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宮廷》
對於研究清代的宮廷飲食乃至於部份的傳統魯菜,這本《食在宮廷》是舉足輕重的一本著作。不過,這本書的原作者卻並非中國人,而是一位日本女子。
原名嵯峨浩的愛新覺羅浩,原是日本藤原北家閑院流嫡傳三條家嵯峨實勝侯爵之女,曾祖父正親町三條實愛是明治维新初期的功臣(明治維新後改姓嵯峨),祖父嵯峨公勝是貴族院議員和侯爵。嵯峨浩的祖母中山南加,則是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慶子的妹妹。
嵯峨浩於1914年誕生於日本東京府,1937年4月3日,與末代皇帝溥儀之弟溥傑在東京千代田區的九段軍人會館(現九段會館)結婚。
而溥傑當時是在1928年到日本的學習院高中留學。在此之前,他與後來成了張學良情婦,後來成為畫家,逝世前捐贈多件現存於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作品的唐怡瑩有過一段婚姻。1933年三月,溥傑從學習院高中畢業後的那年九月進入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本科,並在1935年七月畢業,進入日本步兵第五十九連隊做為實習士官。而嵯峨浩正是日本關東軍為了強化「日滿一體」,而為溥傑精挑細選的妻子。
嵯峨浩與溥傑結婚後,於1937年九月回到滿洲。由於當時的「滿洲宮廷」還是沿用著清朝舊制,連廚師也是清宮出來的。因此,愛好烹飪的她,就是向宮廷廚師長常榮氏等人學習烹調的。《食在宮廷》這本書原本是用日文寫的,1961年由東京ハースト婦人画報社出版。中文版則由曾任中國食品報社副總編輯與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王仁興教授翻譯,並於於2012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這本書分成介紹清朝的宮廷、清朝宮廷的食事、清朝的歷史、皇帝的日常生活、皇帝的食事、承德離宮等的第一部份,以及介紹了包括松鼠黃魚、燒明蝦、瓦塊魚、紅燒肚當、紅燒鯉魚、糟熘魚片、清炒蝦仁、抓炒魚、炒魷魚、乾燒鯽魚、拌蝦腰、燻魚、清蒸比目魚、蟹肉海參、紅燒魚翅、奶汁二白、燴蟹肉、清蒸鯉魚、酥魚,豆瓣鯽魚、燴兩雞絲、白斬雞、燴雞蓉、清蒸口蘑鴨、肥雞火燻白菜、豆絲鍋燒雞、叫化雞、炸八塊、雞片燒豆腐、雞丁蝦仁、炒木樨肉、荷葉肉、紅燜肘子、燒羊肉、扒羊肉、酥肉、蘇灶肘子、腰丁腐皮、炸丸子、炒肉末、紅燒獅子頭、焦熘裡脊、爆三樣、扣肉、白肉、紅燒肉、熘肉片、糖醋櫻桃肉、蔥椒羊肉、鍋肉蘿蔔、齋菜、冷菜、花果類菜、鍋子菜、湯菜、宮廷點心、宮廷小菜等166種宮廷菜餚的來歷、用料、做法、注意事項及食用方式等的第二部份。
其實清宮飲食要一直到了乾隆的時代才開始逐漸重視起來,而其風味特色,根據嵯峨浩的說法,則有山東烹調、滿族固有烹調、以及蘇杭烹調等三種。
由於明朝時,宮廷廚師多為山東人,因此山東烹飪在清朝宮廷中也原封不動地留了下來;滿族固有飲食,則源於其遊牧生活所承襲的以羊、雞等獸禽肉,尤其是羊肉菜為日常飲食原料的烹調方式;至於蘇杭烹調,則是因為乾隆前後兩次巡視江南都到蘇、杭二州,因此特別喜愛當地美食,還命蘇州廚師張東官為御廚。
1945年日本戰敗後,溥傑、溥儀在奉天機場被蘇聯紅軍逮捕。 而嵯峨浩則和末代皇后婉容一起,作為戰犯隨部隊輾轉東北。婉容死後,嵯峨浩和女兒愛新覺羅・慧生被釋放,並經過一年多的輾轉回到日本。
1955年的時候,嵯峨浩的大女兒愛新覺羅・慧生寫信給周恩來,希望與能讓自己與母親與失聯多年的父親取得聯繫。1960年,溥傑獲得特赦後,嵯峨浩終於自東京經香港,於1961年5月12日到達廣州與溥傑團聚。
只不過,他們的大女兒慧生,卻在1957年她19歲時,因為與同為學習院大學二年級的青森縣出生的男同學大久保武道相戀,被身為貴族的母親強烈反對,而在該年12月10日,被發現與大久保武道頭上有彈孔地一同陳屍於伊豆半島的天城山,被判定為一起殉情事件,成了當時轟動一時的「天城山心中」(あまぎさん しんじゅう)。
然而,在慧生的母親嵯峨浩看來,卻是種種跡象都顯示慧生並不喜歡大久保,甚至還對大久保的追求感到困擾,因此認為應該是大久保脅迫慧生與他同死的單方面情殺事件。
#食在宮廷 #嵯峨浩 #清朝宮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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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明治建築界天下的巨匠
素有「學會的辰野、宮廷的片山、官廳的妻木」名號
其中因曾跟隨山縣有朋代表有栖川宮參與亞歷山大三世加冕典禮
親沐彼得大帝以來致力學習法國宮廷建築而成為法國派代表人物的片山東熊
長期服務宮家華族府邸自有設計皇室建築一片天
(只是赤坂離宮被明治天皇說「這也未免太奢華了」結果大受打擊抑鬱而終)
辰野金吾與妻木賴黃因為國會議事堂等大案意見針鋒相對
是著名的宿敵
辰野金吾出身肥前國(佐賀縣)唐津藩下級武士家庭
唐津藩在關原之戰選擇東軍
是幾百年江戶時代的勝利者
但末任藩主小笠原長行在幕末仍效忠幕府直到箱館戰爭
也算是對德川家仁至義盡
聽說在投降後對新政府百般討好才換得不被追究責任而善終
出身唐津的辰野在薩長派閥成立的官方學校也只能低調生存
而祖先是跟隨明智光秀的妻木廣忠
江戶旗本家庭(一萬石以下的將軍直屬家臣)的妻木賴黃
為上鄉妻木氏頼功長男
因父親在1862年前往長崎表立合御用赴任在當地過世
三歳時便成為第12代當家
然後就迎來了大政奉還的明治時代
1876年17歲時就賣掉家產渡海至美國
被紐約領事富田鐵之助看到常在擦玻璃
應政府告誡與應募回國求學
進入工部大學校造家學科跟隨孔德
結果在校內更是仰人鼻息
讀到大三又被退學
再從美國康乃爾建築系從大三插班讀起到畢業
兩人都是從新時代較落後的起跑點急起直追
一位後來桃李天下作品佈滿全國
一位後來成為官方營繕組織的頂點
兩位巨匠的東京自宅乍看之下皆為西洋風格
其實都帶著些許日本傳統意匠
上圖與辰野的新藝術名作松本健次郎邸同年落成的辰野金吾邸
洋館部分採用一樓雨淋板二樓木骨外露的半木構造
連接的和館則使用有別於洋館石板瓦的棧瓦
下圖由妻木學生操刀設計有小塔樓的妻木賴黃邸乍看是德國風格
仔細看左邊圓弧拱切角背心頂上
卻有個像是戶愚呂兄般寄生的小小唐破風
也很像屋主留了一生的完美鬍子
兩位大師文明開化的西洋風格宅邸中都隱含日本傳統元素
可視為大時代下強弱不對等文化交流過程的幽微浪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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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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