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母校附近20年,這個秋天,信步走入校園,看到四處張貼的海報,哇,好多演講、論壇,由於以社會人文居多,都是我偏愛的主題!於是從上週開始,我就挑喜歡的題目,這裡聽聽,那裡聽聽,充實不得了!
退休真好,時間自由,可以做喜歡做的事,人生第一次自己作主,太棒了!
我喜歡詩,以為今天講的是現代詩,到了才發現是講中國的詩學,本來有點小小失落,在聽了之後,覺得有意思極了!這位是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川合康三,透過跨國度來看中國詩,反而更容易看出不同的社會文化、思考邏輯,我這才知道原來自己傳承了一個不一樣的文化,在這世界上是有其獨特之處。
比方說,在這位日本學者看來,中國比較少戀愛詩,像是李商隱屬於極少數寫戀愛詩,因為中國人的詩推崇的是雄渾、豪放,較少著墨「秘密」的部分,像是異性之間的曖昧、性愛等。
即使是談情,也多半是夫妻之間,少有男女之間。可是這不對呀,古今中外的詩都以戀愛為最大宗,中國不可能自外於這個主流。而且從更早的「詩經」來看,其中談了不少的戀愛,為什麼之後戀愛詩就變少了?可能的原因是,戀愛詩寫得不少,但是流傳變少了,因為受到社會文化的管制。儒家文化不講男女之間的情愛,是最根本的原因。
再來又有一個特別之處,中國詩裏有不少是同性之間的愛慕,卻僅限於男性之間;至於女性之間,反倒是都被歸類到友情。
唐朝最有名的就是李白與杜甫「這一對」,兩人初識時,李白已44歲,名滿天下,而杜甫33歲,介介無聞。兩人一見如故,相約出遊,手牽手不打緊,喝醉了也蓋同一條被子。
兩人就這樣來往短短一年多,杜甫竟在終其一生中,指名道姓寫給李白的詩多達15首,還不包括沒直接唱名的。而且內容不乏「三夜頻夢君、親情見君意」,比兩性的情愛還纏綿、露骨。至於李白呢?總共2首。差這麼多,為什麼?
很容易理解,這是社會風氣啊,李白與杜甫的身分地位相差太多,加上李白是詩仙,個性豪爽,也自我中心,想想看他要丞相楊國忠磨墨、太尉高力士脫鞋即可見一斑,心裏難以裝得下别人。
一位是詩仙、一位是詩聖,他們的同性友誼並不是特例,之後還有白居易與元稹、韓愈與孟郊等,在詩裏盡是對彼此的思念之深濃、感情之親密到令人不免遐想。
川合康三的結論是,在中國,戀愛是反社會的、反倫理的,因此較少在這個主題上發揮。相反地,中國詩裏,友情更勝愛情。而講到同性之間的友情,也多半是往「信」與「義」去發展,非常「光明正大」。當然,這樣的做詩發展,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所致。
你說,住在大學城裏,是不是很幸福?過去多年住在寶山,居然一直不知道,太可惜了!不過就算知道,家庭與工作兩忙,也沒有時間與心思。現在,入寶山不能空手回,選定一些系所,關注他們的課程、活動,有空就散步過去聽聽,心𩆜飽滿,心情愉快,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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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友情 在 朱成志的華山論劍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人生下半場,最大的敵人只剩自己。
公元714年。這一年,李白還在青城山練劍,杜甫還只是洛水邊的一個頑童。
一個15歲少年,背著一把琴,提著一支筆走進了盛世下的長安。
兩年後他以一首《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震撼整個文壇,在盛唐伊始的時候以少年才子之姿,獨步天下。他就是王維。
當白居易24歲登臨大雁塔,寫下“慈恩寺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時候,王維21歲就已經狀元及第,名耀整個大唐。
這是一個開局華麗,風生水起的人生上半場。但是,王維的下半場一開端,就是他人生的滑鐵盧。
本來作為新科狀元王維有可預見的大好未來,但是卻在無意中犯了唐玄宗的忌諱,一怒之下將他打發去了地方。
去地方就去地方,年少氣盛的王維雖然滿肚子怨憤,可還真沒太拿得罪了皇帝當一回事。
他處理起政務也有聲有色,覺得自己在外鍛煉一下也沒什麼不好的。
好友孟浩然科舉落地,他還安慰道:
“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
老哥,科舉當官太辛苦了,哪有在這青山綠水間待著快活?
但是,讓王維沒想到的是,他這一次被貶卻足足在地方熬了十多年,直到過了而立之年才忽然發覺:狗日的,你們真得把我忘記了啊。
王維在《偶然作》中稱:
“小妹日長成,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
王維父親早亡,長兄如父,人到中年,作為一家之主的他,自然要挑起照顧整個家族的重擔。
“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從這一刻開始,那個“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的少年從王維的心底褪去了鋒芒。
他放下狀元郎的架子,也不再恃才傲物。
回到長安,王維求見丞相張說(yuè)獻詩,詩中他自比賈誼,懇請張說提攜,“嘗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意思是如果張說能看中他,他甘願做任何工作。
開元二十三年,三十四歲的王維得知恩師張九齡重任宰相,立刻寫信道:
“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仇。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
一顆急切之心,毫不掩飾。不久後,他便被提拔為八品上的右拾遺。
作家煙羅說過:“人生下半場,最大的敵人只剩自己。”
人這一生,前半程年少氣盛,大多數人活得是心氣,覺得自己不可一世;後半程才發現人活的是心態,是自己與自己較勁。
所以說,人生下半場,千萬別矯情。你越是矯情,失去的越多。
王維中年的時候,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和他患難與共的妻子難產而死,與此同時還有胎死腹中的骨肉。中年喪妻又喪子,人生恐怕很難有比這還要悲慘的經歷了。
王維這一生留下無數詩篇,流傳至今的就有400多首,但是細細翻閱,你會發現,其中竟然沒有一首是寫給妻子的。
他難道不愛自己的妻子嗎?
王維和妻子相遇時,彼此不過十三四歲的年紀,8年後他金榜題名,連公主都有意招為駙馬,可他卻絲毫沒有留戀,大登科後便迫不及待地迎娶了自己的青梅竹馬,迎來小登科。
他難道不擅長寫情詩嗎?“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這首詩是王維寫給朋友李龜年的,但是後世之人早已將其看做愛情詩的代表作。
既然友情都描摹的如此情真意切,一首愛情詩怎能難倒王維這樣一個絕世天才?
有人說:“沉默的人,愛的最深;沉默的心,傷的最重。”
回望詩人的世界,寫出“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蘇東坡身邊可曾缺少過紅袖添香?
為妻子寫下“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的白居易也不乏“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風流。
唯有王維沒有用文字祭奠自己的愛與悲傷,可史書卻為他這段感情留下一句力重千鈞的批註:“孤居三十年,終生不娶。”要知道,那可是男人三妻四妾皆屬平常的古代。
王維沒有給妻子留下只言片語,但是他卻用他的餘生證明了自己愛的深沉,傷的刻骨。
紅塵過往,沒有人握得住地久天長,感情之事豈能盡如人意?尤其是進入人生下半場,生離死別總要走一場。
有些話,無須多言;有些事,只須去做。最深的愛,最真的情,從來不是表演,也不會矯情。
公元750年。十五歲出遊,五十歲依然鬱鬱不得志的王維趕回家中探親,然而子欲養而親不待。
王維的母親臨終前曾問過他一個問題:“知道你的名字為什麼叫王維字摩詰嗎?”
王維自然明白,“維摩詰”是印度高僧,母親把他的名字拆開來為自己命名,還教他從小就背誦《維摩詰經》。
“維摩詰”這個名字翻譯過來就是沒有污垢,即“淨”。
母親學佛幾十年,彷若就是為開導眼前歷遭悲厄打擊的兒子,讓其解脫身心的桎梏。
要他看開苦樂兩境,淡看是非成敗。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有些東西,你越是在乎,越是失去。
奔波的人生,我們已經用力,盡心,何必還去耿耿於懷。人生下半場,千萬別矯情,經歷的越多,你越會明白,這世上沒有不帶傷的人。
晚年,王維重新回到政治權力的中心,但是看過了人生無常之後,他不再關心官場上的種種是非。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從此後,他有事上朝,無事還家,抽空作作畫兒,鑽研鑽研佛學,悉心經營他在終南山的輞川。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這時的王維官反而做得越來越大,當了太子中允後不久,他又加集賢殿學士,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一路扶搖直上,最後官尚書右丞。
王維的才華毋庸置疑,但這“遲來的輝煌”,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唐肅宗李亨和他的父親唐玄宗李隆基在賭氣,只要李隆基不喜歡的人,李亨偏偏要重用。
對此王維心知肚明,可他看破不說破,一邊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一邊過著“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田園生活。
朝堂上的爾虞我詐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人生下半場,不糾結,不糾纏,不矯情。捧得越高,摔得越慘。這樣的事情,王維年少的時候早就經歷了一遍。
滄桑世事,負累幾許,只要緊守住自己的本心就好。
公元761年,王維在“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中,平靜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臨終無病,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
去世前兩年,王維上表將輞川別墅改為寺院,又將自己職田中的糧食用來為災民舍粥。無論先前的職場生涯如何,王維死的時候確實像一個得道高僧。
正如陳貽焮先生所說,“他採取了圓通混世的人生態度,半官半隱地生活起來了。”
王維在魚龍混雜、朝不保夕的官場中,從小吏修煉成詩佛。“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
比起李白的驕傲,杜甫的深沉,王維活得更加灑脫,他就是這樣一個溫柔淡然的模樣,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人過中年,能讓你揮霍的時間少之又少。不矯情、不做作、不畏懼別人的目光,想要的東西就去爭取,得不到的東西就斷捨離。
人生下半場,活的就是一份豁達,一份明白: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如是,安好。
(1)曾國藩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不管在哪個年齡階段,都不要放棄管理身體,不停止學習;哪怕才幹出眾,也要懂得謙遜有禮,心懷敬畏。
(2)人生下半場,拼的是心態從容,要有“任憑泰山崩於前我自巋然不動”的淡然,努力修煉內心...。
李白杜甫友情 在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木蘭與麒麟》一書,用七個章節,七個不同案例,扎扎實實地說明了中古中國時常被忽略或遺忘的中亞色彩。換一種或許俗氣的話講:中國史跟你想的不一樣。
書並不容易讀,書中涉及了許多專業的術語和知識,形式也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一般讀者讀來可能頗為吃力。不過,精通多國語言的作者陳三平,確實從這繁複而嚴密的考證中,得出了許多令人意外的結論。
借用梅維恆(Victor H. Mair)的說法,陳三平博士在本書中有以下幾點驚人的發現:
1. 木蘭不是漢人。
2. 東亞的「麒麟」在外觀和涵義上,都和西方想像中的「獨角獸」大相逕庭。
3. 構成前近代(premodern)漢文明頂點的唐朝皇室,實際上頗具夷狄之風。
4. 大體來說,漢人不喜歡狗,但東亞某些重要的群體確實善加運用了犬科動物的意象和術語。
5. 匈人(Huns)和保爾加人(Bulgars)在東亞都有其同類。
6. 操伊朗語的族群對中古中國社會的貿易、宗教和其他顯著的方面皆影響甚鉅。
7. 受到草原文化的影響,命名的方式產生了劇烈變化。
8. 中國的大詩人白居易與中亞的關係密切。
書中有幾章,特別著重考證唐朝的中亞根源、草原遺緒。
他寫道:
「唐朝和元朝稱得上是中國前近代歷史上兩個最具世界性的時期,但後世對這兩個朝代的主要觀感卻截然不同:唐朝雖以兼容並蓄為人稱道,但其政權主體仍然是本土的華夏政權,元朝則被視為是遊牧民族勢力征服中國的結果。」
「造成此種觀感差異的主因是唐朝皇室(及其表親隋朝)成功地替自己改頭換面,掩蓋了皇室在族群和文化上的起源和認同。」
「從傳統的觀點看來,唐朝要能代表本土的中國王朝,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李唐皇室是否源於漢族,或者至少在朝代建立時就已 經『徹底漢化』。而我認為,這兩項前提都不存在。」
「在唐玄宗(685-762)治下,對胡風、胡俗和胡妝的熱愛轉趨狂熱。雖然大多數的現代史家都強調唐代與波斯的交流,以及西域的影響,但我留意到此一事實更多體現出的是草原遺緒,包括遊牧民族打著西域旗號的悠久歷史。」
「李氏一族有許多習俗都很引人注目,諸如『世民吮其父之乳』或是『肅宗捧上皇足』之典故,皆透漏出族內的非漢族文化緒餘。」
「初唐遠非『本土』王朝,並且因為實際上是個具有濃厚突厥─鮮卑特色的政權,所以稱其為『鮮卑─華夏』政權,可能更為適當。但是,為了樹立政權的正統性,唐皇室費盡心力試圖讓自己成為如假包換的漢人皇室,並確保史書中沒有遺留下任何有失體面的證據。」
「鑑於全世界遍布的漢語人口,「哥」絕對是地球上最常使用的詞彙之一,每天會被講上數百億次。然而,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典型的中國親屬術語根本不是源自漢語!它之所以能入侵如汪洋般眾多的漢語人口,得利於拓跋部及其弟兄和後裔,當然也包括了唐朝皇室。」
「讓我們再回頭來看漢字『哥』。事實上,它應該是『歌』這個同音異義字的原始形式,意思是『唱歌』。正如博學的清代語言學家段玉裁(1735-1815)所言,『歌』之後因為發『哥聲』而假借而來。」
「假借的動機是相同的發音,不過因語義學的用途,在漢─藏歷史語言學中也不算罕見。正如幾位著名的清朝學者所觀察到的,用『哥』指稱『兄長』發生得相當晚:這種用法的記錄首見於唐中期至晚期。」
「『哥』第一次作為親屬稱謂的使用紀錄在漢語中並不是指涉一名兄弟,而是指「父親」。使用者不用說正是唐朝皇室,也包括唐太宗。」
「由於語音和語義的相似,以及事實上可能留下最早『哥』的使用紀錄的人群,皆有一定程度的非漢緒餘(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唐朝詩人白居易),這個現代的漢族親屬稱謂,極有可能是一些古老的蒙古語或其他阿爾泰語的借詞。
「如同前面提到的,這些詞也在大部分的現代突厥語中出現。至少,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個漢字比更加古典的『兄』還要普遍,是因為草原族群和文化對此影響甚鉅。」
另一個有意思的章節,則特別探索了詩人白居易的中亞背景──白居易其實是個胡人。
他說:
「眾所周知,白居易在當時深受韓國和日本推崇,這一點也已經被廣為研究。但是,在中亞的類似現象,卻長久以來遭到漠視,這或許可歸因於唐代以後,中國的政權不再能控制此區域。」
「元稹在為《白氏長慶集》所作的序中,提及新羅宰相讓商人重金購買白居易的詩作,從這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可以看出白居易肯定對於其名聲傳到這些『蠻夷』之地,而感到驕傲不已,這份自豪似乎也在他讚頌兩位偉大詩人前輩李白、杜甫的律詩中表露無遺,『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白氏長慶集》15.331)。
「接下來,我們自然會問:白居易是否刻意追求這樣的名聲,而且不僅僅限於在中國境內?在現有的史料中,似乎很難得到確切的答案,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可能與白居易著名的行為脫不了干係,也就是他堅持要用簡單易懂的語言來寫詩。要提出這一點,我有相當的自信,至少是針對第二個問題,絕對不能忽視中亞和/或佛教對其文風的影響力。」
「白居易獨樹一格的『俗人』文風─包括蘇軾(1036-1101)在內的許多著名文人都曾對此著墨—似乎不僅僅是巧合,更不可能與他的中亞緒餘和佛教背景完全無涉。」
「就像白話的佛教書寫,白居易平易近人的文風和用詞很快就擴散到各個社會階層,特別是下層階級,甚至跨越了唐朝國境。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恰恰也是『奠基於口說傳統』的敘事愛情故事的新體裁的少數先驅之一。」
「人們或許也想問,究竟是什麼造就了白居易與另一位文學大家韓愈之間的鮮明對比,以及這兩個人居然不只沒有建立親密的友情,更幾乎沒有互動,儘管他們生存年代相仿、同時在朝為官、也都是當時文壇的領銜人物。」
「查爾斯.哈特曼 (Charles Hartman)是少數用政治層面來解釋這個問題的學者。但是他猜測這可能是因為韓愈對王叔文(753-806)一派的敵意,但基於韓愈和柳宗元(773-819)的深厚友誼,這個論點顯然禁不起推敲,而且柳宗元也從未因加入王叔文集團而自責。這也不能用韓愈的強烈排佛來解釋,因為韓愈也時常不顧自己的感受,在柳宗元的要求之下,與一些僧侶往來。」
「韓愈普遍被視為是儒家正統的掌旗手,是華夏傳統的捍衛者,堅決反抗外來的入侵。我認為,韓愈強烈的華夏中心論的立場,可能是他對白居易這個十分看重胡人緒餘的偉大文人興趣缺缺的真正原因。」
*陳三平,賴芊曄譯,《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八旗文化gūs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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