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一季硅谷來信,我談到了不少美國基礎教育的內容。有同學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問,美國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差距較大,是不是因為經費問題呢?他提到了一個例子,美劇《絕命毒師》的主角就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化學老師,薪水微薄,只能勉強養家糊口,於是當他發現自己身患絕症,就鋌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位同學問,是不是因為美國公立中小學給老師的待遇不好,無法留住人才,才導致了公立學校的基礎教育水平低呢?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延伸開來,讓我們思考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很多事情辦不好,是不是因為沒有錢?這封信我們就從美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就美國公立中小學而言,對這個問題我們基本上可以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美國公立學校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列舉出十個原因,缺錢這件事也許只能排在第十位。下面我們一步步具體分析。
首先,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很多人都以為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軍費佔了大頭,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美國在教育上的開支並不比軍費少。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詳細的情況。
美國是世界第一稅收大國,2018年美國的GDP是20.58萬億美元,而當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稅收分別是3.33萬億美元和1.06萬億美元,合計4.39萬億美元,而當年排在全球GDP第三的日本,整個國家的GDP也不過才4.97萬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有七成都花在了經常性的必須開支上,也就是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和國債利息,其中國債利息大概佔聯邦稅總額的4%多一點,不算多,真正巨大的支出是各種福利和保險。剩下的三成稅收收入算是國家的自由支出,裡面一大半都算在了軍費頭上,大約是6490億美元。但我要提醒一點,這部分支出包括了軍方控制的科研經費,而這些科研經費最後還是到了大學的手裡。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每年可以從軍方獲得大約10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而美國2018年花在中小學教育上的支出是6400億美元,攤到每個學生頭上大約是一年12600美元,這是我在美國政府網站上看到的數據。如果按英國《衛報》的報道,數據還要更高,每年平均花在每個K12學生身上的錢高達16300美元。這些花銷中,州政府撥款和地方房地產稅貢獻了將近90%,聯邦政府的撥款不到8%,剩下的是捐贈。這就是公立中小學的情況。而2020年全美國所有私立中小學,學生的平均學費是11000美元,即便算上學校的捐贈收入,攤到每個學生身上,最後得出的數字和公立中小學的人均支出數字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從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公立中小學其實並不缺錢。實際上,如果你到硅谷地區看看幾所最有名的公立高中,比如帕羅阿圖高中和薩拉托加高中,就會發現它們的校園比硅谷地區最好的私立高中哈克學校一點不差。而且州政府給公立學校撥款是按學生人數計算的,而公立學校師生比例較低,一個老師教一大群學生,因此如果算到每個老師頭上,教育支出比大部分私立學校應該還更高。
美國公立中小學的老師待遇其實也不差。在加州,一個公立中小學老師基本上只要工作10年左右,就能拿退休金了。然後他們就可以一邊拿著退休金,一邊到私營教育機構工作掙錢了;反倒是很多私立學校老師生活壓力很大。以我女兒的老師們為例,他們不僅買不起房子,有的甚至在硅谷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學校提供的廉租房。這些老師之所以願意在私立學校教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樣他們的子女就免費可以上這些私立學校。
這裡順便說一句,美國幾乎所有大學教授的孩子上父母所在的學校都是免費的,這就是很多教授雖然工資不高還要在大學呆著的重要原因。至於《絕命毒師》里那位主人公的遭遇,與其說是公立學校老師待遇不好,不如說他遭遇了中產階級的典型困境,就是因為一場大病而導致貧困,這一點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類似的。
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到底有哪些因素?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不是因為缺錢,那很多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我的觀察,至少有以下四個因素。其中一個和老師有關,剩下的三個和老師或者說師資力量都沒有太大關係。
先說和老師有關的原因,就是美國公立中小學搞大鍋飯,老師們沒有動力和意願去深化教學,發掘和培養每個孩子的特長。我的大女兒曾經在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讀過一年,這所學校的排名在加州幾千所小學中僅次於兩所只能靠抽籤入學的實驗小學,而且學校位於硅谷最富裕的一個區,絕大部分學生的家境都很好。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學校應該很好了吧,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一般來說,美國小學一個班會有一個老師來講所有的課程,我女兒所在的班有兩個老師,兩個老師教學經歷都超過10年,聽上去好像很不錯。但實際情況是,這兩個老師熬完了10年的年頭,都在等退休,都指望另一個人出力,自己落得輕鬆。他們佈置下來的一星期的作業,學生最多半小時就做完了。後來我就把女兒轉學轉走了,換到一個要求嚴格一點的學校。
這家新的學校也是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班上的老師也是新來的,教課果然認真很多,一天留的作業比過去一周的都多。但是這所新學校的老師從來不講任何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義務,我們這些家長只好自己到學校去講課。之前我女兒上的第一所公立小學,不久之後家長們也不乾了,在家長的要求下,那所學校被一拆為二,其中之一變成了一所半公立半私立的特許權學校。
經過種種波折,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孩子要是再呆在公立學校就給耽誤了,於是我們就把女兒轉走了。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三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公立學校的政治正確風氣太重,甚至影響到了教學。
我有一位谷歌的同事,他的女兒在硅谷一所最好的公立高中讀書。有一學期他女兒很鬱悶,因為講歷史課的老師是一位非洲裔,課上的論文,只要你不寫當年黑奴多麼悲慘、美國這個國家有多壞、白人多麼可惡,最多也只能得B。後來家長們忍無可忍,告到學校,學校開除了這位老師。但這位老師又把學校告上了法庭,並且勝訴了,從此學校沒人敢管她了。但這樣教歷史課,教學質量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公立學校政治正確過重的風氣,家長們即使有意見,也沒有辦法。相比之下,私立學校因為學費是學生家長直接出的,所以家長(特別是大的捐贈者)對學校就多少還能有點影響力。
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基礎教育普遍輕視理科;加上公立學校的老師認為「教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不是自己的義務」,家長即使想給孩子補上理科內容,老師也不會配合。結果就是我之前講過的,許多美國中學生到高中畢業還不會解一元二次方程。有的老師還告訴我,這還是美國「高三」學生的表現,要是等高中畢業一年之後,恐怕一半的學生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會解了。
學生水平這麼差,怎麼畢業呢?有些學校的做法就是放水。比如學生交了白卷,按中國的標準應該是0分,但有的美國學校說,白卷可以給50分。這樣,學生只要做對20分的題目就能及格,算是通過了。
考核標準這麼低,幾乎所有學生都能畢業,那怎麼評價衡量學校的教育成果呢?你可能知道美國有個著名的政策叫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這就可以形成一個考核指標。怎麼樣算「不掉隊」呢?只要孩子來上學,不逃學,就算學校教育成功了。這種教育政策和理念之下,很難想象教學質量能上得去。
第四個原因是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效率低。前面我們算過了,公立學校人均經費其實並不比私立學校少,但從我的觀察來看,很多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率非常差,學校經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支出項目。
比如,有的學校講要環保,在校園花錢裝太陽能板,用太陽能發電。但這筆成本什麼時候能收回來呢?學校並沒有算過這筆賬。實際上目前在美國,天然氣發電比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低得多。
有的家長覺得,公立學校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錢,效率低一些就低一些吧。但有點常識就該知道,公立學校的經費大部分來自稅收,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止學校是這樣,公立機構資源利用率低其實也是社會的一個通病了。
小結
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旦辦不好,很多人就喜歡歸結於「沒有錢」。但回到現實你就會發現,「沒有錢」很多時候只是藉口和托詞。比如韓國和新加坡在中小學生身上的人均支出都不如美國,大約只有美國的2/3;然而根據調查,新加坡和韓國的中小學生的受教育水平分別領先美國3.2年和1.9年。
在之前的來信里,我介紹過一些幾乎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世界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生平經歷,就會發現他們並沒有多少資源,更沒有什麼錢,依然創造了那些偉業。即使不說改變世界,只談我們身邊的見聞,一個人能做成事情,通常也是因為他認真去做事了,而不是因為他有錢。微軟、谷歌、eBay和特斯拉等公司,創業時的融資總金額和同行業的公司相比都不算高,但並不影響它們做成大事。
很多人喜歡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句話拿來鼓勵自己掙錢還好;但如果在失敗的時候拿出來講,把「沒有錢」當成失敗的理由,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在為自己做不成事情找藉口。
這封信的內容,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永遠不要把辦不成事簡單歸結於「沒有錢」。」
把我變成壞孩子言耽社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周東彥的《霧中》入圍了威尼斯的影展VR非競賽單元「特別選映」。
某種程度,這個短片等於是EROS《野狼亂交館》,或G@me Virtual Date的再升級,等於把電腦D槽裡面的那些淫猥妄想藉由立體8K VR技術效果把一整座三溫暖發展場搬到你面前來。
某個手機的廣告詞是「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或者也可以改成「科技始終來自性」,我們追求更高的頻寬、更高階的電腦、更巨大的硬碟容量,是為了實踐那些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裡對荒淫的色情念頭。
周東彥所有創作似乎都在回應這個問題。
無論是這一次的《霧中》,之前與澳洲藝術家跨界合作的《虛擬親密》,或者在更早更早之前紀錄片《你找什麼》,他彷彿某種趨光的昆蟲在寂寞的暗夜中飛向手機、電腦等科技的光源。
也知道不能耽溺於社群網路交友軟體了,兩年前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推出的行動藝術《國家級徵婚》,在1天之內連續約了35個男人,給彼此10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其實人到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還是時不時地冒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
他與人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2條被子。」覺得寂寞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以下是兩年前的訪問。
《因為寂寞的緣故/周東彥》
時間是某個星期三下午,地點是誠品信義咖啡館,青年藝術家周東彥坐我對面,聲音沉穩而低沉,很低很低,簡直低到桌子裡了。週間上班日的午後,巴哈無伴奏大提琴殷殷切切地迴盪在空中,鄰桌婦人窸窸窣窣地議論著誰整形失敗,誰老公有外遇,置身如此懶散的氣氛中,也讓訪談有一點八卦和窺探的意味。
「所以那天來了35個男人,只有一、二個是你的菜?」「會再碰面吧,才過一個禮拜而已啊,我們有在LINE繼續聊天,但我不斷在會議跟下一個會議之間穿梭,太忙了。」「你到底喜歡哪一型?」「對工作有熱情,喜歡他正在做的事情。可以一起去看表演,但他要打瞌睡也是可以的。下雨天穿著白色運動鞋,會加分。」
周東彥與我的談話與鄰桌碎嘴八卦的婦人並無不同,然而他講話字字斟酌,彷彿文化部長發表演說那樣慎重。周東彥是台灣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和紀錄片導演,以劇場結合多媒體投放建立風格。我們談話內容論及婚嫁,乃他現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辦了一個「國家級約會計畫」。今年5月24日,台灣同婚法案通過這一天,他穿上西裝,拿著玫瑰,拍徵友照片,張貼在國家戲劇院外頭燈箱,昭告天下他正在尋找男朋友,一百多個人來信,他遴選其中35人,於7月7日當天給彼此十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他說同志相關議題公投後,他一直思索該如何活得更同志,如何突破同溫層,「在兩廳院徵友,除了可以跟進出兩廳院的中高產階級家庭、家長進行對話,我也在想是否能給還不敢認同自己的同志,多一點點信心。」前年,他入圍金馬獎的紀錄片《你找什麼?》談論的男同志網路交友文化,明年即將推出的舞台劇《虛擬親密》亦聚焦網路世代對親密關係探索,社群媒體上的寂寞已然成為他近年創作核心,問這一切與他單身5年有直接關係?他說:「是。」
周東彥今年38歲了,至今談過4場戀愛,開頭二段是念北藝大時認識的學弟和學長,2008年在巴黎駐村,網路上認識一個住布魯塞爾的義大利人,後來他回台灣了,用SKYPE維繫情感,但濃烈的情感不敵遠距離,二人2010年分手。2年後,他又在同志交友軟體JACK'D認識一個住北京的青島人,一年後還是走不下去,「我後來二段感情都是遠距離,可是我真的很認真,我受夠這一切了,我不想再和手機談戀愛了。我並不是說交友軟體不好,科技帶來很多美妙的事情,創造了許多不可能,但它也帶來許多可怕的事情,人跟人認識的速度來得快,但感情消逝也去得快。我做約會計畫單純只想回到真實的生活,人跟人的互動有呼吸,有體溫,我可以看見人,也想被人看見。」
交友軟體確實可怕,三貞九烈的地方媽媽在網路上需要火辣的性愛;道貌岸然的異性戀護家盟在午夜色情聊天室比誰都淫蕩,誰在網路上都是人格分裂,誰都是一人分飾二角,故而我不懷好意地問:「周東彥,身為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你在交友網站怎麼介紹你自己?」「就放自己的照片啊,跟人聊天,入圍金馬獎那次,有人認出我來了,就祝我得獎。」談話如同文化部長一樣慎重的人會沒有偶像包袱,我不信,遂命令他打開他的交友軟體,在眾多袒胸露背,肉香四溢的交友照片之中,果然他的徵友照片與放在表演節目冊上的宣傳照沒有什麼差別。
假裝我是手機那一端的陌生人,他會這樣對我介紹他自己:「我是周東彥,劇場工作者,紀錄片導演,我喜歡男孩子,而且從小就是。小時候去游泳,木柵的游泳池很原始,沒有隔間,我發現我一直盯著我不該看的,彷彿一切感官都放大了,快快穿上衣服離去。我高中念明倫高中,大概1997、1998年的時候,我會去看屏風表演班,看耕莘小劇場,有一次在劇場外頭看到一個人拿著攝影機拍攝,那個人是陳俊志,覺得拍片這件事很酷,我媽幫我買了一台小攝影機,開始透過小視窗認識這個世界。差不多是同一時間,我讀到一本雜誌叫做《同言無忌》,我確定我是同志,我在大一新生訓練就宣告出櫃。」
年輕藝術家人生沒有櫃子,但不知為何,講話有一種架子,一個字一個字拖得慢慢的,內容明明應該是輕鬆詼諧的,但他口氣始終是事不關己的,淡漠的。問他講話就是這樣子嗎?「應該是吧,我小學一、二年級上課都趴在桌子上,我們老師都叫我懶骨頭。我講話很慢嗎?我講話速度很快欸,我今天有告訴我自己講話一定要放鬆。大概昨天晚上沒睡好,吃了一顆安眠藥,藥效還沒退吧。」「我覺得你講話有一種架子,優雅的,像女明星一樣的派頭,有架子並不是壞事,你身處藝文圈,你得要撐一個專業的形象,去公部門開會,這個架子可以讓你跟舒淇當閨密,但不可能讓你收穫一個理想男朋友啊。」
「或許吧,我自己有想過我這樣的狀態在男同志界都是不優的,不好的,」對我的觀察,他不以為忤,淡淡地說:「大概小時候看了太多時尚雜誌的關係吧,我在高中會去誠品買《VOGUE》之類的外國雜誌,然後聞它的味道。時尚雜誌教了我認識很多名牌、名模,不只是牌子怎麼拼、怎麼唸,還有每個品牌、人物、甚至配件的故事。好東西是非常努力地打造出來的,不論是一個手工包包,還是一個讓人仰望的明星。」從時尚雜誌學會講話要得體,做人要優雅,所以當我問他誰是他做人處事的典範?他說張艾嘉,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我沒有真的很認識她,但她是那個會照顧人,會關懷別人的人,大器又得體,她沒有滿足於當一個女明星,當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來了,她還是不斷地往前走,金蟬脫殼好幾次。我的Role Modle都是這樣獨立的,堅強的。」「你跟林懷民合作過,也跟林奕華共事,不把他們當標竿,將自己投射在張艾嘉莫非是性向使然?」「我也沒有不把林懷民和林奕華當偶像,但張艾嘉比較美啊。」
因為喜歡張艾嘉的獨立自主,故而從懶散的創作者變成經營者也解釋得通了:他2010年自立門戶,創立狠主流影像公司,從3個人的工作室演變至今10個人的公司,在同輩的創作者並不尋常,他解釋有些大型的案子,就需要比較大的建置才能負荷,然而與他因《關於島嶼》有過合作的林懷民對此卻是憂心忡忡,「到底他是用團隊養創作,還是用創作去養團隊呢?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他的創作都是手工的,勞力密集的,但市場太小,他隨時都把自己搞得很累,永遠都像一隻生病的貓咪。」
生活忙與盲 孤單想找伴
我向他轉述林懷民的說法,「還好誒,比我辛苦的人大有人在,每個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不是我不跟你講,是我自己都沒去看到。」他不訴苦,回應依舊像女明星一樣雲淡風輕的,舉止氣質像是優渥家庭出身的孩子,但母親的說法又是另外一種版本:「我們家也不是很有錢的家庭,他爸爸身體不好,現在中風,我以前早上要送報紙,然後去幼稚園煮點心。他去英國念碩士是自己貸款,跟二家銀行一共貸款150萬元。他念博士班,我跟他爸爸覺得不行,幫他籌錢,念了一個學期,沒錢念下去,我們很自責,他反過來安慰我說:『媽媽,我念藝術是要美化人心,如果要讓爸爸媽媽辛苦那就不美了。』東彥從小就貼心,斯斯文文,乖乖的,小時候被同學叫周妹妹,我知道後很生氣,但他跟我說:『媽媽,我們不要理他,我們努力就好了。』他說自己是同志,所以更要努力,不要讓別人瞧不起。」
拿張艾嘉當標竿,希望當個獨立堅強的人,不被別人看輕,也把自己活成一首張艾嘉的〈忙與盲〉:「盲盲盲,忙忙忙,盲得已經沒有主張,盲得已經失去方向,忙忙忙,盲盲盲,忙得分不清歡喜和憂傷,忙得沒有時間痛哭一場。」手機上行事曆,五顏六色的色塊,各式各樣的工作排到明年秋天,問他最近一次痛哭是什麼時候呢?「二年前,世界劇場展在台灣辦頒獎典禮,我下午跟學弟聊天,彷彿上演《大象席地而坐》,覺得一切都很無力,晚上金曲獎工作人員找我吃飯,他們很能喝,我沒吃什麼,就一個止痛藥,然後傳來消息說學弟得獎了,我哭是為了他高興,但也為自己其他的事哭一哭。我很容易哭,但後來壓抑到哭不出來了。」
原來他講話低沉不是學習女明星的慵懶,就只是疲累。人至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偶爾還是會跑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只能一個人孤孤單單在週末夜喝酒。每個跨年會許願改變自己嗎?「會啊,不論跨年或生日,都會跟自己說真的不要再鬧了,真的要找一個伴了。我沒有歸咎是工作耽誤了姻緣,我還有自己的問題,我太挑,不符合市場上肌肉、蓄鬍的需求。我應該在網路上勇敢表現自己,但因為我在很多工作場合已經過度表現自我了,所以覺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忙碌的青年藝術家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二條被子,這種細節他都注意到了。」於是,孤單的人到頭來只能仰賴陌生人的慈悲。他也覺得這樣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他是矛盾的,那像喜歡男人穿白球鞋,採訪拍照的這一天,也穿著一雙刷得乾乾淨淨的白色球鞋,偏偏這天下雨,在積水的窟窿都踩髒了。
想太多的人活著就是自找麻煩,問他近日為追求愛情做出勇敢的事,他得意地說他有一天遇到了《美麗少年》的羅國宇,「他就是那種環境很好的台北小孩,前三志願 ,完全是我的型。我很積極地打招呼,並且加了LINE,但我丟訊息說:『嘿,有一天我們可以一起出外Hang Out(鬼混)。』卻打成了Gang Out。」 為愛踏出了第一步,明明是值得歡呼的事,他卻為了無傷大雅的錯誤,擔心對方以為自己邀約「群交」,自責了好幾天。
把我變成壞孩子言耽社 在 子迂的蠹酸齋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今天是大年初一,齋主以這篇文向酸齋所有齋友拜年。也同時期許眾齋友,今年能替自己留下更多閒暇餘裕,偷得浮生半日閒。
《文明帝國》作為一款策略遊戲,提供玩家扮演執政官,帶領一個文明從原始蠻荒時代,進步到如今的網路時代。過程中玩家有機會建造那些偉大的建築物,如金字塔、空中花園、萬里長城、亞歷山大圖書館、大教堂等壯闊無比的大型建物,或者蓋個小公園。公園當然不比那些偉大建築,非但沒有精緻的建築造型,連替整體國力增加的幅度也有限,那回過頭來一問「公園」到底有何作用?
比起建築物、軍力和整體經濟實力,《文明帝國》更重視偉人的誕生,特別是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此類的偉人,不但能瞬間提升國家影響力,甚至能開啟屬於文明的黃金時代。要誕生這類偉人自然不易,最佳的方式就是蓋些讓人民能放鬆生活、娛樂、休憩的場所,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普設公園。大量的公園建設,能提升人民的幸福度,而公園這類無壓力的公共設施,雖然沒有任何實質經濟產出,卻能增加人民的創造力,進而誕生出偉人。
這套論點早不稀奇了,甚至齋主我也早談過多次。但直到最近,才從安德魯斯馬特的《閒散的藝術與科學》一書中,找到相關的腦神經研究論證。書中內容多為談論腦部於放鬆狀態時的驚人創造力。書中寫道,即便我們處於再放鬆的狀態,腦部所損耗的能量並不會因此減少,但在我們並未「有意識」的使用大腦下,大腦依舊會持續不斷的運作。而在這種「無意識」的使用狀態下,許多過去「有意識」下無法連結的資訊和知識反而得以相互接續,進而產生許多靈光一閃,這就是「創意」。
公園是富庶社會的「餘裕」。經濟不夠富庶的都市,執政者不會將資源放在公園建設上,畢竟比起基礎的水電、管道、交通、招商等建設來說,公園實在太無實質效益了。相對來說,不只是執政者不願意花費資源心力在公園,經濟不夠富有的民眾也未必能妥善使用公園,盜取公物、破壞環境或寵物隨地大小便,甚至是遊民住在公園廁所都是有可能發生的狀況。甚至進一步的說,當社會不夠富庶,治安不夠良好,公園也只是另一個治安死角罷了。因此從方方面面切入,都市要擁有一座好公園,除了政府要悉心養護之外,社會也要有足夠高的道德共識。這些就是社會富庶的「餘裕」。
由韓國建築學者俞炫準所著的文集《我們該住在哪裡》,其第二章《挑高式辦公建築》中,談論了韓國社會因應高速現代化,所產生的質變。他回憶起兒時生活,因為法規的不健全,以及社會處於進步中的狀態。生活區域中有著許多能讓兒童自由發揮的玩耍空間,不管是空地、建築之間的小縫隙或者坑洞等,孩子最後都順利將這些大人無暇定義的空間,以孩童群體喜歡的方式重新使用。此類定義界線上的模糊,給予人們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但隨著現代化的進程,私有產權被逐一明確的定義,不只是空間,連同時間也因應社會變遷,閒暇模糊的時間也慢慢消失,任何空間和時間都變得要有其目的性,留給我們閒暇發呆的時間和空間也越來越少。
我記得台灣每隔幾年,便會有教育界人士提出教改戰略。每次的內容也相差無幾,無非就是希望能減少孩童的負擔,像是減少授課時數,增加戶外和藝文課程,以及希望晚點上課或早點下課。最早這類訴求還有些版面,經過幾次後大概連新聞記者也覺得無趣了,因為每每最後的結果就是甚麼也沒改變。
其實也不光是教育制度,這套分秒必爭的文化是沿襲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型態。19世紀工業革命後,由於工廠機器每分每秒都能生產商品,分秒必爭的文化開始興起。當時市民普遍對於時間沒概念,光是連準時上班都是問題,因而興起了許多工業城市於市中心豎立大型鐘樓,如倫敦大笨鐘即為服務市民準時上班而生。
隨著時代前進,機器及科技為人類帶來的福祉也越來越大。全球文明不斷提升,經濟產能也逐步增加。在這樣的改變下,按理說,人類會擁有更多不管是用於思考或發呆的時間,但實際卻不然。我們減少了的工時,被想要賺取更多錢財的慾望給填滿,最後又重新轉化成新的工時。每天填滿工作時數,變成一種社會的常態。資本主義順利運作。
不只教育制度和資本主義如此,這套分秒必爭的文化,甚至融入到許多當代人的生活型態中,齋主有幾位朋友尤其如此。每每與它們相約敘舊,他們定然沒餘下太多時間,光是下午就排了三到四個行程,且都非是甚麼工作或合作上的相聚,每個約都是單純的朋友相約。整天下來,在台北市內四處趕時間遊蕩,一會兒捷運公車,一會兒計程車,且不意外的每個行程都肯定耽誤到他人時間,舊雖敘了,但情卻反而疏了。更讓我感到疑惑的是,這類朋友還有沒有安靜獨處的時間呢? 如果答案為否,那他辛勤工作所積累的「餘裕」,又為何而存?
記得前些日子,有個朋友向齋主聊起房價問題,我們談到如今建商及代銷公司最愛用的詞彙「坪效」。因為房價越來越高,民眾能買到的「坪數」越來越小,於是商人們便發明了「坪效」一詞以代替使用,例如小坪數高坪效等用法。坪效一詞聽來抽象,但其實即為建商將家中每個區域的功能都分配得淋漓盡致,過去保留作為空間的區域不復存在,主打高坪效的房子,肯定都是趨近於正方形的格局,並盡可能不保留走廊或彈性區域,以達到「空間效益」最高的成績。此後,家中空間便少了些「餘裕」。
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那些新創科技公司或設計公司,總要在內部營造舒服的工作環境,不但有眾多娛樂的公共區域,連休息的沙發或臥榻都有,飲料零食也一應俱全。其原因在於此類工作非是機械式的要求員工按部就班作業,而是鼓勵員工發揮創意。創意無法靠著壓榨腦力而產出,必須在身體放鬆、精神愉快的狀態下,靈光和創意才會出現。
我相信這些年來,台灣人對於矽谷名人們的創業故事都有所耳聞。很多人都將矽谷之所以能出這麼多科技人才,是因為美國家家的車庫空間大,許多創業者能在車庫中做小型實驗,甚至年紀更小之時,車庫就是他們的秘密基地,不管是搞些惡作劇玩具,還是當個小生意的倉庫等等。而也有人指出當代台灣之所以創業能量不足,即是少了這種能夠運用的灰色空間。
台灣這數十年的變遷不可謂小。台北市傳統住宅從巷弄中的步登公寓,經歷困難重重的都更後,緩慢改變為保留大量公共空間的大樓住宅。走訪台北市車流量較少的老社區巷弄,不時猶可見孩童在街頭巷尾嬉戲玩耍。相對造訪居住於大樓的朋友家中,卻從未見過朋友使用過大樓所附的公設。這些大樓住宅日久,住戶便開始對公設過高的養護費用不滿,逐年累月下來,游泳池沒水、噴水池生苔、外牆髒亂、庭園植栽無人照料。公設的出現,初衷為提供住戶生活上的餘裕空間,但最後本應作為放鬆身心的大樓公設,最後反而變成見之生厭的嫌惡騙錢行當。
「Time is money.」是當代每個人都琅琅上口的名言。這句話最常聽到的解釋,就是分分秒秒都是金錢,因光陰似箭,需時刻把握時間,才能不浪費一分一毛錢,人生不致後悔。
這幾年有位朋友,時刻向齋主囑咐,說我擁有最重要的資源是「時間」,別浪費時間在短期利益的事情上。如果金錢能買到更多用於思考和消化的時間,那這錢就值得。我心想這是「Time is money.」的另解。我們若只知道用時間換取金錢,則永遠無法理解背後另一層意義,用金錢換取時間。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售價較高的服務會存在的理由。快速的交通工具讓人省下更多時間,舒服而又隱私的艙位讓乘客得以擁有獨處的時間,平均售價較高的商店讓顧客省下了路程和挑選的麻煩,更高的交易費用省下了大量的付費仲介平台。而這些省下的時間,都將成為生命的「餘裕」,滋養著我們的思維。
Medium連結
https://reurl.cc/AgOM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