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由KAI THALER於2019年12月5日在Foreign Policy刊登的文章。好文共賞，小妹大致翻譯了全文。
原文link在此：https://foreignpolicy.com/…/hong-kong-protests-chile-boliv…/
《有時候，暴力正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示威者每次使用武力時，都總會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譴責。但換轉是國家使用武力時，大家就習以為常了。
每當示威者和警察打鬥、燒車、打破門窗時，都總有一把熟悉的聲音從安全的距離響起（冷氣軍師，安在家中）: 為什麼示威者就不能和平點，不用暴力，就像甘地、曼德拉或者馬丁路德金？
反政府示威運動自夏天起席捲全球，這常見的勸喻他人要和平、和平、再和平的論調又出現了。 即使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在提醒政府要容許人民自由集會及表達意見的同時，亦叫示威者必須“跟隨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及其他出色的非暴力革命人士般行事。”
這就產生雙重標準了。即使面對強大，極重武裝的政府攻擊，人們都總期望示威者能夠保持非暴力。但不管示威者做了甚麼，政府總把他們描繪成“暴徒”或“罪犯”，好讓暴力鎮壓變得合情合理合法（legitimize)，就如最近數週的伊朗，又或FBI指摘馬丁路德金本人煽動（incite）暴力。
政府的治安部門（警隊）即使使用橡膠子彈、催淚彈和其他類似的‘非致命’武器，只要不是實彈（live ammunition），都被視為克制（restrained）。而示威者一旦投擲第一塊石頭，便立刻被標籤和譴責為暴力，還被認為即使政權更強力鎮壓也是合理應該的。 國家的暴力被那些聲稱譴責一切暴力行為的人當成合理之舉，即便只是一個藉口。而示威者卻即使在使用武力時多麼小心和深思熟慮，如對準目標財產建築物才破壞，或直接抵抗警暴，就成為他人譴責整場運動的理由。
就像我們當中很多人一樣， 我贊同非暴力行為是最為理想。但面對親政府勢力的壓迫時， 這理想可能就站不住腳了（untenable)。 一個人可以反對暴力，但認同該暴力如果用作自衛或受襲擊時的反應就是合理的。 即使看似沒有希望時，作出反擊或讓示威者有種能夠主宰自己行為的感覺（a sense of agency ）和感受到自我價值， 而非只沉淪苦等未知會否在未來出現的改變，一個他們可能無法活着親眼看到的未來。
通常西方民主人士會呼籲非暴力抗爭，當地的政權暴力範圍相對有限，或只針對特定的小眾，如非裔美國人，和法國的中東人及非洲後裔。 這些示威通常都受法院保障，又或能以投票解決。但全球上，願意採取暴力的示威運動，有時對改變政權或加速民主進程更加有效。很多被非暴力抵抗擁護者歌頌為成功的例子，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其實伴隨著明顯的反警暴策略，令治安部門離棄政權。
即使在民主的政權，武力也有作用。在智利，示威者願意和警察打鬥和燒毁建築物，加上非暴力策略，協助推動政府作出重大的讓步。而當很多玻利維亞人對隨後的右翼和軍事接管統治表示憤怒時，示威者的暴力就成功逼使總統 Evo Morales 在國民對他無視公投結果和選舉舞弊指控的民怨中下台。
呼籲示威者常常保持非暴力結尾，反令示威者還擊時，政權越趨暴力成為可接受的回應方式。 即使示威者只在被警察/軍隊攻擊後才訴諸暴力，結果仍然會被塑造成在“鬥爭中”，“雙方” 都暴力。儘管兩方的火力武力都不平等，又或者示威者以市民身分譴責政權暴力。壓力落在示威者身上，他們只能以非暴力之名犠牲自己，而非靠擁有更佳裝備和受過訓練的軍隊/警察維持他們的非暴力原則。 當自由民主國家的軍隊/警察，例如法國，都使用不合比例的暴力對待示威者時，最重要的是別偏離政權應有的承擔和責任，因為政權通常更有組織，而且軍事能力遠較示威者強大。
外界人士呼籲非暴力抗爭，其實假設了他們比示威者更了解情況，以及最佳的策略是甚麼。 但示威者不是瞎子，他們並沒有對那些對付他們的力量視而不見。在香港，示威者留意到中国的 1989 年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但他們亦知道自由正消失。 現於香港的天安門老兵表示： “如果香港將要毁滅，他們（抗爭者）已經準備好攬炒。” 香港人參考並引用新疆維吾爾族人面對的監控和身處的大型集中營，清楚知道中国政權能做到甚麼地步，因此很多人相信除非還擊，包括暴力地還擊，否則權利將會被踐踏。
一開始的時候，不可能知道非暴力方式在一個運動中是否成功的策略。非暴力社運人士通常在精神上準備好和訓練過如何面對政權暴力，但當壓迫升級時，示威者懷疑非暴力是否有效，和他們是否應該反擊就再自然不過了。香港的示威者只是在警察暴力鎮壓後才變得更暴力，令他們有些人會撿起石頭、拿棍，和用汽油彈。其中一位示威者說， “我們不能再只坐着，像待宰的鴨子般。”
運動中的人討論和爭辯到底非暴力或暴力抵抗策略，何種較能達到運動的目標，是一件好事。 至於局外人，我們又有何資格告訴示威者應該接受幾多下毒打，或看到多少朋友被殺，才可以轉用暴力對抗壓迫者？
相比起使用暴力的人，非暴力抵抗的代表人物，通常較少人反對。 雖然人們常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為他們的英雄。 公民不服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作者Thoreau就花了不少時間著墨提倡John Brown，一位暴力反對堪薩斯州的奴隸制度，並呼籲維珍尼亞州被奴役的人民開始起義的人。
甘地， 就像Thoreau一樣，遵守非暴力抗爭原則，並認為這是最有道德的策略。但他認同並非所有人都願意和他一樣承受同樣的風險，犠牲自己。而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以非暴力抗爭形式死去，甘地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採取自衛這種暴力抵抗方式，總好過當一個膽小鬼。
馬丁路德金有槍 ，又認同暴力自衛。曼德拉是個叛亂者（insurgent），在成為非暴力抵抗象徵前提倡暴力反抗。南非的暴力威脅對逼使種族隔離政權妥協非常重要，儘管保守派評論家希望曼德拉更像馬丁路德金和甘地般。
而言，對非暴力抗爭擁躉來說，更大問題是關於非暴力方式較優越和有效的證據。 Erica Chenoweth 和Maria Stephan在2011年的為什麼公民抗命是可行的（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一書，就重新興起非暴力抵抗研究，發現非暴力運動通常更能達到目標。
但是，很多運動都混合非暴力大型示威和較暴力的、激烈的行為 ，如：沒有武裝的人們以棍棒、石頭、拳頭，或汽油彈的集體暴力行為。正如Chenoweth 和另一位作者最近所認同的：激烈行為影響各異。 有時候，示威者的暴力可能適得其反，偏離公眾；但其他時候，當政府被視為非法或腐敗時，而示威者合情合理時， 就可能沒有影響，人們甚至會更支持示威者行為背後的原因。 在更極權統治的情況下，示威或不可能在沒有任何程度的暴力抵抗，例如抵抗警暴下持續下去。
即使數據研究發現非暴力抗爭更為有效，但這項大原則並不能適用於所有情況。沒有對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的了解，貿然對示威者說非暴力方式是更有效的就太不負責任了。這是一個道德的論點，而非有根有據的建議。
在完美的世界（烏托邦），示威者和政府都不會訴諸暴力。但如果反專制極權統治的示威者 認為他們在暴力、充滿壓迫的政府下，再沒有其他辦法對抗，那麼團結一致、給予政府壓力，而非站在道德高地說教，就是支持運動的最佳方法了。//
這是一篇由KAI THALER於2019年12月5日在Foreign Policy刊登的文章。好文共賞，小妹大致翻譯了全文。
原文link在此：https://foreignpolicy.com/…/hong-kong-protests-chile-boliv…/
《有時候，暴力正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示威者每次使用武力時，都總會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譴責。但換轉是國家使用武力時，大家就習以為常了。
每當示威者和警察打鬥、燒車、打破門窗時，都總有一把熟悉的聲音從安全的距離響起（冷氣軍師，安在家中）: 為什麼示威者就不能和平點，不用暴力，就像甘地、曼德拉或者馬丁路德金？
反政府示威運動自夏天起席捲全球，這常見的勸喻他人要和平、和平、再和平的論調又出現了。 即使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在提醒政府要容許人民自由集會及表達意見的同時，亦叫示威者必須“跟隨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及其他出色的非暴力革命人士般行事。”
這就產生雙重標準了。即使面對強大，極重武裝的政府攻擊，人們都總期望示威者能夠保持非暴力。但不管示威者做了甚麼，政府總把他們描繪成“暴徒”或“罪犯”，好讓暴力鎮壓變得合情合理合法（legitimize)，就如最近數週的伊朗，又或FBI指摘馬丁路德金本人煽動（incite）暴力。
政府的治安部門（警隊）即使使用橡膠子彈、催淚彈和其他類似的‘非致命’武器，只要不是實彈（live ammunition），都被視為克制（restrained）。而示威者一旦投擲第一塊石頭，便立刻被標籤和譴責為暴力，還被認為即使政權更強力鎮壓也是合理應該的。 國家的暴力被那些聲稱譴責一切暴力行為的人當成合理之舉，即便只是一個藉口。而示威者卻即使在使用武力時多麼小心和深思熟慮，如對準目標財產建築物才破壞，或直接抵抗警暴，就成為他人譴責整場運動的理由。
就像我們當中很多人一樣， 我贊同非暴力行為是最為理想。但面對親政府勢力的壓迫時， 這理想可能就站不住腳了（untenable)。 一個人可以反對暴力，但認同該暴力如果用作自衛或受襲擊時的反應就是合理的。 即使看似沒有希望時，作出反擊或讓示威者有種能夠主宰自己行為的感覺（a sense of agency ）和感受到自我價值， 而非只沉淪苦等未知會否在未來出現的改變，一個他們可能無法活着親眼看到的未來。
通常西方民主人士會呼籲非暴力抗爭，當地的政權暴力範圍相對有限，或只針對特定的小眾，如非裔美國人，和法國的中東人及非洲後裔。 這些示威通常都受法院保障，又或能以投票解決。但全球上，願意採取暴力的示威運動，有時對改變政權或加速民主進程更加有效。很多被非暴力抵抗擁護者歌頌為成功的例子，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其實伴隨著明顯的反警暴策略，令治安部門離棄政權。
即使在民主的政權，武力也有作用。在智利，示威者願意和警察打鬥和燒毁建築物，加上非暴力策略，協助推動政府作出重大的讓步。而當很多玻利維亞人對隨後的右翼和軍事接管統治表示憤怒時，示威者的暴力就成功逼使總統 Evo Morales 在國民對他無視公投結果和選舉舞弊指控的民怨中下台。
呼籲示威者常常保持非暴力結尾，反令示威者還擊時，政權越趨暴力成為可接受的回應方式。 即使示威者只在被警察/軍隊攻擊後才訴諸暴力，結果仍然會被塑造成在“鬥爭中”，“雙方” 都暴力。儘管兩方的火力武力都不平等，又或者示威者以市民身分譴責政權暴力。壓力落在示威者身上，他們只能以非暴力之名犠牲自己，而非靠擁有更佳裝備和受過訓練的軍隊/警察維持他們的非暴力原則。 當自由民主國家的軍隊/警察，例如法國，都使用不合比例的暴力對待示威者時，最重要的是別偏離政權應有的承擔和責任，因為政權通常更有組織，而且軍事能力遠較示威者強大。
外界人士呼籲非暴力抗爭，其實假設了他們比示威者更了解情況，以及最佳的策略是甚麼。 但示威者不是瞎子，他們並沒有對那些對付他們的力量視而不見。在香港，示威者留意到中国的 1989 年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但他們亦知道自由正消失。 現於香港的天安門老兵表示： “如果香港將要毁滅，他們（抗爭者）已經準備好攬炒。” 香港人參考並引用新疆維吾爾族人面對的監控和身處的大型集中營，清楚知道中国政權能做到甚麼地步，因此很多人相信除非還擊，包括暴力地還擊，否則權利將會被踐踏。
一開始的時候，不可能知道非暴力方式在一個運動中是否成功的策略。非暴力社運人士通常在精神上準備好和訓練過如何面對政權暴力，但當壓迫升級時，示威者懷疑非暴力是否有效，和他們是否應該反擊就再自然不過了。香港的示威者只是在警察暴力鎮壓後才變得更暴力，令他們有些人會撿起石頭、拿棍，和用汽油彈。其中一位示威者說， “我們不能再只坐着，像待宰的鴨子般。”
運動中的人討論和爭辯到底非暴力或暴力抵抗策略，何種較能達到運動的目標，是一件好事。 至於局外人，我們又有何資格告訴示威者應該接受幾多下毒打，或看到多少朋友被殺，才可以轉用暴力對抗壓迫者？
相比起使用暴力的人，非暴力抵抗的代表人物，通常較少人反對。 雖然人們常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為他們的英雄。 公民不服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作者Thoreau就花了不少時間著墨提倡John Brown，一位暴力反對堪薩斯州的奴隸制度，並呼籲維珍尼亞州被奴役的人民開始起義的人。
甘地， 就像Thoreau一樣，遵守非暴力抗爭原則，並認為這是最有道德的策略。但他認同並非所有人都願意和他一樣承受同樣的風險，犠牲自己。而如果一個人不願意以非暴力抗爭形式死去，甘地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採取自衛這種暴力抵抗方式，總好過當一個膽小鬼。
馬丁路德金有槍 ，又認同暴力自衛。曼德拉是個叛亂者（insurgent），在成為非暴力抵抗象徵前提倡暴力反抗。南非的暴力威脅對逼使種族隔離政權妥協非常重要，儘管保守派評論家希望曼德拉更像馬丁路德金和甘地般。
而言，對非暴力抗爭擁躉來說，更大問題是關於非暴力方式較優越和有效的證據。 Erica Chenoweth 和Maria Stephan在2011年的為什麼公民抗命是可行的（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一書，就重新興起非暴力抵抗研究，發現非暴力運動通常更能達到目標。
但是，很多運動都混合非暴力大型示威和較暴力的、激烈的行為 ，如：沒有武裝的人們以棍棒、石頭、拳頭，或汽油彈的集體暴力行為。正如Chenoweth 和另一位作者最近所認同的：激烈行為影響各異。 有時候，示威者的暴力可能適得其反，偏離公眾；但其他時候，當政府被視為非法或腐敗時，而示威者合情合理時， 就可能沒有影響，人們甚至會更支持示威者行為背後的原因。 在更極權統治的情況下，示威或不可能在沒有任何程度的暴力抵抗，例如抵抗警暴下持續下去。
即使數據研究發現非暴力抗爭更為有效，但這項大原則並不能適用於所有情況。沒有對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的了解，貿然對示威者說非暴力方式是更有效的就太不負責任了。這是一個道德的論點，而非有根有據的建議。
在完美的世界（烏托邦），示威者和政府都不會訴諸暴力。但如果反專制極權統治的示威者 認為他們在暴力、充滿壓迫的政府下，再沒有其他辦法對抗，那麼團結一致、給予政府壓力，而非站在道德高地說教，就是支持運動的最佳方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