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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ブソング （Love Song）　◎amazarashi
　　
沒有未來　亦無灑落的陽光　地下墓穴將時代埋葬
被從油田冒出的黑煙　嗆得直咳的妹妹掛著微笑
去西邊兵營領取配給的哥哥沒有回來
只有電視嚷著「要買要快喔」　那令人厭煩的噪音
　　
你們可是生在富足的時代啊　以前老被大人如此揶揄
何處才是安寧的所在　發覺時已經太遲
躁動的煙直直升起　問那是什麼的聲音嘈雜起來
那些傢伙一個個消失　如今城鎮已成墓地
　　
連愛也不懂的人　確實存在著
為什麼將其無視呢　將其無視才是愛嗎？
　　
ATM　電椅　Strelka和Belka*　紙鈔及硬幣
愛即是一切
下下輩子和下輩子　社會性　人指骨製成的項鍊*　花飾
相信吧　愛即是一切
　　
在傾盆大雨中　傘也不撐地行走
呢喃著「沒有傘啊」　其實連買傘的錢也沒有
即使回到那狹小公寓　也悽慘到又想死去
只有電視放著「要買要快喔」　那讓人厭煩的噪音
　　
連夢也沒有的人　確實存在著
不能將其譜寫成歌嗎？　將其無視還能稱為是歌嗎？
　　
資本主義　non-fiction　fiction　個室播映間*　虛無　人生回顧
愛即是一切
席格納和席格列斯*　首發列車　自殺　歌手和商業主義
相信吧　愛即是一切
　　
對未來沒有期待了　連呼吸也感到困難　
在夜的闃黑中　因不安而難以成眠
不管是被愛　或是去愛　
在那之前的我們啊　要先買到愛才行
消費吧　消費吧　如果不先有那些　就活不下去
消費吧　消費吧　只有如此你才能得救
　　
社交恐懼　買春　輪迴轉世　Love song　Love song
愛與和平　白吃白喝　墓碑
愛即是一切
自動步槍　壽險　物慾　電玩遊戲和殺人犯
愛即是一切
　　
得趕快去買才行　買得比誰都多才行　用搶的也要到手才行
不買到愛不行
　　
◎譯註
　　
*原文：ストレルカとベルカ。1957年，為了測試太空飛行對生物是否安全，蘇聯科學家們挑選出12隻流浪狗進行訓練，其中表現最佳的，便是Belka和Strelka兩隻狗狗，牠們在1960年8月19日乘Sputnik-5號升空，和一些小老鼠、昆蟲、植物、微生物等一起升空。飛行途中與結束後，兩隻狗兒狀況良好。（連結請見留言處1）
　　
*原文：人の指の首飾り。典出自釋迦摩尼的弟子之一央掘魔羅（梵文名Angulimala），他曾因師母的陰謀，聽信老師的指使，要殺千人並用他們的指骨串成項鍊，方能得道。當他殺到只差最後一根手指、因而想殺害自己的母親時，佛祖出現並開示，央掘魔羅痛改前非，成為佛陀弟子。（參考：（連結請見留言處2）
　　
*原文：個室ビデオ。是日本一種提供私人單間與成人影片租借服務的商店，部分店鋪不接待女客。（連結請見留言處3）
　　
*原文：シグナルとシグナレス。宮澤賢治一篇短篇童話。（連結請見留言處4）
　　
◎作者簡介
　　
amazarashi，日本青森出身的搖滾樂團，核心成員為秋田ひろむ，及豊川真奈美，詞曲由秋田ひろむ創作。樂團名取自雨曝し的拼音，意為「暴露在驟雨之中」，秋田ひろむ說：「若將日常的悲苦比作風雨，那我們都是暴露在風雨中之人，想至少把『即使如此』的感覺歌唱出來。」因此命名。作品重視文學性及與MV的搭配，希望能創作出讓人想看著歌詞聽的歌，專輯部分版本會附上主唱秋田撰寫的小說，也曾有詩作於文藝春秋刊出。此外，為了使觀眾著重歌詞的內容與世界觀，amazarashi在現場LIVE也採用不露臉、在前方搭建紗幕投影歌詞的方式進行。
　　
◎小編朱豈鈺賞析
　　
不知你是否也有過這種感覺？螢幕中、包廂裡，一直到各大賣場，到處都播放著情歌，「愛」一詞被掛在嘴角大聲傳唱，彷彿愛即是一切、即是全世界，但世界又不是這樣一回事？這首題為「情歌」，卻不是情歌，是amazarashi主唱秋田弘，有感於情歌氾濫到感覺快失去了價值，結合其對社會的反思——尤其是同樣氾濫的消費主義——而寫成的諷刺歌曲。
　　
秋田的歌詞常帶有敘事詩般的氣質。這首歌開篇兩段，就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小說般的場景：汙染、貧困從領取配給等描述，讓讀者聯想到較落後地區的圖景，也使最後一句電視宣傳的消費主義噪音顯得對比與批判性強烈。
　　
在消費主義氾濫的時代，許多地區的人擁有了充足（甚至過剩）的物質生活，但面對心靈匱乏與所謂未來卻愈發茫然，此處，作者放了句或許各個地方的年輕世代都有共感的兩句歌詞，想必你我也可能聽過長輩們調侃：你們現在活得比我們以前好多了！然而我們看見的卻是累增又越來越難解決的各種問題。短視使人類覺察不到危險，無論是心靈的崩潰或製造的各色社會問題，就如同看見騷動的煙升起時危險已然釀成，無論騷亂指涉為何（戰爭、環境破壞、隨機殺人……）都使這段描述呈現出作者的觀察與思考。
　　
在第四段的副歌中，作者羅列了數個彼此之間跳躍度極大的意象，彷彿人類社會中各種現象的切片式快照，創造聯想遊戲般的效果，詮釋空間極大，並交由讀者自行感受、聯想、與意象碰撞。舉例來說，小編提到這串時，第一個聯想方向是以「文明」為主題去感受：ATM與紙鈔、硬幣等當然是人類文明的經濟面向，而Strelka和Belka則是對蘇聯太空犬，也是首批在太空軌道上存活的生物之一，被視為文明躍進的象徵，這些都較接近閃亮輝煌的文明產物，但電椅，它或許也可說是一種「文明」的產物，在某段時間甚至被看做維持社會秩序的正義化身……但同時，若用文明的角度看這串詞彙排列，電椅在其中卻像大理石地面上一塊黑色突起的礫石，有同質性卻又彷彿一個刺點。
　　
不過，這也只是一種聯想可能，這一張張並列的社會快照要如何感受，全由讀者自行思索。但只要願意思考，就能咀嚼出「愛即是一切」這句如何用武斷的結論，製造出強烈的反諷感。當思考被膚淺的口號替代，當人們習慣將反思導向強硬的單一解，但這些解答卻往往缺乏深思，就像高呼愛即是一切，但前段也不斷反問：將許多困惑無視，也是愛嗎？這些意象與歌曲中其他反問一樣，作者並不意圖給出固定解，甚至不一定有個明確方向，而是將觀察與反問不斷擲出，每個人或許都有自己的解答。
　　
接續的主副歌兩段，與前面結構大致類似：場景→叩問→意象羅列，與最後武斷卻諷刺強烈的「愛即是一切」。到最後三段起，歌曲語氣急轉直下，前面的反問、觀察被一連串帶有焦慮感的、口號式的論斷取代，這三段間的一次副歌，其所羅列的意象也更明白地往「社會問題」的方向選取，尤其自動步槍到電玩與殺人犯一列，很明確能勾出不同社會爭辯已久的價值觀問題，也使整段歌詞顯得更加尖銳。
　　
這首歌的前半段，主歌原本以場景方式鋪陳，而副歌則多為短語、呼告，形成鬆緊交錯的節奏；而最後三段將節奏催急，宣洩出對消費主義時代的焦慮：想靠消費填補所有空洞，甚至「要先買到愛才行」，使筆者聯想到市面上許多綑綁愛行銷的商品，例如鑽戒、花飾，或這首歌主要諷刺的情歌氾濫——第三次副歌中連續出現的點題「love song」放在此處是筆者很喜歡的節奏，歌詞經營到此處，已經從前面的觀察、辯證，激化到彷彿衝撞的力度。
　　
最後四句簡單有力，承接兩段前兩句「消費吧」所述，將買到渴望的東西（愛）當作擁有的唯一出路，只是簡單的直述句，卻明確將整首歌堆疊出的焦慮推至高點，彷彿看到賣場中爭搶到瘋魔的人群，但架上賣的卻是一片虛無。
　　
以「令你想邊看歌詞邊聽的歌曲，現在有幾首了呢？」作為主流出道宣傳語的amazarashi，意圖將他們的想法用敘事詩般的精緻歌詞傳遞給聽眾。如果今晚有時間，看著歌詞、點開曲子，聽聽不願忽視連夢都沒有的人的主唱，如何將他心中的感受譜寫成歌，或許也不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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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林泱

（失敗者回憶錄0920）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七十年代》月刊在1970年2月創刊。那時文革狂潮稍稍平靜，但極左思潮仍然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書店只有馬列毛的著作，和兩三部樣板小說，其他古今中外名著或被燒毀或被收藏起來了。香港六七暴動已告平息，但左派的文化事業無法復元，產生不出既符合中共意識又能迎合香港市場的電影和出版品。左派陷入文化真空中，親共人士深感文化飢渴。但香港整體社會則在港英平暴與開始改良中，本土文化開始萌芽。

這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氣候，但國際氣候就是另一景況。在六十年代後期西方世界左傾思潮激盪。美國民權運動，「黑人權力」和「學生權力」結合，反越戰、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法國1968年5月發生持續七周的學生運動，出現了總罷工、遊行、佔領大學及工廠的行動。

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後遭到蘇聯的殘酷鎮壓。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大規模學運抗爭。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運動，都指向原有的民主體制，指向蘇聯對東歐的壓制權力。左派思潮，特別是西方年輕人搞不清楚的毛澤東思想，竟然在反建制的西方學運中流行。受年輕人推崇的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主持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戰爭罪行的法庭。沙特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支持法國學生運動，反對越南戰爭。他甚至參加了一份支持中國毛思想的左派所辦的報紙。

在中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製造無數悲劇。在香港，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左派暴動使市民厭惡。但在西方，不明真相的反現有建制的年輕人卻有不少人認為毛思想是一條出路。

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尤其是大專學生，開始排除了不問世事、只顧謀個人自利的心態，關心起社會、世界和人生了。對本土的文化認同固然有了開始，但對身份的認同卻不是一面倒向香港，而是有相當多人思考作為「中國人」的身份。1968年，大專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以之作為建立民族身份的象徵。年輕人在否定六七暴動的同時，亦受西方左派思潮影響。

這是一個西方和香港年輕人思想活躍但又混亂的時代。

創辦《七十年代》，是我看到了左派文化真空的時機。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回想五十年前創辦這本雜誌，既有對香港形勢和世界思潮的時機判斷，亦有個人要在左派圈子中創出事業的自私目的。

前文談到「二重生活的悲哀」。仔細分析一個人的「二重生活」，其實是由三樣東西支配的。一是想像共同體，二是事實共同體，三是個體。想像共同體指的是民族、國族、省籍等等的共同想像，受抽象的國家、民族、省籍觀念主導的人，渴望融入不同的想像共同體。但它只是一種想像，未必與我們的生活有真實關連。事實的共同體是指身處某種行業，在某個工作環境，或者是一個家庭的成員，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話題共同，命運共同。至於個體，就是獨立於這些共同體之外的個人，個人的思想，認識，價值觀。

許多人對國家民族政黨的認同，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想像中的東西。但這種想像共同體若貫徹到你的工作環境、職業、行業，尤其是家庭中，那就成為你的利益、命運、存在價值甚至安危相關的事了。想像共同體一旦融合到事實共同體之中，那就不再是想像了。個人可以接受或抗拒想像共同體，但在事實共同體中，要堅持與共同體相悖的價值觀，去獨立行事，不僅會犧牲個人利益，而且會影響家庭甚至安危。

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

創刊之前，取得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同意和支持，上海書局老闆方志勇投資。我在創刊詞中，提出「盲從太危險」的觀念。這當然是常識。但香港左派從1966年前的「社會化」，一下子變臉為「打倒港英」，又忽然一夜間「反英抗暴」收攤，他們怎麼沒有感覺「盲從太危險」是一個警示呢？（65）

圖1，文革時3歲的幼童也戴毛主席像章、手拿毛語錄，高呼口號。

圖2，1968年布拉格之春受蘇聯軍隊鎮壓而受傷的捷克青年。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美中兩國關係急轉直下，達到40多年以來最低點，也從部份領域的爭端和挑戰變成體系和價值的衝突。這兩個加起來經濟產出總和佔全球40%的超級大國分裂，讓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許多外國媒體已經用「新冷戰」來形容美中發展。我們這就來看看歷史的教訓還有新冷戰對科技造成的的結果。

既然提到新冷戰，不得不稍微介紹一些冷戰的背景。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因為意識型態不同，相互對抗長達半個世紀。最後西方資本主義壓過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在1991年解體，美國也成為世界超級強國，可以說我們今天世界的樣貌也是冷戰過後的結果。

中共領導的中國去年70年週年，比我們正統的中華民國還少38年。重點是現在的中國就是靠冷戰的時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遊走，最後在美國聯中抗蘇的策略下，因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挹注還有自身的經濟發展成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其實蘇聯垮台後中國就成為共產主義的代表，但是西方當時就有，到底是要跟中國交往還是圍堵，要和緩還是強硬的討論，後來很明顯西方是採取以經濟發展帶動中國民主和自由的做法，結果如何？大家可以看看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變成全面控制的超極權社會，還用科技向外輸出治理模式，其實什麼天網監控、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整合、機器學習還不是都跟歐美學的。所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7月25號的演說才會這麼受到大家關注，在經濟改革無法帶來政治改革的同時，就像過去冷戰時期，他再次點名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喔，說他過去在冷戰期間的軍隊記錄告訴他，共產黨人總是在撒謊。還把雷根20世紀80年代對蘇聯「信任但要驗證」的口號改了一下，說對付今日極權的北京得要「不信任且要驗證」才行。

這幾乎就是顛覆了70年代尼克森跟中國接觸還有中國會改變的理論，可是現在如果美中要走上新冷戰這條路有難度，特別在經濟發展上已經水乳交融。以華為當作例子，這家公司可以說是在美中科技冷戰的最前線。要知道在19年前，華為剛開始到德國法蘭克福郊區和英國小鎮設立歐洲銷售辦事處的時候，還只是眾多來競標建設電信網絡，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公司。到了今天華為就是中國崛起的代表。

雖然美國從2018年開始以各種法律強力防堵華為，它在2019年銷售額還是有1230億美元。因為華為過去利用價格優勢搶攻市佔率，在市場已經幾乎是無法取代的存在，全球190幾國有170國都用華為的產品跟設備。但是在美國遊說各國封殺華為後，本來許多國家還在觀望，現在都慢慢選擇站在美國這邊。像是英國7月14日宣佈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現有華為產品2027年前全面拆除。這代表由英美澳紐加組成的「五眼聯盟」中，僅剩加拿大未宣佈禁用華為。不屬「五眼聯盟」的法國也在22日宣佈不續購華為設備，間接在2028年前讓華為退出該國5G市場。

而華為也把自己比喻為70年代的日本企業東芝。當時東芝專攻半導體和晶片領域，後來就開始面對美國強勢的攻擊。某一方面這種說法沒錯，但是仔細想想其實差很多。東芝當初是因為對美國禁運對象蘇聯出口技術先進的設備，華為也有孟晚舟違反伊朗禁令的事件。但是跟華為不一樣的是，沒有人指責東芝剽竊技術，違反智慧財產權，而且當時日本的經濟體制與今天的中國不一樣，日本的企業是建構在自由經濟的基礎之上，國家的介入不是很深，但中國則是國家資本主義。

華為風暴不是單純的貿易戰、科技戰，背後有美中兩大陣營政治體制之爭。從華為的崛起也看得出西方對於如何看待中國還沒有一個確切的態度，而國際政治不是數人頭的，面對極權專制的中國，開放的社會要有連貫的戰略，但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還是有很多人受不了中國市場的誘惑。這個世界會因為新冷戰就發展出一個新的貿易架構或體系嗎？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歡迎跟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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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繆杰，歡迎來到繆杰工作室
今天的【杰說歷史】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於俄羅斯發生的民主革命
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
最終使俄羅斯帝國滅亡的二月革命
另外說一下杰說歷史以後每週都會發佈一片
關於歷史的小故事或歷史相關的影片

俄國革命-二月革命
1917年2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改名為「彼得格勒」的聖彼得堡
產業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廠環境惡化而發動罷工
是導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導火線
其實革命爆發的原因
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俄國經濟的重創
以及人民對沙俄政府專制統治的不滿
所以最終爆發了二月革命

協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於俄國加入了協約國一方
並且，應協約國的多次要求，為了配合西線戰事
俄軍多次主動發起攻擊
迎擊德國與奧匈帝國以及南方的鄂圖曼帝國
俄軍最初略有小勝，但面對著多線作戰的窘迫局面
遭受嚴重挫敗，例如在東普魯士輸給了德軍
工廠產量下跌、鐵路系統欠缺效率以及後勤保障極其不力
是俄國數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皇帝-尼古拉二世
二月革命爆發時尼古拉二世自任最高統帥
率領俄軍在東線作戰
他就把政府交由其妻亞歷山德拉皇后與其他官員管理
而皇后寵信癲僧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令政府充滿貪污，使內政混亂
國家局勢漸趨緊張

領導失敗以及戰術落後
同時，俄軍戰術戰法陳舊落後
軍隊領導人將私人恩怨帶入戰場
導致開戰後俄軍即遭慘敗
後來應時任英國海軍大臣的邱吉爾要求
為了配合英軍登陸作戰和緩解西線壓力
俄軍發動了夏季攻勢，遭到重大損失
人員俘虜達100多萬，國內統治岌岌可危
到了戰爭後期，俄軍有超過一百七十萬士兵陣亡
五百九十萬人受傷，逃兵者眾多
將領與軍官能力平庸，以導致整體士氣低落
某些部隊出戰時，竟然沒有充足的彈藥與其武器相配
俄國後方則有嚴重饑荒，物資短缺
基於德軍的猛攻與邊境封鎖，俄國經濟最終被拖垮

提議君主立憲（俄國議會）
擁有一些自由派成員的杜馬(俄國議會)
向尼古拉二世建議組成類似1905年俄國革命後
建立的君主立憲政府
但被他拒絕

二月革命-事件開始
1917年2月寒冬、食物短缺、民不聊生
加上經濟崩潰，大眾起義的誘因已然齊備
聖彼得堡25萬駐軍，主體是後備役部隊
當時後備役管理混亂，一個連高達1350多人
卻只有一個低級軍官管理
而忠於皇帝的近衛軍在前線
尼古拉二世下令從前線調回來25個團的近衛騎兵軍到聖彼得堡
計畫把聖彼得堡的亂軍拉出去到附近其他城市進行進一步整編
不過彼得堡市長和駐軍司令一聽騎兵要來
覺得很麻煩，而且還得準備場地養馬餵馬
嫌花錢費事
加上附近城市聽說要把亂軍拉來自己這裡
肯定是花錢還要擾民，所以就各種不配合
也就形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分割
政府公文互相寫了好幾個月，推卸責任
導致調近衛軍入首都的事情始終無法啟動
3月3日，聖彼得堡的大型工廠普提洛夫工廠工人宣布罷工
罷工工人被解僱，引致其他工廠的罷工
期間有些示威者要求增加麵包供應
雖然示威者偶爾與政府軍隊有衝突
不過在第一天沒有出現死傷
在往後幾天，罷工工人一同集結在聖彼得堡，局勢越來越緊張
3月8日，示威者為慶祝國際婦女節
而舉辦一連串聚會與集會並漸漸把活動政治化
參與者首次使用在俄國使用較為令人敏感的口號
例如「反對戰爭！」與「結束專政！」等
罷工演變成對政府的不滿
最後二月革命終於爆發
在這次警民衝突，引致雙方互有死傷
示威者準備好武器，搶掠警方的總部
3月10日，尼古拉二世派出一大隊士兵掃蕩該城
士兵最初擁護政府，殺害了不少示威者
由於俄羅斯工廠的工人
相當多都是舊禮儀派教徒出身
所以同樣信奉舊教的哥薩克軍隊
幾乎沒有參與過鎮壓工人遊行的事情
因為怕因為宗教的問題會使
哥薩克軍隊支持示威者所以當時有幾個哥薩克大首領
特意請求尼古拉二世不要把哥薩克部隊投入鎮壓工人遊行
但後來事實哥薩克軍隊開始襲擊警察導致秩序大亂
加上有九萬後備役駐軍攻擊監獄和政府機構

孟什維克派（和平派）與布爾什維克（激進派）
孟什維克為著給人民撐腰，邀請工人在2月27日
在國家杜馬開會那天到杜馬所在地塔夫里達宮附近舉行和平示威
要求杜馬建立一個使「人民有生路」的政府
希望這樣可以提高杜馬的聲望，對沙皇施加壓力

而布爾什維克堅持反對孟什維克的路線
由於沙俄政府的迫害
當時以列寧為首的黨中央處在國外
稱【中央國外局】
黨在國內的工作由【中央俄羅斯局】領導
1917年初，黨中央俄羅斯局通過決議
指出到杜馬去示威遊行必然模糊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
隨後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委員會散發傳單
號召工人在
「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戰爭反對戰爭!」「臨時革命政府萬歲!」
的口號下舉行示威遊行
結果，在2月27日
有9萬人參加罷工
並且大部分工人都跟著布爾什維克走
在涅瓦大街（布爾什維克）示威遊行
而去塔夫里達宮（孟什維克）的寥寥無幾

布爾什維克黨主開始主導
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俄羅斯局的領導下
激進群眾進一步聯合起來
3月3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廠
衝壓車間的工人舉行罷工
要求提高計件工資和召回被解僱的工人
不過廠方無理拒絕
且以高壓手段進行威脅
並宣布不定期歇業
在這個廠的工人中已有重大影響的布爾什維克黨組織
立即領導工人同廠方針鋒相對地鬥爭
罷工擴大到整個普梯洛夫廠
3月7日，按軍管當局命令，普梯洛夫廠大門緊閉
工人無法入內，便成立罷工委員會
並決定請求其他工人支援
衝突進一步發展為全市性的鬥爭

1917年3月12日，成千上萬的工人向彼得格勒市中心行進
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宣傳、組織工作
軍隊中的大批士兵轉到革命的隊伍中
早上六點，沃倫禁衛團教導隊士兵起義，殺死教導隊隊長
然後上街，開往附近的普列奧勃拉任斯基團和立托夫斯基團
把這兩個團的士兵聯合起來

整理好隊伍後，起義兵團繼續同工人會合
不過駐維堡區的莫斯科禁衛團教導隊進行反抗
阻止士兵參加起義
起義士兵和工人衝進營房
擊斃教導隊長，奪取了武器，武裝了工人

工人和起義士兵奪取了兵工總廠和炮兵總部
繳獲4萬支步槍、3萬支手槍和大量子彈
布爾什維克帶領群眾向監獄衝擊，釋放了政治犯
獲得釋放的布爾什維克立即奔向工人區，參加戰鬥

軍隊參加起義的比例越來越多
據統計，軍隊參加起義的在3月11日晚還只有600人
12日早晨增加到10200人，中午增加到25700人，晚上則達66700人
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時內就迅速集結，使沙皇政權根本沒時間反應

1917年3月12日晚
沙皇的大臣們在瑪麗亞宮開了最後一次會
但很快就被逮捕了
尼古拉二世企圖從前線調回軍隊來彼得格勒鎮壓起義
但是，彼得格勒附近的軍隊已經起義
沙皇的討伐隊被阻攔在半路
整個首都已經掌握在起義人民手中
1917年3月12日
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經黨中央俄羅斯局討論後）
以傳單形式發表了《告全體俄國公民書》
宣告沙皇制度垮台
首都已經轉到起義人民手中
指出工人和革命軍隊的主要任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
沒收地主土地，實行8小時工作制
聯合各交戰國人民制止戰爭

這份宣言曾在彼得格勒廣為傳播
在工人和士兵的集會上宣讀
是確認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的見證


沙皇返回彼得格勒
此時名義上皇帝尼古拉二世是因為彼德格勒的示威
而搭乘火車回到俄國以便維持大局
但沙皇根本還沒意識到嚴重性
加上他返國的真正原因不只於此
主要是因為他的子女們染上麻疹
包括他的唯一兒子阿列克謝皇太子
因為這樣皇帝返回該城市附近的普希金市沙皇村陪伴太子與公主們
不過，當他到達目的地之時
迎接他的將領都異口同聲勸他退位
無奈之際3月15日
尼古拉二世宣布與他的兒子退位
並提名自己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繼承帝位
但是，由於彼德格勒內的所有軍隊站在示威者的一方
大公也很清楚並在3月17日拒絕登基這個爛攤子
因此俄羅斯帝國就此滅亡

從1917年2月28日開始的的二月革命推翻皇帝後
俄羅斯成立俄羅斯共和國（臨時政府）

二月革命推翻了統治俄國長達300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
結束了沙皇統治制度
由人民成立了臨時政府
但資本與無產的競爭才正要開始
隨後形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其實二月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俄國的社會矛盾
卻同時也為之後即將到來的【十月革命】奠定了基礎

接著就是十月革命的事情了
想看第二批革命者批評臨時政府以及之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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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日是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25周年，群眾在當天發起反政府示威，抗議現任捷克總統澤曼的親中俄政策，並表達對前蘇聯以及共產主義的不滿，他們認為總統不重視天鵝絨革命所信奉的人權價值。

「When-If not now?Who-If not us?」這是一段刻在天鵝絨革命紀念碑上的文字，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發生天鵝絨革命，這場未經大規模暴力衝突就達到政權更迭的和平革命，因為如同「天鵝絨」一樣溫和柔滑而命名。

捷克斯洛伐克群眾打著口號：「我們和他們(共產思想)不一樣！」藉著兩股民主的革命政黨勢力要推翻共產政權，一是捷克的「公民論壇」（Civic Forum），另一為斯洛伐克的「公眾反暴力」組織（Public Against Violence）。從17日起，往後的12天，天天都有民眾抗議示威，最大規模據稱有50萬人參加。

1989年11月24日，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雅克什辭職，舉行第一次多黨選舉，由「公民論壇」獲得勝利；11月28日，共產黨政權垮台，象徵天鵝絨革命的成功落幕，捷克斯洛伐克自此朝向民主化發展。

1989年12月29日舉行第一次民主選舉，公民論壇領袖哈維爾當選聯邦政府總統；1990年4月，改國名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但由於經濟與民族差異，1993年1月1日發生「天鵝絨分離」(Velvet Divorce)，捷克與斯洛伐克正式分離為兩個不同的國家。

1993年哈維爾再度當選捷克共和國總統，並於1998年連任，2003年卸任。從政前一直擔任劇作家的哈維爾用文字捍衛民主，他曾起草《七七憲章》，寄望能夠實現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工作和生活的自由。

擔任總統的十多年內，哈維爾積極深化民主、提倡人權，《時代》雜誌評論哈維爾：「他親身教導了捷克人民建立民主的真正意涵為何，理念傳遍全世界。」

相對於前總統哈維爾的奉獻，現今捷克總統澤曼是否能符合人民期待，成為了捷克民主未來的發展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