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湯家驊變節原因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造成很大衝擊。

全文：https://www.post852.com/?p=326791

港台編導蔡玉玲在製作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時，以查冊方式調查，其後被控虛假陳述，昨日被裁定罪成。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今日在港台節目表示，裁決對業界造成很大衝擊，且令不少過往曾查冊的記者擔心會否被追究。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則認為，既然限制現時已成為法例，傳媒應尊重，強調記者沒有特權。

楊健興指出，查冊是採訪中十分尋常的工作，今次裁決令不少記者感到傷心，心情沉重，「質疑做緊嘅事情有冇價值」，又相信在此情況下，傳媒機構將會減少車牌查冊。對於法官曾稱傳媒調查時可向運輸署查詢，他認為做法「表面聽落有道理」，但署方可以查冊原因不包括傳媒報道為由拒絕。

湯家驊認為，運輸署難以印證個別人士是否符合新聞工作用途而申請查冊，除非修改相關法例，例如考慮由傳媒機構本身或高層申請採訪查冊，可能較有公信力，又稱高呼「新聞自由已死」、「最黑暗一日」無助解決問題。他同時表示，自己過去曾游說政府官員給予傳媒豁免但遭拒，而現時社會氣氛比以前困難，尤其經過反修例事件，人人皆可當記者，故要政府改變很難。

#852郵報 #湯家驊 #楊健興 #蔡玉玲被捕

「唔想煮出黎變咗一碟鬼佬唐餐」
加拿大主流傳媒裡香港移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的事

一年前的夏天，Lucy（化名）經常失眠，又或者驚醒於加拿大的凌晨，正好是香港下午，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她忍不住流下幾滴眼淚，數小時候Lucy就要起牀上班，到加拿大的英語主流傳媒工作。香港是她讀書成長的地方，她一直在心裡視自己為「香港人」，但幾經辛苦才能打入主流社會，成為少數加入主流英語傳媒的華人臉孔，在辦公室處理新聞資訊，一定要保持專業冷靜，以加拿大人的思考框架編採新聞。

「只有幾個熟悉的同事，知道那陣子我情緒掉進低谷。有些香港朋友，根本在示威裡面，變成了同事採訪的新聞原材料。對我來說，Hong Kong is not Just another story, It is personal.（香港不只是一個新聞題材，是一個我有感情的地方）」

派往香港採訪的，卻不是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的Lucy。加拿大全國的大型新聞機構，內部結構複雜，分本地、全國層次，又分電視、電台、網上版，即使編採流程，亦遠比香港的新聞機構複雜。「香港的新聞機構緊密細小，有點像我們一個城市的本地新聞編採隊伍；在加拿大的大型機構，每個部門分工細緻，不是因為你有香港背景，就會派你去香港。」

後來，其中一位派往香港的同事，是位白人男性，他穿着雨衣，在濕滑的香港街道，目擊示威者跟警察對峙，警員開真槍示警。那位男記者在鏡頭前形容：「What a scary moment（很驚嚇的場面）。」

派誰去採訪，有規有矩。「公司有負責做風險評估的同事，香港那時刻已經被視為 conflict zone（衝突地區）。被派去的記者，要受過特別的危機和個人安全訓練，公司亦要替同事買相關保險，而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加拿大重視員工權益，編制嚴謹，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有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赴加國工作後，有感在加拿大做新聞，調動不夠靈活。

Lucy成年後移民到加拿大，曾於當地華人傳媒做記者，近年加入這間加拿大傳媒機構，有一定資歷。「到了決策層，加拿大主流傳媒裡，大部份是老年白人男性。」近日北美掀起種族歧視的討論，加國傳媒機構紛紛檢視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令Lucy對工作有嶄新體驗。「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在我們機構重要新聞版面的次數，是我工作生涯多年來的總和，『香港』登上重要新聞的日子，最少十餘次。」相比起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香港」要登上加拿大新聞焦點，只有遇上六四事件周年、加拿大官員訪港，才偶爾有機會提及這個遠於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對一般加拿大讀者來說，「香港是甚麼」本身或許已經說不清。

另一位較年輕的香港移民記者Sally（化名），剛加入另一家加拿大主流傳媒，她承認，自己資歷不足，人微言輕。但Sally之前曾在一間「多元文化傳媒」裡工作了多年，明白要把少數族裔新聞打入主流之難。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政策，政府會鼓勵一些頻道把廣播時間割成小塊，每日以不同語言提供資訊，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Sally本身是香港移民，但成為後監制後，一個人負責多種語言的新聞編採工作，包括「廣東話」「國語/普通話」「旁遮普語」「他加祿語（菲律賓語）」和一些歐洲語言。

「對一般加拿大觀眾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中國領土罷了。香港發生人權問題，跟在西藏發生人權問題，從加拿大人觀點來說，不就是一樣？情況又像一個說旁遮普語的人跟你說，『我們跟印度人是不一樣的』，香港人又會用心理解嗎？」Sally反問道。

Sally形容，在多元種族新聞機構裡，基於實際運作考慮，廣東話及普通話新聞編採工作，密不可分。「來自台灣的同事，會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事一起合作。究竟用繁體還是簡體字，用語是怎樣，每一件事都會在編輯室裡互相遷就。」Sally有時會把一段香港新聞，同時製作給廣東話和普通話頻道，「我會作出微調，畢竟受眾背景不同。」

Lucy工作上的同事，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人，平日大家會專業地合作，亦是好友，但去年她感到特別孤單：「即使編輯室裡有其他華人，雖然大家有交流，但他們或許是國內移民來，和我背景一樣的完全沒有，感受特別孤獨。」

但 Lucy把孤獨化為力量，在反修例最初，她在公司內部提供了很多補充資料給同事，希望同事能掌握事情脈絡，同事都樂於向她詢問資料，或找受訪者聯絡方法：「簡單如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所以有一百萬人出來遊行，那個比例反映了事情嚴重性，同事也未必知道。」她把香港歷史，一國兩制是甚麼，反修例運動重要日子如 721，831都給編輯室同事解釋一遍。

Sally 和Lucy同意，一些視覺衝擊的畫面很快能吸引到加拿大同事的眼球：「開催淚彈，水炮車呀，裝甲車在理大著火這些，同事會有即時反應。」至於流動的民情，則不一定掌握到。Lucy把「中港矛盾」等複雜的民間情緒，都嘗試解釋給同事知道。

Lucy一位常被派駐外地，富戰地採訪經驗的同事，亦有到香港實地採訪，雖然他也是白人男性，但較了解香港情況，除了拍攝衝突外，亦曾於一個街坊聚集場合，在鏡頭說了這番話：「這正是香港政府和警察要擔心的事，這場運動不只有示威者要求政府改變，一些社區的街坊也一樣。」

Lucy形容，這同事比較了解情況，而她亦在加拿大的編輯室向同事解釋：「除了示威者外，亦有一班和理非，這批和理非很重要，雖然在報導裡沒用上『和理非』這個字眼，但新聞處理上盡可能描述得更精準。是辦公室的白領出來唱歌？還是街坊聚集？不是所有出來的人行為都一樣。」

細緻到用語也值得斟酌，究竟統稱示威者為「Anti-Government（反政府）」還是「 Pro-democracy（爭取民主） ？」兩個用語在Lucy的公司也有交替使用。有時候看到街坊裝市民出來，她認為可以用到「 Some Civilians」（部份平民），會比只用Protestors這個字更精確。

Lucy的新聞機構，重視「中立客觀持平」，和香港傳統媒體一樣，也會做平衡。「除了黃之鋒、何韻詩；我們的節目亦會找葉劉淑儀、湯家驊，因為一定要嘗試做平衡。」她機構一方面有同事訪問了一位示威中被拘捕的加拿大籍港人，同時亦專訪了一個支持中國政府的加國華人，亦有同事邀請了一位香港警察的太太做訪問。

「我們有嚴謹的新聞倫理規定，有時我自己找了一個受訪者，也傾向先找另一位同事跟受訪者做初步訪問，多一個人幫手，可以減少我個人傾向影響了新聞故事。這是我們守則上要求的標準，我亦嘗試去做。」

加拿大地域差異，亦會影響一個報導能否出街。溫哥華的同事製作了一些頗細緻的報導，例如一個移民香港人家庭關係撕裂，老人家是藍絲，孫兒是黃絲；溫哥華人發起撐黃店運動。Lucy 形容，溫哥華的華人移民數目較多，會因受眾人口組成，令香港新聞較易成為題材。至於加西以外地區，同一題材可能只登上網絡新聞，不會上到電視層次。

Lucy和Sally異口同聲認同，香港新聞能否突圍而出，必須面對其他新聞題材的競爭，好像今年加拿大肺炎疫情嚴峻，加上美國的種族衝突，相比之下，香港新聞變得次要了。

例如有約50名香港示威者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Sally向上司提出訪問計劃多次，由於畫面聲音未必吸引，並忽然爆出北美洲種族示威和警暴，這個訪問一直被擱置。「任何香港新聞，總要拉到加拿大和中國外交關係層次，孟晚舟的新聞在這裡很大，但只會分析加中關係，香港的角色較為次要。」Sally解釋道。

很多人把北美洲警暴，警員跪頸這畫面，聯想起香港拘捕場面。 Lucy和Sally同意，這個聯繫或能令香港新聞稍微「重出生天」，但執行起來不容易：「駐香港的記者已經全部離開了，我們最多使用通訊社稿件，把這個兩地警察的類比放在網絡版本上，提及一下。」Lucy說。

要派駐記者到香港，涉及龐大開支，一般逗留香港兩星期就會離開。或等事情再升溫才再派人，Sally目睹過：「中大一役，公司還未派人去香港，到了理大出事，派人坐飛機過來，到埗時已錯過了最重要時刻，唯有去商場拍攝唱歌。」

對於國際傳媒曝光能夠對香港事態產生甚麼影響，Sally較悲觀，她形容，提出香港採訪題目，常要面對上司挑戰：「關我們加拿大甚麼事？」「說到底，香港只有50個人找庇護，數目不多，加拿大政府不願意在政策上承諾甚麼，故事沒有推進。政府官員只會說，香港住了30多萬加拿大人，有甚麼事歡迎你們回家。」直至港版國安法推出，加國政府宣佈暫停引渡協議，停售敏感軍用物品，香港才登上加國新聞要聞一會兒。

「多一個香港人在國際傳媒裡，想講好香港故事，是美好目標，也是一種幻想，實行起來很多掣肘。就像我入到去，只是新聞機構裡的一粒螺絲。在一些加拿大人心目中，香港的新屋嶺發生甚麼事，和新疆發生甚麼事一樣遙遠。美國簽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拿大電視台最多用30秒報導，這邊的人會覺得，只是簽一份象徵式文件，無人有太大興趣，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大件事。」Sally說時有點無奈，又有點洩氣。

Sally認為，繼續把聲音帶向國際傳媒是應做的事，但效果未必即時：「要了解不同地方的政治運作，不要太天真，你去國際上做遊說，或在傳媒受訪是好事，能把香港人聲音帶往西方主流平台，或許幫到一點，但不會立即有轉變。」

Lucy資歷比較深，有較實在的想法，「好希望把香港故事較全面帶出來，至少不會做到變咗『鬼佬唐餐』。」在外國招待非華人的中菜，一些菜色會為遷就外國人口味變得不地道。

其中一個文化落差，就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解放軍在香港邊境集結。不少西方記者想像快將出現「解放軍入城」。Lucy形容：「我跟同事分析過，雖然我不是百分百肯定，但要出現解放軍立即衝進香港的機會不是太高，也提醒同事，小心別被利用作為某種宣傳。」

Lucy在機構裡已工作了長時間，同事較接納她的意見。「有時可能純粹做翻譯，例如香港警察的新聞稿，中文版比英文版資訊更詳盡，我會翻譯額外的資料給同事知道，即使在新聞裡用不着，也有多點背景資料參考。又像運動裡的細節，一般西方傳媒不會關注，721白衣人這些，我都會提供多點資訊給大家。」

一點一滴，聚沙成塔，香港故事就是這樣述說，無論甚樣，Lucy和 Sally異口同聲認為，「去年後，新聞機構的同事開始明白，華人之中，會有香港背景的，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有台灣背景的，大家的思維未必一樣。」Sally記得，去年支持香港的集會在加拿大各城市舉行，同場出現揮舞國旗的愛國人士，雙方水火不容，需要加拿大警察介入，不少西方傳媒工作者首次見證這種「壁壘分明」。

Lucy解釋，香港新聞難登主流平台原因：「事實上，在北美洲傳媒裡，沒有足夠的香港背景的人在工作，沒有形成一種代表性，沒有足夠牙力去做香港新聞。全世界國際傳媒的決策層都是年老的白人。」

「基本上，國際傳媒也有他們的本地觀眾，BBC面對的是英國人，Washington Post的是美國人。你不能只講對香港人覺得重要的事，要令國際傳媒的本土觀眾覺得，香港的事關佢地事，讓受眾感受到和他們有切身關係。還有，機構有自己的財政考慮，要面對新聞競爭規率，為何香港新聞值得佢地投資落去報導？這是香港新聞難上頭條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Lucy卻明言，雖然自己肯定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對香港仍然「用情很深」。

訪問最後，Lucy感觸地道：「去年好像是一趟哀悼的過程，由百萬人上街那天起，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一路睇落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無辦法接受到『香港已死』。其實，作為一個移民，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我也不想再談及香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講，我是一個『逃兵』，任何人逃走來到加拿大都是一個『逃兵』。我覺得自己連評論香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己比太多人更幸福了。」

「我只能說，上年處理香港示威的報導，要完全獨立於感覺是沒可能。情緒最低落之時，我作為一個記者的直覺，香港人的直覺，心態上是，為了香港的朋友，我只希望把故事好好鋪陳。但做報導的時候，有種深切的悲哀，作為一個海外記者的無助，我擔心我唔可以把香港故事完整地述說出來。」

「但在一個主流傳媒工作，我必須要從『外國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新聞，因為我們機構也有新聞選取的過程，不能只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那種矛盾，我自己香港人那部份，只能收在很私密的地方。」

今年夏天，Lucy工作的新聞機構製作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拿了一個新聞獎，巧合約在運動開始一周年。她知道，加拿大一般國民，很少人會記得這日子。

港版國安法登場，Lucy的公司卻因報導香港而拿了個新聞獎：「悲哀到一個地步，完全無能為力。我在這機構工作了這麼多年，遇上去年的事件，好像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但過程是卻很痛苦，很無奈。那個關於香港報導的獎項，我寧願不要那個獎，我寧願一切沒有發生過，寧願失去這些拿獎的機會……這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或者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想法。」

【#沈旭暉隨緣家書】之前談過不少「和勇合一」的不同戰線，但很少朋友打淺藍主意，這篇希望填補這漏洞，因篇幅所限，《明報》只能刊出一半內容，這是五千字原裝長版。這裏有不少目標受眾，請大家討論指正。

上週談及香港面對「一國兩制3.0」的高壓白色恐怖時代，真‧香港人醞釀了九條戰線，各有不同的沙盤推演。不少朋友始終以非黑即白思維，看待其他戰線的成效，但今天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單一戰線，無論是和理非、勇武、經濟、國際，都是不可能獨自成功的，因為傳統思維的計算，正是對家的強項；必須多管齊下，百花齊放的continuous a/b testing，才能產生不能預知的蝴蝶效應。要走到終點，希望無論是哪門哪派，即使沒有蕭若元先生的水晶球，對此也能明白。

今天希望探討其中一條戰線：「淺藍戰線」。他們怎樣能促成「五大訴求」，而不是成為各大五十大板、破壞團結的維穩，事關重大，甚至可能是全局關鍵。至於其他戰線，日後會分別再談。

古今中外，「淺藍」群體的「時代革命」

所謂「淺藍」，其實都是明白事理、愛護香港、土生土長的傳統精英和專業人士，和「淺黃」的最大差異，只是前者因為種種原因更需要穩定，但不代表他們不重視核心價值。《逃犯條例》能激起二百萬人上街，就是得到「淺藍」全力支持，有劉鑾雄揭竿而起開始，各國商會、大小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集體大反彈，地產界石禮謙在議會虛與委蛇，才能突破反對派的同溫層，反映「淺藍」對樂崩禮壞、仗勢凌人、白色恐怖那一套伎倆，有發自內心的反感和鄙視。而古往今來，任何結構性變革，都缺不了建制內部的逆反。我們且舉出一些耳熟能詳的例子：

中國辛亥革命，新派軍事強人袁世凱倒戈；
台灣威權時代終結，蔣氏父子培養的李登輝「出櫃」，成為本土領袖；
日本大政奉還，幕府海軍領袖勝海舟與西鄉隆盛議和開城；
馬來西亞變天，靠的是前總理馬哈迪以九十多歲高齡投向反對派；
蘇聯改革開放，來自新生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南非種族隔離終結前，支持白人至上的總統博塔被改革派德克勒克取代……
按今天的定義，在關鍵時刻，他們的原身份，都是「淺藍」。

「淺藍」之所以成為「淺藍」，並非對價值的追求不及「淺黃」，而是他們的崗位在現體制的最核心，一旦社會衝擊體制，不能避免的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必然先希望盡力在體制內扭轉，才會考慮其他選項。加上他們公開身份的種種不便，經常要飾演雙面人，鎂光燈下當建制派，私底下則判若兩人，也會出錢出力做實事；其實沒有這群有心人支撐，香港早就面目全非。然而，當制度崩壞過了某個臨界點，強權對價值觀的摧殘，突破他們能接受的最低道德底線、以及根本利益，「淺藍」挑戰制度的土壤，就會齊備。

這土壤，經過過去七個月，在香港「淺藍」當中，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有些和黃營一樣，對警暴很不滿，另一些則相對不滿抗爭者，但一律認同特區管治已完全失敗，所謂「止暴制亂」只有反效果，和他們追求的長治久安背道而馳，至於北京的「全面管治」，明顯違背了他們當初對政體投下信心一票的君子協定，「不可以這樣下去」，成了心照不宣的最大共識。這些月來，每次參與傳統精英、在座包括頭面建制領袖和議員的聚會時，都驚訝於他們出奇的心水清：席間他們對林鄭月娥固然痛罵，對傳統泛民也是痛罵——罵他們「做唔到嘢」、「點解咁容易比林鄭講嘢」、「條友關鍵一票真係成日走咗去」等等，酒到三分，就喊「光復香港」，談到年輕人時也會感動落淚，從內容和粗口頻率，會以為置身於本土派網台節目當中。

為甚麼「淺藍」臨界點已過？

首先，自然還是利益，但也不只是利益。在「一國兩制3.0」時代，一個主劇本是雍正皇帝式「改土歸流」，精英的危機感越來越強；今年將有更多中國巨型企業來港上市，華資的持份自也水退船低。特區政府無視客觀現實，硬是演繹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為整場運動的Root Cause，「鬥地主」之心昭然若揭，幸好社會民智已開，洞悉陰謀，反應冷淡，加上李嘉誠巧妙的以慈善基金四兩撥千斤，令商界居然和市民連成一線，連屈臣氏和百佳也被列為「黃店」。李嘉誠在年輕人當中的威望忽然遠超傳統泛民，「李氏力場」由刻薄老闆的象徵、變成香港的護城牆，背後角力，一葉知秋。商界面對北京威逼利誘，不得不跟隨主旋律「止暴制亂」、主動投誠，北京也會把一些內地地皮待價而沽，權作犒賞，但商人的根本觸角，就是避險，而避險必須對沖。即使表面上最馴服的大家族，他們的家族投資基金，也早就轉戰全球，因為他們知道香港這樣下去，絕不能長遠保障自身利益。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會感受到價值觀受侵蝕的白色恐怖，但淺藍同時更會從具體利益，體會切膚之痛。法治精神（不是中式「依法治國」）、專業操守，一直是香港立足全球的最大優勢，內裏隱含一個check and balance潛規則，香港人處理due diligence、compliance的專才，都是國際社會的信譽保證。一直有種說法是中國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但邏輯上，「留島不留人」是徒勞的：深圳前海宣稱以香港制度建立、交由內地人打理，理論上，也可算作香港的「半飛地」，但明顯失敗收場，就是因為在運作過程中，缺少了香港法治精神和專業操守的內部制衡，國際社會就不會信任。現在中環的內地精英雖然越來越多，因為需要中國聯繫的職務確實很多，但說到compliance，始終以香港人為大本營，對此，北京也心知肚明，那香港「前海化」，又有甚麼好處？

海洋公園就是標準的反面教材：猶太生意奇才盛智文當（義工）主席時，面對強敵迪士尼橫空出世，依然轉虧為盈，卻被梁振英政府以莫須有罪名忽然換走，連這類純商業公職也拿來當政治酬庸；新領導對經營公園毫無熱情，浪費了大量開支在顧問費、刻意轉向為針對內地人的主題公園，大好形勢下轉盈為虧，假如嚴守昔日制衡，斷不會如此。盛智文雖然在特首選舉「站錯邊」，但能力有目共睹，已經是滑不溜手、逢人稱「nice guy」（或「nice girl」）、甚至主動歸化中國籍的「時務俊傑」，用新一代語言，已經「雪雪聲」，依然被清洗，何況他人？大企業有條件在海外對沖，但中小企、專業人士眼見香港日漸淪陷，又可以如何？警隊是否受有效監管、銀行和國泰員工的社交媒體會否噤若寒蟬、老師校長會否被天天被篤灰，這些和企業管理會否受「一國因素」影響而犧牲專業，完全一脈相承。這樣下去，「淺藍」在社會還有甚麼不可取代性？

制度改革失敗，與傳統泛民的責任

那「淺藍」可以做甚麼？自然是「淺黃」單獨做不了的事，而根據香港現制度，「淺藍」棄暗投明，足以一錘定音。當然，新一代已經對制度毫不信任，而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來《基本法》的設計，本來就是讓建制派「屈機」；二來傳統泛民在過去22年，莫名其妙地甘於被「屈機」，從沒有盡力在體制內光復香港。以功能組別選舉為例，事實上，不少團體票設計有大量灰色地帶，假如泛民及早覺醒，正正常常的組織工會、商會，不少功能組別都能搶過來。不像現在這樣，只挑容易勝出的功能組別像法律界、教育界參選，其他界別完全放棄，既失去不參與小圈子的道德高地、又沒有進取到無所不用其極促進體制內質變，才會和林鄭月娥一樣，失去幾代人的信任。

不少朋友繼而問，即使贏了一些功能組別議席又如何，和「五大訴求」、特別是雙普選，有何關係？會否反而永續了現制度？我不知道傳統泛民為什麼沒有進行這樣的公民教育，但其實真正熟讀《基本法》（不是官方教導那種洗腦讀法，而是reversed engineering的獨立思考讀法），就會產生答案。根據《基本法》，由於行政主導，特首權力極大，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一人，只要特首會同（自己委任的）行政會議提出議案，改變功能組別內部組成方式只是本地立法，立法會有簡單多數（不同議員議案要兩個組別的多數票同時存在），就能通過。因此，立法會是否過半，有重要影響；由於建制派的老弱殘兵眾多，即使不過半而極其接近，對方也不再「有險可守」。

《基本法》的秘密：功能組別、選委會，能落實「五大訴求」嗎？

因此，一個支持「五大訴求」的特首，在簡單多數立法會的配合下，可以提出所有功能組別改變選舉方式，也就是彭定康時代「新九組化」的變相直選，令全港每人一人兩票，結構上形同上下議院，那時候，整個議會的組成，會基本上得到充份民意授權，具體甚至會比「六四黃金比率」更偏黃，民間的主要訴求，不可能不通過，那時功能組別是否要取消，就純粹是策略問題，而不再是政府認受性的問題。特首選委會的功能組別，也根據類似原則選出，即同樣可以根據類似準則由特首建議修改，那時候，特首選委的組成，同樣會大致以六四比出現。「泛黃」選委只要根據嚴謹的民調，選出眾望所歸的特首，政府的Mandate自然也會出現，屆時831框架不用取消、也已經被自動繞過，「五大訴求」，除非北京根據湯家驊一類的「法律」意見又搬龍門（這一點隨後再述），看不到不能實現的理由。

任何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某程度上，2020年立法會選舉、2021年的選委會選舉，非建制陣營能否過半，是光復香港的最後希望；而只要「淺藍」代理人支持「五大訴求」、也希望「光復香港」，在結構性議題，已沒有「黃」「藍」之分。由於有效的組織票需要一年運作，就算現在才恍然大悟，飲食界外，新工會、商會、企業的註冊，已趕不及今年立法會選舉，但在來年選委會選舉，依然大有可為。假如政府連這些體制內行為也打壓，我不相信在「公務員secrets」看不到斷正的證據。

日前有報導，曾俊華、田北俊等傳統精英有意在來屆選舉「做啲嘢」，似乎潛在名單還在加長當中。以目前政治氣候，這組合在直選無疑兩面不討好，只會被雙方視為「鎅票黨」；但在功能組別，不少界別的「泛黃」票始終不夠，但加上支持「五大訴求」的「良心藍」、「知識藍」，卻或能變天，這就是「淺藍」戰線的關鍵。畢竟是曾俊華在財政司司長任內，決定興建本土派最重視的海水化淡廠，有「港人港水」的先見之明，田北俊也是成功阻止廿三條立法的關鍵人物，後來被北京「搣柴」，現在更明言支持「光復香港」，他們不同披著香港人皮的林鄭月娥，都是真香港人。

九條戰線的默契：假如北京不委任一個非欽點特首……

假如經過這波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還是沒有任何改變、甚至進一步收緊，香港上下對整個制度，都會失去最後的信任，順民化、暴民化、移民化，三民都會另找出路，不會再浪費時間在一個被證實的騙局。因此，說這是某程度上的最後一戰，並不為過。

最後問題是：北京會接受嗎？

極端建制派一直吹風，說只要非北京嫡系在選委會得到超過601票，北京就會搬龍門，要麼改變選舉規則，要麼強調實質任命權、不委任當選人，勸大家死心。奉勸這些朋友，假如是真心愛國愛港，就不要添煩添亂，因為真香港人的各條戰線，是互相配合的，假如真的如此，北京面對的不可測性，超乎想像。除了上述全港大反彈，還有由北京摧毀制度的certification：根據《基本法》，「一國」自然有權想怎樣就怎樣，但以後還有沒有人相信你的制度，卻是另一回事。國際戰線下，屆時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能否保全，中國在此間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能否繼續利用香港「走出去」、避險、吸外匯、當白手套，一律成疑；勇武派幾乎肯定的升級行為，會得到self-justification，假如警方大規模鎮壓，只會讓國際社會certify香港；而一個當選而不獲委任的民間特首，根據國際慣例，已有足夠mandate，像當年北愛爾蘭那樣，出現平衡政府、甚至海外流亡政府。屆時其他路線的潛能瞬間井噴，弄假成真，完全是極左派的責任。

這時候，最愛穩定的「深藍」，就是時候出場了。他們怎樣保守也好，那時也會明白屈小姐一類極左劇本，只會讓香港永久亂下去，讓他們永不安寧，所以理應讓北京、特別是新到任的中聯辦主任理解，中國和香港，本來並沒有根本矛盾，中國在香港的最核心利益，例如怎樣「走出去」，香港最激進的反對派也從沒有系統性針對。港人要求的，本來只是《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真一國兩制，假如能順水推舟，撥亂反正，光復香港，何樂而不為？難道2012年以來，極左代理人興風作浪、破壞香港的證據，還不夠罄竹難書？

明報筆陣，202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