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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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規「新秩序」?】林鄭要精簡城規程序 是要精簡什麼? #肢解城市規劃 #8月專研
近日林鄭一反過往「香港缺地論」,指「香港有足夠的土地,但(發展)速度要加快」,以「程序繁複」的理由,開始將土地問題的矛頭轉戰「壓縮城規發展程序」。有大量近年已開始/即將落實就建築物高度限制、園景及綠化上蓋面積、樓宇間距及樓宇後移等精簡審批的措施,亦有各種地產界、建制政黨及智庫提出更激進建議,包括修改城規條例、《收回土地條例》、《道路工程條例》,甚至揚言「簡化」公眾參與程序、「改革」補地價制度等,近日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更提議大規模放寬濕地緩衝區周邊的高度限制,向既有城規制度進行大手術,以期加快土地發展。
以上精簡流程的討論,流於實際的技術操作討論,艱澀難明,所以目前民間缺乏面向公眾的說明,使大家無法掌握相關技術改動,究竟正將香港城市規劃帶往何方。是次 #肢解城市規劃 專題特意邀請了幾位富有參與規劃程序的前線專業人士,透過深入小組探討各項精簡措施的關鍵課題,深入淺出解讀以上精簡城規措施對土地發展的成效、含義與潛在影響。
▌現行城規流程簡明透視
要掌握精簡措施的關鍵,需要先知道現時一個土地發展項目,由白紙一張到取得新地契,直至完成樓宇興建整個發展流程,究竟需要經過多少部門、法規及程序。
簡單來說,一般住宅發展申請主要涉及三個審批部門:規劃署、屋宇署及地政總署。
一、由規劃署支援的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審議發展申請的各種內容,當中會有公眾表述及聽證會表達意見。
二、地政總署會負責就該發展項目,製訂/修訂一份用以發展管制的地契條款合約,有需要修訂地契條款就要計算出補地價的金額,樓盤發售前,須獲得地政署同意地契條款已經完成的「滿意紙」(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過程中亦會因應不同情況牽涉不同部門 (例如運輸署、環保署等) 的參與,包括在城規會審議及批出許可條件或者在製訂地契條款時徵詢部門與局方的(技術)意見。
三、建築圖則的審批就會由屋宇署作部門協調,主要檢視圖則是否符合規劃申請時的訂下的要求,與及有否符合《建築物條例》標準,及後會獲批建築圖則 (或叫「開工紙」),工程便可以正式動工,最後工程完成滿足《建築物條例》要求,項目取得「入伙紙」屋宇署的角色就大致完成。
現在不少審批程序,例如高度限制、園景設計等,規劃署、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之間被認為「疊床架屋」,且準則不一,故此政府先透過「簡化」尤其地政總署參與在內的「重覆審批」,從而加快土地供應。
可是,即將出爐的精簡修訂建議,卻不止是關乎城規流程的重覆審批,亦透過修例或放寬發展限制,聲稱能達到加快土地供應的效果,但這個聲稱的目的真的能夠達到嗎?
▌精簡程序 是否重疊 有否加快?
一個發展項目主要涉及三個審批部門,過往被批評部門審批角色重疊。現時精簡規劃程序有意刪走地政總署參與在內的審批角色,為求加快審批效率。
以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例,以往一直以法定規劃圖則和地契兩方面規管,精簡安排後除了特別情況,建築物高限制不會出現在新訂立或修訂的地契內。
有建築業界覺得是項精簡某程度上合理,因為有時地契上的高度限制,有時來自舊的規劃圖則,規劃方面而言,分區規劃大綱圖不斷修改,不必又再重新找地政修改地契,只要規劃署把關就可以了。有規劃師甚至會提出地契中「建築物高度限制」本身多餘,因本身已有總樓面面積和地積比等規劃工具控制建築物的體積。可見,以上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目前的精簡程序措施是嘗試應對處理規劃申請時職能重疊的「官僚化」問題。
問題是,透過精簡審批這個少少的程序,是否能加快整個房屋發展的過程?
有業界人士質疑,現時地政審批地契條款的程序,會多大程度影響房屋工程的進度。因為地契其實只是政府與發展商之間的一紙合約,不會令工程不乎合法規要求,似乎不太會影響工程進度。發展商只要在最後階段賣樓前滿足地契的要求就足夠,簡單刪去幾個條款,會有多大程序影響整個工程時間表?結論是,到目前一刻的精簡城規流程措施,對加快建屋過程有多大幫助,仍然是個大問號。
過往亦有就地政層面的「加快」嘗試,效果亦是一個大問號。以發展商極為關注的補地價問題為例,政府早於2014年推出的「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嘗試加快處理農地改劃為住宅用地的地契修訂申請,但直到2021年的6月,地政總署回應立法會質詢時,卻沒有備存實際處理申請個案時間的整體統計數據,並解釋指「每宗申請的時間取決於該個案的複雜程度及所牽涉的問題」。就此,似乎政府都無法評估「加速」措施前後的成效。
▌審批程序以外的建屋能力限制
現時精簡規劃程序的措施,似乎就不能簡單地加快整體房屋供應,因為建屋步伐其實更多是受制於其他大環境因素,而非地契上的幾條條款。根據業界人士的觀察所得,舉例說現時公營房屋供應的速度更多跟工程部門的負荷能力有關。
過往公屋工程進度緩慢,其實不是全然是覓地問題,更多是覓地後卻無人可跟進工程。據業內人士稱,由於很多「靚地皮」已被政府賣地予私人發展商起豪宅或商廈等,剩下可供建公屋的地皮若不是「盲搶地」得來,就是先天條件不佳,需要平整土地。而負責平整土地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內部有今年工程量的清單,若超出今年工程量的話,就會排後一年再處理,結果房屋署不是沒有土地建屋,而是有了土地,卻等了一整年才得以開展工程。
業界人士推測工程部門長期欠缺人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大型基建過多,當然這亦包括公眾所理解的「大白象工程」。如果將政府工程部門的人手吸引到明日大嶼等大型基建,似乎亦會令到整個工程界別的人手短缺,倒過頭來拖慢房屋供應,猶如搵石頭砸自己隻腳。
以上的例子顯示,現在政府「發展速度太慢」的定調似乎忽略了規劃程序之外的其他決定性因素,單單強調精簡加快城規程序,或者無助改善現時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
▌犧牲質素的「精簡」趨勢?
政府除了推行現時一系列的精簡措施外,不斷加快審批整個發展流程亦成為各個部門內部的首要任務。此時需要思考,這個「谷催加速」趨勢會對政府部門對於城市發展的把關及引導角色帶來什麼的負面影響?會否削弱本身監管下應有的質素?我們的城市景觀及生活質素,會否因而下降?
以園境規劃程序為例,過往一個發展項目的「園景設計總圖」(Landscape Master Plan)分別交由規劃署及地政署審批。2019年發展局發佈聯合作業備考第3號(Joint Practice Note No. 3),提出精簡園境的規劃申請程序,將規劃申請中園境設計一般交由規劃署作為主要審批,並交由屋宇署審批綠化覆蓋率(Site Coverage of Greenery)。
有園境建築業界觀察所得,過往規劃署及地政署的審批準則不一情況時有出現,亦有批評政府部門審批發展項目的園境設計十分主觀。上至發展項目的通風、園藝移樹、園境美化以及開放空間的佈置,下至會追問項目中種植一顆樹的品種類型,當中不時涉及主觀的判斷。相應地,這亦反映出部門會仔細監管園境的具體設計。若將審批準則統一,精簡成「點心紙式」的硬性要求,會不會使發展商出現「湊數交貨」的情況?
對於現時政府「總加速」的綱領下,除了精簡規劃程序,有部門因審批不透明屢次被官媒狙擊拖慢土地供應,而政府部門內部亦被要求加快工作效率,否則將輕易「中槍」,成為現時「鬥官僚」的目標。有業界亦表示公營房屋項目的園境設計也需要配合加快,我們必須小心,會否因而犧牲園境設計時應有的全面質量。
有園境業界人士有聽聞,政府部門為求加快公營房屋供應(或需要彌補因土木工程署工程吸納量不足而導致的延誤),現時在制定某些公營房屋的園境圖則時,往往鼓勵採用「直線型」的模組化(modular)設計,嫌其他風格(包括曲線型)的設計興建速度慢,而這些曲線型設計對於整體景觀很多時有助益作用,甚或乎是個別地盤的實際需要。
透過犧牲因地制宜的園境規劃考量,而所換來的「精簡」成效,卻只是加快數天的制定工作,省時很少。這樣只會製造出更多倒模型公屋屋邨,而屋苑社區亦欠缺特色及變化,在地住戶的生活質素相信隨之而會被「精簡」。
▌公開補地價計算的雙面刃
發展商開發項目時,必須經歷修訂地契上的限制條款/改變土地用途等申請,因而須向政府就修訂前後的土地價值進行補地價,有發展商指這太浪費時間了。
現在開始有媒體吹風,政府正考慮列明「補地價」不同細項的計算方法,作為精簡城規流程的一個辦法。然而,「補地價」牽涉公帑收入,公眾利益影響極大,所以政府需要謹慎的補地價計算程序,避免公帑損失或招致官商勾結嫌疑,花這些時間站在公眾利益立場看似是必須的。
但現時,發展商正積極撼動這個多年來的安排。有不少發展商指很難預計政府會提出的補地價水平(業界一般理解是扣除所有成本後,政府會預留發展預期收益的20%給發展商以訂出補地價的金額,大型項目補地價金額可動輒上百億),所以以當發展商察覺到某些時期有條件接近的地皮的補地價金額便宜時,就會出現一窩蜂為數個不同項目申請補地價的情況。
因此有業界認為,對發展商而言,補地價計算準則更透明,發展商理論上有機會更主動向政府申請補地價。但同時,正如前面所述,「補地價」牽涉公帑收入,公眾利益影響極大,如果被地產商得知補地價的計算準則,亦可以預期發展商會針對每個細項數字向政府「拗數」,若然發生,這將必然拖慢發展程序,有發展商甚至會有理據,就政府開出的補地價及其安排司法覆核(相對於補地價的天價金額,司法覆核的律師費用可說是九牛一毛,若然覆核成功一次半次,發展商已經「賺到有突」,增加了發展商挑起法律挑戰的誘因),引起更長時間的爭拗,所謂「精簡」程序能夠加快發展的期望落空,欲速不達。
而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地產商,補地價問題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前者是關乎龐大的土地收益,後者是巨大的土地利潤,若然挑起補地價的紛爭,這爭拗將沒完沒了,除了公帑有機會蒙上損失,更要命的是,發展商看似很關心的發展速度,很可能會被拋諸腦後。
▌最壞的還未到臨
最後,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現在正考慮推出最具爭議亦係土地利益核心﹕涉及總樓面面積以及補地價方法的精簡措施。連同一系列政府官員以及建制團體,針對濕地緩衝區大幅度放寬的發展管制,以及城規程序的民主參與部分。精簡發展管制小組的動態,即將成為新界北及明日大嶼等大型發展計劃以外,直接改變本地土地發展玩法,具相當技術性,同時亦最具爭議性的城市議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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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關係面面觀 #從塔利班看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追求政教合一的塔利班
近一個月來國際矚目的焦點,無疑是塔利班政權再度控制阿富汗,2001年倒台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重新復辟。
傳統上,伊斯蘭社會屬於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涉入政府各個部分,伊斯蘭教的領袖既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更是一切法律的依歸。
20世紀末竄起的塔利班也不例外,他們以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為號召,在1996年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酋長國,以嚴厲的伊斯蘭律法統治阿富汗。
那麼,政教合一跟政教分離究竟差在哪?國教又是什麼?本周我們就從阿富汗出發,來帶各位壯士了解國家與宗教的距離。
▌政教關係的分類
國家與宗教間的關係,一直是西洋政治思想界熱切探討的議題,過往曾有「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的論點,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也曾提出政教分離三個基本原則,主張政治與宗教應明確地劃分彼此的任務與責任,互不介入與干涉。然而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在現實上往往更加複雜。
今天我們將參考日本學者小原克博的觀點,將政教關係分為三種進行介紹:
1、教會主宰國家政治的神權政治,宗教的權威與政治的權威完全融合在一起。
2、國家與教會建立同盟關係,並且透過法律來規範兩者的關係。
3、為保障信仰自由,宗教與國家分離,國家亦不得介入教會的經營。
▌神權政治
首先是神權政治,英語為theocracy,是希臘文中神(theos)與權力(cracy)的結合,國家元首為神的代理人,具有神聖性(divinity)且為宗教領袖。
梵第岡是天主教唯一的神權國家,國家主權來自上帝,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皆集於最高主權(上帝),再交付給人間代行天道者(教皇)。
而塔利班新政權或許也將成為神權政治的代表,塔利班官員先前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明確表示,未來阿富汗將由治理委員會謹遵伊斯蘭律法來治理國家。最高領袖艾昆薩達(Haibatullah Akhundzada)將成為宗教領袖。而女性工作權、受教權及衣著等相關規定,都將交給伊斯蘭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定奪。
▌國家與教會的同盟
國家與教會透過法律規範兩者的關係。一種是透過法律承認教會的地位,另一種則是基於多數國民有共同信仰,以立定國教的方式,給予教會一定的特權,例如英國、丹麥及多數的伊斯蘭教國家。
要特別注意的是,設有國教的國家並不等於神權國家,也不代表國教受到政府控制,只是政教並未分離而已。
在這些國家中,國教被視為形塑國家認同的一部分,教會也是國家體系的一份子,神職人員多半直接由國家所聘用。只不過教會在各國地位也有落差,例如丹麥的信義宗教會欠缺自主組織架構,反觀希臘的教會自治程度則相當高。
常見措施包含:教會自治、承認宗教婚具效力、宗教教育列入國民教育必修課程、禁止褻瀆神明或禁止勸誘改宗等等。但也常衍生不少爭議,尤其是國家價值和宗教自由產生衝突時。
▌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顧名思義,追求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離,認定世俗政治與宗教組織相互獨立,國家應秉於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在宗教事務上採取中立態度,無論任何教會組織,皆平等視為民間團體。
原則上也禁止任何教派插手政治事務,神職人員必須退出國家組織,有些國家甚至會以憲法或其他法律加以落實這項限制。
不過在實際運作上,政教分離國家仍有許多樣貌及差異,小原進一步將政教分離制度區分為三種模式:完全分離制、敵對的分離制以及寬容的分離制。
法國是恪守完全政教分離的代表國家。在1905年頒布政教分離法後,憲法明定共和國保障宗教自由,但對各種宗教維持中立,不在經濟上扶持任何特定宗教,教會的功能僅僅是私法人,不得掌握任何政治或行政權力。近年更是積極試圖消除公眾領域中的宗教符號,衍生出不少爭議。
而敵對的分離制常見於冷戰時期的共產國家,由於共產黨信奉無神論,因此視教會為敵對的存在,自然不容許宗教影響人民的政治生活,更甚者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削弱教會的力量。
至於寬容的分離制,又稱條件式政教分離,典型的例子則是德國。
德國在一戰後正式實行政教分離,憲法中雖承諾中立對待宗教和世界觀,但這個「中立」並不等於國家要對宗教敬而遠之,相反的,國家反而認為宗教能夠對社會團結做出貢獻,因此國家和宗教可以進行夥伴式的合作,例如國家可以資助宗教團體所設立的醫院或社會性機構。
這樣國家和教會的密切合作,是和法國嚴格的政教分離不同之處。德國基本法所確立的政教體制是既有教會與政府的分離,但又同時透過憲法保障政府和教會合作方式,這是在保有國教和嚴格的政教分離之間走出的折衷道路。
▌結語
經過簡單的介紹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更了解政教關係的各種型態?我們不僅希望大家多多關注阿富汗的後續動態,也要澄清一個概念:伊斯蘭律法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法體系,在現實中如何踐行,高度仰賴執政者的詮釋角度,因此不能將塔利班的詮釋化約為是所有穆斯林的詮釋。
不幸的是,塔利班政權對於伊斯蘭教法的執行採最嚴格的詮釋,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公開處決、石刑和鞭刑將在阿富汗重現。更令人憂心的是阿富汗的女性處境,日後不僅必須穿著遮蓋全身罩袍才能出門,工作、教育以及獨自外出的權利恐怕也會遭剝奪,前景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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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香港修改選舉制度,條例草案預料月底恢復二讀,廉政專員表示,署方稍後將加強防賄防舞弊宣傳。選委會新增不少界別,亦有不少機構,諸如大學、註冊學校等首獲選舉權,一些持份者未必熟悉選舉遊戲規則,亦未必了解如何應付一些帶有拉票意味的酬酢,當局多向相關團體及人士講解,有助避免誤墮法網。「愛國者治港」,必須選賢任能,內地法律學者認為,選委會的新構成和雙重提名機制,加強了公共利益代表性,有助阻止無德無能者入閘;在香港,不少人則擔心權力集中小撮人手中易生腐敗,當中折射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觀。
蘋果頭條
政府計劃在暑假正式推出5,000元消費券欲振興本地經濟,惟至今只公佈4間協助發放的支付工具營辦商,其餘條款細則仍未落實,但表明會為消費券設限,包括限制套現及只可用於本地消費,卻無阻市民討論如何物盡其用。《蘋果》綜合現有資訊,發現以零售退貨和經扣賬卡或預付卡網購兩個方法,最有機會突破消費限制。而現時4個支付工具均可免費登記,有公司更提供近百元迎新禮券。
東方正論
回歸接近24年,特區諸事不順,多個範疇大幅倒退,毋須細心觀察,只需肉眼可以看得到,鼻子一嗅便知,最明顯例子便是污染問題,本報今日披露屯門河垃圾成災,部門屢收投訴卻不改善,居民長期受難。屯門有48萬多人口,屯門河貫穿整個屯門新市鎮,是該區地標之一,政府多次提出活化屯門河,惟該河尚未見有美化,即變「垃圾河」,河上長期有大量垃圾漂浮,包括發泡膠、廚餘及建築材料等,臭味襲人欲嘔,衞生惡劣,居民一呼一吸都有害。
星島社論
變種病毒個案未有在社區蔓延,「疫苗氣泡」啟動後,食肆及處所相繼放寬防疫措施,剛過去母親節假期,暫未見確診個案回升。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漸趨穩定,昨新增四宗確診個案,全部為輸入個案,已連續三日沒有本地個案。不過有專家認為危機未解除,港大微生物學系臨牀助理教授薛達昨表示,由於變種病毒潛伏期長達十四日甚至二十一日,認為未來數天要密切監察情況。
經濟社評
一二手樓價最近屢創新高,皆因市場氣氛熱烘,不少人擔心愈遲買愈貴,紛紛追價入市。樓市熾熱氣氛重現,歸根究柢是土地不足,而港府沒有整體土地供應規劃,亦未見決心落實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資金輕易推動樓價向上。當局必須有所作為,積極拓地,否則住屋這個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黃竹坑站鐵路上蓋新盤開價進取,平均呎價逾3萬元,兩輪銷售迅即沽清,加價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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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戰國時代,孟子跟梁惠王談國家治理,提到五十步笑百步,意在提醒梁惠王應該多去正視自己的過錯失誤。今時今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以「追究世衛抗疫失職」為由,宣布暫停撥款,卻將道理顛倒過來,「百步」反過來狠批「五十步」不濟,諉過於人。今次瘟疫百年不遇,以往很多專家對於疾病防控的研究和觀點,均面臨挑戰考驗,各方抗疫都是摸着石頭過河,過程必有失誤,最重要是及早糾正。世衛疫情應對有哪些不足和失誤,疫後需要檢討,可是白宮遲遲未理世衛警告,2月下旬仍在妄言疫症與流感差不多,疏於防疫導致大爆發,肯定難辭其咎。
蘋果頭條
武漢肺炎在全球感染超過200萬人、奪去逾12萬人性命,疫症迅速散播至210個國家與地區。早前嚴厲抨擊世界衞生組織(WHO)「以中國為中心」以致未妥善應對疫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前天一如預告,宣佈暫停美國對世衞的資助,稱要查明世衞失責情況。美國亦有國會議員正籌劃調查世衞和中國是否須就疫情擴散負責。
特朗普前日作出宣佈時,指控世衞在中國傳出疫情之初未有徹底調查,卻宣揚中國隱瞞疫情的假資訊,將「政治正確置於救命措施之上」,以致錯失在源頭堵截病毒、錯失只造成少數人死亡的機會,令疫情擴散至現狀。由於世衞沒及時分享疫情訊息、沒及時提供防疫政策建議,沒及時宣佈全球大流行,「未履行基本責任,必須為此負責」。他指美國將會審查世衞在疫情中「嚴重處理不當及隱瞞病毒散播上」的角色,之後才考慮恢復資助。
東方正論
國家安全是一國之本,是至高無上,法律理應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是阻礙國家安全,司法在國家安全面前也要讓路,可惜香港恰好相反。由佔領之亂到反修例黑暴,從來沒有一個暴徒、政客或黑手遭重判,港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獨立淪為司法獨大,外部勢力如入無人之境,國家安全無從談起。昨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直指「該制訂的制訂,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決不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預示中央對法治亂象已忍無可忍,在港建立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勢在必行。
星島社論
繼「兩辦」猛轟公民黨議員郭榮鏗癱瘓立法會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再發重炮,指香港回歸以來國家安全的突出短板,會成為致命隱患。事實上,他所指的威脅,並非杯弓蛇影,而是確確實實存在,最新例子是,路透社訪問幾名「隱其名」的法官,指北京試圖限制法庭權力,影響法官獨立性與遴選,整段報道營造了香港司法制度正受到中央干預的「畫面」,受訪者卻沒有拿出具體證據證明其指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昨晚就發出聲明,對「隱名者」所述情況予以否認。這事件顯示,香港內外都有人不斷地挑動「一國」與「兩制」的矛盾,以動搖香港的穩定。
經濟社評
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罪行: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全球感染新冠肺炎人數昨突破200萬,美國更是重災區,特朗普不思如何抗疫,卻暫停對世衞撥款,為環球控疫添煩添亂。本港議員應引以為鑑,疫下不能再作意氣之爭,須同心同德抗疫,人命關天大事,市民生活亦陷困境,疫情歸疫情,絕對不應因政見不同,而阻撓次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的審議。
特朗普以世衞應對今次疫情遲緩,偏幫中國,在疫情爆發之初反對各地對中國實施旅遊限制,結果加速病毒在歐美散播為由,決定暫停撥款資助世衞。在美國感染人數突破61萬,死亡人數增至2.6萬人,成為全球之冠,特朗普向世衞開刀,明顯是要轉移其防疫不力的視綫,以免影響其連任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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