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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的童話故事》—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之二

她成長於童話般的森林小鎮。

那裡距離柏林開車約一個半小時，有著湖、運河、古老建築、綿延翠綠的森林與遼闊無邊的天空。

所有童話故事必備的佈景，都在她的故鄉。人們以為成長於德東地區的人，必然是孤寂拘謹或者不安的；但梅克爾回憶她的森林莊園成長史，「沒有陰影」。

柏林圍牆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築起，當時梅克爾才七歲；但梅克爾並未感覺自己的世界被分割。

她總是坐在學校廁所的馬桶上，偷聽收音機報導西德內閣誰當選誰上台的消息；在森林莊的家中，她們一家收看西德的一切，自小梅克爾即對西德歷任總理的名字倒背如流。童話故事的故鄉，使這個女孩習慣「慢慢且安靜的生活」，並「與生命和平相處」。

梅克爾成為「主導歐洲」的女人之後，人們急著尋求她「領導魅力」的答案。

自二〇〇五年出任總理至今，她度過了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當經濟崩潰沖倒世界多數執政黨時，梅克爾在上屆選舉時仍繼續高票連任，毫無對手。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她看起來如此猶豫，如此盤算，一旦出手卻堅定立場，不因外界聲浪而動怒或動搖；她的人物圖像一向讓外界抓不住，說不準。

梅克爾和所有廿世紀我們熟悉的政治巨人如此不同，話語平淡，不以「勇者」自居，卻往往創造驚奇.... 她的政治有另一種想像，一種淡淡的香味，至今成謎。

她太不像傳統政治人物。

有的時候，我很想把丘吉爾從天上抓下來和梅克爾對話； 前者充滿熱情、勇氣、文采、智慧、滔滔不絕。丘吉爾留下了太多名言，而執政至今已經十六年的梅克爾，人們幾乎無法從她長達十六年的公開談話中摘錄一句，啟蒙人生。

二〇一四年，梅克爾代表歐洲巨人的角色在中國清華大學演講，學子們對她充滿期盼。一個德東出身的人物、物理學家，女性；跨越了層層圍牆，統治著世界文明的搖籃： 「歐洲」。 尤其那些穿著體面的歐洲貴族們，例如薩科奇、卡麥隆，無論衣著品味多麼「優雅」，在梅克爾媽媽有點肥胖臃腫的身軀前，都像一群毛毛躁躁的「足球男孩」。

清華大學的年輕人忍不住崇拜，等待著，等著她開口。結果除了德語發音的隔閡之外，她全無抑揚頓挫的口音，平淡的內容， 「可持續發展」「二〇一五議程」.... 提了二十多回，最終學子在梅媽媽平靜的演說中，一一沈入「搖籃曲」，一場「不可持續的昏迷」，半數學生半數時間睡著了。

或許在一個快速且庸俗的媒體年代，這樣的政治人物，才能生存。

你找不到一個標題，可以斷章取義她的話語。

她極少表態，語焉不詳；商業又醜陋的現代媒體文化，在她身上真榨不出太多好處。

於是研究梅克爾的書籍撰寫她的內容總是有若墜入迷宮，除了「猶豫、搖擺、小碎步」等形容詞之外，人們大概只能以討論她和普丁見面時「不喜歡他的狗」來吸引讀者的眼球。

翻閲梅克爾的成長過程，我注意到這個女孩自小「正向」的特質。即使在東德禁錮的年代，她也不覺得自己少了什麼。

是的，世界有一道圍牆擋住了前往柏林、巴黎、西方的路；但世界這麼大，另外半個地球已足夠一個森林莊長大的女孩探險。

當蘇聯控制德東，甚至派軍駐防她的故鄉時，梅克爾在這個蘇聯境外最大基地感受的不是「母親的心臟被入侵者插了一根刀柄」，她利用機會與穿著制服的駐防士兵練習俄語；而且感覺頗有「異國情調」。

梅克爾的俄語無懈可擊，這不只使她當上總理和普丁談話流暢無比（包括表達不喜歡普丁的狗），也使梅克爾獲得了「俄文最佳學生」的獎賞；小小年紀她被送到東德各地旅行，尤其「前進莫斯科」。

在莫斯科，她買了第一張披頭四的唱片；十年級左右，和朋友背著背包於中歐四處火車旅行。

才十五歲，她已去過布拉格、布達佩斯、保加利亞、以及黑海之濱巴圖米（Batumi）的海水浴場。即使對西方有所渴望，小梅克爾告訴自己：「倫敦大概和布達佩斯很相似吧！」

對於東德的威權控制，高中快畢業的梅克爾，有了第一次田園態度外的「放肆」，她找了一堆同學共同演一齣戲： 「莫三比克自由運動」，內容反抗外來葡萄牙佔領者（諷蘇聯），而且故意以「英文」高唱國際歌，接著朗誦詩句：人應該追求自己，「否則只是一條坐在圍牆（柏林圍牆）上的哈巴狗。」

她有技巧地「打著紅旗反紅旗」，但態度搞笑。這是小梅克爾政治上第一次的「表態」，方法：在政治敏感邊緣擦槍，但方式幽默。

她佯裝可愛，最終完成安全的叛逆任務。

閱讀梅克爾的一生仍然是有趣的，總可以在平凡中找到一點跳躍的煙火；好像在一望無盡的森林田園中，突然遇見了一匹色彩鮮豔的馬車。

例如她的本名叫Angela Kasner ；如今舉世聞名的Angela Merkel，梅克爾（Merkel）姓氏來自於她的第一次婚姻，丈夫烏里西·梅克爾（Ulieh Merkel）。

她很愛這個男人嗎？以致於第二次婚姻不改姓、一輩子也以「梅克爾」之名附身、名滿天下嗎？

事實答案是她第一次結婚時年僅廿三歲，烏里西是一位物理學家，倆人認識三年後結婚；結婚的理由非常務實，按照當地規定只有結婚才能分配住房。這一段婚姻四年後破裂，倆人形同陌路，Angela回憶她「幾乎在一夜之間，從倆人東柏林共有的房子搬出去」，留下震驚的烏里西。

這個看似「平穩」的女子，在處理個人婚姻事件時，可沒有許多人描述的「猶豫、搖擺、小碎步」。

她直接，她了當。而她離婚了卻不改姓，因為：許多資料需要重填，麻煩。

梅克爾這輩子最大的恩人是她的政治恩師柯爾，柯爾總理把她帶到了政治大位；但當柯爾後來陷入政治獻金醜聞時，向來「聽話」「安靜」「穩重」「小女孩」的梅克爾，居然向他發出了公開決裂信；並且以秘書長的身份從此一躍接任柯爾，當上基民黨黨主席。

這正是「梅氏」童話故事的特徵。

她看起來那麼乖巧，與俄羅斯士兵聊天，愉悅地學習俄語，遊歷莫斯科。但必要時，她會「咬人」。

她和東德許多開放的人有不同也相同，渴望西方價值，但很務實地多數時刻妥協於既有框架。

柏林圍牆倒塌前， 梅克爾惟一對西方的憧憬是：六十歲以後，盼到西方一遊；僅此而已。

但她的一生平凡中始終藏著特例，如一隻隱居於森林中的豹子，必要時跳起來捕捉獵物；平日則安於餵養，表現不強求，不掠奪。

而這正是她成功的方式。

這「平凡的例外」 ，使她的政治對手總是低估了她。

梅克爾把政治及人生看成如物理學般線性的過程，她常形容自己喜歡妥協勝於衝突，所以多數時刻沒有鮮明的個人色彩。

但總有例外，而且每次都是例外讓她得分。

例如處理敘利亞難民事件。

在此之前梅克爾的形象是不近人情的冷酷撙節女王；但當歐洲難民湧入時，她改變了過去德國二十世紀「屠殺者」的形象。德國正在崛起，過去的包袱從此卸下，她使用各種手段結盟，阻止德國種族主義另類選擇黨崛起，公開斥責他們無恥：然後，她留下一個新名片給廿一世紀的歐洲領導國：德國。

從此德國的代名詞是人道主義大國，在敘利亞危機時，德國共接納並安置了120萬難民。

這並非天真。

她深入思考德國國內穆斯林人口已佔4%，早有激進份子；於是她「例外」地放手一搏，決定開放近一百萬二十難民進入德國（佔約德國人口1%），他們可以合法接受教育，可以合法工作。

從此「梅克爾」及「德國」是人道主義的象徵，穆斯林的朋友，柏林總理辦公室中的梅克爾才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女神」。

她以物理線性的概念理解某些移民衝突仍會持續，但長期德國需要一個新的符號，一個溫暖的標籤；捨別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中侵略國的永久印記。

她更明白穆斯林激進主義形成的歷史背景，梅克爾相信遏阻激進極端主義的方法不是佔領、戰爭、或是空襲；而是在最關鍵時刻，對穆斯林表現出愛、同情與包容。

在國內，她聯合反對派，面對如此的困境。選後她慷慨地捐棄恩怨，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

當她決定放手一搏，她看的是長遠的歷史。未來的德國，過去的德國。

地方選舉一輸，她先辭去黨主席，再表態不再尋求連任，化解當下排山倒百的壓力。

當她再次站到平凡的對面，「例外」那一邊.... 責罵她的聲音慢慢小了。

六年之後，難民不是危機，他們融入德國社會，提供人口紅利，補足工廠、服務業、基層勞動力不足。

她不戀棧權位，16年的總理生涯，她知道何時該總結？用什麼方法總結！

因此當2015年敍利亞難民危機導致德國民意分裂時，她不擔心政治後座力，她知道一旦勇於捨去權力，她會有足夠的線型時間與空間，證明接納廣大敘利亞等地難民，對德國是一件好事 。

六年過去了，梅克爾把歐洲及西方已疲倦但應接不暇的反恐、反穆斯林，改成正向的童話故事；最終不只讓德國在國際形象中得到「了不起」的掌聲，並為德國高齡社會注入新勞動力，尤其與穆斯林關係達到一種可能的和解平衡。

而大西洋另一端，美國正在棄守阿富汗。

於是，那隻看似平凡保守，卻偶爾例外勇敢、精明的豹子，田園中，再次躍起。

如今所有她曾創造的故事，已近尾聲⋯⋯留下六年前反對她、逼她下台的人開始恐懼：沒有梅克爾的德國，會是什麼？

梅克爾教了我一件事：或許成功的民主政治就該多一點點無聊。因為那代表細膩、耐心、妥協、寛容與堅持併存：沒有也不該有簡簡單單的吶喊口號。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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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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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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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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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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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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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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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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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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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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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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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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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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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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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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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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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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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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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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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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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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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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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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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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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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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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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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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神父的鹽
　
首先，請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移駕到此，檢舉留言中的仇恨言論：
　
https://www.facebook.com/wanyu.claire/posts/213888506745369
　
神父還是頭一次看到如此無知又充滿惡意的文字．
　
撰寫的人大概以為，每一種文字只是純粹的線條，排列的字詞就像化學符號，我不用考慮它的原意，和他人內心的感知，我亦不用管常識，只要隨心所欲排列成我想要的樣子，然後就能把毒藥排列成點心的結構式，丟到別人面前，逼迫他人吞下去，享受他精心準備的美食．
　
只能用不學無術，來形容這樣的文字．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一本短篇小說，它的全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 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書裡有九個章節，每一個章節都以一個「家」來形容，例如，「第９個家：高材生的獨白」，述說的是一個一路承受母親高壓教育的孩子，他的母親先要求他數學，然後是英文，一切都只為了滿足他的需求，「我需要成績很好的孩子．」，有次當他對母親說他國文進步了些，卻獲得冷淡的回應，「國文是一點也不重要的科目啊，不是嗎？」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說的，正是這種台灣升學教育體制下，所產生各種扭曲的「教養」，書中有句名言，「小孩不是滿足家長欲望、想像的容器，或者是載體．也不是黏土，任由家長恣意妄為地往自己喜愛的方向捏來揉去．」
　
孩子必須將父母不當的期待解讀成「好意」，即使那是一種明確的惡意，卻因著關係被強迫必須往好的方面想，一切都建構在「我是為你好」．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所以不適用小燈泡的情境，因為她遇害時，只有４歲，她連到升學以及受教的那一步，都無法，這樣子胡扯的結果，就是在被害者被害之後，栽贓被害者的母親壓迫她的孩子．　
　
將明確的惡意，硬要他人以好意來解讀，壓迫了他人，還要說「我是為你好」，這不只會發生在父母和孩子身上，也會發生在毫不相關的陌生人之間．
　
例如有些人就喜歡將他人的孩子，當作黏土般往自己喜愛的方向捏來揉去，不允許孩子的媽媽稱自己為孩子的媽，只要一稱呼，就是在消費．
　
他們這麼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接著，開始支配她孩子的名字，改成不相干的玩意兒，抹上顏色，用以攻擊她的媽媽的政治立場．
　
事實上，他們語意理解顯然有嚴重的障礙，他們幹的事，叫做「你孩子的名字不是你孩子的名字」，他們禁止她稱呼她的孩子，禁止她叫自己孩子的媽，因為「我們會忍不住想攻擊」，「只要你一天使用那個名字，我們就會攻擊你的身分，我們會罵出沒人性的話」．
　
所以，你最好用我揉捏上色的名字，我攻擊你的蔑稱，取代你孩子的名字，這更合乎你的本質，你只要讓我攻擊，讓大家都這樣攻擊妳，就可以免除妳的孩子死後不斷地被攻擊這件事．
　
這看起來很像是一群恐怖份子的商談大會，但事實上，他們用的蔑稱，依舊是竄改他人孩子的名字而成，而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而他們已經正在攻擊一個母親的身分了，他們的行為本身已經失去人性，拿著正在做的犯罪行為，脅迫他們可以停止自己的犯罪，我想，這麼像是傻蛋的勒贖行為，連ｉｓｉｓ也會驚奇不已．
　
更重要的是，他連承認犯罪的勇氣也沒有，這不叫反政治正確，這叫做懦夫的行為，這群人一開始的意圖，就是藉由攻擊孩子的名字，然後去攻擊母親，把孩子的名字替換掉了，說只是在攻擊母親，喔，不，這還不是攻擊，還有一點為他人著想的成分，當許多人開始接受他們的蔑稱，就等於潛在提醒自己，「轉移到『時力是小綠』的政客嘴臉，而不是『消費小燈泡』的慘劇．」
　
可見，他們完全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在消費．　
　
他發明了這個蔑稱，在一群人攻擊了一個孩子和母親之後，跟著一起攻擊，再說他寧可罵她這個蔑稱，彷彿這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比起稱呼她為正常的「小燈泡媽媽」．
　
這好比罵人是笨蛋，比稱呼人正常的名字還好，這番顛三倒四的邏輯，像極了沒有讀過書的流氓．
　
而「燈」和「媽媽」一詞，已經露了餡，「某某人的媽媽」，是再尋常不過的代稱，如「小丸子媽媽」，硬要在「媽媽」前頭加諸不存在的蔑稱，是要汙衊「媽媽」本身，還是要汙衊那位媽媽代指的親人家屬？喔，這個媽媽我要沿用，是依照本人指涉的意思，這個燈的意思我不沿用，要依照我所指涉的意思，既然和孩子無關，又為何特意提起她媽媽的稱謂？
　
一群人用同樣指涉性的字，去攻擊一個人，「燈泡滅了，媽媽亮了．」、「砍掉小燈泡，照亮冥燼擋」，而轉而用更下流的塗抹特定顏色的字眼，再去攻擊一次，這不會讓人聯想到他們先前的犯行？這一群兇手會完全屏除自己聯想的指涉對象？
　
這顯然違反常識．　
　
那還不如說，「燈泡滅了不是那個燈泡」、「我說的小燈泡只是普通的燈泡」．
　
這不僅不會轉移到所謂「時力是小綠」，反而會造成這一群人持續消費小燈泡，企圖用被害者的死使其親屬恐懼禁聲，還要加諸色彩，連帶到一個四歲女童，在原有的傷害上，再加上傷害而已．
　
「如果大家被所謂的政治正確束縛，不敢去碰小燈泡和小綠燈．」
　
自己就潛在提醒自己，兩者是一樣的，怎麼會達到「置換為另一個標籤」的效果？原本就不是魅了，何需要「對原本的圖騰除魅」？在良善的孩子身上，加諸自身的鬼魅，掩不住心中幢幢鬼影，傷害無辜善良的人，把逝去的孩子硬要說有鬼魅，說要除去她，只能說，是一種惡質的迷信．
　
「勾起情緒又淺移默化的方式」就是攻擊完小燈泡媽媽，再造起另一個名字，去攻擊母親和孩子，犯完罪後，再犯更嚴重的罪，並不會說，犯了兩項罪，罪就不是罪了，傷害了一次，再傷害第二次，就等於沒有傷害．
　
這只會是「無法原諒的罪」，以及，「毫無下限的傷害」．　
　
人們攻擊小燈泡，進而去攻擊她的媽媽，攻擊的行為和鞭撻死者的言論，和稱謂沒有關聯，就算換了稱謂，他們的攻擊行為還是會存在，扭曲他的稱謂，亦是一種攻擊，攻擊的行為並不會減少，反而變得更加惡劣，稱謂應是中性的存在，並沒有改變的必要，反倒是企圖用來罵人貶低的蔑稱，取代正常的暱稱，才是極度的不正常．
　
如果連好好稱呼一個人，都做不到，不當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企圖消除她自主的意識，佔據她孩子的詮釋權，當成自己的，又怎麼去尊重孩子的獨立個體？活著的人你都不尊重，怎麼說自己無比在乎死去的人？
　
種種邏輯弔詭，彷彿沒有受過教育似的．
　
傷害了人，硬要說「我是為你好」，把自己不理性的攻擊合理化，並鼓動其他人跟著一起這麼做，這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所描述的，人性惡劣的本質，這種現象，親子之間尚有關係聯繫，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怎麼會理解用這種惡質的方式去對付他人是更加合理的？
　
她與你有什麼仇恨？你又和她有什麼關係？你有什麼資格去竄改她人的名字？她人孩子的名字？有什麼資格去跟一個逝去孩子的母親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母親孩子不是母親的，難道是你的嗎？締結不存在的關係，侵奪他人親人的位置，然後不停止歇的攻擊這兩者，並合理化之，是誰給你這種權柄，去消除死者的存在，說「如果你沒有小燈泡，那你是誰？」，去質疑他人為何存在？是誰允許你去拷問別人的靈魂？
　
你又是誰？你是什麼東西？
　
一群人像是變態一樣，瘋狂檢查被害者家屬的臉書、衣服，是否存在被害者的名字，若有，就圈起來，展示給每個人看，彷彿是一種罪，將母與女自然的連結，說成是不自然的，強迫她們分離，就算那孩子已死去，那母親已經失去，他們把那孩子的名字當成魅影，孩子的母親當作是魔女的刺青．
　
他們要撕開她們，彷彿撕開她的皮膚一樣．
　
他們宣稱，她的外在形象已經貼滿了這種標籤，就好像說人身上不允許有皮膚一樣；她只要講起自己和孩子的名字，就是刻意，她不說，仍然表示她非常在意自己的圖騰．　
　
他們像是獵女巫一樣，瘋狂地尋找自己的妄想，消除一個孩子和她的母親的存在，將妄想填充上去，成為合理化自己犯行的法律．
　
若那名字有什麼魔法，想必也是捏起你那剩餘不多的良知，輕輕的在你耳畔說著，
　
小燈泡就在那裏，她是存在著，小燈泡媽媽也是，他們和你一樣都是人，你們看著阿．
　
小燈泡媽的本質，當然不只有小燈泡，她還有她自己獨立的人格；小燈泡亦不是「沒有」，她有，她曾活在這世上，她死後的名字更令人懷念，和她媽媽一起成為推進兒童人權的一股力量．
　
再成為一個媽媽之前，她先是一個人，把她簡化成只是一個「媽媽」，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消除她的人格，這是對一個人的尊嚴和基本價值徹底的否定．
　
彷彿女人存在只是為了生育養育，一個女人成為了媽媽以後，除了她的孩子以外，她什麼也不是，更可鄙的是，還用莫須有的質問，企圖斷絕世上母與子的連結，強制他們分離，說出這種話來，還敢談什麼進步價值？
　
「孩子會按照自己的方式長大，除非你用強權毀掉他．」
　
若社會賦予父母的權利，造成孩子的不對等，但社會絕對沒有容許不相干的人，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去僭越別人的父母，去支配別人的孩子，應該叫什麼，父母應該聽我的命令，被控制該怎麼做，這是更加地不對等，不如說，存在這種想法根本是匪夷所思．
　
小燈泡遭遇了不幸，失去了長大的機會，而今，有一群弱小的侏儒，宣稱自己有強權，再毀掉她第二次，令她沒有在任何人的思維中，存在的印象，吃掉她的名字．
　
「你好，我是黃士修的媽媽．」
　
「如果沒有黃士修，你是誰？」
　
開了門，一個人突然指責她起來．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不被允許自稱為黃士修的媽媽，其他人也不能稱呼你為黃士修的媽媽．」
　
「你要改叫做藍土條媽媽」
　
「為什麼？」
　
她感到疑惑．　
　
「因為黃士修被殺害了．」
　
「有一群人討厭你提黃士修媽媽，因為他們討厭看見被害者的名字，還有任何被害者家屬與他相關的稱呼，他們會因此攻擊你是黃士修媽媽的身分，說出各種毫無人性的話，為了使你不再消費自己的孩子，將由我們來消費．」
　
「你就叫藍土條媽媽，這合乎你的本質，社會賦予父母的權力太大了，所以我們擁有大過於父母的權力．」
　
「這樣對於妳、妳的孩子、喜歡妳的人、討厭妳的人，都能回歸合理的脈絡．至於妳本人怎麼想，那一點也不重要，我的想法比你和任何人都來的重要，藍土條媽媽．」
　
這就是這群人，對小燈泡媽媽做的事情，而他們不覺得有什麼錯誤．
　
他們犯了錯誤，把它說成是正確的，並犯下更嚴重的錯誤，鼓吹其他人也一起這麼做，合理化錯誤，以免除自己的罪惡感，讓錯誤在這個世間氾濫，以傷害更多的人．
　
這叫不會後悔的犯罪者．
　
「不會後悔的犯罪者，基本上顯示了性格的敗壞．」
　
亞里斯多德說．
　
這一針戳下去，恐怕不是引起劇烈的神經反應，而是刺向自己的前額葉皮質，使腹內側皮質和眼眶皮質麻痺，喪失了對倫理的辨識，對道德感退化到一無所知．
　
換句話說，就是喪失了人性，正是因為喪失了，所以也無從判斷人性是什麼，自己有沒有，就像一個色盲一樣，所有的物體都是同一種顏色，但顏色是什麼概念？他們無從得知，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恨的綠色．他們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反而以為，自己掌握了人性，他們興奮的，群聚在一起分享這種戰慄，因危險而感到發抖，卻解讀成戰士作戰前必然會尿溼了褲子．
　
我們可以探討的是，在升學掛帥的教育制度之中，學歷大於一切，剩下都是多餘，缺乏情感教育和潛在教育的體制之中，誕下多少畸形而扭曲的怪獸，而他們如今都聚在一起了．　
　
而國民黨，居然任用這樣的人來進行青年改革，這種改革方向，恐怕養成的，是一群反社會人格和自戀人格集結而成的社會犯罪預備軍．
　
更凸顯了中國國民黨擔任社會福利與環境委員會召委的荒謬．
　
自詡公共知識份子的人們，應該一同抵制這侏儒的惡意，這樣的惡意，套句台語說的，
　
沒知識，兼沒衛生，ｂｒｏｔｈｅ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