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所謂外省人不多,同輩很多芋頭番薯的混合種沒有本省外省的問題,純外省人在國外遇過最多,我只有觀察並沒有真的深刻認識他們。而李律筆下這樣的心態,完全符合我對他們的猜測想像,但是他們不是李律,不會承認。
我長大的過程台灣人比外省人低一等,執不了政,說你講起話來沒有台灣腔是稱讚,真心的稱讚。而有這樣心態的人,有辦法的都移民了,台灣不是久居之地,尤其在李登輝陳水扁當總統之後。他們在遙遠的地球彼端,在國民黨衰敗的過程中,對台灣人的怨氣輕蔑有增無減。
這也許能稍稍解釋為什麼不只在台灣,在海外也有一群人,打死也不相信台灣防疫的數字,他們等著有本土確診的那天,要理直氣壯大聲說民進黨政府就是在愚民!因為在他們心中,台灣擺脫國民黨之後,一定不可能會更好,如果更好,只是造假。但是他們要和中國統一嗎?相信我,很多是不願意的。
【薨】
1. 前天錄音完從電台返家的時候,看見路旁的家具行,幾個人圍在電視旁邊,我下意識知道有大新聞,一眼望去,原來昨天誤報的烏龍新聞,在第二天成真了。一個時代人物,真的走了。
圍著電視的人們講著台語在討論著甚麼,那個情景讓我想到了1997年白曉燕案時的南非武官挾持事件。當時在政大大門口斜對面的唱片行有座電視牆,指南路上的人們圍著電視看著當時陳進興與警方對峙的最新消息,也是這樣地討論著。
又是某個重大事件發生的歷史時刻,今年好像特別多。
2. 這兩天我看了不知多少媒體對於李登輝的討論,但是不知怎麼,我就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假如是往常,我大概會花個幾千字寫一篇長文,去談那個表面上生猛帶勁、實際上步步驚心的1988年,一個臨危受命擔任總統的本省籍國民黨員,如何在蛇蠍環伺的龍潭虎穴中一步一步地冷靜鬥爭,將一個外來少數政權血腥高壓統治40年的集權國家,逐步轉變成一個穩健民主的正常國家。
3. 但是我寫不出來。
不是沒資料的寫不出來。不是沒靈感的寫不出來。不是偷懶的寫不出來。是情感上寫不出來。
我心中理性的那一面,早已經將他執政的12年台灣所遭逢的政治情勢、民主改革進程、美中台角力、兩岸矛盾、世界大勢,都按照編年史一般地在腦海中清晰地列出來了。
但是我感性的那一面,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他是我爸爸—–還有他那一代的外省人,終生痛恨的對象。
4. 高一的時候,我的高中同學就跟我說了李登輝怎樣透過政治權柄與手段,接連鬥倒了蔣經國佈置在他身邊的三著棋:政權俞國華、黨權李煥、軍權郝柏村,而在無聲政變中,他逐一清掃了所有政敵,將黨政軍全部握在手中。
「你知道嗎?他要當的是台灣的國父,而我們所有人都要跟著他陪葬。」
他是外省後代、我也是外省後代,我想他刻意對我說這件事,決不只是因為我們只是不熟的朋友。
那是1994年,國民黨與新黨內鬨,台北市長的寶座白白讓給了得票率只有四成多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
5. 那是出於一種身為外省族群的危機感吧?在1990年代國語政策逐漸解禁、台語開始漫天鋪地地在各項媒體文本中出現,民進黨所代表的台灣本省勢力步步進逼,我的高中所在的城中區,每天都有民主戰車到處遊街,一邊用台語大喊:「台灣愛獨立!」
我不喜歡國民黨、但我更害怕民進黨。在我腦內的劇場裡,我彷彿看見民主戰車上那些聲嘶力竭情緒激動的人,把外省人一車一車地載到海峽邊,叫我們自己游回去。
當時的外省菁英們(絕大多數在新黨)用了一個名詞來稱呼我的濾鏡中呈現的民進黨:「福佬沙文主義」這個充滿了種族主義禁忌的大旗,或許精準地掃中了包括我爸爸那一代、一直到我這一代的外省人心中最深的恐懼。
6. 這種因誤解而生的恐懼,讓我直到李登輝在2000年下台為止,都是用極度仇恨的眼光在注視他的。
而我猜想一定年紀以上的外省長輩,也許到了今天都還是一樣維持著那樣的眼光。
7. 而在2005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我突然就可以接受了。可以接受那個李登輝時代我每每批評黑金政治、批評貪汙腐敗的那個國民黨。
現在想想,當時的我不是笨蛋。會讓我這樣想的核心還是恐懼。恐懼一個自身都不能決定的血統,有一天會惹上殺身之禍、或是流亡的命運。
8. 現在想想,我到底是怎麼從一個外省二代的國民黨信徒走到現在這一步的?2014年前後我為了寫論文而大量閱讀的戒嚴時期史料,還有當時實際在發生的,從國光石化、大埔張藥房、士林文林苑、洪仲丘案一直到學運,那一切都像是一個不可逆的啟蒙歷程。
我信仰的黨是個殺人黨、我推崇的總統是個賣國賊、而我從少年時期痛恨的仇人,其實是個大英雄。
9. 請原諒這樣劇烈的轉變讓我變得扭曲,假如以前我所痛恨的原因在現在來看都是具有偉大的緣由,唯獨無法看破這樣的時代巨變的人,是因為永遠活在過去,那麼答案很明顯,以前的我、還有永遠都無法消解那仇恨的,我已逝去的爸爸,他們都永遠地活在了過去。
好傻啊!爸爸!還有以前的我。
你們所恐懼的事情,最後都沒有發生。
因為站在你對立面的人,並沒有要趕你走。
因為那是你所信仰的那些人編出來的謊言。
而那些人要編這些謊言來騙你繼續捍衛那個虛幻的帝國,是因為在那個帝國裡,他們吃香喝辣,而你明明分不到半分。
但是他們輕輕鬆鬆用黨國、用省籍,就把你綁架了。
你以為他們倒台了你就跟著死;結果是,他們倒台了,而你獲得民主的果實。
好傻啊!爸爸!
但我不能怪你,我又有甚麼資格怪你?你在那個極端而怪異的年代,努力活下來了。而我只是個膽小鬼而已。
10. 所以我永遠沒有辦法持平地說出李登輝對於現今仍然活在這個島嶼上的每個人的貢獻。
你可以說他是偉大的人、他是腦袋清晰的人、他是有理想性卻更重實際的人、他是深諳政治權謀的人、他是高瞻遠矚的人、他是最後一個繼承武士道精神的人、他是能忍人所不能忍、將心中的遠大抱負化為長時間的奮鬥而實踐的人。
而他曾經是我深深痛恨的人。
11. 愈從事後諸葛的角度,去論證他在執政12年當中所造成的種種改變:寧靜革命、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終結萬年國會、六度修憲、總統直選、民代全面改選、修訂國統綱領(實際上就是將死統一一途,真高招也)、不懼飛彈威脅、贏得國際支持、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等等,從三十年後知後覺的角度去驚嘆他在當時的前衛概念與宏大願景、宏偉企圖,就愈對比出了痛恨他的那一輩人,我爸爸、還有我,是多麼地器小而無知。
愈是承認這事,愈是承認自己的不堪,還有那個把一輩子都賠給了荒唐的黨國的爸爸。
12. 1923年,李登輝出生在大正年間日殖台灣,三芝的一戶警察人家。五年後,我爸爸出生在長江邊上的貧苦省分、貧苦城市裡的貧苦家庭。
爸爸這一生還真的是沒得選,貧苦家庭的么子,一出生沒多久爸爸就抽鴉片死了,小小年紀拖著鼻涕就跟著逃難、沒飯吃只好去當兵、一當了兵國民黨就輸到脫褲子,一路逃到金門、逃到台灣,人生到中年才結婚生子又為了家庭做牛做馬一輩子。
要是可以選擇,我真希望爸爸不要出生、反正我不出生也沒關係。
13. 苦悶至極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的時候只好去看書,就讀到了八旗文化近期才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觀》,才終於找到了一些,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回應得起李前總統的慷慨禮物,我這種死讀書的臭老九,終於可以對前輩們交託到我們手中的島嶼,一點點接續性的想像。
14. 台灣是邊陲。台灣在中國的版圖中,就是東南海疆的邊陲,在中國大一統的農業帝國大陸思維中,邊陲要務是防禦而非發展。清帝國末期有左宗棠與李鴻章之爭,乃是在捉襟見肘的大清財政中,爭論西北邊防與東南海防何者為重、何者優先之論。
台灣的位置在大日本帝國時期也是邊陲,是南境的邊陲、卻也是南進的跳板。大日本帝國南進的發展看似是列島作戰,但是擴張戰爭增加帝國版圖與經濟的思維,卻又是大陸思維。
台灣的位置,放在整個南島語系的世界分布中也是邊陲,台灣是最北之境,五千年前不知何種原因,南島語族的祖先開始了離開中國大陸的大撤離,以台灣為跳板,一路向太平洋與印度洋展開大遷徙。
15. 台灣因為其特殊位置,在大中華圈中屬於邊陲、在東北亞圈也是邊陲、在東南亞文化圈還是邊陲。但是如果換個想法,把大中華圈(海洋中國)、東北亞、東南亞三個文化圈統合起來,台灣就會位在最中心。
16. 然而,台灣自從在世界文明史首次出現以來,就是深深帶著海洋性格的。
在荷西時代,荷蘭人需要從巴達維亞(雅加達)基地前往長崎做生意,需要一個中點作為補給,於是相中了台灣的大員(其實一開始是澎湖但是被大明帝國打槍),對荷蘭人來說,台灣可不是邊陲。
對西班牙人來說亦然,他們需要從菲律賓基地前往中國沿海的中間補給點,於是相中了島嶼東北的基隆與淡水,台灣自然也不是邊陲。
對鄭成功來說,他統領了一個海洋帝國,他有靈活調度的水軍,他也有茫茫大海上只要符合效益、能夠有效管理,都可以當作基地的靈活海洋思維,而選中了台灣。但是他的心裡還是一介明臣,夢想光復中興一個大陸帝國,這樣的思維決定了他的王國的短暫命運。
17. 中國自始至終就是一個大陸帝國、農業立國、內聚、保守、權威、官僚,要發展海洋中國,實屬不易。
然而20世紀以來,中華帝國因為政治因素而管不到的地方: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卻恰巧因為地理特性與地緣政治的緣故,而在治理與商業政策中顯現出海洋思維:靈活、效率、透明、結盟、貿易、共好、外在耦合的特性,開始呈現出海洋中國的特質。
18. 今年6月港版國安法的通過,我們可以判讀成,中國將香港內地化,或者,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敘述:
香港與澳門,從此失去了海洋中國的特性,轉變成為中華帝國治下與北京、上海、武漢、重慶沒有甚麼兩樣的大陸性帝國(內陸導向)城市。
那麼,海洋中國還剩下哪裡?
嚴格地說,就剩下台灣與新加坡。
19. 也就是說,那些因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倉皇逃離香港的諸多機構:包含跨國投資集團,以及金融、服務、資訊、情報交流等等產業,他們也就必須在台北與新加坡之間做一個選擇,成為他們未來的根據地。
以金融產業與投資來說,他們大多會選擇新加坡,因為台灣金融制度僵化又不國際化,相較之下,新加坡早就已經是亞太金融之都。
然而,假如是服務產業、內容產業、文化商品產業、以及資訊情報交流產業,則非常有可能會選擇台北。
20. 也可以這樣說,在香港內地化之後,台北,彷彿回到了1980-90年代一般,變成了中國的敲門磚,變成了想要接近中國但是又不可能待在中國的所有機構,最便利的駐點。
台灣在這幾年的大國博弈棋局中,因為中國的政權緊縮與台灣人民自決的結果,開始朝向「護台抗中」的整體策略前進。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隨著香港局勢的急速劣化與國際機構逐步撤出香港的結果,台北將會在這個巨大的變局下承接許多香港過去的角色:包含會有許多的港人、港媒、香港品牌、香港民生產業,會陸續來到台灣;香港過去的資訊中轉、對話折衝的角色,也會慢慢轉移到台北。
我們要用甚麼態度,來面對海峽這邊的壓力,逼出了香港、而使我們成為海洋中國的第一線的角色?
21. 我在想,我們建設新國家的藍圖,必須以海洋立國來思考。
海洋立國的國家,好比英國、好比日本,拒斥大陸的侵略,絕對是保持獨立自主精神的基本要件。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就算是英國、就算是日本,也不會因為拒斥大陸而將自己鎖國。那麼如何與大陸國家保持有尊嚴、不被侵犯吃豆腐,又能夠在雙方互惠的原則下進行貿易流通,則是海洋國家很重要的生存法則。
22. 海洋立國的台灣,以海洋的物理性連結著東北亞、連結著東南亞文化圈,那麼,我們自然也不當孤立海洋中國。
中國是惡鄰、中國是胖虎、中國是恐怖情人,我們都心知肚明。但是在很明確的未來數年之間,我們都甩不掉與中國的瓜葛,甚至很有可能在香港內地化、台北香港化之後,與中國的聯繫變得更深更多元。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滲透,也會變得更加嚴重。
目前美中博弈的棋局,有沒有可能隨著今年底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而出現重大轉變,目前誰也說不清。台灣在兩岸政策上,也必須小心謹慎、步步為營。
而坦白說,台灣的民主的脆弱性,仍然會不時地化作當代的集體信任危機,透過中國滲透勢力,輕易地瓦解台灣不同意識形態之間選民的互信。可以說,台灣的民主,始終是如履薄冰。
23. 阿輝伯說,台灣交給我們了。而現在交到我們手上的台灣,仍然是處在一個蛇蠍環伺、步步驚心的恐怖平衡局勢中。
我們有沒有阿輝伯的智慧,可以一邊拿捏平衡、一邊像他一樣大膽擘劃願景、奮力實踐,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像我爸爸那樣生為一個中國人,一生完全沒選擇的悲劇,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永遠不要重演。
24. 我們要海洋立國、我們要走出去,擁有大海一樣的胸襟。建設新國家的道路上,我們要有航行在海上的志氣、也要有面對風浪的勇氣。同時,還要有足夠的智慧,在多變的海象中,靈活應變,卻可以堅定地往目標的方向走去。
曾經我們有阿輝伯,現在要靠我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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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 帝王逝世曰崩、諸侯逝世曰薨。
我忘記不知道在哪裡的史書上看到,豐臣秀吉過世時,史書記載是薨。秀吉出身微寒,卻一路出世竄升,官居公家人臣之極的關白,引退後則封為太閤,的確是以諸侯之位辭世。
當然這時代沒有皇帝了,但是李登輝的辭世卻讓我想到薨。李登輝位列國家元首,雖非帝王,卻對台灣民主進程居功厥偉,我想,一個薨字應該足以表彰其地位。
另一個原因是,薨字拆開為夢死,我覺得好美。夢中他界,乃是至福。祈願阿輝伯化為千風,繼續吹拂守護母親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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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 圖片來自網路,是由攝影師何藩所攝,巧妙捕捉了香港1950-60年代的氤氳靉靆。
那是各路高人,分別從唐山大陸撤往這自由之島的時代;同時也是蔣幫毛匪,各路間諜,混跡在這冷戰時期遠東最大情報中心的時代。
海洋四省讀書移民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ISSUU版:
http://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august
PDF版:
https://goo.gl/J9E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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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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