的關係。

沒有任何事有標準答案，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繼續獨立思考，當然能獨立最好（誤）。

我們害怕很多事情，尤其害怕被人家說沒有道德，沒有人權，沒有品味，沒有知識，沒有腰（可能只有我）。

這些議題是永遠吵不完的，因為正反兩方都真心相信自己的理由（當然也有一些為反而反刷存在感的人渣）。

我唸國小的時候，每天升旗，唱國旗歌，曾經非常傷心自己沒法擔任打擊樂團的木琴手（為何對木琴迷戀至今仍舊是謎）；更別提升旗手，一定要是最高最帥的才上得了檯面，司儀也是要最美的，小胖，最後被分配到小鼓，默默地敲打者，也覺得對國家盡了份心力。

我也是被國民黨課綱洗腦的，也從小被教育要愛國；愛哪一個國，小時候只知道中華民國，學的是秋海棠，看《大陸尋奇》的時候還會讚嘆未能收復祖國之美，蔡家在兩岸開放初期，曾經到中國進香數十次，我去了四次。1993那年，我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西湖，1994年，我有幸目睹桂林山水之美，以及紫禁城的壯闊；北京的導遊看到小胖，嘖嘖稱奇：「台灣小孩子果然營養非常好，不愧是寶島。」

我還記得這句話，是不是記仇不太確定，天蠍就是會記得某些事。

至於對台灣的認同，完全建立在個人生命經驗之上。從前讀到「政治，就是眾人的事」，只覺莫名其妙，怎麼都不覺得我是眾人，疏離得很，政治干我屁事？近年來，台灣年輕人的國家意識漸漸抬頭，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事，當然，任何事情極端都不好，但如果連基本意識和國家定位都沒有，反而是危險的。

大三那年到美國交換學生，在那之前，政治不甘我的事，吃飽喝足就好。兩岸之間的震撼教育，在中國進香時壓根兒沒發生；反而在2002年於喬治亞大學（UGA）台灣同學會舉辦《台灣美食週》（TAIWAN WEEK）時，遇到中國留學生百般阻撓時，正式啟蒙。

當時大夥在學生活動中心前方發傳單，邀請大家來品嘗台灣美食，被中國學生攔截與阻撓，一度引發口角肢體衝突；當時因為我一介交換生，無憂無慮，幾乎與Tiffany會長同進同出（因而被某些中國學生誤認為是會長），某台灣人攔截到一封中國同學會發出的信件，裡面寫著：「我們要狠狠教訓那個姓蔡的會長（kick Tsai's ass!）」。

說不怕是假的，戲劇系上某位韓裔美國同學，Si Lee，見我愁容滿面，把攔截信給他看後，Si 淡淡地說：「不用害怕，我在韓國同學會有一群兄弟，我罩你。」

小胖在協辦完台灣週之後（整場放阿妹的《發燒》），還是很孬地避風頭去了，心中當然覺得韓國歐巴很帥。

跟所有人一樣，經驗總是有好有壞，不能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事實上，從事表演藝術的我，認真地欣賞且喜愛曾經與我共事過的中國朋友；是的，大家都互相體貼地盡量不談敏感的議題，但這種避而不談，終究是造成如今兩岸越走越遠的原因之一。我對於身份的認同，也不斷地在移動的過程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反芻。至今我仍舊無法忘記當年在倫敦手腕受傷，到中國城尋求中醫針灸，因為問診跟看診費要各收一筆費用，我身上錢不夠正要走出診所時，一位來自成都的女中醫師叫住我：

「小伙子，沒關係，不用問診費，進來我幫你看看。」她說。

「啊…真的嗎？可是…」小胖支支吾吾。

「大家都是中國人，本來就應該要互相照顧。」她笑著說；邊針灸時還心心念念在家鄉的孩子，準備兩個月後回中國探親。

每每看到網路上爭論關於「你去中國賺錢，就不要這個時候還要來圖台灣的好。」時，我總會想起這位中醫師。

我理解台灣人的憤怒，因為這個憤怒，是長期的委屈累積出來的。當年多少人說台灣沒有前途，是鬼島，每個人都想要「離鄉背井」，走不了的人有種「眾叛親離」的無力感。有人去了中國，真的賺了大錢，也過著人人欣羨的高檔生活，開口閉口都是你們台灣人的薪水能看嗎（當然，我們的薪水目前還是太低）；有人去了歐美，用別人的語言奮力的掙扎，朝自己理想的生活邁進，苦的時候煮碗泡麵，沒事到公園野餐、劇場看戲、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擦肩而過，是虛幻也是過癮。

留在台灣的人，有的是想走卻走不了，有的是不甘願走，有的還願意相信。我們曾經經濟輝煌過，也數次經歷轉型陣痛，一直到此刻，我們都還痛著；這次防疫台灣真的做得很好，也很值得驕傲，世界也看見了。我們發現，原來，這塊土地根本不比別人的差；原來，錢賺得再多，沒有健康也是枉然，原來，「人權」或「言論自由」這種太平盛世下，看似不痛不癢的字眼兒，竟在荒唐絕倫的2019年突然發威，以一種銳不可擋的衝擊，震撼了長期對政治無感的我（們）。

（編按：你自己還不是趴趴走？）
（小胖：謝謝台灣讓我可以趴趴走。）
（編按：哪來的錢？）
（小胖：反正不是中共的錢。）

當年阿妹唱國歌被中國封殺，我只覺得阿妹好衰，為什麼連唱個國歌都要被禁，也有點沮喪為何我們的國家不能保護自己的歌手；或許大家都質問為何國家不能硬起來，但國家硬起來（得有技巧跟手腕）的前提得要人民先支持國家啊，吃裡扒外還要台硬是不是也強台所難？當然啦，團結一至這種鬼話留給中國官媒用就好；我比較在意的是，我們是否落入一種「總是譴責較弱勢而非價值偏差那一方」的標準？女生被侵犯就怪女生穿太短；包機無法成行只怪台灣政府無力，而忽略中國政府不願溝通且百般刁難的事實；或許有人質疑，為何台灣政府不能降低國格委曲求全，為了「人道理由」？抱歉，我還是很傳統的人，國格一但退了，就只能一路退下去，這也是我們為何用817萬張票決定台灣此刻的未來。

我無能談包機事件，但我贊成呂秋遠律師說的：「…現在講人道的這些人，遇到中國相關的其他議題時候，就都會變成不能人道。多點愛與關懷，會跳過新疆人，少點政治，會跳過西藏人，狗官，會跳過林鄭長官的濫殺無辜。有人或許會質疑，不要移轉焦點，民進黨政府難道在這次議題就很人道嗎？不，這是不一樣的議題，要講人權，要講兒童權利公約，要講民粹與歧視，就要講西藏的宗教自焚、新疆的再教育集中營，與香港的性侵、失蹤、殺人、無差別毆打民眾事件。而這次的包機事件，不是人權議題，是公共衛生專業議題，不要打擊錯誤好嗎？」

「是不是先顧好了自己，才有辦法關懷他人呢？」是我這陣子常想的。《寄生上流》裡的某句台詞：「有錢的人當然善良。」也讓我咀嚼再三，更常想到的是，當初川普喊：「America First！」的時候，我們似乎也嘲弄他什麼鬼口號；但，反觀現在我們護衛著台灣說，防疫要以台灣2300（到底是2300還是2400啦）優先，我們相信的，跟我們此刻的標準，與當年美國人堅持的，又有什麼不同呢？

回歸重點（是說這輩子大概也無法有），世界最理想的樣貌，當然是沒有國界，彼此關懷，即使不是自己的孩子，也都能有同理心關愛；疫情是對人心最大的考驗，我也在各式新聞輿論的相互踏伐聲中，踩著過往身為台灣人在世界走跳的回憶，再次面對自己的邪惡與自私，重新思考自己與政治和國家的關係。

沒有任何事有標準答案，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繼續獨立思考，當然能獨立最好（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