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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4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歷史春秋網

罌粟是阿拉伯使者帶給大唐的禮物，在進入中國的最初幾百年裡，罌粟是悅目的觀賞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藥，而後卻演變為謀財害命的毒品。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荳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歎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豔，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裡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豔，故將豔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裡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採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瞭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裡，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瞭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姜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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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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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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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 1949-2019

9月2日「花園裡有一顆雞蛋」的短文發表後，除了人民日報、央視等等眾多國家級媒體強烈反應之外，數萬的大陸讀者翻牆過來閱讀、怒罵，我才發現，雖然海峽隔絕，臉書禁止，這個「個人小客廳」裡所寫的字，大陸讀者其實是可以看見的。兩萬多條留言，90%來自翻牆的讀者，語言粗暴者不少。

沒有關係，粗暴往往是因為不了解，而不了解往往是製造出來的——牆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不見，使人無知，使人粗暴。

十月一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七十年前，飽受戰爭和天災蹂躪的中國宣告重新出發。這一天，幾億人將臉龐轉向清晨的陽光，夢想一個休養生息、民安樂利的未來。

在習先生升任總書記提出「中國夢」這個願景口號之前兩年，2010年8月1日，我在北京大學演講，主題就是「中國夢」。

那是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和中國大陸讀者面對面的溝通。當天，到我踏上講台前十分鐘，主辦方南方週末和我自己都還不知道會不會被現場通知：演講取消。甚至在極其緊張、恐懼的氛圍裡，踏上了講台，演講開始了，我也都準備隨時突然斷了電。

那是十年前了。此後不曾再有那樣溝通的機會。

演講後來整理出逐字稿，在廣州南方週末和台北聯合報同步發表。南週版本有一點點刪減，已經極其不易。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這個特殊的日子，我把這篇講稿找出來，讓願意思考的讀者在這樣一個意義深沈的日子裡，做一點深沉安靜的、獨立的思考。

讀了講稿你也許還是憤怒的，或者更憤怒，沒關係，憤怒之餘，沈靜片刻，想一想很多事情的「為什麼」，那麼你的初心，就越過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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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
—從鄉愁到美麗島

編按
二○一○年八月一日，龍應台應邀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發表演說，現場擠進滿座一千八百名聽眾。
主辦方一直擔心演講會被臨時取消，但結果順利舉行；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

在「中國夢」裡長大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播放歌曲）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年代進入六○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播放歌曲）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血一樣的海棠紅
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縈，不是「中國夢」嗎？

我們都是名為「弘毅」的孩子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裡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裡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台灣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牧民篇》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衛東」，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裡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周語上》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低頭看見腳下的泥土

這個中國夢在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裡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
雨落在屏東肥肥的田裡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想牧神，多毛又多鬚
在哪一株甘蔗下午睡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質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自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播放歌曲）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裡，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

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作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

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播映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卸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

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裡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新聞局長是宋楚瑜。

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汙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會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產生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誰在乎「血濃於水」？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

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

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因為開闊包容，所以柔韌長遠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

一九八六年八月，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朗讀一九八六年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裡說話，我心裡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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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http://blog.sina.com.tw/alexchuit/article.php?pbgid=99354&entryid=594875&

全文收在《傾聽》，印刻出版。

圖：湖南——父親的故鄉，LYT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