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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州理工到高盛銀行》 -- 粟耀瑩

[1] 前言
[2] 19 歲走出臺灣赴美
[3] 進入加州理工
[4] 從物理轉生物科技
[5] 得到晶片之父 Carver Mead及諾貝爾獎得主 Rudi Marcus的鼓勵
[6] 到生物系找指導教授
[7] 我做出了一個經典生物物理模型
[8] 我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從事蛋白質工程研究
[9]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得獎
[10] 柏波提示我走從商之路
[11] 用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換取美國綠卡
[12]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向創投公司融資，開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3] 創辦領導加州理工學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進軍麥肯錫
[14] 麥肯錫McKinsey & Co。夢碎進軍華爾街
[15] 一星期內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聖經"進入PIMCO
[16] 我在PIMCO受的訓練
[17] 贏得「債券王」Bill Gross的心
[18] 我買賣房子一年 １６０% 投資報酬率
[19] 考入麥肯錫 McKinsey & Co。
[20] 我在麥肯錫受的訓練
[21] 在麥肯錫McKinsey & Co。的日子
[22] 進入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
[23] 我在高盛受的訓練
[24]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25] 我與「甲骨文」老闆的一段交往: 初遇北京
[26] 我與「甲骨文」老闆的一段交往: 再見三藩市

[1] 前言

整十年前，我媽媽洪冬桂博士寫「我家胖比」一書，造成很大轟動。那個小名「胖比」的女孩，就是我─愛麗絲，粟 (Alyce
Su)，粟耀瑩。那本書寫了我從降生到大學畢業的許多趣事，把我塑造成一個很逗人喜歡、奮發上進的小姑娘。我還記得那書最後的結論是："人們不會懷疑十年之後的科學家名單中有粟耀瑩的名字，可是到那時候，除了她爸爸粟教授外，很少人會知道世界上曾有一個名叫『粟胖比』的女孩"！

媽媽這個結論，是根據我當年表現出的性向而下的。我在科學方面的天賦確實很高，舉個例子，我進入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由於已修完了所有物理系的應修學分，便到研究所去選修公認最難的課：量子物理學和相對性天文學，結果我前者拿了九十九分，後者拿了九十八分，滿分都是一百。
我也拿到朱經武獎學金。那時我非常自信，認為此生應可拿到一項諾貝爾獎。

以前臺大物理系的恩師們，丘宏毅教授，李文中教授，林清涼教授，揚信男教授，黃偉彥教授，張國龍教授，都對我諸多期許與鼓勵。尤其是林清涼教授，在上量子物理時，總是以我作例子，教訓和我同班上課不夠認真的台大物理研究所的學長們。

後來很多人問我，Alyce，你拿了加州理工這麼難念的博士，怎麼不教書或作研究?
這個問題，自我從商開始，已經回答了N遍，答案是：我從來沒有想要教書或作研究，我去加州理工，這個在世界上諾貝爾獎得主密度最大的地方，是為了接受其薰陶，以悟出如何得到諾貝爾獎的道理，並對我當年的偶象Feynman費因曼（著名的物理諾貝爾獎得主，著有Surely
You're Joking，Mr。Feynman 一書）生前待過最久的地方，進行模拜。

當年因為家庭環境的緣故，不知道還有Bill Gates，Larry Ellison，Warren
Buffet，這種人，不然一定早就打算如何進華爾街或矽谷，作交易員或向風險投資家融資來創業。後來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這些白手起家的富豪，二話不說，在加州理工學院修得生物科技/物理學博士，也就是受完最好的自然科學訓練之後，馬上跳出了科學方面的職場，慨然踏進了金融行業。

[2] 19歲走出臺灣赴美

大學四年級時，我還不到二十歲，考完託福和GRE後 (多謝來欣補習班的方有毅老師，當年我的GRE
是全臺灣考出的前三高分)，申請學校的結果，得到多所美國名校的入學許可。加州理工，哈佛，哥倫比亞，柏克萊，康奈爾，芝加哥，等等。加州理工物理系歷年為全美物理排名第一。哥倫比亞給我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獎學金。柏克萊給我全額獎學金，其天文系第一把手徐遐生教授來臺灣演講時，還特地安排與我見面，希望要我選擇柏克萊，以為中國天文物理界培育接班人。康奈爾也派出鍾威，當年臺灣清大有名的資優生，向我招手。鍾威在康奈爾學的是最難的"超弦論"
(Super-String Theory)，但後來也投身華爾街。

我和父親特別到美國這些學校都看過，才決定加州理工。


[3] 進入加州理工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正告別了深愛我的家人，要到加州理工學院這所精緻的大學深造。臨行前一天，有緣和當年臺灣最有名的天才，揚柏因見面。揚柏因剛從MIT回臺灣，以4年時間修完博士，為臺灣歷史上最年輕的博士。在台大時，揚維哲教授是學生最喜歡的老師，揚柏因為揚維哲教授之子，又是台大物理系的學長及當年有名的資優生，未見面前很多人告訴我很多傳聞，聽說是又矮又小。結果一見之下，居然又高又大。我們聊的很開心，可惜第二天我就飛美國了。

本來懷這雄心壯志到加州理工學院，結果才發現學物理的找不到工作，去拜見物理系的教授，不是不收學生，就是研究經費減少，然後就造就了許多10年的研究生，不時沒畢業，就是一直留在實驗室作同一個教授的博士後研究員。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怪不得讀博士學校付獎學金，讀MBA則要交學費。

當時我連電腦都不會用，只是理論很行，為了在研究中能生存，一九九二年夏天，一天晚到校園的電腦中心泡在電腦前苦練電腦。有一天，我電腦螢幕上有人從另一台電腦上給我寫字，約我和他去喝COFFEE。我望那一台電腦一看，看到一個中國人，個頭不高。原來他是中國大陸少年班出來的，12
歲進安徽的科技大學，16歲大學畢業到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班。我還以為我
19歲來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班多了不起，原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他已經來加州理工4年了，正在寫博士論文。

他的指導教授是Tom Prince在美國的電腦天文學中是領導。他們一天到晚有一大堆的資料，從看星星得來，要作資料處理。因為資料真的太多了，他們有時要用PARAGON也就是"超級平行電腦"來作"平行計算"(Parallel
Computing)。那時全美國也只有５個地方有這樣大計算容量的電腦，加州理工為其中之一。

他告訴我，暑假還是準備開學的考試。考過了，就不必花一年的時間修物理課。越早開始做研究越好。我聽他的話，專心準備。

1992年9月，學校便給我們這些新生一個考試，要測定所有新入學者的真實程度，以確定對每個人如何安排，如是要念碩士還是直攻博士甚至是不是要轉系。考試的科目為
(1) 古典物理 (2) 量子物理 (3)
數學物理。我前兩門得了全班前五高分，數學物理得了第二高分。數學物理最高分的是一位哈佛Harvard來的，大學就和教授做"超弦論"
(Super-String Theory)的研究，大學畢業論文就相關的題目，還發表在Physics
Review。我雖然一個最高分都沒那到，和以前在台大物理系很不一樣，我很高興沒丟臺灣人的臉。我們那一年受了30個左右的新生，是從全球來的精英。

物理博士生第一年，主要是修課，誰要是不想修也可以，但又得參加免修考試，考過了就可免修考試考的都是很難的題目，那目的可能是要挫一下想免修的人的銳氣，要人知難而退，乖乖修讀所有課程。考試的科目為
(1) 古典物理 (2) 量子物理 (3) 高等應用數學 (4) 高能物理 (5)
核子物理。其中我後4門都用考過的，只有第一們古典物理特別去上Kip Thorne的課。Kip
Thorne是近代相對論的始祖，其嫡傳弟子包括臺灣清華大學名教授倪維鬥。

考試證明實力之後，物理系的系主任及教授們都認識我，也給我比較多的自由。系主任有幾次請我去爬山，我帶朋友一起去。

這一年我因此而有比較多的空檔時間，我把這些時間用來掃描物理學門中比較有發展前途的課題，以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曾去拜見過葉乃裳教授，葉乃裳教授是臺灣有名的才女，當年上過Time
Magazine，一個星期工作100小時，以作超導體著名。我一看，她實驗室的博士生就是收在機器旁邊等資料。我問這位女博士生，何必守在旁邊和機器一起等資料，她說機器還是有可能故障，一出故障，資料收集要從新來過。這個女博士生出身不凡，是印度的公主。堂堂印度的公主在自然的面前也沒有特權，可見這科學科技真的是憑真本事。

這時我發現，物理學本身幾乎處於飽和狀態，倒是物理學與生物學交界的學問，很值得研究。那時在這個部門用心的人極少，這就是今天全球正在熱炒的生物科技，或稱生物工程。

我打定主意，要以生物科技為自己的研究主題。但是問題來了，我根本沒有修過大學有關生物學的課程。沒有這方面的基礎，而想進行生物科技研究，並要取得成績，實在是不可能的。

[4] 從物理轉生物科技

說到這兒，我就要感謝加州理工彈性的教學體制。當我把我的研究計畫提出來後，我要求到大學部去上生物課程，這在別的學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加州理工竟然准了，讓我用一年的時間，跟生物系的大學生一道修生物方面的專業課，並學習基本的實驗。加州理工大學部是有名的天才班，很多11的12
歲的小孩確問最犀利的問題，或能答出教授所問最難的問題。我20歲坐在那兒，已經算老了。這時候我才知道以前和我同學的學長姐們，有何感想。

所謂隔行如隔山，到我親身從物理學界跨進生物學界，才真正瞭解這句話的真正涵義。在此之前，我從高中就不念生物，生物只有國中程度，對生物學所知真是有限，待進了大學生物系的課堂，才發現要學的東西多著呢。但加州理工畢竟不一樣，教授講生物思考模式，而不是瑣碎的事件，常講最新的發現，或是自己研究的發現。每一子科的課本中，重大的研究成果好像都從加州理工作出來，課本上面的某某，要嘛是加州理工學校的教授，或是同學的父母親或親戚，讀起來真的很帶勁，讓人有一個有為者亦若是的抱負。

雖然物理和生物兩門學問，不論在思考學習的模式或實驗方法主體上，在科學?相鄰最遠，但我覺得物理於生物學交叉的部分真是蘊藏著無限的學問，故很願意花時間下工夫。

但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一定有所謂「保守勢力」，他們對於具創新意義的事，總有些抵觸情緒，連加州理工生物系也不例外。學校批准我這個物理博士生到生物系大學部修課，有些老師、同學都當笑話看，不知道學校在弄什麼花樣。直到我生物學修課了好成績，並且用所學得的這方面的知識與物理學結合，做出了很有價值的實驗，且取得了可以實用的專利，投射在我身上的異樣眼光才收斂掉，這是後話。

[5] 得到晶片之父Carver Mead及諾貝爾獎得主Rudi Marcus的鼓勵

加州理工有一個新建的系，叫 Computation and Neural Systems
計算及神經系統系。這個系的創辦人之一叫做Carver
Mead，所有電機系出身的沒有不認識他的，他是超大型機體電路VLSI之父，也是Intel創始人Gordon Moore的好朋友。Carver
Mead是Feynman費因曼在加州理工最好的朋友之一，因為兩人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的智力能及。Feynman費因曼在死前，在加州理工最喜歡的研究題目，已經不在純物理的範圍，而在Nano-Technology一類用做原子做工程的應用，以及物理和生物的交界尤其是神經科學這種和電有關係的，這正是Carver
Mead 畢生研究的範圍。

正像很多最傑出的工程師一樣，他們覺得最了不起的電腦設計無他 -- 就是人腦! 故Carver Mead就想做chips that can
see會看的晶片，chips that can hear會聽的晶片。Carver
Mead覺得要能理解人腦，一定要能建造一個，才表示懂。而人腦如此複雜，一定要把他分成幾塊，於是能看的這一塊，和能聽的這一塊，都被他抽出來磨擰。Carver
Mead用他的研究成果開了很多家公司，多在北加州，靠進三藩市及史旦佛大學一帶。有一個公司取名叫Synaptic神經突觸，其意不言自明。他在加州理工開課，就是為他的公司培訓以後的員工。

Carver Mead曾指導過一個天才女學生，Misha
Mohawald，她是第一個加州理工獲得最優秀博士論文的女性，也上過美國全國電視網介紹傑出女科學家的節目。Carver Mead和Misha
Mohawald 共同作出了第一片能看到晶片。Misha博士後到Oxford拜師Rodney Douglas名下。Rodney為Misha
在瑞士最好的理工大學ETH開了一個系，叫Neuro-morphic
Engineering仿神經網路的工程系。Misha於30歲出頭，自殺結束了她精彩但短暫的一生。

我研究生第一年修Carver Mead的課。Carver
Mead在加州理工是研究生心目中的神。每堂課爆滿不說，每個學生都槍要坐前面，而且槍者回答Carver Mead的問題，希望引起Carver
Mead的重視。那些學生多是電機系的，而且是加州理工的電機系，功力之高可想而知。我也屬於坐前排槍答Carver
Mead問題的學生，但高手環視之下，我大學又不是學這個的，出頭很難。

不過，全班大概就我一個中國女生。期末，有一次，Carver
Mead畫了一個很難的線路圖，很多平常的高手，不是沒回答，或是答錯。我一看原來那些答案是錯的，我便舉手，用了消去法，猜出了一個答案。Carver
Mead一聽，很高興，覺得孺子可教也，課後就請我去Athenaem喝一杯小酒。那時快要過Christmas
耶誕節了，去喝一杯小酒很正常，校園大家都在開舞會。

Carver Mead的課是5:00 pm上到 7:00 pm。那一天晚上，7:00多，天色很暗，Carver和我在走在到Athenaem
(Athenaem 是加州理工一個教員學生吃飯的地方) 的路上，我向Carver 問起我的偶象Feynman
生前的情形。在Feynman已經去世的情況下，Carver這位元Feynman生前最親近的朋友，感覺上是與Feynman 最相近的人。

我們在Athenaem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Carver 告訴我許多 Feynman
生前的事情，言語中充滿懷友之情。Carver問我打算選那一個研究方向或題目?
我說生物物理方面，但還不確定那一個題目。我物理考試都高分考過，重新和大學學生一起學生物，也修電機系您的課，就是想多瞭解這個領域。Carver說:
我在班上有注意到妳，妳一看就是那種很努力，一天到晚想要跳得更高的人，妳需要一個教練。Carver 再說:
這樣吧，我時間有限，不能親自指導妳，但我的另一個好友，Rudi
Marcus，剛的化學諾貝爾獎的那一位，身在學術界，應該有多一些時間與妳討論，妳不妨去找他談談。

我第二學期就去修Rudi Marcus開的課。Rudi是個很有儒家修養的教授，身為諾貝爾獎得主，並無改變他的生活。Rudi對我非常賞識，提我寫了很好的推薦信。

[6] 到生物系找指導教授

1993年，加州理工已公認我是本校物理系與生物系合作的拓荒者。在我之前，這所全美首屈一指的理工名校，還不曾有過一個扮演這種角色的人。至拓出什麼名堂來，很多人還在看。但我的名氣是不缺，所有生物系的教授都認識我。我很欣慰的是，1998年我博士畢業那一年，加州理工生物系特別成立了一個"生物物理獎學金"，開放給所有希望在物理與生物交界處作研究的博士生，就是像我這種人。

1993年的萬聖節，我參加加州理工校園舉辦的萬聖節Halloween
Party。加州理工本來就是有名的怪，再加上萬聖節這個作怪的節日，怪上加怪可想而知。每個人的裝扮不止是面具，披風，有人用玻璃和電晶體把自己圍住，裝扮成電腦司服器computer
server，引起很多人圍觀。那真的很厲害，從外面看還真的以為是電腦司服器。

我就是在那個舞會上，遇見Steve Mayo我後來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和他的第一個研究生Bassil Dahiyat。

Steve Mayo那時剛被加州理工聘進來當助理教授，他想做一個可以做蛋白質設計的電腦軟體。Steve在大學時就寫過一軟體程式做分子模型類比，在加州理工念博士時，就是把大學寫的軟體程式推廣，後來和他的指導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專賣這個軟體給學術機構和大公司的研究部門。最後這家公司被
Pharmacopia收購，Steve的股票大賺了一筆。

Bassil Dahiyat大學念的是約翰-霍普金斯，三年就畢業，後來在約翰-霍普金斯又待了兩年，不但拿了碩士，還替他的指導教授成立實驗室，發表多篇論文。Bassil的專長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生醫工程，理論實驗都非常厲害，是那一年加州理工有名的高材生。

這兩人1993就有一個遠景，要把這個蛋白質設計的電腦軟體做出來，並且商業化。

我一聽，覺得這就是我想做的方向，第二天就去Steve
Mayo的實驗室和他談，他也欣然答應受我作學生。因為他就是要找對生物有興趣，但又能用理論的方式建立模型的人。

那時我是Steve Mayo的第三個門生，Steve Mayo
的第二個門生叫做Jay，是中國科大的高材生，得過科大的最高榮譽之一的郭末若獎學金。但Jay沒有選擇做蛋白質設計的電腦軟體，作別的博士題目。

Steve Mayo，Bassil Dahiyat，和我，三個人就展開了幾年蛋白質工程的科技商業化之路。

[7] 我做出了一個經典生物物理模型

Steve Mayo的實驗室才剛開張，由於Steve在電腦方面的功力和成功的科技商業化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成功經驗，實驗經費相當寬裕，尤其是私營的研究經費。Steve用了這些經費先買了好幾台電腦，SGI，Sun，Mac，各種版本的都有，編譯器也是有Fortran和C語言的。也買了一台600的NMR全美只有最專業的地方才有。其他的實驗器材在慢慢的採購之中，實驗室每天茁壯成長，漸漸成型。

那時，有個名氣很大、人也非常好的猶太教授亨利-樂斯特 (Henry Lester) 和他一個超強的，從以色列來的猶太博士後研究生瑟拉-美革
(Sela Mager) 他們有非常稀有的資料，從某稀有蛋白質 (neuro-transmitter
transporter)上量到。這種蛋白質，對瞭解藥物上隱，有很重要的藥理功能。他們希望對這一類的蛋白質輸送分子的行為，做一個動力模型，以方便日後科學家對藥物上隱學的研究。有一天，他兩走進我們的實驗室，找Steve談。因為這個模型的建立需要用電腦，寫程式，是Steve的專長。

Steve那時正親手寫一個快速尋找的電腦程式，沒有這個程式，蛋白質設計的電腦軟體是無方運做的，故在等這個程式的過程中，Bassil和我都先做其他的項目。Bassil和Beckman
Institute 的一個實驗室合作，做實驗。我則在Steve，Henry和
Sela，的同意和指導下，開始我的第一個研究計畫，為他們的實驗資料做一個模型。

製作生物學模型須依助電腦。當時我的電腦功力還不強，還沒有完成過高級的設計。正在這時候，一個電腦方面的厲害角色，出現在我的身邊。

這個人叫Erik Winfree，是個德國裔的猶太人，只比我大兩歲。他在電腦方面不是普通的高強，真稱得上是聖手級。Erik的父親Art
Winfree是有名的教授，得過McArthur (Genius) Award，在美國那個叫天才獎。Erik也替 Mathematica
的創辦人，也是加州理工前校友，另一個天才 Steve Wolfram
做過程式及研究。這種背景，電腦與邏輯的功力真是無庸置疑。Erik在拿到博士學位後，立刻被加州理工聘為教授，這是極少極少有的事。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後來也拿了一個McArthur
(Genius) Award。

Erik和我常常就這個模型討論，也在電腦方面給我的指導。Henry和 Sela 也很夠意思，每有新資料就喂給我的模型。Sela
和我也經常就這個模型進行討論。討論到一定程度是，就報告給Henry看還有沒有要改進的地方。他們本來只要解釋他們自己的資料，結果看哪個模型越來越厲害，連他們還沒測量到資料也可以預測，就變本加厲把別的實驗室量到，有關這種新潮蛋白質的資料也拿來看我們的模型是否能解釋。給他們這樣一搞，這個模型把那時所有的資料都不但解釋，而且預測到了。

我所做出的這模型，不但可以解釋Henry和Sela他們發現的現象，還可預測一些別的新的實驗現象，這些預測到的現象，後來在其他的實驗室如UCLA的名實驗室中被發現，因此我做的模型在生物學界相當轟動，Henry
和 Sela到那一陣到什麼地方都講這模型。

Henry 和 Sela 這兩個老猶對我完成的工作滿意極了，他們在我畢業後為我寫求職推薦信時，把我寫得非常完美。 Henry 和
Sela是很典型的猶太人 (Henry 的兒子取名叫 Ben，可想而知) 我為此不但對他倆，也愛屋及烏，對所有的猶太人充滿預先的敬意。

1995年，我從加州理工發表的第一篇科學論文，就是說明這個模型所統合的各種現象。

[8] 我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從事蛋白質工程研究

我和Henry 和 Sela的合作，實驗資料是他們提供，我自己是一個實驗也不用做。生物學為何初學時感覺是很多片面的知識，因為實驗是生物學的基礎，生物學便是由這些實驗結果基類出來的。如果只是用記憶實驗結果的方式，而不去探討為何會去做那樣的實驗，是無法瞭解其精髓而為己所用的。

蛋白質工程和一個純生物物理模型的差別，是一定要有實驗資料來證實或推翻一些假設。用已證實或推翻的假設為基礎，再往上堆積。我從 1993 年到
1994 年，陸續修了一些大學部的實驗課程，從最基本的 Pipetting
(一種實驗儀器)開始學。這是最基本的蹲馬步，問題是這些學會了之後，和真正能設計自己的實驗，並完成這些實驗取得可信的實驗結果，是兩回事。

實驗最恐怖的是變因太多，當你以為都想好時，可能結果跟你預期的不一樣，因為還有你沒想到的變數。故可能要多做幾次，才看到所有沒考慮到的因素。這時，一要耐心和體力，二要經費。實驗是非常耗費金錢與資源的。隨著實驗越做越多，技巧越好，越能越快得到好的資料。所以一般的指導教授喜歡找有經驗的實驗研究生，如果以前沒有做過實驗，沒有經費的指導教授是不願意讓這些學生浪費錢的。因此，我從進入
Steve 的實驗室開始，無時無刻在想我要如何說服 Steve 和 Bassil 能讓我做實驗。

Bassil 是做化學實驗出身，可以在不用儀器之下，做出很長的蛋白質。但若要更有效的做出更大的蛋白質，必須買儀器 (peptide
synthesizer)。但再大的蛋白質，就的用分子生物的方法，買 Oligonucleautide 用 PCR 技術備份，再把這些 DNA
和載體 (Plasmid) 都用效素在特定的地方切，再用粘效素 (ligase) 把 DNA和載體結合。這種 Recombinant DNA
進入細胞以後，就利用細胞現成的機制，把 DNA
變成蛋白質。這個蛋白質從細胞中做出來，到純化，到乾乾淨淨又大量的能進入試管中，做生物物理的定量研究，如 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又需要很多人力。 這就是所謂的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是蛋白質工程?面很重要的一環。

為了讓這個蛋白質設計軟體不止是個理論軟體，其設計結果有實際用途，我們必須把軟體設計出的蛋白質序列從實驗室中做出來，然後用生物工程的儀器，如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等，測出所設計蛋白質的性質，如抗熱性，穩定性，結構，等等，來看看軟體設計的結果如何。軟體設計的結果如果不如預期，我們便要調整軟體?的參數，重新再預測新的蛋白質序列，重新再做實驗，看結果如何，一直到軟體?的參數能夠值得信賴地預測出設計者要的蛋白質。

在我開始做實驗之前，Bassil 都是用化學的方式，用 Peptide Synthesizer
把蛋白質做出來。這個方法對於小一點的蛋白質可以，但對於大到 60 個 amino acids 左右的蛋白質就不行了，因為 coupling
efficiency 不夠，產量太低。所以非得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我們實驗室?，從來還沒有人用這種方法做成功過。

我因為設計的蛋白質有 56個amino acids，起初用Peptide Synthesizer
做產量太低，根本無法量產到夠做後來的測試實驗。而且這種方法非常貴。我只好想辦法用基因工程的方法。

我們實驗室有一個學生，以前是 UC Davis
生物系大學部的高才生，她不做蛋白質設計的軟體，做別的題目。我和她研究這個基因工程要如何做法。她給我畫出了實驗步揍，我去買了實驗原料，照著她畫的步揍做。一開始總是做不成，前面的幾個不揍還可以，但到了粘接的步揍總是不成。我再查了其他的書，和其他實驗室的朋友請教，把每個實驗步揍需要的時間，非常精准地寫下來。然後帶著一個計時器，只要計時器一響，就算是淩晨
3:00，我也照樣從床上爬起來，從宿舍走到實驗室進行下一個步揍。很多時後我乾脆睡在實驗室。這樣過了幾個星期，居然被我弄成了第一個蛋白質成品。這也是我們實驗室第一次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做出來
– 被一個理論物理出身從沒作過生物實驗的人做出來。從此 Steve和Bassil對我刮目相看，不但不阻止我做實驗，還儘量鼓勵我多做幾個。

原來以前實驗室沒有半個人做出成果，是因為不按照時間來。可能淩晨 3:00 該起來做下一步時，他睡到上午
8:00。或者星期五晚上，該做下一步實驗是，他去吃飯跳舞。只有我這個笨蛋，願意隨身戴一個計時器，照著自然的規矩來。等我熟能生巧後，我就可以安排做實驗的時間，而不必再過那種非人的生活了。

這樣的日子足足過了三年。那段時間，有兩次爸爸、媽媽從臺北到美國來看我，我竟然抽不出時間到旅舍去會他們，他們到學校?來，我也只能匆匆跟他們打個照面。他們心疼得不得了，尤其是我媽媽，我看到她的眼睛一離開我，就在掉眼淚。

很多人也問我，Alyce，你為何一個博士花了那麼久才拿到。其實，如果我願意選一些無足輕重的題目，隨便弄個電腦模型跑一跑，也可以畢業。這種博士有很多的。但我選擇了硬幹，從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一個生物實驗都不懂，到做出實驗室第一個基因工程的實驗，我向一個重要卻困難的題目挑戰，而得到了好的成果。現在很多人知道我是臺灣最歷史上最年輕的女博士，一來現在大家都去念
MBA 了，二來，如果那是我入加州理工的志願，我還可以更早畢業。

現在，「蛋白質工程」在學術界已是很紅、很熱的題目，可是在我起步的那時候，我卻是孤獨的。

[9]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得獎

1997 年初，我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也就是尚未畢業，但我發表的蛋白質工程相關論文，已使美國的學術界注意到我這個人。麻州理工學院有個大大有名的教授卡爾-柏波(Carl
Pabo)，是諾貝爾獎評審團的委員之一。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Steve Mayo由於只是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要升正教授，其研究成果必須得到美國研究領域最上層的認可。卡爾-柏波就是這類權威人士的代表。於是Steve Mayo便請
Carl Pabo由東岸的麻州理工學院飛到西岸的加州理工學院來親自審核我們實驗室的研究成果。

Carl Pabo來時，時間排得很緊。既有安排他的專題演講，每個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們，尤其是年輕的助理教授，都排隊要見他。應屆畢業的研究生們，想繼續在科學界找工作的，都搶著要當他的招待。那時因為Carl
Pabo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請來的，而我的研究成果，和Bassil Dahiyat
的都是我們實驗室研究成果的代表，我有幸和一些應屆的精英研究生和Carl Pabo一起用中飯。

我向他解釋我的研究題目及結果，他認為我的題目選得很好，不但把古代和現代經典的研究方法連在一起，有實驗結果證實這套方法的可行性，並兼具研究及商業的價值。

以他在科學界的地位，能被他注意到，是非常不容易的。經過他一品題，身價就不祇暴增十倍了。由於柏波教授的推薦，我得了美國蛋白質學會的學術獎。這個獎頒給我這個二十出頭的「黃毛丫頭」，讓學術界大感意外，因為這個獎在美國蛋白質學術界是很崇高的，許多人在爭取，不夠天分的科學家可以為它努力了一輩子還得不到。

[10] 柏波提示我走從商之路

當天下午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Steve Mayo 趕緊把Carl
Pabo拉到他的辦公室，好好地講解他的研究成果一番。那天下午我恰好身體不舒服，先回宿舍休息。傍晚忽然來了一個電話，是Steve
Mayo打來的，問我晚上去哪里吃飯。我正納悶，因為Steve Mayo向來不打電話到我宿舍的。結果電話那頭忽然轉手，Carl
Pabo把電話搶了過去，並說"把中間人幹掉 (Let's eliminate the
middle-man)"他問我晚上可否和他單獨一起用餐。

這個機會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我當然說好，雖然我身體不舒服。

遵照他的吩咐，我替他帶來一些素食，到他下榻的Athenaem去。他坐在床上打坐，我坐在和床離一段距離的書桌旁邊的椅子上，和他聊天。

我當時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論想往何處發展，總是有志者事竟成，連理論物理都能轉到實驗生物科技。但我對是否留在科學界，有很大的疑問。我的個性喜歡和人打交道，作研究太孤獨了。我那時已經開始看華爾街日報，也覺得華爾街日報的內容很有意思。但加州理工學院是一個非常與世隔絕的地方，連商學院都沒有。我不曉得原來我的性向是喜歡從商的。

Pabo告訴我，他在科學界這麼久，他覺得科學界和宗教最像。如果我決定在科學界發展，他以愛才之心，願意全力幫我。但柏波又說："科學界的天才已夠多了，天才們想出來、做出來的東西，要放到市場?，做最好的推廣，讓許多人能夠享用，這件事也要有天才去做"。

他這話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只是我從小到大做的都是科學家夢，現在已到了實現的邊緣，這時要換一個大方向，真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柏波教授再說："你考慮一下我的建議罷！我有一個學生叫Philip
Ma，過去在我的實驗室表現得很優秀，但大學在英國牛津念生意的，一天到晚看華爾街日報，後來被招進了麥肯錫公司，居然有更傑出的表現。如果你想走這條路，我可以介紹他跟你談談"。

過了幾天，柏波的這個學生Philip
Ma菲立甫-瑪，果然打電話給我。跟菲立甫一談，我才知道在科學之外，還有一個寬廣而多彩的世界，商業是一個足可與科學抗衡的行業。我也才知道了麥肯錫公司是幹什麼的。這些東西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11] 用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換取美國綠卡

1997年中，我的博士論文大綱及相關資料都已準備齊全，要寫的話可以很快寫完，也開始想加州理工畢業之後該做什?。這時我發現沒有美國綠卡是多麻煩的一件事。
不但很多獎學金，很多工作，都無法申請，而且也聽說很多老闆會故意拖延替你申請綠卡的程式或種類，如此他可以多用低薪留住你，使得許多移民都是廉價勞工。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只好照美國的規矩。那時我一心想在美國工作，綠卡非常關鍵。

那時美國也體認到高等智慧移民的有用，故開了一個新的移民種類，叫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國家利益豁免，是Alien
of Exceptional Ability傑出人才的一種。

我聽說加州理工的華人博士生圈中已有幾個案件通過了，以上述的方式得到綠卡。我便向他們請教。原來重點是研究成果和推薦信，這個我不缺。從美國國會議員，諾貝爾獎得主，大公司老闆，名教授，都不吝大力推薦。我照著這些華人朋友的範本，把這些推薦信放入。幸運的也通過了，以此獲得美國綠卡。

[12] 蛋白質工程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向創投公司融資，開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997年底，我的博士論文已全部完工。論文題目是：「Coupling Backbone Flexibility and Amino Acid
Sequence Selection in Protein
Design」，這已不是物理學的論題，完全偏向生物科技尤其是蛋白質工程方面，但是因為我進學校時是由物理系收我的，所以我仍被列為物理學博士。

Steve和Bassil作的成果也被發表在Science雜誌。此時，他倆正積極的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找創投公司融資，開一家公司叫
XENCOR。這時我才發現，我辛苦了這?久，把我的青春放在實驗室?這麼多年，也為他們作出成果，原來一點股權也沒我的份。Bassil說，為了保險起見，他希望為我申請專利，然後XENCOR
可以向我申請專利，付我專利金。這個意思就是希望買斷我所做的蛋白質設計的研究成果，以免那一天我自己找到了風險投資家融資，和他們競爭。Steve
也從此不在公開科學發表場合介紹我的研究成果。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博士研究生，能有什麼還價的餘地呢?

從那時開始，我義無反顧的踏進商業界。

XENCOR 目前是美國生物科技界一個被視為很有前途的事業，Bassil是CEO。很多臺灣的風險投資家都知道 XENCOR
這個公司，也很想再去投錢。很多作生物科技創投的朋友，也會把手上的營運計畫讓我看，讓我來幫忙評估，因為像我這樣有踏實生物科技背景，再加上有日後
McKinsey 和 Goldman Sachs 的工作經驗的，實在不多見。

[13] 創辦領導加州理工學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進軍麥肯錫

1997年9月到1998年6月的畢業典禮，是我一生很大的轉捩點。25歲之前，我從來不覺得錢很重重要，甚至對錢一點概念都沒有。這一年，一來看到自己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在錢的面前，對自己的學生是一點也不保護。同時又開始接到爸媽從臺灣的一些電話，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找工作，賺錢，買房子。真是廢話。我那時只恨為什麼沒有人早告訴我這些東西，我的那些時間可以用來學如何賺錢的，都被浪費在實驗室?。然後，一個加州理工博士又能賣到多少錢?

我以壯士斷腕的心態，打定主意，非從商不可。

從商，對一個加州理工博士談何容易? 所有美國頂尖的大學都有商學院，就是加州理工沒有。我那時知道唯一有名的商業團體來做校園征才的就是
McKinsey 麥肯錫諮詢公司。我想，加州理工可能有一群想從商的人，我一定要把這一群人找到，聚集在一起，互相學習，分享資源，在最快的時間內找到好的商業工作。

因為麥肯錫在面試時，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所謂的Case面試。這些Case是真實商業界?面大公司會遇到的問題。麥肯錫就是以這些
Case來淘汰那些沒有商業感business sense的博士生。因為我那時一心想進麥肯錫，故把這個團體取名為Case Practice
Group，顧名思義，就是讓大家一起來收集，練習，以破解麥肯錫考博士生的Case。

我建了一個網站，解釋了Case Practice
Group的宗旨，活動方式，也放了一些收集到的考題，我這個創辦人的電子郵件以供大家聯繫。然後做了很多海報，一點也不華麗，就是白紙黑字，把網站的內容及網址放上，然後自己一張張的貼在校園最顯眼的地方。1997
年那時網站還在學校醞釀，沒有掀起後來的網路瘋狂 internet
frenzy。我那時就發現加州理工這種地方，用網站和電郵是最方便有效的廣告及聯繫方式。

我一提出這個建議，尚根本不是「登高一呼」，竟然有廿七個人寫電郵給我來報名參加。加州理工很少有這樣大的社團，特別是以研究商業為目的的社團，我這個物理學博士候選人，理所當然的成了這個社團的頭。我舉辦了第一次的社團聚會。

這時有人在我們的社團活動中提出，現在好像有一種趨勢，許多大銀行、證券公司、諮詢公司，常到學校中來招收學自然科學的人，似乎對數學程度好、反應快的人特別有興趣。而過去，這類單位只在社會科學的範疇招人。

這個問題提出來後，引起整Group成員強烈關注。因為加州理工的畢業生以往的出路，幾乎固定是科技界，而現在科技界似乎有人才飽和現象，不但求職難，而且入了行待遇也不高，比不上金融業，甚至只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大家的共同認識是：我們既然是在美國這個大共同體?，無論在那一行服務，都是在促進美國的利益。而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價值都是以錢來衡量，包括知識都是如此，獲得的待遇高，那意思就是獲得社會比較高的肯定。有了這個共識，我們這個Group的成員，就不再把求職的範圍限制在修習的本行了。

經過一番醞釀，Group的多數人，竟然把進麥肯錫諮詢公司當成了第一志願。我們覺得這個公司很特別，它本身並沒有商業業務，甚至嚴格禁止它的成員介入工商活動，它只是為各行各業的單位提供諮詢，也就是提供卓越的知識，來換取金錢。進入這個單位，我們過去所受的訓練及修習得的知識，可以得到比進入本行更好的發揮。

於是，我們開始搜集麥肯錫公司過去招考新人時的考題，加以解析，大家一道研究出最合理的答案。不但如此，我們還想辦法請了歷屆被麥肯錫錄取的加州理工學長姐們，分享他們的經驗。我設立了一個團體電郵，把這些會員的電郵放在一起，大家要互相聯絡，就把自己的問題或經驗透過這個團體電郵分享。我則把每次搜集到的麥肯錫的考古題和解答提示放到了網上。我們並定期準備相互練習的機會，即大家聚在一起，兩兩一組，進行角色扮演，互相扮演面試者及應試者。

我可以看網站是誰在看，而知道誰有興趣。一開始不過是會員在看，後來加州理工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就業輔導中心也在看。後來這個社團名聲大了，連麥肯錫的人都上來看了好幾次。

我參加麥肯錫的口試，通過第一輪校園口試。第二輪在三藩市舉行。第二輪有一個麥肯錫董事 Principal
問我。他第一句話就說「阿麗絲小姐，你確實很厲害，我們都知道你和你辦的 Case Practice Group
但我們希望你回去後，能把麥肯錫公司招人可能考的問題從網上拿掉」。

那年麥肯錫沒有錄取我，但是，加州理工所有被取的學生，都是我的Group的成員。

[14] 麥肯錫McKinsey & Co。夢碎進軍華爾街

當麥肯錫沒有錄取我之後，我才開始注意到華爾街的校園征才。那時雖然聽說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是華爾街的老大，可惜已經錯過高盛公司在加州理工進行的第一輪面試。雖然錯過了高盛公司，但幸好還趕上了投資銀行Salomon，和避險基金如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和D. E. Shaw等，在加州理工進行的第一輪面試。

那時康奈爾學"超弦論" (Super-String Theory) 的鍾威已經棄物理轉華爾街了，在 Morgan Stanley
替人家作金融工程及模型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Modeling)。我打電話向他請教，他說，理工科的博士去華爾街要很小心，在面談時要注意是面談金融財務方面的工作 (financial
engineering)，像他一樣，或者只是提別人寫電腦程式 (computer programmer)。
如果只是提人寫電腦程式，你可能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Salomon是其分析能力最有名的 Yield Book部門在招人。Yield Book 是Salomon
對所有市場參與者提供的金融軟體，上面有華爾街常用的所有金融模型，讓使用者都能作產品定價及風險管理。

Salomon在所有加州理工第一輪面試考了一大堆數學問題，只選了三個人非到San Francisco做第二輪面試。我一到San
Francisco 才發現所有西岸有名的學校如Stanford，Berkeley第一輪通過的人，都在一起。這時候Salomon比較資深的長官都出現了，技術上的問題問得少，但重視你對Salomon的瞭解，和你是否有其他地方的面試。我那時為了Salomon的面試，特別買了一本"Liar's
Poker" 來看。同時我也被華爾街當時最有名的兩家LTCM 和D. E. Shaw避險基金請去Greenwich 和New York
做第二輪的面試。

華爾街是特別講究市場效率的地方，他們特別喜歡互相搶。他們看上的通常是最好的，也以比誰搶到最好的貨色為傲。Salomon 一聽我和LTCM 和
D。E。Shaw 都會在東岸進行公司內面試，二話不說，也叫我去 New York 總部面試。我去了New York
之後，才知道我已擊敗Stanford，Berkeley 的博士們，是西岸的代表。

Salomon 這份工作不是好拿的，因為這個工作不寫電腦程式，而是為 Yield Book Group 作金融模型，尤其是 Term
Structure 和 Prepayment
Modeling。華爾街在交易方面對金融模型非常注重，因為如果你的模型錯了，你就回用高價買進低價貨，或用賤價出售高價貨，讓別人賺錢，你就要關門了。理工科的博士生如果想進華爾街翻身作金融，這是一個很好的跳板，怪不得擠破頭。很幸運的，決定這份工作的人是亞洲人，也喜歡我，在所有人都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把唯一的工作承諾給了我，年薪十四萬美金。純寫電腦程式的工作，後來給了加州理工的另一個大學畢業生。

有了Salomon的工作承諾之後，我還是必須與LTCM和D. E. Shaw這些避險基金作最後的面試。"Liar's Poker"
這本書寫的是 Salomon 以前的超級債?交易員 (這些人有個不太雅的統稱，叫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這些書本上的人物，我竟然在 LTCM 都見到了。LTCM 的合夥人Greg Hawkins
是書中的一員，親自來加州理工挑人，挑了我和其他兩個人去Greenwich。LTCM 的辦公室在
Greenwich，是東岸很多有錢人住的地方。但我在西岸天氣好的地方住久了，看到不管是Greenwich 或 New York
都很不習慣和害怕。東岸很冷，Greenwich 的樹都枯了，New York
人好多又都是摩天樓，讓我這個從西岸來的鄉吧老很害怕。D。E。Shaw是華爾街有名的 Quant Shop?面全是數學競賽冠軍。我和LTCM
和 D。E。Shaw這些避險基金都談得很好，因為大家都一樣會算數學。LTCM期望我能去日本。當時我因在加州有個很好的做獨立電影導演的男友，故希望留在加州。

1997 到1998 年，加州理工新出爐的博士的行情，一般是八萬美金一年，十四萬已真是高薪。當我從紐約回到巴沙底那，準備收拾行裝去赴任的時候，在校園?碰到一個學長，他向我說，Newport
Beach新港有一個叫Pimco的投資管理公司有一個美金廿萬年薪的工作機會（Pimco 是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簡稱）。

那個學長來頭不小，叫Oleg，俄羅斯人，是加州理工應屆獨一無二的金融博士，以前代表俄羅斯參加全世界的數學奧林匹克競試，得過第一名。他去Pimco應試後，Pimco驚為天人，給他美金廿萬年薪。但他沒有接受，因為他想留在學術界。加州理工內又很多像這樣的怪才，天賦異秉，但對錢完全不稀罕。

我想，他不去，那我去試試看。於是我向那個學長要了Pimco的地址和聯絡人，馬上寫信過去。

我的信發出不過一兩天，就接到了公司的回信，要我去面試。

[15] 一星期內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聖經"進入PIMCO

新港離巴沙底那不遠，開車也就是一個鐘頭左右。我開著一部1983年美金1500元的Chevy爛車，有點怕半路拋錨。車一開進新港，馬上天空澄藍，馬路平坦寬闊，和風徐徐，恍如室外桃園。令我感覺最深的，是和巴沙底那及落山機比起來，忽然好車如龍，BMW，Mercedes，Porche，Jaquar
最多，Ferrari 也偶有。我那一個大Chevy爛車在中間真的格格不入。海邊望去，還有許多遊艇和帆船。旁邊的 Fashion Island
有最貴，最新，最高檔的限量歐美服裝。

新港是美國最有錢的人退休聖地之一，和東岸的 Greenwich
並提。怪不得很多退休金管理公司都在這?。在巴沙底那及落山機常見的墨西哥人，新港半個都看不出到。也幾乎沒有亞洲人，全部是白人。更不用說是非裔美人了。
和東岸華爾街嚴寒枯黃的景象比起來，新港的感覺真像天堂。我心想，若能在這?工作居住，該有多好。

在PIMCO見到的第一人是一位金髮年輕的帥哥，坐在一個大辦公室，年紀麼約三十出頭，已經是Executive Vice
President。他和我寒暄了一下，忽然話鋒一轉，問我一些數學問題。我回答的很好，他又問了一些金融問題。我對金融的問題其實不很懂，但是我告訴他我會用如何的思想架構去解決這樣的問題時，他可以感到我有天分，但沒有受過正規的金融訓練，故從書架上拿了一本書，向我揚了揚，問我以前看過這本書嗎﹖

我接過那本書看了看，那本書就是Hull and White on
Derivatives，我聽過華爾街的鍾威學長提過，但在加州理工書店內找不到的書。我老實告訴他，我聽過，但從來沒有真正見過這本書。

那位先生說：「我發覺你確實很聰明，數學能力超強，現在我想測試一下你的理能力和吸收能力，你把這本書拿回去，好好念念，一個星期後來跟我們討論」。說完，我知道這一場口試已結束了。

那位金髮年輕的帥哥是 PIMCO 的大紅人，年紀輕輕就爬到很多人一輩子也爬不到的地位，幾百萬美金的年薪，我離開PIMCO 的那一年，他被封為
Partner 是PIMCO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Partner。他本來在 Upenn 的 Wharton
從大學部直升博士班，是金融科的助教，也教 Executive Education 中的管理層們如何應用金融，Wharton
上上下下都認識他，故博士班才進了一年，就被華爾街挖走了。就是他和加州理工的Oleg學長惺惺相惜，給了Oleg
美金二十萬年薪的工作承諾。Oleg 給我 PIMCO 的聯絡人就是他。

當天還有兩個面試，兩個都是 PIMCO的Partner。一個以前在Salomon一個以前在Goldman Sachs。PIMCO
的最上層，很多是以Salomon的超級債權交易員，即 Liar's Poker中所稱的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他們告訴我，PIMCO 是非常獨特的地方，不召中間的管理層，但用比華爾街還高的價錢，華爾街最好的有多年經驗的人才做最上層投資管理員
Portfolio Manager。每年新進的金融工程師最多只招一個。在華爾街每年新進的人很多，要和上層的人見面不易。PIMCO
的好處是新進的人少，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出頭很容易。

我拿了那本Pimco方面給我的書回到巴沙底那，好好把它翻了一下。所謂隔行如隔山，我對那?的內容幾乎沒法領會。但是，這件事是我自己找上去的，在這個「難」字面前，我怎麼能退縮﹖時間還有一個禮拜，我就好好拼一下吧！

中國古訓有：「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那本Hull寫的大書，竟被我在一個星期中弄清楚了。我如期前往Pimco。

Pimco 是一個非常有效率，注重實效的地方，我第二次到公司，二話不說，就被帶入一個房間考試。考了一個上午 Hull
那本書的內容。題目是一個俄國人，Yuri，出的。Yuri 比我早進 PIMCO 幾年的金融工程師，是 Chicago 物理博士轉念
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金融MBA，他把以前Chicago Business School 的期末考題目拿來考我。

我很冷靜地定下心來，接受考試，結果，我考了將近滿分。這個公司錄用了我，年薪比照加州理工的Oleg學長。我不得已告訴 Salomon
那位對我很好的亞洲主管，我選擇到
PIMCO。雖然說這句話不容易，尤其Salomon的那個工作承諾也是費盡心血拿下來的，我想，把Salomon
的機會給了另一個需要那份工作的人，也是好事。

後來我才知道，Hull那本書，在ＭＢＡ課程中要念一年，而且得有教授講解。我進了Pimco之後，Yuri 這個自負的老俄 Chicago
Finance MBA 加物理博士 對我說：「你一個星期能讀通那本書，程度還算不錯」！

1998 年最後一個學期，我到加州理工的金融系修了一個 Option Pricing，就是OLEG 的指導教授開的課程，用Hull這本書，我得了一個A+。

[16] 我在PIMCO受的訓練

1998 我年從加州理工畢業之後進入PIMCO，搬到 Newport Beach
新港居住，正式脫離學校的生活，開始了我從商的第一步。PIMCO 給我很好的加入紅利 Signing
Bonus，我便拿這份錢買了一部金色的敞蓬車，也照著新港的衣著規距 (dress code) 置裝。後來麥肯錫臺北公司把我評為衣著最優雅
The Most Elegant Dresser，很多高盛的客人也誇我的打扮有高貴有氣質，這都拜新港的文化薰陶所賜。

PIMCO 是個很了不起的公司，因為他付的錢比華爾街還高。在華爾街這種完全金錢導向的文化下，PIMCO
是最了不起的公司之一當之無愧。PIMCO 招進來的人很少，最上層都是重金請來華爾街有多年經驗最好的交易員 TRADER 做PIMCO 的
Portfolio Manager。這些華爾街最好的交易員之所以會從華爾街跳槽到PIMCO，沒有錢是不可能的。我進來的那一年，他們從高盛招了一個在高盛有名的交易員，他和他在
New York 華爾街的朋友最常用來介紹PIMCO 的字眼，就是 "Upside better than Goldman Sachs
最上層比高盛付得多"。Allianz
把PIMCO買下來時，就以5年美金兩億 US$ 200 mm GURANTEED保證拿到的薪水簽下PIMCO的大老闆，Bill Gross。

PIMCO把這些華爾街最貴的交易員買來後，全部放在交易室Trading Room?面。這個交易室是非常小的房間，是 PIMCO
最神聖的地方，所有的客戶的資產超過美金兩千億 US$ 200 bn，就是在這個小交易室統一管理。我進PIMCO時，他們給我的頭銜是
Financial Engineer 財務工程師，階級在Portfolio Manager底下，做Portfolio
Manager的助手。在我之前，Financial Engineer 是不給進交易室的。那位金髮年輕的帥哥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對我特別好，把我招進PIMCO後，便安排我進交易室實習。

PIMCO 的交易室早上4:30就有人在，還不算前一晚上留在交易室的，5:30 每個人一定到齊，6:00
進來就算晚了，每一天都如此。PIMCO有一個非常兢兢業業的投資文化，和軍隊差不多，重視紀錄。害我每天天色還沒亮就摸黑爬起來，開著金色敞蓬車從山上下來，一定敞蓬，讓冷風把我吹醒。

我進交易室是見習性質，還不能跟華爾街方面對話，但可以在看了銀屏上的資料後，向上級提出意見。PIMCO
對我很好，讓我從第二支電話聽他們和華爾街的談話來學習。因為PIMCO是華爾街的大戶，一舉一動若不小心會移動市場，故行動快速低調。華爾街的大行，對PIMCO非常尊敬和害怕，給PIMCO取名叫"沉沒的鯊"（Quiet
Sharks）。

我在交易室待了一段時間，主要負責三個部分，CMO (Collateralized Mortgaged
Obligations)，Treasury Derivatives，和International bonds。負責這些產品的
Portfolio Manager 如果想知道產品的實際價值，Financial Engineer
就要用現成或已有的模型算給他們看，讓他們比較我們算的價錢和華爾街的價錢差多少，差在哪里，我們和華爾街的假設有什?不同。他們多年的經驗給他們很好的直覺和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們向我們要的是一種
Bottom Up 由下往上的建議。

因為PIMCO 是買方，華爾街是賣方，PIMCO
送我到華爾街去受訓，一來是買方該儘量利用賣方的資源，二來是要多和華爾街打交道，知道並提升自己的程度，三來是最好把華爾街有名的模型學會，搬到PIMCO來。PIMCO這種公司，要賺他的錢還真不容易。在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方面，Bear Stearns 和 Salomon 兩家特別強，所以我就常去。

Bear Stearns 有一次辦完培訓後，大家晚上到一個酒吧去，那些Bear
Stearns的交易員就開始打撞球，有些打桌球。我和另一個Bear Stearns的男交易員一組，對打對面的兩個Bear
Stearns的男交易員。交易員可愛的地方就是喜歡比賽，喜歡贏。對家兩個男交易員看我不過是一介女子，還穿著套裝和高跟鞋，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被我殺了幾個球之後，才發現不對，馬上全力以赴。結果我和我的搭擋以
2 比 0 把他們幹掉。本來我不以為意，結果馬上話就傳到PIMCO，那位金髮年輕的帥哥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在我回PIMCO上班時對我說，沒想到你桌球打這?好。

到Salomon 時，也拜訪了當年給我工作承諾的 Yield Book Group，他們對我很好，我也很感謝他們。Salomon 那時有個叫
Y。K。Chan 的有名中國人做模型的。他寫了個2-factor的term structure
模型，當年很紅的，因為別家的模型都是1-factor，那時因為 Yield Curve
變動的很厲害，很多華爾街的公司因沒有2-factor的模型，無法抓住Yield Curve 的變動，輸了錢。PIMCO
就派我去看這2-factor的模型到底怎?搞法。Y。K。Chan
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說明這2-factor的模型是如何做出來的。我在PIMCO看了他的文章以後，打電報和Y。K。Chan討論，也指出文章有一些看來有心的錯別方程式，讓讀者很難重複他的結果。Y。K。Chan說我是第一個賣方看得懂他在寫什?，還能瞭解他為什?這?做的人。到華爾街時和Y。K。Chan和他的團隊討論了很久，回到PIMCO就作出了一個小模型。第二次到華爾街要和Y。K。Chan討論時，Y。K。Chan和他的團隊就藉故回避，派出一些不太懂的人應付我們。因為Y。K。Chan怕照我這種搞法，把他華爾街的賺錢模型全偷走了。

那時知道PIMCO對亞洲市場的開發有興趣。便請家母引見PIMCO的業務代表和臺灣管黨產及退休金的長官見面。那時很多臺灣的大的資產管理機構都沒有聽過PIMCO，但在家母的引見下，那些長官馬上對PIMCO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PIMCO
為了感謝我，特別讓我和亞洲商務代表，和那位金髮年輕的帥哥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到北京，香港，新加坡，一起向這些區域最大的資產管理機構推銷PIMCO的服務。

PIMCO 的 Secular Forum 是每季都會舉行的投資展望大會。每次大會都會請到全世界的投資權威講結他們的看法。1999
年請到了香港的 Marc Faber。Marc Faber 提 Forbes 寫專欄，對老外而言，是中國的專家。Marc
Faber講完的那天晚上，PIMCO 開了一個 cocktail
reception，Faber對我很好，問我等一下要不要和他一起去晚飯。那天晚飯在附近的一個鄉村俱樂部舉行，同桌的還有PIMCO的一個合夥人。那個合夥人後來告訴我，他一起來晚餐是要來保護我，他怕Faber會對我動手動腳。這個合夥人對我很好，我們一起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
Investment and Pensions
Europe，講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17] 贏得「債券王」Bill Gross的心

Pimco的老闆名叫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他是美國金融界大大有名的「Bond
King」─債券王，他白手起家，靠做債券而聚集了大量財富，我進他的公司時，他已有調撥兩千億美金的實力。他的「債券王」的綽號，有人說是「財富」雜誌取的，有人說是在華爾街自然產生的，我比較相信後一種說法。比爾多年來在華爾街只做一樣：債券，美國的同業都很敬畏他，公認他是有史以來最有本領的債券操盤手、投資人，他對債券市場的判斷幾乎沒有失誤過。

比爾在公司?說一不二，真的像個「王」一樣。比爾人很怪，他的全副精神集中在債券投資上，但他不相信科技，連ＰＣ怎麼開都不曉得，他平常只跟幾個大頭交換意見，所有交易員都跟他說不上話，因而大家都不能直接知道他的意向。

我來PIMCO 轉眼快一年了，與比爾?格羅斯一句話都沒說過，只有在交易室?見過他，聽他每天對市場的評論及交易，和他與大頭們的交談，間接學習。要知道比爾-格羅斯在想什麼，只能從比爾?格羅斯在PIMCO網站上對顧客發表的文章，間接猜測。另外，就是每幾個月PIMCO內部開的長期投資策略大會，比爾?格羅斯和大頭們都會對全球經濟的展望，發表高見。PIMCO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預測得很?。

1999 年5 月，PIMCO覺得利率將會 Range-Bound within a 200 basis point band
(在一定的區間內變動，這個區間寬2%)而市場可能還沒有把這個看法定價(market has not priced in
yet)。在這種情況下，range floater
是一種好的投資工具來表示著個看法。比爾?格羅斯在他的文章?隱約這麼說，但沒說明白（不然別家就會作這個交易了）。

我一看，就和我的老闆，同事，討論如何作出一個模型，能把比爾-格羅斯的想法定量化，並有參數讓他可以調整他想法的強弱。我把Option
Pricing的聖經 Black and Scholes
的模型改了一下，把平常利率的機率分佈標?差縮小以符合比爾?格羅斯的想法，而標?差的寬度比爾?格羅斯可以自己決定。

我很快就做出了那個模式，並透過正式管道給了比爾。我雖然對我的模式很有自信，但不知比爾會有怎樣的反應，是不屑一顧還是欣賞。

不料比爾很快就傳下話來，他早就想做一批這樣的模式，但找不到人商量，而我做出來的正是他構想中的一種。他竟要我就這個問題，對全公司交易員以上的人，做一次演講。

那時我只有廿幾歲，而公司的交易員們都是四、五十歲的人，在他們面前講任何問題，我都太嫩了點。可是，比爾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我只得以向大家說明我的模式的形式，來做這次演講。

沒有想到這次演講很成功，不但大家對我做出的模式興致很多，比爾更當眾稱讚我做出的模式很棒，能解決問題。會後，他親自打電話給我，要我把我做的模式，上到他個人的電腦?。這對比爾這個不相信科技，連ＰＣ怎麼開都不曉得的「債券王」而言，意義非凡。

2000 年底，公司全體開耶誕節舞會Christmas
Party。總公司有幾百人，相互之間大都不認識。PARTY開始後幾分鐘，比爾?格羅斯走進會場，他笑眯眯向我走過來，向全體同仁大叫一聲：「Alyce，Everybody
knows Alyce!」─「阿麗絲，大家都認識阿麗斯！」後來有一位在公司服務多年的同事跟我講，他從來沒見過比爾這樣興奮過。

我在Pimco從1998 到 2000，表現不錯，也得到好的獎金。但是，因為我在公司第一次露臉是由於做出了一個比爾欣賞的模式，因而公司高層便把我的責任範圍定在做模式方面，我竟沒有別的範圍可以發揮。我漸漸有了倦怠感，覺得這份工作沒有什麼意思。正好那時知道了麥肯錫公司又在招人，我認為麥肯錫的工作應該比
PIMCO 有趣，於是我毅然向PIMCO提出辭呈，而參加了麥肯錫公司2000年的考試。

[18] 我買賣房子一年 １６０% 投資報酬率

我從拿到加州理工博士開始，就無時無刻想趕快買個房子，免得爸媽咯索。我在PIMCO工作的時候，由於待遇相當高，存了一些錢，便想在加州買房子。

從那以後，我在公餘就花了一些時間留意加州的房屋市場。將就我的年收入來考慮該買哪里的房子。新港的房子是有名的貴，倒是爾灣
Irvine的房子因為很多人喜歡退休之後在哪里住，有人要 (有
demand)，也不算太貴，有升值的空間，又有些華人區，華人生活方便，我覺得是個可以給爸媽退休後住的地方。到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之後，在我離開
PIMCO 之後，便邀請爸爸、媽媽加上妹妹，只差一個那時還在服預官役的弟弟，一道來爾灣 Irvine 看房子做決定。

我們看中了一個四房兩廳，前後有院子，附近有購物中心，及散步的樹叢小徑，離醫院不遠
(因為爸爸年紀一天比一天大，與醫院打交道的機會也就增多)的房子。那戶房子定價美金 29萬，殺到28 萬，頭期款
20%要美金五萬六。那時我還沒那末多現金，大概只拿得出美金三萬的存款。PIMCO 的一個合夥人，就是很賞識我，和我一起些過一篇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Bond
的那一位，待我不薄，於我們全家人見過面後，慷慨解囊借我兩萬六湊足頭期款。美金兩萬六對這種身價上億 (光年薪就美金上千萬的人)
真的不算什麼。我告訴他以後一定還他。他是難得的好人，他說在美國已經很難看到子女為父母買房子的人，我們有這份心，他願意幫忙。這位PIMCO 的合夥人，以前在高盛。

那時我以離開了PIMCO，也因為下一個工作有了著落，知道不會在美國了，房子不但要買，還要租出去。幸好那個地點很好，房租比我付的房貸還高，所以整個交易是所謂的
Self-Financing 自給自足，我除了頭款，其他不用再付錢。我有想過一年後可以看能不能變現，但不能變現亦無妨，因為市場還好，房價升值。

回到臺灣一年後，妹妹申請到 MBA要出國，弟弟也要去念 JD，因為平常賺的錢交給母親還臺灣的房貸，手上一點現金都不剩，只好趕快一年後就把爾灣
Irvine的房子賣了。出手的價錢近美金33萬，賺了５萬。頭期款五萬六還了PIMCO
的合夥人的兩萬六，手上淨拿美金８萬。一年內用３萬賺８萬，回報率百分之一百六十。

原來所謂的 LBO，Leverage Buy-Out 就是這樣幹的。

８萬趕緊先分給了弟弟妹妹。稅的事情我再去負責。

弟弟很爭氣，他在服完兵役之後，一面準備律師考試，一面申請到美國深造的學校，因為他在台大法律系的成績很好，各種課外紀錄也不弱，哥倫比亞大學都給了他入學許可。律師考試也是全臺灣第十七名。

妹妹念完 MBA 後，也有幸進入臺灣最好的創投公司中華開發。

[19] 考入麥肯錫 McKinsey & Co。

我在前面說過，在進Pimco之前，我考過麥肯錫公司，沒有錄取。但是我對這個公司懷有高度興趣。另一方面，要想在美國商業界發展，最好有個ＭＢＡ（企業管理碩士）學位，我沒有這個學位，要想念一個，要花兩年時間，還要交一大筆學費。而美國企業界有個默契，只要在麥肯錫工作過一年，便視同ＭＢＡ資格，這就不但使我因興趣而想進麥肯錫，實在還有必要進。
這樣，我就報名參加麥肯錫的一九九九年底的人才甄試，那年我趕上麥肯錫在全美國招收給大中華兩岸三地的人才。經過第一輪在加州理工進行。第二輪在落山機進行。我因以前就準備過麥肯錫的甄試，再加上PIMCO所受的訓練，對麥肯錫的口試應付自如，也輕易的進了最後一關。最後一關全美一共只收了
40 個人，送去上海，進行為期五天的培訓及最後一輪的甄試。麥肯錫給我們這一群人的綽號叫Insight 2000。

2000 年初到上海，我馬上被這個城市給懾住了。我從 1992年離開臺灣，之中只有回去臺灣兩三趟，中國我倒是一次也沒回去過。1992 年到
2000 年的牛市 Bull Market 中，兩岸三地發生了多少大事，造就了多少人物，而我卻一件事也沒趕上，一個人也沒遇上。2000
年的上海與我印象中的中國是多麼的不一樣!

前三天是培訓，麥肯錫的顧問們先告訴我們他們的背景，做過的案例
(當然案例都不具名)。然後把我們分組，給我們案例，讓我們分組討論，並上臺報告。然後角色扮演，我們扮演麥肯錫的顧問，麥肯錫的顧問們扮演公司的CEO，CFO，VP
of Marketing 等，讓我們感受實際和公司管理層打交道的壓力，並對我們的表現給予講評。麥肯錫也教我們一些最基本的生意架構
(business framework)。晚上麥肯錫為我們安排到上海有名的飯館體驗當地的生活。這三天的假設是，我們這一批，都是中國在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一批，都沒有MBA，這三天，就是快速的將一些
MBA
的觀念，做麥肯錫顧問最基本的工夫，交給我們，然後要看我們學得如何。

後兩天是非常嚴格的面試，面試都是案例 Case 看我們前三天學得如何，並看每個人的生意感覺 Business Sense。從這 40
個人中，麥肯錫挑了 10 個人，分別進入北京，上海，香港，及臺北，4個辦公室。我也順利進入臺北辦公室，正式成了麥肯錫公司的一員，圓了我加州理工時代的一個夢。

我當時知道，我一定要在麥肯錫待上一年，獲得訓練和實際經驗，以換取和 Harvard MBA
同等的對待。有了麥肯錫在我的履歷表，別人就不敢老是看我是博士，問我為什?不去做研究員或工程師，因為麥肯錫就是全球最有名的"管理"顧問，專門為
Fortune 500 的CEO 提供戰略服務的。

[20] 我在麥肯錫受的訓練

對於像我這樣的不是學財經出身，但被證明有 智慧且具博士學位的人，在被麥肯錫招進之後，公司會鄭重其事對我們做MINI
MBA訓練，受訓的地點有時候在美國內，有時候在美國外。我受過一次在西班牙的小型MBA訓練，還有一次在美國匹茲堡的BASIC
CONSULTING READINESS基本諮詢準備。兩次都是三星期。

如這本有名的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麥肯錫是個很講究團隊精神的公司，為了使同仁們工作上能充分相互配合，公司?面提倡：無論你個人如何優秀傑出，但你必須能與工作夥伴合作，不能只求一個人表現。大家既然來自不同國度，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都是在平輩中頂尖的人物，要形成一個圓融的工作團體真的不簡單。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所受的兩次訓練。確實發生了很好的作用，而且決不僅是對我個人如此。

我們在西班牙受訓，第一個星期是講「微觀經濟」，告訴我們單一企業的特質，
企業的運作要領；第二個星期講「公司融資」，第三個星期講「公司策略」，所有的講員都是全球各名校的最好的MBA教授，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們這些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學員，過的可以說是海軍陸戰隊的新兵般的地獄生活，聽講、討論、做習題、交報告，沒有一分一秒浪費，那時間的安排，比我在加州理工修博士時還要緊湊。巧妙的是那最後的報告，一定要用集體的智慧才能完成，參加撰寫報告的人，都會感覺到並且承認，那?面蘊含著一些自己提不出的、確實比自己高明的意見。我想，這是訓練充實我們的知識之外，另一個具啟發性的目的。

在受訓的時候，麥肯錫公司允許並且鼓勵我們學員在週末心情放鬆，一道遊玩。這樣使我們在成為深有默契的工作夥伴之外，也成為很好的朋友。在西班牙的三個星期訓練，給了我終身難忘的回味。

在匹茲堡的三個星期訓練，題目叫做BCR，即「BASIC CONSULTING
READINESS」，基本諮詢準備。這是麥肯錫公司的本業訓練，先由公司仿真一些客戶狀況，由一組學員把這些問題承接下來，然後由一個人做頭，把問題分割成幾「塊」，每個人負責解決一「塊」的問題，各人先就自己負責的一「塊」去搜集資料及思考，然後用集體智慧將這些「塊」整合起來，再成為整體，提出解決的策略及方案。在訓練中每個成員都有做「頭」的機會，沒有畸輕畸重的情況。這是一種比在西班牙所受訓練更深一層的團隊工作訓練，進一步教給學員對夥伴智慧的重視。另外的重點是學畫圖，即所謂的
CHARTS
圖表，因為顧問和客戶的溝通工具是用特別的CHARTS，要如何用言簡意亥的方式畫出你要傳達的意思。

麥肯錫的訓練是按照個人在公司中的職業成長設計的，譬如，一個剛進來的顧問，可能需要小型MBA訓練或
基本諮詢準備。等這個顧問做了三個案例或進來一年以後，要接受別的訓練，升到 Engagement Manager 或 Principal
或Director 後也有配合不同的訓練，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有個很有名的訓練每個參加過的顧問都喜歡談，就是將每個人做性向測驗，把人的個性分成
16 類，然後每個人在身上掛名牌，寫上自己的類別。你在與別人交談時，要針對對方的個性類別說話。如此重複幾天。俗語說，見人說人話，可能是同樣的道理。

我最懷念麥肯錫的是每三個月舉辦的 GCO Square，GCO 是 Greater China Offices
的簡稱，包含北京，上海，香港，臺灣。GCO Square
都選在上海辦。全部4個辦公室的顧問都聚集在上海，受訓，聯誼，分享為顧客解決案例的成果，大家討論，看下次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最難忘的是2000年底在海南三亞的天域酒店， 麥肯錫舉辦的GCO
Retreat，全部大中華4個辦公室的顧問聚在美麗的三亞，開會，聯誼，受訓，討論麥肯錫未來的發展方向幾長官們對新顧問們的期許，然後對所有新的顧問排名，決定顧問一年的紅利。

[21] 在麥肯錫McKinsey & Co。的日子

如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麥肯錫內部的顧問分成幾個等級，人數分佈為金字塔型，由長而幼為依序為:
Director，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每一個等級間大約是兩年。但由於是採用所謂的 "Up or Out (上或淘汰)"
系統，很多人兩年一到升不上去，就得走路。因為這個緣故，對所有同一年的顧問，上面的人都會做 forced ranking
強迫排名。新進來的顧問，罩子要放亮一點，趕快看上面有那些年資較深的顧問願意帶你，把你認作他的人，因為麥肯錫仍是所謂的 Partner
制，所有向上的晉升一定要有人從上面給你投票。麥肯錫?面本來 Harvard MBA
就最多，在這種體系下，畢業學校就成了一個自然組織集團的方式。我進麥肯錫是 Associate，新的Harvard MBA
近來也叫Associate。

麥肯錫是以顧客故而"案子" (engagement) 導向。"Director"
從顧客手中接過案子時的，公司就針對顧客的要求設計"案子"的長短，然後從麥肯錫的顧問群中挑選最適合這個案子的
"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
的組合。這個過程叫"staffing案子征才"。對一個案子，整個大中華區是統一的案子征才，最上面的Principal也可能從其他亞洲辦公室，或者全球的其他辦公室找人。這是麥肯錫獨特的地方，永遠找公司?最好的人才，組成最好的團隊，為顧客服務。在這種制度下，新進人員像我，不但有機會從團隊中年資深的顧問學習，更有機會互相認識其他大中華辦公室的新近人員。麥肯錫對外注重為顧客服務，對內注重學習。

2000 年初到 2001 年初，在麥肯錫做事一年，我接過三個案例。第一個案例在香港，第二個案例還在香港，第三個案例在臺灣。我在香港最好的酒店之一
Grand Hyatt 東方君悅酒店住了半年以上，住到酒店服務人員和旁邊的JJ俱樂部收票員都認識我，並直到現在還會對我打招呼。

第一個案子是為香港第二大集團作公司融資與戰略顧問。首先，對中國一出版公司價格作評估，評估方法包含現金流量折現法，市場乘數法，用不同的折現率及收益乘數來劃出估值的範圍。其次，為此集團的網路投資分部準備與另一個香港大集團銷售部門的合作協商檔。最後，替集團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尋找並購對象。

第二個案子是為全球最大農化公司的亞太地區高層主管提供並購後重組服務。對亞太地區共13個國家的業務進行分析，然後估計兩個公司間的生意互利及重迭。對互利實行及重迭消除方面作出了執行計畫及里程碑。此計畫為亞太地區最高指導委員會同意並執行。麥肯錫的3人小組在5個月間整合了3000個員工。

第三個案子是為臺灣最大的金融集團等設計並購策略及並購後資源的整合方案。2000 底，臺灣金融界因法律改變允許 Financial
Holdings Company
的成立，一連串的改變正在醞釀。我們看中這一批改革風潮會帶來臺灣金融界的震撼，與各集團積極展開討論合作的可能性。

我們打交道的物件是各行各業大企業的CEO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翻成中文是「執行長」，也就是他那企業掌握最後決定權的人。這些人在他那行業多有許多年的經歷，自然那方面都內行，我們這些麥肯錫的顧問，要他們出高價聘請提供諮詢，當然大大不簡單。他們一定是遭逢到了棘手的問題，才來找我們，而我們這些人也許對他那一行瞭解並不深刻，但是一經他們禮聘，短期內就要拿得出能解決問題、令他們折服的方案，這種事的難度可想而知。
麥肯錫的顧問，理論上應是「萬事通」，隨便什麼問題，一談就要能進入狀況。這要求有高度的領悟力和學習能力。ＣＥＯ們都忙，沒有時間聽空話，所以跟他們談話，一定要很快領會他們的意圖，明白困擾他們的問題何在。把他們的意圖摸清楚了，找出「當局者迷」迷在何處，才能對症下藥求解。

除了這份聰明，還得十分認真、努力，吃得了苦。因為解決問題的方案要很快做出來，這要查閱非常多的相關資料，並做合理消化。因此，接案之後，顧問的工作幾乎是不分日夜，一天十六、十八小時都有可能，每分每秒都是挑戰。

這份工作，對極了我的味口，我的性格就是喜歡捕捉新的、一般人看起來艱澀無解的問題，找出別人找不出或不易找出的答案，挑戰越多、越尖銳，我不但不以為苦，反而覺得是一種享受。

[22] 進入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

我向麥肯錫公司遞出辭呈的時候，許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進入這家公司是那樣困難，而我進入公司之後又表現得非常好，留在公司幾乎確定有光明的未來。因此有人勸我慎重考慮，不要急於離開。

對於這些好心人的意見，我沒有採納。因為我最初放棄學術崗位而選擇金融行業，就是想在「銀海」中求得發展，在賺得足夠的錢之後，再憑我的所學，不管是在生物科技方面創業，闖出一片天地，或是找好的投資夥伴們，一起入股收購物美價廉的公司。在麥肯錫公司任職只能出賣智慧，賺錢是有限的，而且我在這公司工作已超過一年，在熟悉美國企業界行情的人眼中，我已具有像
HARVARDＭＢＡ的資格了。

離開麥肯錫，我向美國最大而著名的投資銀行Goldman Sachs &
Co，中文譯名「高盛公司」求職。進這公司的難度，不下於進麥肯錫。我之所以選擇投向高盛，是想弄清楚投資銀行是怎樣聚合資金，而後又是怎樣運用資金的。高盛公司是這方面國際性的佼佼者，一旦投身進去，應可學得一些這方面的學問。

在很多坊間的書局中，可以見到一本書，叫做?Goldman Sachs，the Culture of Success
(高盛，成功的文化)"。如此書所言，要進高盛公司，每個人最少要10個以上的面試，20
幾個面試，是常事。因為高盛公司，如此書所言，重視團隊工作。一定要大多數人覺得可以與你共事，才有進公司的可能。

我在高盛臺北及香港的公司，都被面試。來來往往也見了十幾二十個人。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臺灣投資銀行界的教父，宋學仁先生。宋先生話不多，但一針見血，又願意和你講最好，最誠實，最中肯的建議。怪不得是所有大企業家最倚重的
Advisor諮詢者。沒進高盛前，就聽說宋先生進高盛，是帶兵投靠，把所有大華證?的客戶，化為高盛所有。高盛在臺灣，從零開始，到臺灣成為高盛全球重視的收入來源重鎮之一，宋先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宋先生不但自己貴為高盛亞洲的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一批臺灣人，都為高盛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位居高位。我一輩子覺得最可惜的是沒趕上那一波追隨宋先生的機會，不然我也不會提早離開高盛。

我面試的結果，Investment Banking投資銀行部 和Investment
Management投資管理部，兩個部門都表示要錄用我。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樣的情形是不多見的。我選擇了投資管理部，因為 2001
年的資本市場不太好，一般的理解下，投資銀行部在市場不好時裁員最快最多，而且是後進先出。我當時希望在高盛待十年以上，故選擇了投資管理部門。

[23] 我在高盛受的訓練

從麥肯錫轉到高盛，幾乎是變換了一個世界。我在前面介紹過，麥肯錫公司只給別人出主意，本身不用資本市場的工具為客戶融資，這是個原則，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能違反。高盛除了可以提供麥肯錫的戰略服務之外，還可以用資本市場的工具為客戶融資，或從事資本市場的交易。

就是因為特質有異，所以這兩個公司對職業的訓練也有很大的不同。高盛在每年的夏天，將當年從全世界招來的新生送到紐約，集中訓練。這時通常會包下一家大旅館，做訓練場地，那氣派的豪華，令新進人員感到震懾，覺得自己投身的果然是一家不同凡響的大企業。

高盛訓練的第一課，是把整個企業攤開給新進人員看，告訴你高盛有哪些部門，如投資銀行、貿易部、資產管理部等，向大家介紹這些部門如何操作。這時的講員多是高盛的資深高級主管，他們不但熟知高盛的各項業務，而且都對高盛銀行有感情、有貢獻。透過他們的講述，新進人員不但瞭解了這家投資銀行本身，對於全球的投資銀行業，也會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高盛為期數月的新人訓練，主要目的之一是給那一年的全球新進人員有一個相互認識的機會，並對自己部門的人員，規矩，專業知識，有所瞭解，還要測試。在紐約那個夏天，我有幸認識那年全球進高盛的新生，亞洲，美洲，歐洲，有幸和幾位德國的新生做了好朋友。晚上上完課後，及週末，我們都一起到紐約去玩，紐約真是個非常美麗又好玩的地方。

我的部門特別給我們做電話對談訓練，是很有意思也很實用的一個訓練項目。不但像我這種學自然科學出身的，即使是名校的MBA，也未必受過電話對談專門訓練，不一定知道那?面有那樣大的學問。因為高盛每一個分支機搆的業務轄區都很大，做行銷的時候，如果都由人上門去洽談，那成本勢必很高，這樣就有必要通過電話來接觸客戶，高盛可以把它的行員訓練到只要客戶一開口，就知道他的問題在哪里。心中要馬上形成為客戶解決他所懸問題的腹案，那筆生意八九不離十就能做成。高盛不是教行員騙人，而是提高行員捕捉問題、消弭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在接受了這
方面的訓練之後，經歷了好幾個相當大的案子，是用電話談成的交易。

[24]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地點，被安排在香港長江集團中心六十八樓，即公司的亞洲總部，被委負大中華地區─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吸收資金的責任。對我來說，這真是個極大的挑戰。我在這個地區的人脈並不廣，主要是在麥肯錫公司工作時建立的一些關係，現在既然承擔了高盛公司賦予的這份責任，只有盡一切力量來建立人際網路。

2001 年到2003年我是高盛資產管理部大中華區業務負責人。雖然我上面的外國老闆來來去去兩年內換了三個，因為整個部門只有我一個中國人，所有大中華區有關的事務都是我實際在做。我為大中華區美金現金管理業務開發首席代表，負責美金近十億。

我與大中華區重要Chairman，CEO及CFO們談投資和公司買賣交易的機會。帶領高盛投資銀行部門美國，歐洲的產業專家，與大中華區公司領導們討論全球經濟局勢展望，產業趨勢，及競爭者分析。

我負責大中華區投資者關係管理及新生意發展。與投資者溝通以理解其投資需要，根據其投資需要，量身訂做資產配置，並找尋最好的固定收益，股票，避險基金，及其它種投資產品，來滿足投資著需求。

和同仁一起，我們調查並設計中外合資公司資產管理合作的可行性和合作模型。我們也設計，組織，並召開兩屆為期一星期的亞洲機構投資者培訓課程，培訓與資產管理相關的重點專案。

在當代經理人雜誌社辦的中國成長企業一百強CEO峰會中，我應邀為主講者及專題主持人。 講題為中國企業如何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及比較各國資本市場的融資渠道。

我打交道的物件，是一等一的富人，或者是有錢在庫而又想生出利潤的機關。高盛公司有一套嚴謹的制度，它的工作人員必須按照這套制度工作。我們代表公司與人接觸，只要做出了承諾，就要百分之百做到，絕不能打折扣，總之一切要顧全公司的信用。這對於我這個學科學出身的人並不難，因為我長期所受的訓練就是求「真」，無論說話、做事，都以「不假」為原則，因而我打從進入高盛公司起，就沒有違規過。

由於管理的範圍太大，我在外旅行的時間很多，有時一個星期要坐好幾次飛機。我慣於獨來獨往，常常是一個手提箱就出遠門。每次到臺北，我習慣住到爸媽家?而不住旅館，媽媽看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樣子，心疼得不得了，總得我安慰她，她才能回過神來。其實，我東飛西跑，並不覺得如何疲累，反而是看到愛女心切的媽媽那難受的樣子，我才心疼。

由於在高盛公司工作，我認識了很多富豪。我發覺這類人幾乎都有很精准的投資眼光。我能有這樣的機會，和大中華區最優秀的企業家交流，不但覺得他們的這套本事，很值得我學習，真是三生有幸。

[25] 我與「甲骨文」老闆的一段交往: 初遇北京

世界的軟體業者，沒有不知道「ORACLE」（甲骨文）公司。這家公司的老闆叫LARRY˙ELLISON拉瑞-愛理遜，一度是被富比士雜誌排名全球第一、超過「微軟公司」老闆比爾-蓋茲的富人，後來有幾年排名第二，二○○二年則排名第九。這位先生很有意思，他是以特立獨行、傲視全球聞名的人物，但卻對我非常欣賞，在百忙之中親自給我發過很多電子郵件，並在與我晤面時給我很多的褒獎。

甲骨文公司對於出身加州理工學院的人絕不陌生，多年來這個公司在加州理工招聘科技界的新人，出價都很高，被它挑中的加州理工大學畢業生，年薪達六萬五千美元，博士則給八萬美元，因此許多加州理工大學部最優秀的畢業生都參加了這個公司。只是這家公司的老闆很特別，他很少直接接觸公司的新進人員，一般職員只能在報刊上看到他放言高論，及他與比爾-蓋茲之間的競爭，很少人見過他，跟他面談過的人更少。

我是在加州理工相鄰的書店中，看到一本名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Larry
Ellison](愛理遜與神的區別—甲骨文公司內部的觀察)」的書，買來看了之後，才知道愛理遜其人的。那書把愛理遜寫的十分有趣。看完書之後，我以
"日本來的 Alternative Shuksa" 的名字在亞馬遜網上書店 (www。amazon。com)
發表讀後感。日本是Ellison最喜歡的國家之一，因為Oracle全球賣得第二多的國家就是日本。Alternative
Shuksa和Alyce
Su的開頭都是一樣。Shuksa是猶太語"女朋友"的意思。以後約莫有兩年時間，我不管在什麼報刊上看到有關愛理遜的言論，或者對他的報導，總會一口氣看完。我既讀過那麼多來源不同的有關愛理遜的資料，有時在跟朋友閒聊時談到他，朋友們都很驚異我怎麼知道這麼多有關愛理遜的細微之處，於是有人稱我為「愛理遜專家」。

2002年三月某日，我忽然在報上看見，愛理遜六月份要到北京一行。我一算那時間，那時我也會在北京。我想，既然這樣，我何不設法與他見上一面，看看我的偶像的盧山真面目。Oracle
成立這麼多年來Larry Ellison 上次親臨北京已絰是快十年前了。

六月初，我試著給愛理遜發了一封電子信，問他能否在六月十日，在北京與我一晤。我當然知道自己的份量，在他這種國際大財閥面前，我算老幾？因此，在信發出之後，我並不真的期待他會有回音。

可是，出乎我所料，他竟很快覆信給我：「I would love to meet you，you are most
interesting。」（我很高興與你會晤，你太有意思了！）

Larry Ellison，Mike Milken [Junk Bond King 垃圾債券王]，Rupert Murdoch
[媒體大王梅鐸] 三人合作一個公司叫 Knowledge Universe [ 知識宇宙 ]。以前我在 Los Angeles 時，在我離開
PIMCO 去 McKinsey & Co。之前，曾向Mike Milken遞過我的簡歷，結果這份簡歷落在 Steve Fink，與Mike
Milken 私交甚深的好友桌上。自從 Mike Milken被判終身不得從事證?交易之後，所有與商業有?的活動均由 Steve Fink
負責。Steve Fink也是 Forbes 雜誌專訪過的物件， 其兄弟 Larry Fink 為華爾街著名公司 Blackrock
的創辦人及總裁。 Larry Fink 和 PIMCO
的創辦人像 Bill Gross 或 Chris Dialynas
十幾年前在華爾街交手時就互相認識。華爾街是個小圈子，這些身價上美金億的大老們都互相認識，再見過我之後，多謝他們都記得有 Alyce Su
這一號女博士。我一直不確定為何像 Larry Ellison
這?德高望重的巨富，竟然會親自回我的電子郵件。我猜想，但沒有證據肯定，可能是這些華爾街巨頭的推薦。

愛理遜的回信當然令我興奮。但是，我考慮到，我並沒有跟他確定談話的主題，及參與談話的人，這些事不落實，他隨時可能取消這一約會。於是我立刻聯繫平常在大中華地區接觸密切的各方要人，問他們有不有興趣跟愛理遜談談。這一切都是以私人事務的方式進行，和高盛的業務無關。

這個訊息發出之後，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回來的訊息大量湧至，
政府官員，財經，高科技豪傑，及北京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們，莫不想與這位巨頭一談。我過濾了他們的各種要求，整理成兩大主題，然後把它發給了愛理遜。

很快，愛理遜的回信來了，他完全同意我所建議的談話內容，但他表示，六月十日他尚未到達北京，與我們會面，以六月十二或十三日為宜。

愛理遜一向以善變著名，這分鐘答應的事，下分鐘可能就變掛，更何況是六月十二日"或"十三日，這到底是幾日呢? 如果這些大中華區的名流真的沖
Larry Ellison 的面子而來，而被放鴿子，那我以後怎麼混呢?

我想到，如果愛理遜真是想跟我會面，他一定會還有電子郵件發給我，我可以稍等一下。結果，在幾天之內，愛理遜發來很多封電郵，確定要與我在北京見面。他在電郵中，並與我交換了私人電號號碼。他也把日期確定在六月十二日。但是最確定的只到日期了，至於時間地點，完全不知。

六月十日我到北京，機場到處是 Oracle 的旗子，氣派的確不凡。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還是不曉得 Larry Ellison 到底會不會和我見面，我也沒敢再麻煩大中華的名流。

六月十二日早上九點多鍾，我忽然接到愛理遜的私人秘書從他的美國總部打來一個電話，告訴我 Larry希望今天下午6:00 pm
和我及我的朋友們吃飯。她說，Larry wants it to happen，馬上 Larry 就要在北京的Oracle 大會發表他的
Keynote Speech。Larry 演講過後，Larry 的北京私人秘書 Judy 就會打電話再和我聯絡。

從這個電話算起，Larry 總算確定了。但是從上午九點多鍾到下午6:00已經沒多久了。我馬上給我的合作夥伴們打電話，請他們待命。我也親自打了幾通電話給重要的人，請問他們6:00
是否有空。

近中午，Larry 的北京私人秘書 Judy 打給我，說 Larry 要把晚飯由下午6:00改到
4:00。這個變動太突然，令我暗暗叫苦。因為我所約的人無不各有要公，要調整兩個小時的業務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想到，愛理遜若不是有絕對必要，他不會提這個要求。我只得先承諾下來，然後再來考驗我自己的協調能力。

我開始一個一個跟預定參加會見愛理遜的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們這個變動，並希望他們能重新安排時間，不要放棄這個與美國軟體大王?談的機會。大家或許是感於我的誠懇，竟都答認重新安排行程，來共襄這歡迎美國大財閥的盛舉。

當天下午三點五十分，我所約請的與愛理遜歡談的客人，一個不少出現在北京東方君悅酒店。我先將客人們帶到會見的會議廳，然後愛理遜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給愛理遜。不一會兒，Larry
從一個隱密的地方走出來。

我是第一次見到這個我在報刊上細讀了兩年多的產業界的大人物，覺得他真是很「酷」，氣宇果然不凡。對我而言，他好似從書籍、雜誌中走出來。

那天的聚會真是很熱烈，一開始人數算少了，位子不夠，還要叫餐廳加椅子，加到後來那個桌子加不下那末多椅子，只好請一位晚到的朋友先出去等，我告訴他若有位置，馬上通知。

晚飯是 4:00 開始的，5:30，有位中國最大電信公司的COO
要先走，我便走出房，打算請那一位晚到的朋友入座。才一出門，馬上有人給我遞名片，原來中國前三大投資銀行的CEO已經在門外等了一個半小時了。這位CEO幹過中國第一大，第二大，及第三大投資銀行的CEO，當年中國最大的電信公司，就是由他做幕後推手推上市，風頭一時無量，被人譽為
Deal Maker。這位CEO帶了兩個他的左右手，在門外等了一個半小時就為見Larry。我帶他們三人進房，請Larry
起身，介紹這為中國最有名望的Deal Maker (the Greatest Deal Maker in
China)。這位CEO坐在Larry的右手邊，我坐在 Larry 左手邊。同桌的還有一位全球最好的投資銀行的中國首代，坐在我左手下面兩個位置。

愛理遜口才，風度，真是一級棒。他在桌上，沒有人能跟他比，他講了好多笑話給我們聽，也講了許多商場上的戰略。

他對於我安排事情及協調的能力非常激賞，故透過它的公司在亞太地區的負責人問我願不願意到他旗下工作。在我婉謝了他的好意。

從那以後，我與愛理遜之間一職保持著聯繫，2002年九月，有幸到他三藩市的家作客。

[26] 我與「甲骨文」老闆的一段交往: 再見三藩市

Larry 和我自2002年六月初北京一別之後，只有靠電子郵件溝通。他問我如何才能飛去三藩市見他。我知道這是不太可能的是，在大中華區我有這麼多的事情要忙，不可能一下子飛去看他。我於是想到了在
Case Practice Group 中義結金蘭的好友，Polly Preventza。我想把Polly介紹個Larry，因為Polly在
Morgan Staney 的西岸辦公市，做高科技的投資銀行家。 Polly
在加州理工時就是有名的大美人。我雖不能身在三藩市，但希望因地緣關係Polly能就近陪Larry。

Larry 有時也會給我寫一些令人感動的信。

終於，2002 年九月中的某一天，我忽然想飛到三藩市見他。另一個原因是，我身懷美國綠卡，必須每半年入美國一次。 上次是 2002
年4月初入美國，九月中該再去了。 Larry 寫信告訴我與他見面的時間地點。

我和 Polly 下午3:00到了 Larry 的家，一個長得很像Larry
的人來開門，Larry還沒來，他說。Polly和我，先到房?坐。桌上有一盆很漂亮的花，這個人告訴我們這花是三天前Larry吩咐送來的。我一聽，心?有一點感動，因為三天前我還坐在香港的辦公室?想著真的能和Larry在他家見面嗎。三天後我就坐在他的房子?。世界上的事情有時是說不定的。

過了一會兒，Larry 從外面三步並作兩步的跑了進來，身上穿著一件很薄的T-Shirt，上面寫滿了 "America's Cup" 和
"Oracle" 的標記，原來Larry 一整天都努力的在和他的船員們一起訓練，為2002 年冬季在澳大利亞的初賽而準備。他花了 US$
85 mm 造了最好的船，請了最幫的船員及船長，就為了要贏得這個America's Cup。

Larry 好心的帶我和Polly參觀這個日本設計家做的房子。Larry的左右都是有名的富豪，如Getti Museum
的Getti。房子面向海和三藩市的跨海大橋全部是玻璃，有一片視野很大的海景，有很多帆船。他指向他的帆船，說方才他就在那?練習。但Larry對防地震非常重視，玻璃的材質陪上高級金屬做的欄杆，這個房子在幾次地震中都沒事。
對著這一片海景，Larry說 "對 美麗的事物 我是永遠不會厭倦的 – I can never get tired of beauty"。

房子?有一個電梯，可以通到不同的樓層。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材質和顏色設計。
有一層樓放了Larry最心愛的帆船縮影模型Sayonara。這架Sayonara
的長寬比很漂亮，像一個模特兒一樣，頎長秀麗。在上面的層樓旁邊還有一個很大露天洗三溫暖的池子，旁邊有樹蔭稍微擋著，因為這個池子比較高，故池?的人可以看兩旁的鄰居，但兩旁的鄰居不能看到池?的人。

這間房子雖然漂亮，但看得出不是 Larry 常住的地方，倒更像是給記者參觀的地方。屋子?沒有他家人的照片，唯一的一張照片，是和新聞集團的總裁
Rupert Murdoch 梅鐸一起賽船的。

Larry，Polly 和我，三個人談天說地，Larry的學識真的很淵博，天文地理，Information
Technology，金融，生物科技， 叢 London
到深圳各地的文化他都能朗朗上口，真的非常厲害。我們從下午聊到晚上天暗了，他說他還要去和他女兒用晚飯。

臨走前，Larry在一樓為我們表演了幾首吉他，一樓除了吉他之外，還有一台 Steinway 史坦威鋼琴。Larry
應該會彈鋼琴，因為他用吉他彈了許多鋼琴名曲，有 Bach 巴哈也有 Beethovan貝多芬，尤其是貝多芬的"Fur Elise
給愛麗絲"，我聽了很感動。我也上去這一台
Steinway彈琴幫他伴奏，我知道他一定不喜歡別人強他的風頭，故我用高很多個八度試著提他伴奏，感覺一下為Larry伴奏是什?滋味。十八年前，我就是參加三藩市的兒童天才才藝比賽，用鋼琴得到全三藩市的冠軍。十八年後，我竟有幸用鋼琴為我最崇拜的人
(My Favorite Billionaire)
在三藩市伴奏，我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一定會再回到三藩市來。

我很珍惜這一段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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