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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聲廣播電台「fb新鮮事」節目
李基銘主持人
　　
本集主題：「小的與大人」介紹
　　　　　　　
訪問作者： 蔡蕙頻
　　　　
內容簡介：
〈總督到警察 日本時代的警察制度〉
　　日治時代的臺灣警察，是臺灣總督府實行統治的要角，負責管理臺灣民眾的生活事務，常有濫用權力、素質不佳的現象，招致許多批評。但他們的存在卻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有著相當大的穩定作用。
　　　　
〈大人到咱家 警察與戶政〉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為了了解當時的臺灣，透過各種調查蒐集相關資料。根據法令，警察得以隨時到各家進行戶口資料的確認，將臺灣人的身體特質與身家狀況都納入國家體制與警察大人的管理之下。
　　　　
〈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 警察與政治〉
　　日治時期，警察負責維持臺灣社會治安的重要角色，臺灣人從事的政治行動，也是受關注的事項。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1920年代臺灣社會中的警民對抗，是當時「小的與大人」關係中最重要的篇章。

〈一桿稱仔到走やみ 警察與經濟〉
　　為了維持日治時期殖民地經濟發展，警察大人深度介入了臺灣的經濟生活。從賴和的《一桿秤仔》中看到警察對度量衡制度的管理；到戰爭時期，統制體制的實行，可以看到警察大人無處不在的身影。
　　
〈檢疫、注射到圍草繩 警察與公衛〉
　　日治時代，在總督府的規劃下，當時的警察大人還掌管了公共衛生以及檢疫工作，並配合各種名冊管理，紀錄臺灣人的公衛生活，再加上各種衛生教育的推廣，培養出「識字兼衛生」的文明臺灣人。
　　
〈「左側通行」 日本時代的交通警察〉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形成現代化的生活習慣，日治時代的警察大人又多了管理交通的任務。1920年代，各種交通規範亟待建立，第一要務是厲行人車「左側通行」，在各種資料上可以看到許多宣傳，也能看到警察執行工作的狀況。
　　
〈帝國山林的前哨 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
　　為了開發臺灣的山區資源和原住民治理，日本政府在一般警察之外設置了「蕃地警察」。他們的初期任務包括「防蕃」、武裝討伐迫使使原住民歸順以建立管理制度，後來則以輔導產業、教育、集團移住為主，是帝國統治臺灣山林的最前線。
　　
〈經濟、防空與流言蜚語的取締 戰時體制下的警察〉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擴大了軍事動員的規模，臺灣社會也被拉進戰爭體系中。臺灣警察的工作則擴大到統制經濟的宣傳、物資徵用、防空動員，以及言論思想的控制，將臺灣打造成「戰爭動員，人人有責」的社會。
　　
〈東石富安宮 日警變成台灣神〉
　　日治時代，警察與臺灣人民的關係密切，儘管有許多讓人恐懼的印象，但也不乏愛護民眾的佳話。任職東石派出所的日警森川清治郎在職期間留下許多佳話，身亡之後又有顯靈庇佑當地的傳說，因而入祀富安宮，就是很好的例證。　
　　　　　
作者簡介：策畫／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稿者簡介：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環境史、臺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沈佳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公衛史。著有《臺灣日日新：阿祖ㄟ身體清潔五十年》、《牌2原來一家親：日本品牌家族企業史》等書。
　　
陳慧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臺灣史、臺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書。

游智勝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海運史、臺灣海洋史。
　　　　
蔡昇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協同研究員，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通識中心及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等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領域為臺灣海洋史、海洋文化史、臺灣漁業史。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生活史，並著有相關著作。　　
　　
　　
出版社粉絲頁： 玉山社出版公司

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知史百家

安煥然

拜里米蘇剌建立滿剌加，碰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個機遇，就是中國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的即位，以及隨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的鄭和盛事。

經過一場殘酷血腥，叔侄間皇位爭奪的靖難之役，建文（明惠帝）短命政權被推翻，1403年朱棣即位，是為史上之明成祖。或許是基於他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向來仰慕唐太宗李世民（這位聖君也是在玄武門之變中篡位）的明成祖，為了洗刷「篡奪」的壞名聲，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藉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來鞏固內政權位，一反其父親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中期對外的消極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中華朝貢體制在永樂一朝，推至空前的高峰。

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屢次大遣使節出國招諭海外，友好親善訪問諸國。尤其是鄭和下西洋，其陣容每次動輒二萬餘名兵員，揚帆駕駛大小海船數百艘，航行區域之廣，詔諭海外國家之多，經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把中華朝貢圈擴大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東非之地。

與此同時，明成祖派遣使節團出使日本、琉球和蘇祿（今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東洋」區域的聯繫。

為了重新調整明朝與海外諸國之間的關係，明成祖一即位，就爽然表示其對外的態度。他一方面復置市舶司，專門處理貢舶事務，並將附帶性的朝貢貿易的限制，自動放寬到令朝貢使團驚喜的地步。明成祖認為，凡是海外諸國誠敬來朝，「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蕃人」之貢舶貿易，若有不知避忌而違憲犯法者，明成祖亦訓令「皆寬宥之」，以示懷柔遠人。

明成祖也積極招撫那些流寓海外的華人商販集團。但對不肯馴服的，亦毫不縱容。鄭和下西洋生擒舊港頭目陳祖義，即是一例。浩浩蕩蕩的鄭和巡洋艦隊，對肅清馬六甲海道，確保中華朝貢圈貢道之安全與順暢，扮演要角。

鄭和下西洋的效應，促使海外諸國紛紛來中國朝貢。僅在永樂二十一年（1433）九月，一次就有西洋、古里等16個亞非國家的朝貢使團到來中國。鄭和下西洋期間（1403--1433），海外有4國的11位國王曾親自率團前來中國朝貢。

明成祖相當關注海外事務，甚至積極調停其海外藩屬的國際爭端。無論是在朝貢圈的地域和數目，永樂一朝，實達有明一代之頂峰。中國皇帝像這樣子的關注海外事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也是絕後的。王賡武論說，明成祖是中國第一位對海外地區付出極大關注和爭取主動的皇帝，同時他也是最後一位這樣的皇帝。

15世紀初，明帝國在亞非海域建立之海上權威和聲望，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維繫與規範之制定，往往取決於明廷自己的假設上。以明帝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原則上源於中華思想「優越性的神話」理念，及其「王道天下觀」。《明實錄》涉外朝貢事務和各項詔令官方文書，經常見到禮治德化的華麗之詞充塞其間，並以此來為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天下共主地位，進行合理化的矯飾。但「王道」、「懷德」畢竟只是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理想模式，它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即「威」）來做後盾。此「威」不是指侵略性的暴力，而是一種示威性和威嚇性的作用。「德」與「威」實是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兩大基礎。

明初帝國堅強的國力，雄厚的經濟基礎，強盛的海軍，對海外諸國而言，起著一定的威攝作用。鄭和七下西洋，其陣容之壯，多少是帶有點示威性質的。

但是，對那些表示誠信的藩屬，明帝國皆以撫綏，懷柔以示遠人。海外諸國只要誠敬來朝，「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尊崇明朝為宗主，建立一種鬆散的宗主與藩屬，上下不對等的關係，就符合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基本原則。

這種宗藩關係的建立，有一些必須恪守的權益與義務。為了維護明朝宗主國的地位，明帝國要求其德威所及的朝貢藩屬國之間，應講求睦鄰之道，各守本分。因而，對某些藩屬國來說，如果誠信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尊奉大明天朝為宗主國，倒是為自身提供了一條可以尋求政治庇護，借以爭取國際制衡的新管道。明廷有義務維繫中華朝貢圈的和平秩序和安寧，但一般上不直接干涉藩屬國的內政，致使海外藩屬在行進中華帝國朝貢圈時，對明朝「事大」的回應上，藩屬國本身的發展仍能保有相當的自主性。這是與後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殖民侵略行舉，是完全不同之事。

總括言之，明成祖積極推動海外政略，鄭和下西洋的績效，達至空前鼎盛的中華朝貢體系所促成的國際情勢，致使海外諸國與中國的交涉往來，有了相當的變化。有別於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形態，亦不同於近代的國際外交形式。海外諸國進入，或被卷入成為明代中華朝貢圈之一員，如何從自利的屬性，在朝貢體制內各層面所呈現的結構性關係和互動中掌握機遇，尋找出自己的定位及獲得最大利益，成為各個藩屬成員國所努力的事務。滿剌加在此種特殊情勢下，與明朝建交，是項千載難逢的機遇。其回應與互動，造就了一段600年前「馬中關係」的絕配良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本集主題：「小的與大人」介紹
　　　　　　　
訪問作者：蔡蕙頻
　　　　
內容簡介：
〈總督到警察 日本時代的警察制度〉
　　日治時代的臺灣警察，是臺灣總督府實行統治的要角，負責管理臺灣民眾的生活事務，常有濫用權力、素質不佳的現象，招致許多批評。但他們的存在卻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有著相當大的穩定作用。
　　　　
〈大人到咱家 警察與戶政〉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為了了解當時的臺灣，透過各種調查蒐集相關資料。根據法令，警察得以隨時到各家進行戶口資料的確認，將臺灣人的身體特質與身家狀況都納入國家體制與警察大人的管理之下。
　　　　
〈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 警察與政治〉
　　日治時期，警察負責維持臺灣社會治安的重要角色，臺灣人從事的政治行動，也是受關注的事項。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1920年代臺灣社會中的警民對抗，是當時「小的與大人」關係中最重要的篇章。

〈一桿稱仔到走やみ 警察與經濟〉
　　為了維持日治時期殖民地經濟發展，警察大人深度介入了臺灣的經濟生活。從賴和的《一桿秤仔》中看到警察對度量衡制度的管理；到戰爭時期，統制體制的實行，可以看到警察大人無處不在的身影。
　　
〈檢疫、注射到圍草繩 警察與公衛〉
　　日治時代，在總督府的規劃下，當時的警察大人還掌管了公共衛生以及檢疫工作，並配合各種名冊管理，紀錄臺灣人的公衛生活，再加上各種衛生教育的推廣，培養出「識字兼衛生」的文明臺灣人。
　　
〈「左側通行」 日本時代的交通警察〉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形成現代化的生活習慣，日治時代的警察大人又多了管理交通的任務。1920年代，各種交通規範亟待建立，第一要務是厲行人車「左側通行」，在各種資料上可以看到許多宣傳，也能看到警察執行工作的狀況。
　　
〈帝國山林的前哨 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
　　為了開發臺灣的山區資源和原住民治理，日本政府在一般警察之外設置了「蕃地警察」。他們的初期任務包括「防蕃」、武裝討伐迫使使原住民歸順以建立管理制度，後來則以輔導產業、教育、集團移住為主，是帝國統治臺灣山林的最前線。
　　
〈經濟、防空與流言蜚語的取締 戰時體制下的警察〉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擴大了軍事動員的規模，臺灣社會也被拉進戰爭體系中。臺灣警察的工作則擴大到統制經濟的宣傳、物資徵用、防空動員，以及言論思想的控制，將臺灣打造成「戰爭動員，人人有責」的社會。
　　
〈東石富安宮 日警變成台灣神〉
　　日治時代，警察與臺灣人民的關係密切，儘管有許多讓人恐懼的印象，但也不乏愛護民眾的佳話。任職東石派出所的日警森川清治郎在職期間留下許多佳話，身亡之後又有顯靈庇佑當地的傳說，因而入祀富安宮，就是很好的例證。　
　　　　　
作者簡介：策畫／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稿者簡介：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環境史、臺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沈佳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公衛史。著有《臺灣日日新：阿祖ㄟ身體清潔五十年》、《牌2原來一家親：日本品牌家族企業史》等書。
　　
陳慧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臺灣史、臺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書。

游智勝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海運史、臺灣海洋史。
　　　　
蔡昇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協同研究員，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通識中心及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等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領域為臺灣海洋史、海洋文化史、臺灣漁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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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生活史，並著有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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