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要來分享這個月入手的書籍,《沙丘》這六本一字排開真的氣勢十足,而且還有很多值得介紹的好書。另外,也偷偷預告一下,思考過後,這裡即將重新展開「每月推薦書單」的單元,不同於過去在月初公佈的一次一本,我將會精心挑選當月五本自己相當喜愛的作品,並稍做介紹,希望也能做為大家選購書籍時的參考之一。應該可以把每月固定有的這篇當作初選名單,月底的新單元當作第二階段決選名單之類(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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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早已介紹過的《#沙丘》六部曲,括《沙丘》、《沙丘:救世主》、《沙丘:沙丘之子》、《沙丘:神帝》、《沙丘:異端》與《沙丘:聖殿》等六本,取材自美國作家法蘭克赫伯特赫伯特擔任記者時研究海岸沙丘的資料,1965 到 1985 年間歷經六年醞釀構思、二十多次退稿才順利出版,是史上公認最偉大也最暢銷的科幻小說,赫伯特從沒沒無聞到異軍突起,克勤克儉堅持寫作,悉心建構出完整的沙丘宇宙,成為 20 世紀舉足輕重的重要作家之一。內容精彩地融合了科學事實、文學小說、環境保護主義與政治,走出和常見科幻小說頗為不同的新路,一舉獲得了雨果獎和第一屆星雲獎,為科幻小說界最宏大的一部史詩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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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的《#與希林攜手同行》則是一封無法寄出的情書,2007 年到 2018 年過世的十二年間,是枝與希林合作拍攝了六部電影、二部廣告、一集電視紀錄片,並在《SWITCH》雜誌進行六場「導演 VS. 演員」的深入訪談:以演戲為核心,輻射出相關的人事物,由希林半世紀的從影生涯,道出日本近五十年的影視文化、演藝生態、藝人功過及幕後祕辛。希林過世後,是枝無法停止思念這位母親,「能將希林談論演出的言論以書籍的形式保留下來,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於是,他以雜誌對談內容為基底,翻閱十多年來的行事曆和拍攝日誌,回想兩人的日常互動與希林在拍攝現場的一言一行,融入自己的閱讀思考,在她逝世週年前夕,完成《與希林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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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情人》的作者麥可翁達傑睽違七年的新作《#戰時燈火》也在本月問世,一部戰火下因祕密而青春破碎的哀歌,隱藏著一群神祕英雄的黑色寓言故事。1945 年,戰爭剛結束。十四歲少年納桑尼的父母卻在此刻離開英國遠赴海外,離開他們,將他和姊姊獨自留在倫敦,交給一個可能是罪犯,名為「飛蛾」的男人照顧。之後經常有一群古怪的陌生人到家裡來。每個人看上去都有祕密,似乎都與他們的母親有著某種關係。多年後,28 歲的納桑尼對於母親當年的不告而別還是耿耿於懷,於是他決心重新挖掘真相。主角拼湊著宛如當年燈火管制下的破碎記憶,拒絕成為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回憶成為最堅固的人生防禦,作者無疑是編織回憶的藝術家。文學寫出了事物的複雜性,翁達傑將複雜寫出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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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無法平靜的夜晚》則出自布克國際獎史上最年輕得主,2020 年英國布克國際獎公佈時,媒體一片嘩然,因為獲獎者瑪麗珂.盧卡絲.萊納菲爾德不但過去沒寫過小說,且年僅 28 歲,從世界各地 124 部入圍作品中脫穎而出,其中不乏知名作家,評審卻選擇了荷蘭新人萊納菲爾德初試啼聲的第一部小說。故事從一個十歲孩子的口吻,純真又大膽地描述一場失去親人後的成長故事。整個悲劇發生一個保守的基督教農家,主角賈絲為了擔心心愛的兔子被當作聖誕晚餐,默默祈禱哥哥代替兔子死去,不料哥哥真的在溜冰時遭遇不測,從此這個家庭成員越來越古怪,父親自殘、母親厭食、主角和另一個哥哥以及妹妹越來越讓人憂心。萊納菲爾德曾出版過談及死亡主題的詩集,用字新穎情感深刻,早就拿過詩歌獎,這部小說濃厚的個人色彩在出版後大受討論,並翻譯成多國語言,成為荷蘭第三個入圍布克國際獎的作家,且成功拿下大獎,成為該獎項史上最年輕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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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穿越手稿》的討論度也相當高,書中書、謎中謎、本書有如文字版桌遊,從書信到懸疑解謎到奇幻浪漫的類型翻轉,就來自於法國作家亞歷斯蘭德金。巴黎高級書籍裝幀師收到一份散發詭異謎樣氣息的散裝書稿,委託他照頁次順序裝訂,唯一條件:不准閱讀內容。客戶是愛書成癡的神祕男爵夫人,收藏珍本名書舉世罕見,尤其專精詩人波特萊爾的作品。沒多久,男爵夫人意外身亡,且沒有對書稿留下隻字片語。裝幀師忍不住和妻子輪流捧讀,發現整本書簡直難以言喻,乍看是三部獨立故事,但男爵夫人卻又留下另一套閱讀順序,再成另一個故事。這本書究竟是浪漫派惡德詩人波特萊爾的最終作品;還是巴黎淪陷前夕流亡作家班雅明遭遇的驚悚謀殺故事;抑或是,奇幻魔法海島上,一名追尋百年、永生不死的魔法師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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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小說《#來自星星的奇蹟》當時第一眼看到就覺得一定要讀,故事敘述一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鳥類學家喬,母親罹癌過世後,瘋狂投入工作,試圖忘記孤獨和痛苦。後來診斷出乳癌,與男友分手,這才發現大自然與鳥,彷彿是陪著她度過剩餘人生的緩刑。她前往一座偏僻小鎮繼續研究,一天,在後院遇見自稱來自西翠亞星球的高智商小女孩珥莎,星星女孩說自己必須來地球見證五個奇蹟,才能取得家鄉的博士學位。這段期間,兩人一同觀察靛藍彩鵐築巢,將螢火蟲散在黑夜裡形成星座圖案,喬發現珥莎所在之地彷彿充滿了魔法,而奇蹟也一個個降臨。但喬愈來愈困惑,為什麼遇見珥莎之後好事接連不斷?為什麼珥莎晚上總會消失?為什麼她在紙上畫了一座墳墓,上頭卻寫著「我愛妳,對不起」?這個看似不到十歲的高智商女孩身上,到底藏著什麼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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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特別介紹過的《#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是此排唯一一本傳記。瑪麗柯爾文為歐美家喻戶曉的偉大戰地記者,她曾隻身訪問利比亞狂人「瘋狗」格達費,也在以巴衝突的硝煙中與阿拉法特會面,還獲贈珍珠。她走訪戰地,無懼砲火,關注殘破世界裡珍貴的一絲人性。即使她在轟炸中瞎了左眼、左耳失聰,但仍止不住她凝視真實、報導真相的熱情,之後更以「獨眼」的女俠形象深深烙印在多數人的記憶當中。在世人眼中,她是勇者,是英雄,是戰爭的證人,是一位堅毅而反叛的女性;在這本傳記中,讀者更能看到,她也是有血有肉、時而脆弱、時而迷惘的個人。她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同的眼光和待遇,也和所有人一樣,會恐懼、會掙扎,僅有平凡的肉身,但她不曾因此卻步,直到死亡都仍體現人性與人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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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日本移民下一代的美國作家大塚茱麗,改編自其家族史的《#天皇蒙塵》也非常值得一讀,關於日裔美國人集中營的故事。1941 年 12月 7 日,日軍空襲太平洋歐胡島的珍珠港,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也是日裔美國人噩夢的開始。美國西岸超過十一萬名日本人與日裔美國人被視為國家的敵人,不分性別、年齡皆送到各地拘留營(但日裔美國人認為這就是集中營),圈禁超過三年,直到二戰結束才返回家園。這就是《天皇蒙塵》故事的背景,她以母親小時的親身經歷為本,寫出這個既詩意又殘酷,簡練卻充滿細節的獨特作品,2002 年出版就備受各界好評,也獲得文學獎項,提醒世人這個發生在美國的違反人權事件不該被遺忘,美國一直到 1988 年雷根政府時期,也就是超過四十年後才對日裔美國人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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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本,是即將到來的公視時代劇《#茶金》的小說,1949 年,全臺灣最大茶葉出口商的獨生女張薏心,原本應招贅一個男人,接管她的人生與父親吉桑的龐大事業。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她介入債臺高築的家族事業,在一個沒有「女商人」的時代,學習談判、妥協、忍辱、抉擇,穿梭在以男人為主的商場上,以行動證明自己的能耐和本事,在一場場「茶葉商戰」中,帶領著搖搖欲墜的公司尋找生路。一個無法代表家族在宗祠上香的客家女兒,歷經退婚、倒債和詭譎難測的政商算計,如何靠著不服輸的意志和精準的判斷,贏得父親的信任,並將臺灣特有的膨風茶推向世界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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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推的還有這本 CD 書《#樂讀普希金》,是音樂與文學的交流,也是頂尖音樂家的合作,由四位卓越音樂家與作者在台港兩地演出,長達五年以上的解說音樂會計畫。收錄的樂曲不只具代表性且悅耳動聽,更包含最高難度的重磅經典。《尤金奧涅金》的〈塔蒂雅娜寫信場景〉與《鮑利斯郭多諾夫》的〈郭多諾夫駕崩場景〉,向來被視為女高音與男低音曲目中的頂冠名作,聲樂名家林慈音的清麗美聲與羅俊穎的醇厚嗓音,各自為角色投注真實、豐富且深刻的情感,和亦為指揮家的鋼琴家許惠品,共同打造出刻骨銘心的戲劇場面。他們在《黑桃皇后》與《阿列可》等著名詠嘆調中,也有淋漓盡致且面面俱到的精彩演唱。曾任國家交響樂團首席的小提琴名家李宜錦,不只以弓弦歌唱出情韻綿長的〈連斯基詠嘆調〉,更毅然挑戰極其刁鑽艱深、至今錄音版本仍屈指可數的炫技奇作《金雞音樂會幻想曲》,亮麗佳績令人讚嘆。長達七萬字以上的解說不只介紹普希金、討論如何詮釋普希金、比較音樂改編版與原作的異同,每曲也有精細分析,包括歌詞翻譯、演奏演唱技法與音樂設計詳解,讓讀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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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部,則是韓國國民詩人羅泰柱最受歡迎詩選集《#像看花一樣看著你》,不但是韓劇《男朋友》劇中定情書,更收羅年輕讀者喜愛的羅泰柱詩作 115 首,相當適合當作睡前讀物。羅泰柱在小學任教 40 餘年,與孩子每天的一來一往,讓他的文字始終真誠,充滿溫暖的人生智慧。最有名的〈草花〉一詩曾獲選為韓國全民最愛的一首詩,收進國小及國中教材,深受讀者的愛戴。羅泰柱2007年離開教職後,重病被醫生宣告不治後痊癒,他重新感受到人生的珍貴與無常,進而在家鄉創建草花文學館,並開辦多項文學獎鼓勵創作人,成為韓國文壇一束溫暖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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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節錄自出版社書介。)
李鎮赫過世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
李鎮赫過世 在 陳信諭 醫師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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