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赦免審查的正當法律程序】
憲法第40條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赦免權是總統的專屬特權，藉由赦免權的行使，讓被赦免的人的罪刑減輕，甚至一筆勾銷。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制度呢？從台灣過去幾次總統特赦案中，不難看出赦免制度的意義：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總統在就職當日，特赦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
2000年12月10日，陳水扁總統特赦因為宗教因素拒絕服兵役的「耶和華見證人」、為抗議惡意關廠臥軌的全國自主工聯曾茂興榮譽會長，以及僅憑共同被告自白定強盜罪的蘇炳坤（2018年再審無罪定讞）。
2007年6月21日，陳水扁總統特赦白米炸彈客楊儒門。
這些赦免案中，有對抗威權的政治犯，有因為宗教因素拒絕服務的良心犯（也促成了替代役制度），有為被雇主惡意關廠弱勢勞工請命的社會運動家，有在司法求助無門的冤獄受害人，也有為加入WTO後農民生計製作炸彈抗議的炸彈客。從這些案件看來，國家元首行使赦免權，具有匡濟司法權之窮的意義。
也因為赦免權匡濟司法之窮的功能定位，英國負責提起冤獄再審的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riminal Cases Review Commission），就是依據英國國王的皇家赦免權審查冤案。美國憲法也授予總統特赦權，除了讓總統能適當地處理緊急事件和政治叛亂，更讓總統認為某項聯邦定罪或判刑過於嚴厲或沒有正當理由時，有權取消定罪或削弱判刑的影響力。
如同美國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科比爾所說的，任何法律制度都需要給嚴厲的刑罰一個安全閥或例外保護，因為任何法律都有可能導致不公正的結果。給予總統特赦權，就是認識到人類實施的法律制度不完美。
因為對於制度的謙卑，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規定：「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公政公約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更強調：
「赦免或減刑程序必須提供某程度的基本保障，包括遵守程序的確定性和適用的實質標準；被判處死刑的個人有啟動赦免或減刑程序的權利、就個人或其他相關情況作出陳述的權利、被通知其請求將於何時審查的權利、以及被迅速告知程序結果的權利。」
也就是說，一個最起碼的赦免審查程序，是在司法程序終點的板機前，最基本的安全保險。
為了配合總統行使特赦權，我國有赦免法的規定。然而，這部1953年立法、最近一次在1991年修正的法律，已經無法回應現代法律的需要。
今年6月，我國政府提出了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三次國家報告。報告中明確表示，就赦免法之赦免程序修正問題尚在研議中。
因此，在昨（17）天的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我向總統府李大維秘書長和國安會秘書長－－也是曾經提出赦免法修正草案的顧立雄律師，表達了我的關切和期盼。
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國能參照各國與國際規範，建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赦免審查及建議程序，更完善地協助總統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