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桃園 糖尿病 共照網 考試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今日疫情重點【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14日！今新增281例本土案例、校正回歸261例、6例死亡；雙北醫療量能吃緊，各縣市動員700張病床協助重症患者；預計6月200萬劑、8月1,000萬劑疫苗可接種；中央訂定快篩處置流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25）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全國三級警戒將延長到6月14日。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目前看來各地陽性率仍高，還有隱藏病例沒被抓出來，社區的傳染仍在進行，決議延長三級警戒。
　
此外，今日新增283例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個案，其中281例是本土個案、2例境外移入、6例死亡，同時也有261例校正回歸確診個案。由於雙北醫療量能吃緊，指揮中心表示正強化醫療資源調度，預計雙北以外縣市將會提供700床病床，提供雙北病患使用。
　
今日台北市萬華、文山等地區都有員警染疫。指揮中心副指揮官、內政部次長陳宗彥表示，文山分局有2位員警確診，一位22日確診，目前在防疫旅館隔離，另一位則在今日確診。文山分局已啟動匡列、採檢自主健康管理，其餘員警先隔離。他表示，目前互相支援機制已啟動，也請全國22縣市警政機關即刻啟動分組勤務。
　
■遠距上課也延長到6月14日，高中以下畢業典禮停辦
　
陳時中今天宣布，原先全國三級警戒到5月28日，將延長到6月14日。他表示，衡量病例數、採檢速度，看起來各地陽性率仍高、還是有隱藏病例沒被發掘，導致社區仍不斷有人被感染的狀況，而近期的人流管制等措施也有效果，專家強烈建議社區管理不能放鬆，才決議延長三級警戒。
　
在全國三級警戒之下，陳時中說，還是要強烈要求盡到個人責任，戴口罩、社交距離、避免聚會，並且遵守室內5人、室外10人規定。企業營運同樣須根據指引、分流上班，而行政院的紓困方案也正積極準備中。
　
學生方面，全國各級學校、公私立幼兒園也同樣停止到校上課至6月14日。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這段期間所有兒童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也同樣停止。其中，家中若有12歲以下學童、身心障礙子女，家長可請「防疫照顧假」；高中以下學生的家長若無法在家照顧，或學生無法進行居家學習者，學校仍會安排人力讓學生到校學習、照顧跟用餐；也會加強關心弱勢學生的遠距上課情形。
　
潘文忠表示，近期高中以下學生有畢業考、期末考與補考，希望各校採多元方式進行評量；至於畢業典禮則必須停辦或採線上轉播；6月5日、6日的國中教育會考補考，有186名因先前疫情而無法考試的學生以及441名台商子女考生必須參加，會採取高規格防疫方式舉行考試，每間試場約2到3人應試。
　
■新增本土病例281例，校正回歸261例
　
陳時中表示，今天新增的281例本土病例中，男性佔144例、女性137例，年齡介於未滿5歲到90多歲，發病日介於2021年5月7日至5月24日。個案分布以新北市154例最多，其次為台北市49例、桃園市16例、台南市、彰化縣、基隆市各10例、台中市9例、屏東縣、新竹市各4例、高雄市、宜蘭縣各3例、台東縣、南投縣、苗栗縣各2例、新竹縣、雲林縣及花蓮縣各1例。（見今日最新疫情概況圖）
　
今日也有校正回歸261例，發病日介於5月2日至22日，以台北市155例最多、新北市89例、宜蘭縣、桃園市各5例、基隆市、彰化縣各3例、台中市1例。這些新增個案中，具萬華活動史者186例、台北茶藝館28例、獅子會相關2例、彰化水果盤商7例，其他已知感染源122例、關聯不明111例、疫調中86例。（見經校正回歸每天確診數圖）
　
■新增6例死亡，為60歲以上高齡者，張上淳：預期死亡個案會持續出現
　
今日新增6例死亡個案，短短3天已18人死亡。個案為：
　
●案1341，70多歲男性，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史；5月8日出現咳嗽、發燒、有痰、全身痠痛等症狀，11日就醫住院、15日確診，20日死亡。
●案2558，60多歲男性，具萬華活動史；5月15日發燒、咳嗽、喉嚨痛、肌肉痠痛，20日確診並住院，21日死亡。
●案2179，90多歲男性，有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史；5月14日出現發燒症狀，17日就醫住院，20日確診後死亡。
●案3031，60多歲男性，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史；5月15日出現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喉嚨痛等症狀，20日就醫住院，21日確診，23日死亡。
●案3242，60多歲女性，有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史；5月20日有肌肉痠痛、咳嗽、流鼻水、發燒症狀，22日確診到防疫旅館隔離，24日死亡。
●案4648，70多歲男性，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史；5月22日發燒、呼吸困難、肺炎，同日就醫住院，23日死亡，24日確診。
　
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分析，這一波確診者的平均年齡高，多數都有潛伏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許多個案常是好幾種混在一起。他表示，從4月15日開始至5月24日，共有3,850例本土個案，60歲以上的個案佔了38%，而整體的重症比例11%，比去年10%以下來得高許多，60歲以上甚至有20%的重症率。
　
「今天這6例死亡個案，都是進程快速、發病到醫院，肺炎很快就惡化的個案，確實重症比例比以前高，而且預期死亡個案也會持續出現。」張上淳說，原因除了可能與變種病毒株特性有關以外，中高年齡長者的潛在疾病也容易造成病情惡化。
　
由於此次中高齡者的病程快速，採檢時輕症若返家快速轉為重症，可能會造成來不及送醫。張上淳表示，近日專家小組不斷檢討病人安置的順序，而目前確診病人依照病況的不同，專家小組也有相關參考指標，包括高齡者、有潛伏疾病、較困難處理的病人，確診後希望送往醫院；其他沒有高風險因子的確診者，則送往加強版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
　
■雙北逐步擴充安置量能，其他縣市提供700張病床協助雙北
　
陳時中表示，目前中央的集中檢疫所一共收治1,162人，包含新北市757人、台北市373人，其中100多人是昨天收治的，與前幾天相比收治的速度變慢了，這代表地方自己的安置量能已經在提升。尤其台北市旅館較多、轉換較快，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預計開到2,200床。
　
新北市部分，前日指揮中心還在記者會提及，呼籲新北市建立加強版防疫旅館來安置確診病人。陳時中今表示，早上已經和新北市長侯友宜通過電話，今日將啟動加強版防疫旅館183間房，這週希望能擴展到1,000間，「整體來講，上週的安置量能不足，現在雙北不斷提升，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則說明，昨日已經努力增加防疫旅館房間數，目前有5間旅館投入，房間數預計可上升至1,062間。
　
醫療量能部分，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說，目前全國負壓隔離病床有1,021床，其中還有268床可用，雙北剩下28床；專責病房部分，已要求各醫院開設完畢，總計3,407床，其中409床在雙北，目前總共有2,202床可用。針對需要洗腎的確診病患，會特別安置在有洗腎室的專責醫院，台北市的專責醫院分別為和平醫院和三總松山分院；有其他科別需求的確診者，也會透過醫療網、其他專科醫院來支援治療。
　
羅一鈞表示，目前由災害應變中心執行長來協助全台各區指揮官進行每天的病床盤點，醫事司也會同步掌握，但不會公布各醫院的空床數，因為擔心民眾會去醫院要求病床。床位的安排會一律由執行長協助各區指揮官來調度使用。
　
由於雙北確診病患多，近日新北也有幾起確診民眾在家死亡，是否醫療量能出問題？陳時中坦言，醫療量能確實稍嫌不足，目前已積極在清病床。羅一鈞說，醫事司已經在5月23日發文，動員全台各醫院提供專責加護病房，支援雙北的重症醫療需求，希望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至少提供20床，其他醫院則至少10床，預計這週建置完畢後，將有700張病床協助雙北的重症病患。
　
■中央訂定快篩篩檢個案處置流程
　
昨日指揮中心表示正研議各縣市使用快篩的指引，指揮中心發言人、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今天先宣布快篩站篩檢後個案處置流程。他表示，目前主要採用抗原快篩，同時也做核酸PCR檢測，前者結果約半小時內出來。
　
若快篩陰性，就可以返家進行自我健康監測，等待PCR結果，萬一PCR不幸陽性，嚴重症狀者送醫院治療，無症狀、輕症者則繼續居家隔離。
　
若快篩陽性，沒有住院需求、居家環境可以一人一室者，則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並回家隔離等待PCR結果；若有治療需求，則由衛生單位開立醫院、集中檢疫所的隔離通知書再後送，等待PCR結果。若PCR結果為陽性，同樣以症狀判斷送醫或居家隔離；若陰性，則自主健康管理到採檢後第14天為止。
　
《報導者》在5月23日發表《科學防疫的缺口──快篩試劑未列入物資整備、社區感染演練也遭否決，為什麼？》（https://bit.ly/3fjUwhH）一文，內文提到，去年11月工研院即建議指揮中心模擬社區感染後佈建快篩站的演練，媒體詢問指揮中心當時未採納的理由為何？陳時中表示，醫療量能有限、平時還需應付基本醫療照顧，指揮中心對疫情狀況早有訂定戰略，但研判當時沒有啟動（快篩站演練）的必要。
　
■陳時中：6月疫苗將到貨200萬劑、8月預計1,000萬劑
　
陳時中今天也強調，預計2天後（5月27日）已到貨的41萬劑AZ疫苗將會開打，會讓風險高的醫護人員、輸送人員、警察、防疫旅館、集中檢疫所等工作人員等先接種。
　
陳時中說，下個月將會有200萬劑疫苗到貨，不過因為疫苗有期限問題，因此會採分批進貨，到8月預計可達到1,000萬劑（包含國產疫苗）。但他不願意透露廠牌，表示會有顧慮，同時也呼籲COVAX平台不應受其他因素而干擾進貨時程。
　
對於中央取得疫苗的時程，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表示台北市衛生局現存疫苗量已見底，「如果國際上有現貨真的要考慮。」他認為現在的疫情狀況並不樂觀，可能沒辦法拖到8月。
　
■ 每日通報社區採檢數及陽性數，中央地方共享資訊報表
　
副指揮官、內政部次長陳宗彥表示，為更準確評估全國疫情風險，自明（26）日起實施新的通報作業流程，各縣市政府須每日通報社區採檢量和陽性人數等資訊，且產製資訊報表和中央分享共用，以利指標監測。此外，為防止高風險地區採檢塞車，指揮中心請各縣市在熱區持續增加社區篩檢站，社區防治組也訂定篩檢站的作業流程，供地方政府參考以提升效率。
　
陳宗彥也說明，目前各地社區篩檢站情況不一，尚未有詳細的人力統計，篩檢站設置以「不動用醫療院所人力」為原則，醫師公會全聯會和耳鼻喉科醫學會等人力都願意協助，希望各縣市政府盡量以額外的人力來維持篩檢站運作。至於民間關心的企業自行快篩的可能性，陳宗彥認為快篩仍有偽陰性和偽陽性問題，企業若要執行，需要盤點可處理之人力以及快篩陽性後如何作業，詳細的規劃指揮中心都在研議。
　
此外，近日有幾起患者在家中死亡的案例，陳宗彥指出因雙北確診者數量較多，若衛生局人力不足，中央已同意可調派其他局處人員協助，加強關懷快篩陽性在家等候者及入住防疫旅館者，更確實掌握健康狀況。陳宗彥也說明，為因應病情突然惡化的可能，已建置集中檢疫所到專責醫院的「綠色通道」，請縣市消防局支援，若無症狀或輕症患者病情有變，撥打119，各地勤務指揮中心會直接後送專責醫院。
　
■ 雙北醫療量能緊繃，專責病房修正不限「一人一室」
　
先前專責病房以「一人一室」為原則，但雙北地區因確診數多，醫療量能持續吃緊，兩市首長也向指揮中心反應是否可放寬標準。陳宗彥表示，執行上若確有困難，由傳染病防治網的網區指揮官視病人住院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以及醫院收治量能和病房硬體條件作彈性調整。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昨日巡查台北市的醫學中心，醫院量能確實非常緊繃，「以前病人少一人一室，現在病人多沒辦法要求完美，只能先求有、再求好。」至於病患的隱私權，他形容現在是戰時狀態，必須以減少醫護人員負擔、提升效率為優先，消毒隔間布幔亦會增加工作量，暫時取消隔間。
　
目前台北市專責病床有534床，放鬆「一人一室」的要求可開出更多病床，柯文哲指出所有醫院已在整理中，明日可確認床數。新北市衛生局也表示病床正在第二階段清出，陸續可增至1,043床。但柯文哲提醒，專責病房設置必須加裝相關設備，需要一定調整時間，本週會是醫療量能最緊急的關鍵期，自本週末後應可逐漸穩定。
　
柯文哲也強調，無論是集中檢疫場所、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或醫療院所，能量都還有待擴充，每日大約仍有50多位快篩陽性和PCR檢測確診者無法入住防疫旅館。對於近日幾名高風險患者死亡的狀況，柯文哲認為應落實分級概念，「把各個病人擺到最適合的位置，配合心跳、體溫、血氧飽和度等生命指數監測，才能達到系統最佳化。」
　
■ 陳時中：雙北確診失聯數目太高；侯友宜：若持續高原期，建議中央考慮停班
　
今日新北市新增確診154例，總確診數來到1,926例，居家隔離中的人數達3,895人。新北市長侯友宜直言疫情沒有趨緩，還處在高原期，觀察自5月17日來各社區篩檢站的陽性率，板橋（4.48%）和中和（4.35%）仍是熱區，且額外新增永和及新店的部分區域，進行第三階段的熱點宣導和防堵。他表示疫情再觀察一段時間，若危機未解除，建議「中央在必要的時候停班，先做好準備」。
　
侯友宜指出，新北各大醫院目前收治患者人數共528人，其中有77人是重症，比例高達15%。避免加重醫療系統負擔，先要減少高風險族群染疫的機會，新北的住宿式照顧機構防疫升級，務必落實分艙分流，除必要性醫療需求外一律視訊看診，就醫人員返回要清消及隔離。
　
針對陳時中說「目前台北市、新北市分別有146、164名確診者失聯中」，數目太高，希望雙北儘速跟警政單位合作，聯繫上這些人並確實安置。新北市警察局長黃宗仁表示，新北市164名失聯者已在警察局專案小組下全數找回，今日又新增106名，也已找回53名，未來也會確保確診者足跡，避免出現防疫破口。
　
（文／陳潔、陳德倫；設計與資料整理／黃禹禛、戴淨妍、柯皓翔；攝影／陳曉威、楊子磊）
　
#延伸閱讀
【科學防疫的缺口──快篩試劑未列入物資整備、社區感染演練也遭否決，為什麼？】https://bit.ly/3fjUwhH
【斷鏈的防疫線──確診者家人、醫護接觸者自力救濟下的防疫滑坡效應】https://bit.ly/2RzUNDW
【從武漢到世界──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即時脈動】http://bit.ly/2HMR2T6

#報導者 #COVID19 #三級警戒 #確診 #本土案例 #校正回歸 #停課 #快篩 #PCR #防疫旅館 #疫苗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