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動物》探究美國青年的內心迷惘 (8.4/10)
痞客邦 #有雷 原文:http://loory.pixnet.net/blog/post/238362387
《美國動物》是一部美國犯罪劇情電影,由巴特·林頓執導,伊凡·彼得斯、貝瑞·科漢、布萊克·詹納與傑瑞德·阿布拉罕森主演,故事講述在2004年美國肯塔基州的四位大學生,由於不滿自己的人生,想要靠自己幹一件大事,因此計畫竊取珍藏在大學圖書館中的骨董書籍《美國鳥類》,沒想到距離搶劫的日子越來越近,他們漸漸發現自己內心那顆名為害怕的種子也開始萌芽。
以紀錄片《冒充者》出名的導演巴特·林頓,《美國動物》的故事到他手裡可以說是如虎添翼,導演沒有因為是自己的首部長片而自亂陣腳,反而利用他對於事件與人物的觀察,以類似紀錄片慢慢推進的敘事手法,完整建構一部表面看似有著熱血犯罪竊盜,但內裡則是捨棄其娛樂性,深刻呈現出年輕人對於未來徬徨迷惘的好電影。
《美國動物》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們,電影不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而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與今年初瑪格·羅比的《老娘叫譚雅》相同,都藉由角色受訪的說詞來一步步推動劇情,只不過《美國動物》更狂的把現實人物都請回來親口講述犯案經過,這種虛實角色交錯的方式不僅為電影增添更多的真實之感,且大膽的在片頭就先讓觀眾知道電影後續結果,更可以看出導演對於自己劇本的信心。
電影用一隻猛禽獵捕時的銳利眼睛作開場,以特寫每位角色在搶劫前變裝打扮時的雙眼,呈現出他們對於此犯罪行動的堅定意志,但故事推回18個月前,他們也與我們剛上大學時的青澀模樣無異。在經過大學這個人生的第一次轉變,史賓賽開始參加兄弟會從中獲得別人對自己的認同,但他發現漸漸失去目標之後,急於找出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想以做一件事使自己變得更加特別,而他選擇的方法,就是找自己的死黨華倫策劃一場大搶案。
這看起來或許有點異想天開,但換到「青少年」的腦袋中,這卻是非常認真且意外的合理。片中他們在計畫搶劫時參考許多經典犯罪電影的手法,其中也在執行中提到《刺激1995》與昆汀的《霸道橫行》,顯示他們對於電影的熱愛,不過也因為對電影情節的想像,加上現實世界的種種壓抑,造成他們開始分不清現實與幻想的界線,過度曲解電影世界的美好而放大現實的無趣,促使他們走向犯罪的道路,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很明顯的,《美國動物》並沒有什麼《瞞天過海》、《出神入化》那種華麗手法的竊盜場面,而是由幾個大學生組成的二流搶匪,他們以結果告訴觀眾,在現實中尚未執行一件事之前,不管做再多準備、考慮的多麼周全,都無法百分百確定計畫能順利進行或遭遇任何意料之外的阻礙。所以當發生突發事件時,是對你心理素質的一大考驗,而正是史賓賽與華倫團隊在搶案前就分崩離析,以致於欠缺冷靜的思考與判斷,進而發生許多旁觀者就能發覺的明顯錯誤,最終難逃被捕的命運。
不過比起搶劫橋段,片中有更多部分是描寫這幾位學生的內心掙扎,無論事前計畫時的是否要犯案的選擇,還是案發後想到受害者、想到自己未來與家中相信自己的父母,他們沒有因事成而感到輕鬆,反而都因此感到無比的愧疚。導演在這方面的氣氛營造實在是令人驚艷,在電影後段結束搶案後,以華倫超市購物、史賓賽與父母擁別、艾瑞克在酒吧澆愁和查爾斯在家運動呈現他們焦急的情緒,配上不斷調高配樂音量與鏡頭切換的節奏層層堆疊劇情張力。不同於片頭那有如獵人的眼神,現在則轉為無比的徬徨,就因為他們對未來有無限的想像,因此更加害怕形跡敗露後自毀人生,這種從搶案前就不斷累積、無處宣洩的壓力,使他們在警方來之前內心就幾近崩潰。
「沒人想變得平庸。」
就像奧杜邦以一本《美國鳥類》繪出牠們多元的生態樣貌,巴特·林頓則以《美國動物》描寫時下年輕人對於美好未來想像的破滅。記得片尾訪談華倫有一段告白,他說:「我們從小就被教育成自己是非常特別的,確實從某方面來說是如此,但在現實中這根本就不重要,我們根本就不特別,這是促使我們發起搶案的主因。」但這不是個讓自己變特別的好辦法,不以努力或幫助別人來得到自我認同,他們反而選了犯罪這條最差的道路來妄想能一步登天,因此他們的過錯或許並不只有搶劫,還有沒有認清自己人生的方向。
有趣的是,因為片中每個人的記憶或認知多少有些出入,導演也讓畫面中人物場景隨著說詞不斷變化,而且因為事發已久,他們自己也開始懷疑事件的真實性,不過以現在而言,究竟這起搶案是因誰而起?華倫有沒有到阿姆斯特丹?好像都不是這麼重要,事實是他們已經對其他人造成傷害,悔不當初與事件起頭人是誰好像都已經不是能否認這一切的藉口,就如同史賓賽在第一天失敗時鬆了一口氣,卻又在返家的路上受到心中那隻紅鸛的鼓舞而折返,他們有無數的機會能退回那條界線之內,但就因害怕社會遺忘的焦慮心理,使他們不斷往那條錯誤的道路前進。
整體而言,《美國動物》絕對是近年犯罪劇情片的佳作,無論是演員、節奏或配樂都無可挑剔,新銳導演能拍出這種等級的作品實在是前途無量。但與其說《美國動物》是屬於劫盜類型,倒不如說是一部告訴我們犯罪代價的勸世電影,或許史賓賽能描出搶劫動線流程圖,但不代表他能夠繪出自己的一生。在電影結尾,我很開心他們四人都已經找到所長,並以回憶的方式述說著自己的故事,一時犯錯並不代表人生已走向終點,真正的結束是我們不能適時導正自己的方向,並從失敗中重新站起振作,這大概才是美國動物所要傳達的中心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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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招募】彰化‧臺灣新劇藝術節
看不見的地方—鹿港紀錄劇場工作坊
Invisible Places – Documentary Theatre Workshop in Lukang
鹿港在臺灣早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曾是清朝時臺灣西岸最繁華的港口之一;在當年的榮景之外,鹿港亦為臺灣環境運動史上的里程碑,居民在八零年代發動抗爭,成功拒絕了國際化工大廠杜邦在當地的設廠計畫。然而隨著城市變遷,意義流轉,過去的痕跡逐漸變成看不見的存在。
本次工作坊聚焦於當地曾具特殊意義的地方,找尋這些場域與現在的連結。當意義不再可見、當它們失去了本來在政經結構、或情感記憶上的意義和功能、當它們遭到棄置,這些地方有了什麼變化?街道更名、區域變遷,整座城市又因此經歷了怎麼樣的遭遇?
工作坊的參與者,將與德國導演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Christine Umpfenbach)及戲劇構作/口譯陳佾均共同討論、發展自己的計畫。參與者可以選擇在特定場址發展紀錄劇場計畫,或選擇和居民協作。成員將透過創作,為失去意義、遭到棄置的地點重新注入生命。最後,工作坊會以初步發表的方式,呈現這些計畫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工作坊主持人簡介:
克莉絲汀娜.溫芬巴賀現居慕尼黑,以劇場導演身分在德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創作。她創作紀錄劇場作品,處理城市中的都會與社會現實,專注於移民和勞動的主題,每個計劃皆以密集研究作為基礎。她在作品中交織了對記憶的重新經歷、體驗及觀眾參與等元素。表演者多為非演員、擁有其他專業者、老年人、孩子與難民。她曾在柏林人民劇院、慕尼黑室內劇院、弗萊堡劇院、薩爾茲堡莫扎特大學、慕尼黑皇宮劇院,以及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Homo Novus藝術節和慕尼黑的SPIELART藝術節進行創作。2014年,她獲慕尼黑市頒發「劇場促進獎」(Förderpreis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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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時程規劃:
8/14(二)-18(六)10:00-13:00 授課 14:00-17:00個別討論
8/20(一)-22(二)10:00-22:00 排練與呈現
📌地點:鹿港茉莉人文環境教育中心
📌招募學員:共招收8-12名成員,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最多2人)申請,不限定表演藝術從業人員參與,最多8組。歡迎臺灣以外工作者參與。
📌報名方式:請請填寫報名表:goo.gl/2UAa7A (6/19 23:59開放報名,7/15 24:00截止,7/22日公佈入選名單) 寄送至:voldufeu02@gmail.com
若寄送表單後3天內未收到回覆,歡迎來電確認。
📌聯絡人:盜火劇團_鄭小姐0937-672-652 / 劉小姐0953-259-388
📌注意事項:
1. 工作坊免費舉辦,每組需繳交保證金NT.4,000元,全勤者於活動結束日退還。
2. 工作坊入選者需全程參與,不得遲到及無故缺席。
3. 工作坊全程以德/英文授課,中文口譯。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彰化縣文化局、歌德學院(德國文化中心)
協力單位:鹿港茉莉人文環境教育中心
製作團隊:盜火劇團Voleur du Feu Theatre
📌完整簡章下載:https://goo.gl/K7CG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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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