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維 哥 斯 基 社會建構論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加速了十年的世界（二）

上星期分享了（一）大加速（二）強者恆強（三）現金為王，我們一起來接著看看其他幾個觀點：

四、大分散
不只區塊鏈帶來了去中心化，COVID-19帶來的疫情也讓我們的世界愈來愈分散。
Amazon奪走實體商店再把店家分散到我們家門口，疫情加強也加速大家在網路上購物的行為；
Netflix與或其它影音串流平台接下電影院的地位，把電影院放在我們的客廳與房間；
醫療照護產業，在美國，過去不被保險規定支持的遠距離醫療、遠距離開立處方，已經在疫情的影響下被接受了，而這樣的規定未來被改回來的機會不大；
食品雜貨業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朝向分散的趨勢轉型，從2020年三月初到四月中，線上雜貨的銷售大約增加90%，食品運送的銷售額則成長50%，這個轉變帶來基礎設備的更新，從倉儲到客戶關係的深化，都不會隨疫情結束而消失，並且將改變食品運銷系統。（前陣子三級警戒期間，我老婆為了兼顧安全與健康，堅持餐餐自己下廚，對新鮮食材的需求大增，所以我們上網訂購了蔬果箱：選好自已想買的新鮮的蔬菜水果，由廠商幫忙挑貨然後直接送到家。而我們並不是少數這樣做的家庭，很顯然大家已經接受這樣的食物配送方式，而不再堅持一定要自已親手挑揀蔬菜水果）這樣的分散在未來會出現在更多產業。
另外像家具用品、行動裝置的銷售也會因為大分散這個趨勢而大幅度成長，如果我需要花更多時間待在家裡，不管是工作或是娛樂，我都希望自已有更舒適的沙發、更好的音響與電視、更棒的居家空間。

五、「品牌時代」讓位給「產品時代」
「Covid-19在美國的致死率是0.5~1%，在美國的媒體產業，公司淘汰率是它的十倍以上。」被淘汰、面臨危機或是衰退的都是品牌時代的大師。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Google問世之前，創造合於一般水準、大量生產的產品，為它注入一些無形的聯想；接著透過廉價的廣電媒體來鞏固這些聯想……品牌時代從令人喘不過氣的製造業手中奪下指揮棒……創造出廣告大師、行銷部門、以及行銷長的職務……這套演算法在平庸的產品（美國汽車、淡啤酒、廉價食物）裡注入情感，為利害關係人創造數萬億美元的價值。」
而品牌時代在一連串相互影響的因素中，如Google、臉書的出現，加上把財富從廣告中解放出來的科技...等，也終於來到尾聲
還有人記得Tivo嗎？可以讓你預先設定好時間錄下想看的電視節目的數位錄放影機，只要你擁有它然後願意花一點點時間完成計畫，除了可以在任何時間看自已想看的電視節目外，你也不用再看到廣告。
Tivo標誌著從品牌時代轉移到產品時代的開始（花再多錢做廣告，都無法提升平庸產品的形象了，因為可以直接被跳過），2020年夏天則是品牌時代的結束。
「在品牌時代，剛到一個新城市的有錢旅人會吩咐他的司機送至麗思酒店（Ritz），因為這是他認識的品牌。然而，在產品時代，這位有價值的消費者一下飛機先查自已的手機，她知道麗思酒店才剛翻新過，評論者認為它的房價太高，於是她透過眾籌推薦改選一家位在時髦地段的精品酒店」（甚至我們更愛從Airbnb找到自已更喜歡的住宿地點，連品牌都不用了）
「在這場轉變中的輸家，是在品牌時代裡為打造品牌廣告提供平台的媒體公司，以憑藉創意製作這些廣告的廣告代理商。」
臉書和Google在股市裡的表現證明了這個事實：2015年8月到2020年8月，臉書成長174%，Google成長114%，其它老牌廣告行銷公司像IPG、陽獅集團Publicis、WPP集團等是-9%到-63%不等。
景氣黯淡的時候，廣告預算會縮水，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事，但是當景氣復甦，錢潮重新回流，只會流向產品時代的廣告媒體公司，所以未來Google和臉書這對雙巨頭在數位廣告市場勢必會繼續輾壓品牌時代的廣告老兵們。在2020年公佈的數位廣告預算分配比例，臉書加上Google，就拿下了61%。（不過深入探討這個數字，會發現這個趨勢造成更嚴重打擊的的其實是臉書或Google之外的數位行銷公司。BuzzFeed和Yelp在2020年的展示型廣告比起2019年衰退40~70%，Vice跟其它類似的公司也會跟進，只有一些，能撐過加護病房活下來。）

六、紅與藍
數據vs隱私；販賣隱私權vs付費保護隱私
「基本商業模式有兩種：（一）公司用高於製造成本的價格把東西賣出去（二）公司的產品可以免費送人，或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出去，然後跟取用產品的其他公司收費，這裡的產品指的是：消費者的行為數據。」
這也就是在現代商業世界中不可忽視的規則：當你在免費使用某項產品/服務時，你自已其實就是被賣出去的產品。
但是現在愈來愈多隱私外流、資安問題的新聞出現（好萊塢女星私密照外流、劍橋分析事件…等），越來越多人重視跟保護自已的隱私，甚至願意付費保護這些被證明非常珍貴的無形價值。
「過去我們用我們的時間交易價值，如今我們用我們的隱私來交易價值」
「安卓手機每天向使用者收集1200個數據點，傳回Google數據挖掘的母艦。iPhone手機擷取200個，同時蘋果不厭其煩強調它的數據不是用於謀利」
「安卓的使用者是以隱私交易價值的芸芸大眾，iOS則是享受隱私和地位的有錢人，以砸下含稅1249美元的費用（超過匈牙利人一個月的平均家庭收入）來換取價值443美元（製造一台iPhone的成本）的感應器和晶片組。」
安卓是紅色，iOS是藍色。

「你可以在YouTube上得到免費的影視娛樂，不過它的內容是個大雜燴……十之八九你會收到一些煽動、挑釁的內容……。另一方面，Netflix的運作取用『藍色』/iOS的模式：你付費，你得到內容；你是客戶，內容很精彩。」YouTube是紅色，Netflix是藍色。

以社群媒體來說，目前幾乎都是紅色，Facebook、TikTok是紅色：免費的服務，大量榨取我們的個人資料，甚至是用我們不理解的方式巧取豪奪。
「2020年六月，TikTok被揭露它每隔幾秒就掃描使用者的剪貼簿，甚至連它的app只在背景運作時也照掃不誤。這家公司已經承諾停止這種作法（在它的動作被iOS的新安全系統抓個正著之後）。使用臉書或許不會讓你的個人數據被上傳到中國共產黨的數據雲裡，但是臉書過去保護使用者隱私的不良紀錄來看，這不過是因為中國人喊價輸給了一個烏克蘭青少年，……」

搜尋引擎也一直是紅色的，但是藍色的搜尋引擎也即將登場。
「蘋果專有的iOS搜尋勢不可當，你可以期待蘋果很快就會買下DuckDuckGo，或是推出它們自已的搜尋引擎。除此之外，Google廣告部門的前主管斯里達爾．拉瑪斯瓦米（Sridhar Ramaswamy）不久之前推出Neeva，這是採用訂閱模式的Google新對手。」
「同樣的，過去十年來最創新的公司也抓住亞馬遜剝削它的客戶（第三方零售商）的機會。Shopify的價值主張很簡單有力：我們是你的合夥人。你可以掌控自已的數據、品牌、以及消費者的監護權。」
「越來越多產業會出現這種紅藍分野的融合。從航空業到速食業，一些低成本的賽局參與者將充分利用消費者的數據，把省下來的錢用在它們的『廣告資源位』上頭--抱歉，我的意思就是『消費者』。至於頂級的參賽者，則會高舉保護隱私的隱私大旗，藉由不濫用消費者的數據而收取優渥的利潤。」
有人願意犧牲隱私把自已當產品賣掉換取免費的服務，但也有越來越多人願意支付合理的費用保有自已一切的所有權。就像「駭客任務」裡墨菲斯給尼歐選擇的紅藍藥丸，只不過藥丸裡包著的是你的隱私。

七、四巨頭
很多人應該都聽過「FAANG」或「FAAMG」，沒聽過至少也用過他們的產品，科技巨頭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了，我們現在是活在大型科技公司的世界中。而這些巨頭們在疫情期間或是疫後的未來，會是什麼光景？
「2020年3月到7月，五個月的時間裡，九家主要的科技公司市值增加1.9兆美元：Google、微軟、Netflix、臉書、蘋果、亞馬遜、Paypal、特斯拉、Shopify。」
「這類產業裡的龍頭大哥，『四巨頭』，亞馬遜、蘋果、臉書、Google，加上微軟，這五家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股市成長了24%，總計市值增長超過1兆美元。到了八月中，它們從年初到現在的這段時間獲利成長47%，達2.3兆美元。……這五家公司，占了美國所有公開上市公司市值的21%。」
「去掉一些科技業龍頭公司之後，主要股市指數在2020年中其實是下跌。在科技股之外，眾多美國資本主義的雄獅也都被拔了爪：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可口可樂（Coca Cola）、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波音（Boeing）、迪士尼（Disney）以及3M公司，它們半年的股價約下跌30#，市值損失總計將近五千億美元。」
作者的第一本書對這個論點已經有很精彩的探討，在本書中進一步更新了現況並進一步分析未來，簡單來說，就是巨頭們會利用自已的地位與資源竭盡所能保護自已的優勢。這些大型科技公司獨占寡頭們打敗了體制，反托拉斯警察跟輿論也不是對手。它們能把自已的企業核心打造成「飛輪」：物理學裡一個可以利用自已旋轉動能儲存能量的系統，把能量傳導到附近的引擎，讓企業可以隨著飛輪的旋轉，不需增加輸入（也就是成本），就能不斷增加輸出（也就是營收）。亞馬遜的Prime就是個終極飛輪，蘋果的手機電腦與品牌旗下其它穿戴式裝置（手錶、耳機）也是它的無敵飛輪（光是在2019年，蘋果的可穿戴式裝置包括Apple Watch、AirPods耳機和子公司Beats，就創造了超過兩百億美元的營收，比麥當勞還更多），其它巨頭們也都有自已的飛輪可以強化各自的寡占優勢。剛且別忘了，巨頭們可以用極低的資金成本取得它們需要的錢，因為有多到難以想像的資金在尋找標的。四巨頭也開始出現無所不在的擴張，像是派送服務、可穿戴式裝置、串流媒體，都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影。至於「反托辣斯法案」能不能打破他們的寡占？作者針對現況說了一句貼切卻無奈的事實：「藉著燃媒動力的亮光寫出的法律，對數位化的寡頭公司起不了作用」

八、破壞性創新
「在一個產業裡，破壞性創新的機會可能和一些因素相關—稱之為可破壞指數（disruptability index）。它的關鍵信號，是在價值或創新沒有相伴增加的情況下價格明顯增加。」
在美國，兩個準備出現破壞性創新的產業：高等教育產業與醫療衛生產業。
美國高等教育的破壞性創新指數已經爆表。過去四十年大學學費增加1400%，（消費者物價指數只增加了294%，一向在價格上歐被批評的美國醫療保險也「只」增加了600%），但是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並沒有相對應的上升，甚至已經不再是提供階級流動機會的助力，菁英大學甚至變成傲慢的奢侈品牌與一套種姓制度，一個把特權傳遞給一代的管道。學生貸款也因此總額達到1.6兆美元，遠超過信用貸款或汽車貸款的金額。
疫情會催化高等教育的演進，而轉型的核心在於科技—線上課程。因為線上課程可以大量招收學生而沒有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因此能減低學費並提升入學率，並恢復大學擔任美國社會向上流動的潤滑劑角色。
在高等教育與醫療產業外外，許多公司賣的，基本上是同樣大量生產、平庸水準的產品，在品牌時代，它們因為投資在行銷與打造品牌上的投資而得以溢價出售。不過轉變到產品時代後，許多二十世紀主導企業的競爭優勢將被侵蝕，因為消費者對品牌資產的依賴，已經出現變化：「如果你的公司欠缺電子商務競爭力，則已經開始受創，因為相隔十年後的世界（也就是—現在）對於不符水準的『直接面對消費者』模式毫不留情。」
Airbnb是破壞創新者、Netflix是破壞創新者、羅賓漢（Robinhood，金融服務企業，主要提供服務散戶的股票app與網站，在網上提供的服務完全免費，推出免佣金交易時讓其化參與者也不得不跟進，2020年時有1300萬用戶）、Shopify是破壞創新者（類似亞馬遜Pay和亞馬遜物流，為第三方零售商提供支付和物流，但沒有使用收集三方零售商的數據來挖取它自身競爭產品的銷售）、Spotify是破壞創新者、特斯拉是破壞創新者（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另一位教授亞斯華斯．達摩德仁Aswath Damodaran，有著「估值大師」的封號，曾說過：「如果你根據預期獲利或現金流來交易特斯拉股票，那你買賣它的股票理由就不對了。人們是靠氣氛和氣勢在交易特斯拉股票。」）、Uber是破壞創新者。（達拉．霍斯勞沙希Dara Khosrowshabi接任執行長後已做出莫大的改善，持續修復前任執行長造成的品牌形象巨大損傷，雖然還需要時間而且目前尚未有盈利，但是利潤正持續提升中）。許多新的機會在加速十年的這段期間出現，未來看世界的思維與角度，勢必在疫情過後的未來要重新建構。

在300頁的篇幅中滿滿的觀點，認同不認同，至少是作者自己親身經歷萃取出的營養，內容精純，含金量高，沒有太多老掉牙或是象牙塔裡的視角。有些趨勢或許我們已經隱約知道，但是透過作者的分析，我們能更清楚的看到未來很可能會出現的世界樣貌。
跟大家分享的只是一小部份的個人摘錄重點，想更深入了解作者實務經驗與看法，除了《疫後大未來》之外，《四騎士主宰的未來》可以當成前傳閱讀。

#jeffmachine #postcorona #newworld #deusexmachina #deustaiwan
（照片是去年拍的，經歷疫情大加速前的我😆）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