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良好心理衛生政策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入圍金鐘14獎項，橫掃6項大獎，成為今年金鐘最大贏家。這部由前瞻計畫補助，製作嚴謹，涉及精神疾病、媒體自律等多項社會議題的劇集，在上映時帶動了各界熱烈討論，是近年台劇發展的里程碑之一。
作為影視工作者，我樂見近年台灣創作者勇於挑戰異質議題的勇氣，也認為政府應該持續投資公共電視，扶植本土創作能量。但作為政治參與者，這邊要和大家稍為嚴肅討論的是，劇中呈現台灣精神醫療與司法議題的幾個困境。在深夜我唯一有空的時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寫下來：
#心理健康投資不足
大家知道台灣主管心理健康的部門是什麼？ 叫做「#心口司」（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這是因爲，在馬政府江宜樺內閣2013年進行組織改造後，很奇怪的把心理健康和口腔衛生強制併在一起，這種畸形的發展，一開始就被質疑，但當時政府仍一意孤行通過，被立院協商有條件地要求一年後檢討，而後國發會報告也建議將兩部門分開。
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社區精神醫學發展
《我們與惡的距離》提醒我們，這個社會仍然不願意正視精神疾病，甚至常常裝作這個問題不存在，與我無關。事實上，根據本土研究，一般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焦慮、睡眠問題等）的總盛行率在2010年接近1/4，比起1990年來翻倍，而每年實際就診精神科人數也高達250萬人。心理健康，絕非和你我無關的問題！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在亞太地區名列前矛，在都會區也擁有算是充足便利的醫院、診所等就醫資源。然而，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我認為，除了根據世界研究案例，持續增加預算，推動社區精神醫療團隊與個管組建，建立照護比外，透過台灣的資通科技優勢，加強導入遠距醫療、App心理治療等輔助治療模式，並結合長照2.0體系，都是提升精神照護資源使用效率的方式。
而終極議題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依舊，設置社區家園、社區復健中心都會被居民抗議，那麼專業人士的努力仍是徒然。我認為一是隨著政府需從立法與行政雙管齊下要求媒體自律，也須持續投資預算，對影劇等多媒體創作導入正確概念，讓《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是絕響。其二，在公共住宅政策、地方創生政策上，對於弱勢住居與就業的保障，如何透過法規的誘導得到保護，也是需要跨部會討論的！
#精神醫療與社會安全網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提到：「在所有犯人裡，有思覺失調症的不到5%，」而根據研究，精神病患犯罪率長期看來也不會比一般族群高，但我們看到，媒體卻常強調犯人得了某些精神疾病，彷彿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
事實上，因精神疾病失去辨別是非能力而犯罪者確實有，但一來比率不超過整體族群犯罪率，二來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不是單純的懲罰。而具有強制性的治療，在此也扮演有社會安全的角色。人權團體認為需要非常嚴格的控管剝奪人權的強制住院。但我則認為，獲得充足醫療資源，接受治療使疾病康復，也是精神病患的「積極人權」，不能漠視他們治療後能享有更好人生選擇的可能性。
台灣的司法精神醫療，往往太注重住院治療模式（監護處分），但對於監護處份完結後的追蹤，以及替代的治療模式，制度尚未完備。我認為就如日本有「住院治療」與「通院治療（門診等治療）」兩種模式轉換，具有強制力的門診或日間住院治療模式，對於自傷傷人風險低的病犯而言，反而有更好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意義。這可透過保安處份模式實行，但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上尚未完備，也是我若進入立院會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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