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話題選篇（之14）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我的人生觀很大程度受到一些文藝作品影響。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光看書名可能會不知所云。我寫過兩篇文章談這部小說，分別發表於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7月23日和7月26日，收入2015年出版的《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一書中，現稍作改動重刊於此。）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1968年初，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Oedipus）的故事：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當他知道真相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托馬斯說，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鼓勵他寫成文章。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不過他隨手就寫了，也拿給了雜誌社。編輯非常欣賞。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杜布切克被捕，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後回流捷克，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歡迎他回來，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伊迪帕斯」這篇短文，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醫院領導說：「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對你有什麼損失？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不會發表。」托馬斯沒有反應。領導問：「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有什麼重要意義？」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提出較溫和的要求，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送客。下一個鏡頭，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轉行去做抹窗工人。
這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其中一個情節，小說1988年拍成電影，香港取名《布拉格之戀》。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深有感慨。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輕」，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值得嗎？從經濟價值判斷，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答案都太明顯。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可以否定、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伊迪帕斯」雖是他的隨興感想，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能否刊出，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但要他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就意味要他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他這麼做了，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從這個意義上，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簽一個名）的輕」。
對於許多人來說，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有些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毋須掌權者提出，自己早就自動「識做」了。對於這類人，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
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她老闆拿一叠政治表態的表格要僱員簽署，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她問我該怎麼辦。我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她不想簽。她未必會被解僱，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
許多人為強權做走卒，領高薪，做喪盡天良的事，認為理所當然；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胡言亂語。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言不由衷，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正如電影《逆權大狀》中說，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在今天，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人人爭着變犀牛的香港社會
1999年台灣大地震，中國地震專家赴台參加研討會時說：地震是可預測的。時任中國地震局副局長何永年說，中國經驗引起台灣學者興趣，開始探索可預測這領域了。同一個何專家，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在香港《紫荊》雜誌撰文，就說「地震預報仍是巨大科學難題」。中國有專家嗎？都隨着政治指揮棒起舞吧了。
2006年，台灣施明德發動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軍圍攻總統府，2009年在馬英九當選後又極力反對特赦陳水扁，其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力主和平、交流、合作，建議兩岸朝「一中歐盟」體制發展。所有這些新聞，都受到大陸和香港親共媒體的大肆報道和正面評價。忽然由於大中華佔中派向施明德取經，黎智英與施明德通話，施明德又變成「台獨」和暴力了。《人民日報》說「再次引發了港人對佔中擁抱台獨、崇尚暴力的憂慮」。有嗎？他們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香港跟着起哄的政客、媒體有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人格嗎？
居美的作家孔捷生看了我前一篇文章傳來電郵說：「回想起來，我亦作出了米蘭．昆德拉筆下的腦外科專家托馬斯去做擦窗工的人生選擇。一個人在權力面前被迫自輕自賤，侮辱自己的信念與人格，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孔於六四逃亡前，是廣東作協副主席，是甚有地位的大陸作家。他當然可以簽一個名就繼續在大陸享有名位，選擇獨立人格就只好流亡國外做「不怎麼樣」的工作了。
眼看香港目前鋪天蓋地的謊話連篇，政客媒體恬不知恥地依附權勢，他們根本不會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托馬斯的獨立人格，他們搶着扭曲人性向絕對權力表忠，以便撈取些權力的殘羹剩飯。
在兩千多年東方專制主義的荼毒下，中國人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種觀念，為自己利益簽一個名，使自己能繼續發揮所長，還可以自我貼金說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或說是為香港市民服務），而且又可以「吃較好的飯」，這有甚麼不好？對掌權者，觀風辨向迎合尚且來不及，怎會為簽一個名就看不起自己？只求掌權者看得起自己就行了。像托馬斯那樣，認為不能違反自己意志去做一件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人大概很少。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不能簽這樣的信」的重要性，不僅托馬斯意識到，連勸他簽名的醫院領導和內政部官員也意識到，因此他們才「婉言相勸」，說了許多為他好的話，才把信拿出來。從這裏，我們看到，即使同是共產政權，受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影響，東歐政權還是比東方民族對獨立人格較有了解。在東方，簽一個名讓你恢復工作，是皇恩浩蕩，何須好言相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人生的「輕」與「重」，有許多具體故事引發思考。簽一個名，輕而易舉，但犧牲獨立人格卻使人不能承受。杜麗莎跟從丈夫在日內瓦過輕鬆寫意的生活，但覺得無聊，給丈夫留言就回布拉格去了，信上說：這兒的生活太輕鬆，使人難以承受。香港人移民國外，不也有這種不能承受的輕嗎？十幾個流亡瑞士的捷克人，聚會說要為捷克的自由民主奮鬥，要反抗蘇軍入侵，畫家莎翩娜問：如果你覺得捷克的自由民主如此重要，你為甚麼不回布拉格？光在這裏喊叫不是太輕鬆了嗎？這是流亡者不能承受的輕鬆生活，所以要集會、叫喊，好為生活加一點重量。
許多人未必感到生活擔子重到讓人難以承受，但政治荒誕、文明崩解的無形的「輕」，恬不知恥的謊言洶湧而來，使整個社會見怪不怪，似足荒誕劇《犀牛》中人人爭着要變作犀牛的景象。政治壓力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輕鬆事，政治謊言對許多人來說也無關痛癢。但容忍謊言在社會的流播是一個獨立人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當越來越多人覺得這種輕無所謂，並習慣了與謊言共處，整個社會就人人變成犀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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