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卡繆及其「人本主義」下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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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必須對您說：這一切無關英雄主義，是關係到正直。我的想法或許令您發笑，但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
『正直是什麼？』藍柏突然神情嚴肅地問。
『我不知道一般的定義是什麼，但對我來說，它的定義就是做好我的工作本分。』」──Albert Camus《瘟疫》
1947年出版的小說《瘟疫》，是一份大疫年代的圍城紀事。卡繆既描寫疫情封城下具體的個人生活，同時細膩捕捉在一視同仁的疾病面前，集體的人性如何應對。瘟疫為全人類揭櫫的共同命運，便是死亡與面對死亡──我們又該如何回應，生而為「瘟疫患者」的命運？
試圖看清問題的本質，往往是回應難題的第一步。在各種面對瘟疫的人性反應中，不乏有人將瘟疫視為天主為了懲罰罪人，而降下的旨意。但瘟疫畢竟一視同仁：當年幼的孩子飽受折磨後死去，醫生不禁怒喊：難道這孩子也是罪人嗎？苦難到底毫無意義，如同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洞見：瘟疫不是神罰，疾病毫無意義、更無需隱喻。
──瘟疫沒有意義，但起身對抗瘟疫的人們有。如同小說開頭，貫穿整份紀事的醫生李厄如此自白：確實，我們降生的這個世界，會讓無辜的孩子在苦難中死去；而厭倦這般世界的李厄，依然出於對人類集體的關懷，決定貫徹一種正直、一種唯一能夠對抗瘟疫的方式──站在受害者那一方，反對不公與妥協；與所有受苦的人一同身處圍城之中，「一起愛或一起死，別無他途。」整本小說李厄穿梭瘟疫的身影，化為他回應記者藍柏與摯友塔盧的字句──要對抗瘟疫，只能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或是努力「當一個人」。
──這就是卡繆的「人本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ism）的目空一切不同，「人本主義」恰恰關乎睜眼看清：我們首先是人，並終究要以這個身分共同生活。唯有認清生而為人無從逃避的苦難和命運，我們才能真正地反抗，並從中尋得「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否則一切將只是過度膨脹的英雄主義，與自認能夠為此殺人的盲目正義。
但反抗何其困難。瘟疫一如人生，無非「一場永無止盡的挫敗。」所有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如果對抗苦難是場漫長的戰役，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該渴望和平──和平不過是戰敗後，由死亡帶來最終的寂靜。無論醫者多麼盡力反抗，曾在眼前的一切有天終成回憶；薛西弗斯們又為何要繼續他們的苦行？
苦難沒有意義，但起身對抗苦難的人們有──降生於苦難與相應的荒謬之中的我們，反抗成了唯一證明生命價值的方式。然而，反抗依舊困難；卡繆沒有忽略，無論多麼正直的反抗者，「總有一刻人是懦弱的」。而他對此的回應是，我們仍應心懷憧憬──我們不能放棄渴望愛、渴望「人類的柔情」。
「一個沒有愛的世界就像一個死寂的世界」──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瘟疫》早已預示：在經歷直面生命荒謬本質的第一階段，以及決意起身反抗的第二階段後，卡繆創作生涯未盡的第三階段──「愛的哲學」。苦難與荒謬無從逃避，我們也不可能時刻正直堅強，只能切記不能麻木，因為「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而儘管推動我們向前的，僅僅是「人和人那卑微又偉大的愛」，也因為這樣的愛不假外求，終究成了「人本主義」反抗者最好的動力。
卑微而偉大──如同厭惡這個世界、但關懷人類命運的李厄，在小說末尾下的註腳──
「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比應受蔑視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