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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Ｔ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ＯＫ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Ｅ。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Ｄ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ＸＸＫＯＬ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ＤＪ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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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小詩　 ◎楊華
　
一
人們看不見葉底的花，
已被一雙蝴蝶先知道了
　
二
深夜裡──殘荷上的雨點，
是遊子的眼淚呵！
　
三
落花飛到美人鬘上，
停一刻又隨著春風去了。
落花、美人、春風同是無意中相遇。
　
四
秋天像美人，是無礙他的瘦。
秋山像好友，是不嫌它的多。
　
五
人們散了後的鞦韆，
閒掛著一輪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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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楊華（1906 — 1936），原名楊顯達，楊位、楊華、揚花、器人都是其筆名。台灣屏東人，生於台北。青年時代曾任教私墊，1919年後，受五四運動影響，一生堅待用漢文寫作，詩歌和小說都充滿控訴精神，對台灣人的苦難懷有同情之心，1926年開始創作，1927年因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被捕下獄，1934年參加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發表《一個勞動者的死》和《薄命》兩篇小說，1936年5月30日不堪貧病懸樑自盡。其詩短小精悍，文字樸素，自然優美，受冰心、梁宗岱影響，詩作有《黑潮集》、《心弦》、《晨光集》等，共計200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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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一尾賞析
　
楊華的詩作曾多次被選入普通高中與技術型高中的國文課本中，從詩作本身其實不難理解被選入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小詩〉這五首組詩。
　
其一，身處日治臺灣並同時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的詩人，其詩作仍倚靠意象的經營為主，文字本身仍保有古典詩精煉的特質，同時也受到了日本俳句的影響，若單以當代的眼光來看就詩藝本身實難理解，這首詩能夠被選入課本的原因，單由於這首詩於1926年獲《臺灣民報》徵詩獎第二名，兼具了華語詩歌發展歷程初期的一種代表，彰顯了這首詩在文學史的價值。
　
其二，回到這首詩本身，這組小詩的共同特點是藉由自然景物來比喻人生的境遇和心境，幾乎所有在詩第一句所營造的意象和譬喻在第二段都得到了答案，這樣簡單且深具意象的詩句，對新詩入門的讀者相較友善，且也打破了一般人對於新詩都艱澀難懂的普遍印象，同時也可設想對於學貫古今的國文教師來說，這也是一篇便於教學且相對好操作的新詩。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如此，在許多過往過往國文課的經驗裡一到現代選文就好被當作「文言文比較難，白話自己回家看就懂，考試不會考」而默默跳過的課程呢？到了這個禮拜的最後一天，歡迎大家在留言和我們分享自己過去在國文課上到現代詩選的課堂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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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浩瑋
圖片來源：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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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1/20210124.html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國語課本詩選 #詩在課堂 #小詩 #楊華 #一雙蝴蝶

［在愛中離開的巴士媽媽］

巴士媽媽離開了。讀者們都知道，這幾年我兩次訪問這位「巴士媽媽」，數年前她為智障人士爭取牙科撥款，致電電台，因為兒子牙患影響儀容，而多搭不容易被別人看到臉容的巴士少搭地鐵，得到了這個稱號。

昨晚我出席了她的守靈祈禱會，訝異一位基層婦女的最後聚會，竟吸引近百人出席。巴士媽媽是虔誠天主教徒，她每個星期日定必帶智障兒子阿豪出席彌撒。這天，阿豪也來了，安靜地參與。院舍的工作人員，用圖片解釋了讓他明白，媽媽去了天家。

大家不用擔心阿豪，巴士媽媽雖然離開，但仍然有很多人愛護他。

巴士媽媽在患上肺癌的這段日子，病情有起有跌，公開替同路人爭取藥物治療，不願優先用民間捐款，拖着病軀到立法會陳情，最終獲得藥費，但癌病時好時壞，幸運地獲得愛心醫護幫助，最後有一段狀態好的時光，她約我和她全家一起品茗，更和家人短暫出遊。

她更細心地籌劃最後一段路，把自己心愛的物品送贈出去，把公屋收拾好交還政府，還教導女兒亦即是豪的妹妹如何接手照顧阿豪。

巴士媽媽就是如此一個負責任，為人設想的人。她的女婿在儀式上分享道，外母大人認識他之後，不斷請教他電腦剪片技術，由燒錄光碟，從網上下載音樂，他還好奇一個婦女在搞邊科？

原來巴士媽媽一直惦記其他同路人，希望其他智障子女的家長可以藉着聽粵曲放鬆，所以錄製音樂分享給其他家長，更籌備了一個粵曲小組，經常粉墨登場，定時到老人院表演。

自己已經很多負擔，但她總在想別人。這也解釋到，為何昨晚這位基層婦女的告別儀式上，即使在疫情寒冬裡，澳門的親友不能到來，也把偌大的教堂擠得人頭湧湧。天主教教友，弱能人士和家長們，粵曲小組的朋友們，院舍的工作人員們，都要親身來送別巴士媽媽。

那美好的仗她已經打過了。我沒有看過這麼充滿愛的喪禮。

在最後的日子，巴士媽媽和兩名一手帶大的孫女、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女婿透露，孫女和婆婆一起玩樂和鬥氣，「就像平日一樣」。這位婆婆非常搞笑，每日替孫女改一個不同的花名。

紀念冊裡有一幅照片，是阿豪拖着小女孩的背影，原來阿豪從院舍放假外出，外甥女會親切地牽着舅父的手「照顧」他，讓婆婆特別安慰。在滿滿的親情和愛裡，巴士媽媽最後一刻沒有經歷太多痛苦，離開了世界。

在喪禮上，巴士媽媽的女婿公開感謝不同的人，包括我這位記者和張超雄議員，我們實在受寵若驚。蘇小姐更親手送贈了孫女手繪的感謝卡給我們，對着女兒說：「這位就是記者姐姐」。我又感動得熱淚盈眶。

她們這一家，總是如此充滿感恩之情。這本應是她們一家人傷心的時候，她們卻永遠記着要感謝別人，蘇小姐的笑容，永遠溫暖和誠懇，我相信，這就是家教，來自巴士媽媽的承傳。

蘇小姐還替巴士媽媽編製了一本精緻的紀念冊，裡面寫了她和很多親友的懷念說話。

我也獲邀在紀念冊裡寫了悼念文章，特此獲蘇小姐同意轉載。她會想讓我在這裡感謝曾經關心過，祝福過她們一家的讀者。

＊＊＊

［我和巴士媽媽這一家］

我在大學教新聞已十年，教導年輕人時，忍不住勸說學生若他日做記者，要學習和受訪者保持一定距離：「有熱情是好，想幫人也是好。但做一個好記者，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始終記者和受訪者關係微妙。」

但我也不忘補充：「或許你會問，記者可不可以和受訪者做朋友？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對方像『巴士媽媽』這種人，你用長時間看得清楚了，作為受訪者的她不是想利用記者，反而倒過來說，你做記者在受訪者身上看到公義和人性的善良，當然可以做朋友呀。」

蘇太在我的新聞採訪裡，有「巴士媽媽」的暱稱，這是因為她在2017年3月公開爭取政府向智障人士牙科繼續撥款的時候，曾經致電到電台烽煙節目，談及曾經與未糾正牙患問題的成年智障兒子阿豪出街時，若坐港鐵時，因為座椅是面對面的，其他乘客會因兒子儀容被嚇到雞飛狗走，反而坐巴士因為別人只看到兒子背部，所以沒那麼大壓力。直到兒子醫好牙患戴上假牙，就成個「靚仔哂」。

我慨嘆，在現今香港還有人因為得不到醫療照顧而受着這種歧視。另外，蘇太那種黑色幽默，在苦難由仍會說冷笑話的性格，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於是我抽空替她和兒子做了半天深度採訪，在明報刊出了全版報導，後來收錄到我的著作《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裡。

我記得採訪那四小時裡，我窮追猛打地提問，讓我挖出了更多故事。例如即使蘇太兒子是政府資助牙科服務的受惠者，即使醫護人員有愛心地做了一套假牙給阿豪，蘇太還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段很長時間去訓練兒子戴假牙才成事，那不只是撥款不只是純粹錢銀的問題。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慈母，還看到蘇太是一位有責任心，有智慧，有遠見的女性，她不但公開大方地告訴大家她的兒子有智障問題，亦沒有婦人之仁地溺愛兒子，而是咬實牙關訓練兒子餘下的能力，希望他能過有尊嚴的人生。

而公開自己的家庭狀況，她也不是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有多偉大，而是想社會更公平，想政府繼續支持特殊牙科服務的撥款，讓更多同路人受惠。也是因為有她的付出，後來政府再替這個牙科服務更新了維期三年的撥款，又有多幾千個智障人士受惠。

做記者多年來，我訪問過很多有需要群體，只要稍作交流，我就知道受訪者是不是只想從記者身上得到益處，是不是想利用記者的影響力，是不是只想求私利。蘇太和她的女兒蘇小姐，肯定不是這種人。

智障牙科的採訪過一段落之後，蘇太於2019年4月才聯絡我。短訊第一句就寫道：「我在三月初驗出肺癌」，我了解蘇太性格爽直，沒有多餘的客套，單刀直入，她清楚告訴了我治療過程，因為癌病的基因特變而適合使用一種新藥，而公立醫院的規定卻要求病人需要先服用舊藥証明沒用才可以獲得新藥資助，而這種新藥若由病人自已付費卻是天價。屋漏逢夜雨，蘇太已動用了原來給兒子儲下的基金應急。

我稍作資料搜集，即發現蘇太所言非虛。而我很了解蘇太為人，她是那種不想隨便麻煩別人的人。

在智障牙科服務記者會上，蘇太拿出了小型理髮器和口腔檢查小鏡控訴：「兒子的頭髮我會剪，牙齒我也幫他檢查。我想告訴政府，我們家長不是坐著等你幫，自己做到的一定做，是忍無可忍才向你們『官爺』出聲。」她說完這句話，全場喝彩。

蘇太就是這種人，沒有真正需要，不會找上我來。我立即採訪了她把文章在自己公眾臉書戶口上發佈，她亦公開到立法會申訴，說話鏗鏘有力，即使自己身體虛弱，正被病痛折磨。

讀者得知這位「巴士媽媽」患病的消息，熱情地留言：「請求蘇太接受大家捐款」「可不可以請蘇太先接受眾籌藥費，明白她想其他病友受惠，但請勸一勸她，爭取時間治療，再繼續申訴。」蘇太幫過很多人，這一次，公眾希望她先想一想自己和兒子。

然而蘇太和女兒蘇小姐婉拒了公眾的捐款，她們表示暫時可以應付，希望做的是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讓更多人受惠，不希望自己早於其他病友先用藥。

做了記者廿年，我採訪過這麼多人，蘇太和蘇小姐這兩母女，比社會上很多所謂的達官貴人，情操要高尚得多。即使她們一家面對着絕境，也沒有忘記同途人，不想自己先受惠。這種會考慮公義的做人處事方式，說的人多，做到的沒幾多。

所以我更盡力去幫助這一家人，即使我做的僅是做回一個記者做的事，把事實鋪陳，說服公眾，向政府施壓。

事情過後，蘇太和蘇小姐經常把感謝的話掛在嘴邊。但說實在，作為一個記者，我卻感到，我從這個家庭所見證到人性的光輝，感受到來自平凡人的善良，所得到那種真摯的關懷，相比我所付出的，算不得甚麼。

坦白說，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有一個兄長是長期病患者，但家人的應對態度，相比下沒有蘇太那麼勇敢，那麼坦然，那麼有遠見。而近來我亦因為要處理家事，自己的情緒也掉入了低谷。所謂能醫不自醫，記者幫不了自己的家人，唯有去幫更有勇氣的陌生人。

而令我領悟到的是，蘇太兩母女與我非親非故，對我的關愛，卻是如此的澎湃，潤澤了我的心靈。

在病患和喪親之後，蘇太和蘇小姐依然記念着我。蘇太在她離世前一個月，仍給我發短訊：「很掛念你，（記得）對自己公平一點呀！精神支持你。我們認為你定能跨過困境，天助好心人。有空隙就善用一分鐘來錫下自己！」

即使面對母親離開，蘇小姐仍不忘給我送上安慰：「感激你一直支持守護，好多謝您的大愛，在我們最無助時以您的專業和熱情扶我們一把。雖然一切已過去，但您的恩德我們會永存心中，媽在天上會為您祈禱。」

看到兩人的短訊，我總是熱淚盈眶，幾次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我只是做了一個記者應做的事，並沒有甚麼特別。反而是蘇家的情操，不想打擾他人的體恤，對別人的感激之情，每一次都深深打動着我。能夠認識你們，是我在專業和人生裡的莫大運氣。

我永遠記得，蘇太那種舉重若輕的黑色幽默，談起艱難和挑戰，她總會說一些冷笑話，緩和一下人生的苦澀，讓氣氛不致太肉麻。這是我喜歡的蘇太，她身上有一種平凡婦女的獨有智慧和堅毅。她常說，自己是一個普通人，自己的經歷也很平凡，不明白為何我會那麼喜歡訪問她。她總是把自己那海量的付出和愛心，說得輕描淡寫。

為了忠於她本人的真性情，我在三年前訪問她的文章這樣作結，我相信，如今她在天堂，也喜歡我再次引述這一段，為她的地上人生作一個小結。

「蘇太叮囑筆者別把她寫得太偉大：『或許別人會說，你生了這個仔很委屈，但我信天主教，信仰令我覺得，我們來這個世界像是一趟旅遊，表面上角色扮演是『我是阿媽你是仔』，其實在神面前我們都是弟兄姐妹．我的態度好像嬉笑怒罵，只因我覺得沒所謂開心或屈辱，面前純粹是一個task，只能一往向前完成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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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媽媽的女兒蘇小姐在紀念冊裡寫了一個後記：

回想媽某天跟我說：「有個記者跟了我大半天，還跟我去佐敦接（孫女）放學。」我不以為然，原來那個「不明來歷」的記者，正是日後我家天使Vivian。她寫我媽，比我知的還要多，我沒耐性聽的，她甘之如飴；我沒空做的，她去做了，寫出一篇影響深遠的報導。

這位從空氣中冒出來的神奇人物，與我媽惺惺相惜，對媽的狀況她有切膚之痛。老實說，我覺得她和我媽很相似，認定了是對的事情，就一股腦兒去做，不計較付出，或許這就是緣份。雖然說了很多次，還是要再一次向妳道謝，願天主賞賜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