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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世界周報》

泰國從七月開始面臨學生抗議，要求政治與皇室改革，主要訴求為解散國會、停止威脅異議人士和修正軍方制定的憲法，但在8月10日之後，抗議呼聲延燒到皇室。在這次泰國抗議中，明顯以高中大學學生為主，14日傳出政府通知各大學校長，要求跟學生溝通不要再批評皇室。

8月30日，則有1200名支持泰國皇室的人舉辦集會，聲援泰王。根據《曼谷郵報》報導，抗議者舉起「忠誠的泰國人」、「推翻政府」、「拯救國家」等標語。泰國國王瓦集拉隆功自2月開始一直待在德國躲避新冠肺炎疫情，此舉也引起泰國公眾批評。

學生團體提出改革皇室十點要求，包括賦予國會權利調查國王、取消刑法112條、、廢除2018皇室資產法，清楚分開皇室與公共財產、刪減王室的預算、廢除皇室辦公室，轄下管理單位轉移或解散、取消王室公開對政治發表意見的權力、停止美化王室的宣傳、調查所有與王室相關的冤案、國王不得再支持任何政變。該份聲明是這幾周抗議以來最直接清楚的要求，並直指皇室而非政府。

泰國刑法112條是著名的冒犯君主罪（Lese-Majeste law），1956年被寫入刑法，「凡誹謗、侮辱或威脅國王、女王、王位繼承人或攝政者之人，將被處以3至15年監禁」，1976年將刑罰提高到7-15年。

泰國法政大學學生上週末在皇家田廣場發起示威、鑲嵌「民主紀念圓盤」，並遞交請願書要求王室改革，這是2014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示威活動。不過警方表示，將以「冒犯君主罪」起訴主要的學生領袖，並對其餘參與者以違反公共集會法起訴。

曼谷郵報報導，4名學生領袖會被控以冒犯君主罪，另約有10名示威者會被控違反公共集會法。披亞表示，警方會對示威領袖和支持者採取最嚴厲的法律手段。國家警察總署副發言人表示，由於部分學生領袖違反保釋規定參與示威，警方考慮撤回保釋；此前有兩名學生領袖曾遭到逮捕，但保釋之後立刻返回示威現場。而針對學生提出的修憲訴求，泰國國會宣布將延後到11月才會進行表決。

{內文}
微笑國度泰國從7月以來掀起學運浪潮，9月19號更爆發了自2014年以來，最大型的抗議活動。

(帕努莎雅/示威運動領袖)
今日證明了人生而平等，我們流著相同的紅色血液，沒有人的血是藍色的

數千名示威者在皇家田廣場留守到翌日上午，他們將一塊紀念1932年君主專制結束的牌匾，鑲在了皇家田廣場的地上，上頭刻著"國家屬於人民，而非屬於君主"，並遞交請願書要求王室改革。

不過牌匾被鑲入不到24小時就遭到移除，泰國三大部門更聯合控告示威者，入侵皇家田廣場跟破壞歷史古蹟，要求將他們依法起訴。

(帕努莎雅/示威運動領袖)
我們並不是要求結束君主制，我們希望以良意進行改革，確保君主制體察民意地凌駕於人民之上，且是在民主規範的框架之內

這場反政府示威，由一開始的總理下台，升級為挑戰王室，8月3日，一名人權律師（Arnon Nampa），穿上了哈利波特的衣服，暗批王室在泰國如同佛地魔是「不能說的禁語」，《紐約時報》把泰國軍方比做哈利波特電影裡的食死人，稱泰國的學生正與食死人對抗，要求軍方與其黨羽滾出政壇。

(德國之聲新聞片段)
示威者甚至越來越多的觸及在泰國更加敏感的話題，檢討泰國皇室的角色

泰國學生聯盟提出改革王室訴求，包括修改嚴苛的侮辱王室罪，此法律保障泰王瓦吉拉隆功，這也是全球最嚴厲的法律，侮辱王室罪規定任何人若汙辱王室，將面臨最高15年監禁，兩名示威人士在8月7日遭到逮捕，不過稍後獲釋，他們就是公開挑戰了王室禁忌。

(Janjira Sombatpoonsiri/泰國法政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提及王室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可以說是開放泰國政治史上新的一頁，這是史上頭一遭，有示威者敢講出那個「絕不能提的議題」，我認為，或許現在到了泰國人民，開始思考王室議題的時候了

就在帕努莎雅這群學生聲嘶力竭，要求泰國王室改革的同時，德國媒體卻捕捉到了泰王瓦吉拉隆功，親自到機場迎接一度被他廢妃的詩妮娜，35歲的詩妮娜此前因企圖篡位，以及跟隨扈有不正當關係遭到廢妃入獄，根據報導，她一出獄就搭乘專機前往德國，陪伴從2月就在當地"防疫"的泰王，與此同時，長期關注泰國皇室的英國記者馬歇爾，也曝光了一張泰王2016年5月到9月底的帳單，裡頭包括住宿 餐飲 交通等明細，總金額約台幣3237萬，馬歇爾說這意味著泰王每個月的開銷就超過了台幣647萬，而且全部都是由泰國百姓買單。

(Somyot Pruksakasemsuk/刑法112條前受刑人)
很明顯，今天這些人不再容忍（君主制）制度，他們希望看到改變，因此如果君主制改革的10項訴求得不到回應，可能會導致革命等更高的局面，這肯定會影響泰國君主制的存在

宋育是泰國雜誌《他信之聲》(The Voice of Taksin)的主編，2013年他因刊登了兩篇匿名諷刺獨裁者的故事，被指控是暗諷王室，而遭依刑法第112條遭判刑10年，該條文明定，詆毀皇室將面臨3至15年的刑期，泰國是全球現存「冒犯君主罪」，執行最為嚴格的國家之一，外界認為，自從軍政府2014年發動政變至今，該法條逐漸被擴大解釋，有報導說從2014年到2016年間，就有285人因刑法112條遭到調查，且抗告成功獲判無罪的比例也大幅下降，2016年更只有4%的人能「開脫」，泰國警方已經表示將以「冒犯君主罪」，起訴這次示威運動中4名主要學生領袖，並對其餘參與者以違反公共集會法起訴。

24號對示威者來說又是挫敗的一天，泰國國會決定將修憲提議延後到11月，並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研究修訂細節，這項消息觸怒了場外抗議群眾，因為他們的請願內容之一，就是要求總理巴育下台。

(SALITA KLANREANGSAENG/示威民眾)
他們聲稱我們是民主國家，但每個人都知道在過去六年裡，這個國家究竟處於什麼狀態，現在已經無法忍受了需要真正改變

德國之聲引述德國的泰國問題專家沙法爾的話說，泰國此次示威運動的組織者沒有歷史包袱，對國王和君主制沒有感情，學生因多年來快速擴大的不平等感覺窒息，因而對象徵不平等的君主制發動攻擊是順理成章，而到目前為止，示威活動都很平和，但仍不能排除過度反應和暴力鎮壓的可能，示威團體已經宣布，將在1973年學運紀念日10月14號舉行全國大罷工，促使政府回應他們的訴求。

含主持人陳文茜解說，請點閲[完整版］2020.09.26《文茜的世界周報-亞洲版》
https://youtu.be/uTdhzl4Uhis

【#小編選文_022】素樸正義感下膝反射的群情激憤、表淺又廉價的毒品刑事政策

近來施用毒品被告的殺人案件，引發無數「國民法官」出於素樸正義感而不假思索的膝反射網路留言，也引發大量作秀政客、名嘴的無的放矢。
事實上，該案牽涉很多複雜的法律理論以及事實認定問題，就算是研究刑事法的法律人，也需要充分的文獻資料以及比較一、二審判決、研究事實背景才能思考，許多刑事法的教授也只提出思考方向而沒有定論。而該案的一審（有罪）判決之前被司法院判決檢索系統自動設定成「不公開」，直到這兩天許多法律界朋友寫信向司法院反映，小編們昨天才看到判決。
所以那些在判決上網公告前就敲打鍵盤亂罵的鄉民是天眼通？要如何期待這些人成為「國民法官」後好好研究證據、卷宗內容理性判斷事實？

「國民法官」們也展現了無知下的膚淺面，看到有人吸毒就罵，甚至出現「吸毒就該死」的言論。
不只無知的鄉民，連教出許多大警官的龜山老母也搞不清楚「無罪判決」的意思，也好像不知道無罪判決根本沒有減刑問題，竟然發表驚為天人的立委水準言論：喝酒吸毒不得「減刑」。

大家有想過毒品問題的根源在哪嗎？
在這邊分享一篇今年2月探討重刑化毒品政策的舊文：

在長期以來慣於以腥羶題材操弄點閱率的某些媒體推波助瀾下，總是將毒品與富二代、紈褲子弟、藝人或名人等連結並「緋聞化」，操作出其富有、不學無術、遊手好閒的形象，激發民眾的厭惡感，卻忽視了，司法與醫療實務上大量毒品濫用者其實可能源自於社會底層，不同個案背後的生命歷程以及複雜的社會脈絡。

此外，也有論者以統計數字將施用毒品者與「犯罪傾向」連結，卻也忽略了，這些來自社會底層、毒品次文化圈子的社會因素。統計數字可以用數據說話，但卻無法處理更複雜與細膩的脈絡，例如施用毒品人口之所以另犯其他例如暴力、財產等犯罪，是否是因為交友因素、以及其他原因？

遺憾的是，在人民集體欠缺理智思辨的恐慌情緒下，從政者為了取得選票便操作民眾情緒，在刑事立法政策上拋棄專業、自相矛盾，並制定各種進退失據的查緝、重刑政策。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04月20日 (100蚊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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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疫情政治化，中美角力再升溫，歐洲取態備受關注。華府發動新一輪外交文宣攻勢孤立中國，甚至將疫情扯上應否使用華為5G網絡，希望拉攏歐洲。歐洲對中國崛起有戒心，疫情下中方積極支援抗疫，並未減少歐洲的懷疑，不排除危機過後雙方關係轉壞，可是法德等國亦無意跟隨特朗普「共舞」。上周七大工業國組織（G7）峰會，歐洲多國領袖均強調繼續支持世衛抗疫，法國總統馬克龍更公開質疑「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之說，與華府唱反調。疫情反映世界處於G-Zero（G0）時代 ，西方傳統政治精英一邊希望維護多邊主義、一邊延續西方主導國際秩序，對中美皆有保留，澳洲前總理陸文克甚至提倡建立「多邊七國」（M7），問題在於德法等國是否有此政治能量，填補G0下所出現的國際領導真空。

蘋果頭條
特區政府4.18對民主派大濫捕，政府聲稱警方是嚴格按照相關法例行事，但政治清算觸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全球多國政府官員、議員及法律界組織圍剿北京及港府，美國參眾兩院的民主及共和兩黨更聯成一線，兩院領袖齊轟拘捕行動，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高調譴責事件，批評把執法政治化不符普世價值；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也罕有開腔，批評大濫捕再次證明中共不可信；眾議院民主黨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更聯同其他議員，敦促總統特朗普盡快執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式啟動制裁。
港府及警方日前配合北京展開政治清算，上周六大舉拘控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公民黨執業大律師吳靄儀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15名民主派人士，事件引起國際震動，除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開腔，加拿大、澳洲以至意大利亦有政界人士聲援，直言對圍捕感震驚及憂慮。

東方正論
香港開埠百多年，由小漁村變身國際金融中心，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香港人胼手胝足的拚勁，當中工商業更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紡織業、製衣業、塑膠業的蓬勃發展讓經濟迅速起飛；到七十年代，電子、鐘錶和玩具業成為製造業主流；再到八十年代，發展動力由製造業漸漸轉移到金融服務專業，香港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為今日的繁榮奠下牢固基石。一班在工商金融和專業界別貢獻大半生的香港人，出心出力組建政黨，無非希望為香港做實事，更希望為黑暴後的香港尋找出路，重建民心。
這個政黨就是「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也是大家慣叫的「經民聯」。顧名思義，經民聯最看重的就是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兩者息息相關，是港人安身立命之本，沒有好的經濟，市民不可能有好的生活。最近香港飽受疫情蹂躪，市民一罩難求，有見及此，經民聯利用工商界的經驗和人脈，迅速在港開設口罩生產線，以合理價格解決「口罩難」的問題。百分百香港製造的口罩早前成功推出市面，廣獲好評，令這個一二年成立、一直較低調的政黨再次進入公眾視線。

星島社論
十五名泛民人士去年涉嫌組織和參與非法集結，警方經調查後，上周六展開拘捕行動，下月提堂。這次拘捕本來正常不過，根據法治基本原則，任何人涉嫌犯法，執法人員都可加以拘捕、檢控，由法庭作出裁決，不論是否泛民，都是一樣，不應有例外。然而，泛民及其外國支持者卻大聲疾呼指為政治打壓，就如其一貫策略，把合理的事情扭曲，以政治凌駕法律。今次拘捕行動正正可以撥亂反正，回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核心精神。
　　這批泛民人士被捕，究竟是否當局壓制個人自由？在政治上秋後算帳，打擊異己？泛民可以把自己描繪成正義鬥士，在頭上戴上耀目光環，但從法律的角度，拘捕他們是否合法合理，只看兩點：一是他們確實做過些甚麼，二是他們這樣做涉嫌觸犯那些法例；其他的美化以至神聖化，都不應在考慮之列。

經濟社評
One World，地球本來就是一家！新冠肺炎染疫人數穿越230萬之際，巨星Lady Gaga號召全球名人遙距聯袂演出，表揚醫護無私奉獻、呼籲民眾堅持留家，兼為捉襟見肘的世衞籌來逾1.27億美元。群星今次攜手義唱，尤為凸顯了美國總統特朗普頻頻對外開火的偓促行徑。傳染病無分國界、種族，惟有人人衷誠合作，始能盡快遏下疫病。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本港時間周日凌晨起環球串流和直播長達8小時，中外巨星如Lady Gaga、Elton John、內地琴手郎朗夫婦、本港張學友等皆以歌聲、音樂會眾，陳奕迅更以廣東話唱出《我甚麼都沒有》，寄語黑暗過後會有曙光。
巨星利用影響力演唱救災的傳統深遠，殿堂樂隊滾石於沙士過後就曾於多倫多、香港等地高歌，求振奮經濟和人心，但眼下他們已沒餘裕等到疫後才出手。當年，29個國家和地區共8,096人染病，其中774人喪命；眼下全球有至少14國，只計境內情況已遠超此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