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文摘:英國鬼才建築師Thomas Heatherwick 新作品》
* 《讓工作有趣的兩個方法》羅素
使工作有趣的有兩個元素:第一是巧技的運用,第二是建設性。
每個練有什麼特殊本領的人,總樂於施展出來,直到不足為奇或不能再進步的時候為止。這種行為的動機,在幼年時就開始:一個能頭朝地把身子倒竪的男孩子,在頭向天正式立著的辰光,心裏是不甘願的。
有許多工作予人的樂趣,和以妙技為戲得來的樂趣相同。
一個律師或政治家的工作,其包含的樂趣一定還要美妙得多,正如玩橋牌遊戲時的趣味一樣。雖然,這裡不但有妙技的運用,也有和高明的敵手鈎心鬥角之樂。即在沒有這種競爭元素的場合,單是應付一樁艱難的工作也是快意之事。
一個能在飛機上獻本領的人感到其樂無窮,以致甘願為之而冒生命之險。
我猜想一個能幹的外科醫生,雖然他的工作需要在痛苦的情勢之下執行,照樣能以手術準確為樂。同樣的樂趣可在一大批比較微末的工作上獲得,不過強烈性較差而已。我甚至聽到鉛管工匠也以工作為樂,雖然我不曾親身遇見一個這樣的人。一切需要巧技的工作可能是愉快的,只消它有變化,或能精益求精。
假如沒有這些條件,那麼一個人的本領學到了最高點時就不再感到興趣。
一個三英里的長跑家,一過了能打破自己紀錄的年齡,就不復感到長跑之樂。幸而在無數的工作內,新的情勢需要新的技巧,使一個人能一天天地進步,至少直到中年為止。有些巧妙的工作,例如政治,要在六十至七十歲間方能施展長才,因為在這一類的事業中,豐富廣博的人情世故是主要的關鍵。
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七十歲時要比旁人在同年齡時更幸福。
在這方面,只有大企業的領袖堪和他們相比。
然而最卓越的工作還有另一元素,在幸福之源上,也許比妙技的運用更加重要,就是建設性。
有些工作(雖然絕非大多數的工作)完成時,有些像紀念碑似的東西造起。
建設與破壞之別,我們可用下列的標準去判辨。
在建設這件事情的原始狀態是紊亂的,到結局時卻形成一個計劃;破壞正是相反,
事情的原始狀態是含有計劃的,結局倒是紊亂的,換言之,破壞者的用意是產生一種毫無計劃的事態。這個標準可應用於最呆板最明顯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與拆毀。
建造一所屋子是依照一預定的計劃執行的,至於拆毀時誰也不曾決定等屋子完全拆除後,怎樣安放材料。固然破壞常常是建設的準備;在此情形中,它不過是一個含有建設性的整體中的一部分。
但往往一個人所從事的活動,以破壞為目標而毫未想到以後的建設。他大抵把這點真相瞞著自己,自信只做著掃除工作,以便可以重新建造,但若這真是一句托詞的話,我們不難把它揭穿,只要問問他以後如何建造就行。
對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必是模糊的,無精打採的,沒有重點的,不比他提及此前的破壞工作時說法又確切又有勁。
不少的革命黨徒,黷武主義者,以及別的暴力宣傳家,都是如此。
他們往往不知不覺受著內心仇恨的鼓動;破壞他們所恨的東西是他們真正的目的,至於以後如何,他們是漠不關心的。
可是我不能否認在破壞工作內和建設工作裡,一樣可有樂趣。那是一種更獷野的,在當時也許是更強烈的歡樂,但不能給人深刻的快慰,因為破壞的結果,很少有令人快慰的成分。
你殺死你的敵人,他一嚥氣,你的事情便完了,因勝利而感到的快意也不會久存。
反之,建設的工作完成時,看了令人高興,並且這工作的完滿也不會到達無以復加的田地。最令人快慰的計劃,能使人無限制地從一樁成功轉入另一樁成功,永不會遇到此路不通的結局;由此我們可發現,以幸福之源而論,建設比破壞重要多多。
更準確地說,凡在建設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要大於在破壞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因為你一旦充滿了仇恨之後,就不能再像旁人一般在建設中毫不費力地獲得樂趣。
所以人要治療憎恨的習慣。
—-羅素
* 理想的動物社會沒有盼到,而他們反倒落入了這樣一個時代:誰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動輒狂吠不止的惡犬到處橫行,你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你的同志在招認了醜惡罪行後,被撕成碎片——她不知道怎麼會鬧成這樣的。—-喬治歐威爾
* 羅斯福自一九三三年就任美國總統,提出一連串百日維新政策,使用的都是憲法裡賦予總統的緊急行政命令權。
到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在美國的聲望已經到達最高峰了。
什麼叫最高峰?零負評嗎?不是的。
他的主張等於是抓住社會主義裡某些重要精神,然後補足資本主義貪婪及製造災難後所形成的不平等;雖是資本主義,可是用了部分社會主義的精神。
這個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他兩邊都沒有討好。
美國企業界、政治菁英普遍認為他太左。
而哈佛大學──羅斯福的母校,現在在美國被認為是平等及自由精神的象徵──在當時三百週年的建校紀念會時,羅斯福走進去, 本來以為會迎來美國最高學府學生給予他的掌聲,但他面對的是噓聲!
學生以噓聲對他表達抗議。因為有很多社會主義信仰者認為,羅斯福應該以更符合民情需求的方案,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當時左派在美國校園裡已經開始萌芽。
羅斯福怎麼自處呢?他憤怒?委屈?或是討好年輕學子?都不是, 他一跛、一跛的走上台、發表演說,一如往昔,充滿自信。
他告訴學生們:
這個國家現在正步上經濟復甦的路途,我們當然會繼續尋求改善美國工人的工作環境;我們當然也會繼續為降低電價而努力;我們仍會繼續為年輕男女、殘疾同胞、失業保險、老年福利及女性保護等問題而努力。
但是我們才剛開始,有太多類似的問題要被解決,制度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年輕學子沒有耐性,他沒有說服這些學生。
但美國下層社會的人們心中,羅斯福是他們的英雄。那個時候羅斯福所到之處受歡迎的景象是:一位資深記者記錄小羅斯福來到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這個地方,車隊通過荷蘭隧道(Holland Tunnel)——連結紐約市跟紐澤西的一條隧道──洞口之後,如雷的掌聲已經響起,整個城市沸騰。
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舉目所見是一片搖動旗幟的人海。
當時在美國華府最重要的辯論,並不是我說的在哈佛大學,而是剛好與哈佛大學學生批評的方向相反,也就是「羅斯福把整個國家帶離資本主義太遠了。」
所以當哈佛的學生罵他:你還是在保護資本主義啊,你還是在保護貪婪的富人!但共和黨與民主黨參議員對他都有意見,認為他:太左了。
很快的,一九三七年進入羅斯福第三屆總統的競選活動。
選舉有時候是媚俗的,因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由老百姓決定國家未來。
當一個制度危機可能連專家都非常困惑時,人民怎麼可能有他們的理性分析、合理及最好的政治選擇?
面對一九三六年年底大選時,共和黨提出競選主張,最重要的四個字叫作「平衡預算」,在美國這可是天經地義。
他們認為,羅斯福拿太多國家的錢創造「新政」,留下太高的國家負債。
共和黨當時批評:美國正處於危急之秋,美國人的福利太高了,高到那些人根本不想工作,美國年輕人沒有任何前途、看不到未來,政府又有這麼高的赤字。
共和黨不是希望贏得總統寶座,他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打敗羅斯福, 他們要的是贏得參眾兩院。
但他們不知道正由於那一次的競選勝利之後,共和黨大贏了國會,他們真的如願以償:但代價是:華爾街股市因政府過早走向平衡預算,再度大崩盤,美國走向「二次衰退」,失業率又大升,美國做為世界經濟當時惟一的中心,世界經濟又再度被拖垮。
於是,大西洋這邊納粹主義達到巔峰:太平洋那端日本軍國主義羸得絕望社會的全面支持。美國平衡預算不到一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美國平衡預算剛好兩年又九個月,德國侵佔波蘭。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掀開序幕了。—-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 1940年二戰已經開打了半年,根據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8%的美國人支持同盟國,只有2%的人支持納粹;可是問他們要不要捲入這次歐洲戰爭,90%美國人說:不。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不存在的。美國眼看著納粹在整個歐洲連戰皆捷,不動如山。
美國不想捲入戰爭的民意,多麼的深入人心,幾乎在每一個美國人的血液細胞裡流動。
然而,羅斯福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不一樣。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看到威爾遜總統支持國際聯盟卻被國內批評,他曾經説:自己也很想找各種理由來反對國際聯盟,可是想破頭也想不出理由。
在那個年代,羅斯福很感慨的說:「我們就算中立,也不應該不聞不問吧?」
可是他拿這樣的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敦促國會,廢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禁止軍火出售的規定,也就是可以賣一些軍火到歐洲去。
其中,出口44%軍火都賣到英國。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春天,經過幾個月的觀戰,德國已經在很短的時間裡不只是打下了奧地利、波蘭,一路打到了北歐,征服丹麥;征服了東歐,打到北歐了。
此時,英國人才從幻想和夢中驚醒,但美國人仍然置身度外。
全英國開始恐慌了,因此邱吉爾出任了首相。德國在歐洲大陸勢如破竹,這個情形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眼看希特勒下一個目標就是英國。
美國和英國有一種特殊關係,但美國人普遍厭戰,他們深信正是因為一次大戰美國沒有介入,美國才能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國。
面對反戰的民意,羅斯福採取一項大膽的措施:他以總統的行政命令權,把五十艘服役已久但還可以用的驅逐艦,以退役為由送給英國,交換可以租借英國在海外的海軍基地。
一九四○年,又時逢美國總統大選,羅斯福在這一刻面臨抉擇。過去的慣例,總統連任兩屆就不選了,可是他覺得為了歐陸戰爭,他必須參選。
他知道大多數美國人民並不瞭解,美國人不可以把自己置於國際事務之外,他必須用個人的聲望來領導這個世界,所以他決定競選第三任。
那時候的美國憲法沒有禁止競選第三任或第四任總統;直到一九五○年,美國才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美國總統任期最多連兩任。
羅斯福想解決歐洲事務,他覺得只有他可以做得到, 但當時他也沒意識到這即將成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人處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都還未必意識到這就叫做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羅斯福說:我好幾個夜晚都躺著想,自己問自己,身為美國的三軍總司令,是否有權力呼籲美國人,自我訓練為國家效勞,然後拒絕一己之私呢?面對危難,每個人都不應該逃避應負的責任。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那一刻並不容易。
其實他對於競選第三任,自己也常常處於搖擺之中,沒有那麼堅定,他曾說:「有一部分的我很想退休,回到海德莊園。」
也就是回到他出生的羅氏大宅,寫寫回憶錄。
可是他的良知不允許,所以這次他仍然競選了。當然,輿論的批評就大了, 批評者認為他不該打破慣例,世界大戰干美國人什麼事情;連他曾經在大蕭條時期史無前例的在田納西河谷設立管理局,成立一間水力發電公司,等於是美國第一次有國營事業,也被拿出來批評是左翼,或說這就叫做官僚作風。
選舉的結果,羅斯福還是連任了,得票數是二七二四.四萬張,和他競爭的共和黨候選人叫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的得票是二二三○.五萬張,美國人打破總統連任兩屆的傳統,讓羅斯福繼續領導,可是贏的票數就沒有羅斯福第二次連任時這麼多。
這說明瞭其實大多數老百姓未必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是什麼;其次老百姓容易很厭煩一個人,我們都已經看了你八年,我還要再看到你?──這當然是老百姓的一種天性。
所有的英雄都會令人厭煩。這是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學家保羅• 甘迺迪Paul Kennedy講的話。
美國國內本來還為羅斯福勝選問題繼續吵,但是吵到一九四一年, 突然沒什麼人再吵下去了;因為美國已經變成民主同盟國家的兵工廠,利用了租借法案,將飛機、坦克還有其他用品送到英國。
簡言之,美國從歐陸的戰爭,開始嘗到甜頭,發現了一門好生意。
那時中國也開始因為抵抗日本侵略獲得美國的援助,貸款達到五百億美元。同時,羅斯福凍結德國、義大利這些法西斯國家在美國所有的存款以及信用,接著日本也被列入凍結的對象。
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人會晤,共同發表《大西洋憲章》,宣稱確保世界遠景更美好的共同原則──可是請注意,即便如此,美國仍然沒有參戰。
歐陸戰爭打到英國時,美國出口大增,失業率開始大降。美國人突然在那一刻發現一件鬼魅般的事, 原來支持其他的國家打仗,變成軍工廠,可以解決美國大蕭條的問題──這是之前他們從沒想到的,他們只想著如何避免捲入戰爭。
但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這使得美國後來出現「軍工複合體」。他們發現此事,實在太穩賺不賠了。
美國第一次嘗到甜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人難以想像,包括最優秀的經濟學家。
等二戰快結束、一九四五年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1.2 %。
從一九四○年的10%,短短四年之內降到1.2%,幾乎達到充分就業。
所以經濟及歷史學家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美國的大蕭條:也從此改變了美國人的思維。—-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圖片:https://www.archdaily.com/554750/bombay-sapphire-distillery-heatherwick-studio
我的萌寶是僚機 在 台灣主權和平獨立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好一段時間沒寫長文了,總想著好像該收手不要再管粉專了,但總覺得有時候好像該發洩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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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激情四射的收尾階段,在台灣,挺川普與挺拜登(比較正確來說,是質疑川普)之間的論戰也愈演愈烈。知美派的朋友們多半傾向於質疑川普,而在台灣的朋友們則對川普寄予更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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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川普與拜登的外交政策,我的看法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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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外交政策強調美國優先,而且他對美國的力量也充滿信心,該重拳出擊的時候絕不畏縮。然而,就像很多人理解到的,川普是個生意人,也是個政治素人;他渴望打破建制現況,蔑視菁英所注重的一貫性,其外交政策充滿「翻手成雲覆手雨」的不確定性。再者,川普的意識型態是強調美國優先,盟友必須加碼跟上,負起一定程度的防衛責任,不能再像過去幾十年這樣寄生在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體系下過爽爽了。這些不確定性與高要求,讓許多盟友吃到苦頭,也對美國產生嫌隙。在和平體系下過慣了爽日子的歐洲國家固然對川普不爽,在亞洲前線苦撐的軍事經濟盟友也倍感壓力。還有一點值得觀察的是,川普並不是打從上任一開始就高舉反共大旗,他的思考起點是美國優先、美國利益至上。是近兩、三年來,一方面是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急速激化,二方面是對中鷹派主導了白宮的外交政策圈子,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才更多顯露出反共的色彩來。但如果反共路線妨礙到他觀念中的美國優先的話,臨陣變卦的可能性極高。厲害而自傲的強人尚且可以合作,但厲害而反反覆覆的狂人難以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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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拜登,雖然他在參議院裡長期負責外交事務,但大多數的時候他真的並不是有什麼作為,而是像劉仲敬說的,柯林頓夫婦一手打造的新民主黨路線的忠實學生,忠實到簡直像個複製人。即使現在離柯林頓時期已經匆匆過了二十年,也看不出拜登本人,和他的民主黨幕僚群們,有什麼對時勢的洞察力與打破格局的創造力。拜登在這次的政綱裡面,一直強調要從川普的外交政策裡「撥亂反正」,要重新揭櫫多邊主義、要重新參與國際組織,要「與盟邦採取共同行動來應對威脅」。原本立場親中,一貫繼承民主黨的對中接觸政策的拜登,面對到反中浪潮,也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說「中國是一個特別的挑戰」,要迫使中國「修正其不當競爭行為與對人權的侵犯」,但在特定議題上還是可以合作。我對拜登最不耐的一點,就是他的外交政見裡面,不,應該說是他的整體政見裡面,充滿著和稀泥的味道。他主張多邊主義,問題是世界各國對於「聯合抗中反共」這件事,即便不是後知後覺,至少也是各懷鬼胎。而美國如果自己沒有表現出帶頭大哥的決心與果斷,而只是基於調和各方利益的幻想,與拘泥於國際組織那套無法發揮作用的框框架架,那麼所謂「多邊主義」只不過是和稀泥、議而不決罷了。而中國明擺著是勒索的高手,拜登還認不清中美脫鉤的既成事實,還要不乾不脆地論述「競爭中不排除合作」,那註定只會讓中國以「合作」為名綁架其他議題、行「勒索」之實而已。而和稀泥和到最後就是錯失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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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川普的外交思路就是「我就是老大,有能耐的人扛起槍來跟我走,跟得上的大哥我罩他,跟不上的就拉倒」。而拜登則更多是「我盡可能維護過去那一套世界秩序,讓世界各地的盟友不要翻臉,包括中國也盡量以不撕破臉為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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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後尼克森的這幾十年間,世界秩序大致上是拜登的這一套「多邊主義、與中國接觸」的思路。川普是很蔑視這套體制的,他覺得絕大多數時候,聯合國什麼的協作平台根本不起作用,實際上還不都是我大美國輸血在給全世界撐場面麼?那何不乾脆把建制的那一套丟掉,我大美國帶頭另起爐灶算了?而拜登則捨不掉過去的那一套體制,總想著美國如果帶頭搞體制內改革,那這些協作平台應該還能夠重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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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很多知美派台灣人粉專,尤其是科班出身的朋友們,都傾向於質疑川普。我很明白敝粉專的朋友們多半支持川普,對那些知美派的論點很不服氣,甚至覺得他們是光說不練的「文青體」。我很不建議這樣去批評那些知美派的朋友,因為他們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川普是主張破壞性創新的狂人,而拜登則是主張體制內改革的裱糊匠。破壞性創新的結果難以預料,而體制內改革的路線容易預測,也因此對體制瞭解愈深、涉入愈深的人,就愈難脫離體制內改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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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也必須說,任何體制都會有生命週期。以二戰的鮮血澆灌萌芽、在蘇聯解體後至臻巔峰的「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體系,也已經來到了疲態漸露的衰退期。而一個秩序的衰退,最大的特徵就是裡面「秩序的消費者」暢行無阻,「秩序的生產者」卻要被鄙視與揹負罵名。中國不但是世界秩序的最大消費者,而且還「打著紅旗反紅旗」,反過來滲透、破壞我們已知的世界秩序。而許多其它國家,受惠於這套秩序來維繫其和平與繁榮,卻忘了它們的和平與繁榮的根基何在,不願意承擔維繫秩序的代價,當美國老大哥提醒他們:「你們總得做些什麼吧?我美國不能老是給你們免費撐場面」,這些人還要生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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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恩威並施,外交場上本來「逼」和「哄」就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一味地逼盟友、趕鴨子上架,固然容易招來不滿與破壞默契;一味地哄盟友、照顧他們的利益與情緒,只會助長所有人的惰性讓組織陷入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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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與其鷹派政府的作風,看似過硬,其實算是恩威並濟的。對於甩不脫惰性的盟友,例如德國,川普政府不吝於往他們臉上搧巴掌。但對於有上進心、有警覺性的盟友們,川普政府也不吝於強力支援;台灣是最大的受惠者,日本也大致可以歸入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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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拜登的外交政綱裡面,我只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東西。他的設想是美國把身段放軟,重新把那些離心離德的自由陣營盟友們集結在一起。問題是拜登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一個衰退的秩序下,暮氣已深的盟友們,正放任著中國這個最大的秩序消費者繼續搞破壞。對於有心自強但能力還差一點的盟友,適時給他們一點鼓勵是大有助益的。但對於暮氣沉沉的懶蟲,你愈是哄他們,就愈是助長他們的惰性。這些人需要的不是好聲好氣去哄,而是震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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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式的狂人外交,也許全世界需要時間去適應,但是能夠成功跟上隊伍的盟友們,終究會重新認識到美國的力量。至於拜登式的和稀泥「多邊主義」外交,反而可能讓美國在一再拖沓不決、過於形式主義、光說不練、有力量卻使不上的困局當中,逐漸走向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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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我不認為台灣必須在川普與拜登之間擇一押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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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把希望寄託在一個特定的人身上,並且一廂情願地寄予「聖君賢主」式的期許,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種懶惰、一種墮落,因為這樣的思考等於是把台灣的命運主導權交給別人,而完全忽略了台灣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台灣真正該思考的是,怎麼樣把自己的籌碼做大,大到能夠把美國的國運給綁在一起,讓美國輸不起台灣這著棋。也唯有這樣思考,才能在美國政權更替的不確定性迷霧裡面,站穩腳跟、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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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台灣本身的戰略位置,還有在國際產業鏈裡的關鍵地位,是可以做得到這一點的。問題是要做到這一點,並維繫這一點,是需要台灣人自己的努力,而且是時時刻刻不懈的努力,而且是時時刻刻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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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押寶」,是不要對美國的特定領導人有著「聖君賢主」式的不實際的期望,而忘記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台灣與自由陣營合作的「站隊學」問題,是沒有妥協的空間、沒有退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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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鄙的就是滿腦子「等邊三角形」,在不站隊而能從中輕易漁利的幻夢中,荒廢了對自身防衛能力與產業鏈地位的努力。對於滿嘴「等邊三角形」話術的政客,我們必須提高警覺。不站隊是最簡單的,但不站隊的結果就是只能當吃瓜群眾,不管哪個陣營上來掌權,你都會是被割韭菜割得最慘的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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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手持咖哩棒的呆毛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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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段時間沒寫長文了,總想著好像該收手不要再管粉專了,但總覺得有時候好像該發洩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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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激情四射的收尾階段,在台灣,挺川普與挺拜登(比較正確來說,是質疑川普)之間的論戰也愈演愈烈。知美派的朋友們多半傾向於質疑川普,而在台灣的朋友們則對川普寄予更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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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川普與拜登的外交政策,我的看法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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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外交政策強調美國優先,而且他對美國的力量也充滿信心,該重拳出擊的時候絕不畏縮。然而,就像很多人理解到的,川普是個生意人,也是個政治素人;他渴望打破建制現況,蔑視菁英所注重的一貫性,其外交政策充滿「翻手成雲覆手雨」的不確定性。再者,川普的意識型態是強調美國優先,盟友必須加碼跟上,負起一定程度的防衛責任,不能再像過去幾十年這樣寄生在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體系下過爽爽了。這些不確定性與高要求,讓許多盟友吃到苦頭,也對美國產生嫌隙。在和平體系下過慣了爽日子的歐洲國家固然對川普不爽,在亞洲前線苦撐的軍事經濟盟友也倍感壓力。還有一點值得觀察的是,川普並不是打從上任一開始就高舉反共大旗,他的思考起點是美國優先、美國利益至上。是近兩、三年來,一方面是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急速激化,二方面是對中鷹派主導了白宮的外交政策圈子,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才更多顯露出反共的色彩來。但如果反共路線妨礙到他觀念中的美國優先的話,臨陣變卦的可能性極高。厲害而自傲的強人尚且可以合作,但厲害而反反覆覆的狂人難以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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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拜登,雖然他在參議院裡長期負責外交事務,但大多數的時候他真的並不是有什麼作為,而是像劉仲敬說的,柯林頓夫婦一手打造的新民主黨路線的忠實學生,忠實到簡直像個複製人。即使現在離柯林頓時期已經匆匆過了二十年,也看不出拜登本人,和他的民主黨幕僚群們,有什麼對時勢的洞察力與打破格局的創造力。拜登在這次的政綱裡面,一直強調要從川普的外交政策裡「撥亂反正」,要重新揭櫫多邊主義、要重新參與國際組織,要「與盟邦採取共同行動來應對威脅」。原本立場親中,一貫繼承民主黨的對中接觸政策的拜登,面對到反中浪潮,也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說「中國是一個特別的挑戰」,要迫使中國「修正其不當競爭行為與對人權的侵犯」,但在特定議題上還是可以合作。我對拜登最不耐的一點,就是他的外交政見裡面,不,應該說是他的整體政見裡面,充滿著和稀泥的味道。他主張多邊主義,問題是世界各國對於「聯合抗中反共」這件事,即便不是後知後覺,至少也是各懷鬼胎。而美國如果自己沒有表現出帶頭大哥的決心與果斷,而只是基於調和各方利益的幻想,與拘泥於國際組織那套無法發揮作用的框框架架,那麼所謂「多邊主義」只不過是和稀泥、議而不決罷了。而中國明擺著是勒索的高手,拜登還認不清中美脫鉤的既成事實,還要不乾不脆地論述「競爭中不排除合作」,那註定只會讓中國以「合作」為名綁架其他議題、行「勒索」之實而已。而和稀泥和到最後就是錯失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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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川普的外交思路就是「我就是老大,有能耐的人扛起槍來跟我走,跟得上的大哥我罩他,跟不上的就拉倒」。而拜登則更多是「我盡可能維護過去那一套世界秩序,讓世界各地的盟友不要翻臉,包括中國也盡量以不撕破臉為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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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後尼克森的這幾十年間,世界秩序大致上是拜登的這一套「多邊主義、與中國接觸」的思路。川普是很蔑視這套體制的,他覺得絕大多數時候,聯合國什麼的協作平台根本不起作用,實際上還不都是我大美國輸血在給全世界撐場面麼?那何不乾脆把建制的那一套丟掉,我大美國帶頭另起爐灶算了?而拜登則捨不掉過去的那一套體制,總想著美國如果帶頭搞體制內改革,那這些協作平台應該還能夠重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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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很多知美派台灣人粉專,尤其是科班出身的朋友們,都傾向於質疑川普。我很明白敝粉專的朋友們多半支持川普,對那些知美派的論點很不服氣,甚至覺得他們是光說不練的「文青體」。我很不建議這樣去批評那些知美派的朋友,因為他們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川普是主張破壞性創新的狂人,而拜登則是主張體制內改革的裱糊匠。破壞性創新的結果難以預料,而體制內改革的路線容易預測,也因此對體制瞭解愈深、涉入愈深的人,就愈難脫離體制內改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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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也必須說,任何體制都會有生命週期。以二戰的鮮血澆灌萌芽、在蘇聯解體後至臻巔峰的「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體系,也已經來到了疲態漸露的衰退期。而一個秩序的衰退,最大的特徵就是裡面「秩序的消費者」暢行無阻,「秩序的生產者」卻要被鄙視與揹負罵名。中國不但是世界秩序的最大消費者,而且還「打著紅旗反紅旗」,反過來滲透、破壞我們已知的世界秩序。而許多其它國家,受惠於這套秩序來維繫其和平與繁榮,卻忘了它們的和平與繁榮的根基何在,不願意承擔維繫秩序的代價,當美國老大哥提醒他們:「你們總得做些什麼吧?我美國不能老是給你們免費撐場面」,這些人還要生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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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與其鷹派政府的作風,看似過硬,其實算是恩威並濟的。對於甩不脫惰性的盟友,例如德國,川普政府不吝於往他們臉上搧巴掌。但對於有上進心、有警覺性的盟友們,川普政府也不吝於強力支援;台灣是最大的受惠者,日本也大致可以歸入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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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拜登的外交政綱裡面,我只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東西。他的設想是美國把身段放軟,重新把那些離心離德的自由陣營盟友們集結在一起。問題是拜登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一個衰退的秩序下,暮氣已深的盟友們,正放任著中國這個最大的秩序消費者繼續搞破壞。對於有心自強但能力還差一點的盟友,適時給他們一點鼓勵是大有助益的。但對於暮氣沉沉的懶蟲,你愈是哄他們,就愈是助長他們的惰性。這些人需要的不是好聲好氣去哄,而是震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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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式的狂人外交,也許全世界需要時間去適應,但是能夠成功跟上隊伍的盟友們,終究會重新認識到美國的力量。至於拜登式的和稀泥「多邊主義」外交,反而可能讓美國在一再拖沓不決、過於形式主義、光說不練、有力量卻使不上的困局當中,逐漸走向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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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我不認為台灣必須在川普與拜登之間擇一押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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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把希望寄託在一個特定的人身上,並且一廂情願地寄予「聖君賢主」式的期許,這對台灣來說其實是一種懶惰、一種墮落,因為這樣的思考等於是把台灣的命運主導權交給別人,而完全忽略了台灣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台灣真正該思考的是,怎麼樣把自己的籌碼做大,大到能夠把美國的國運給綁在一起,讓美國輸不起台灣這著棋。也唯有這樣思考,才能在美國政權更替的不確定性迷霧裡面,站穩腳跟、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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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台灣本身的戰略位置,還有在國際產業鏈裡的關鍵地位,是可以做得到這一點的。問題是要做到這一點,並維繫這一點,是需要台灣人自己的努力,而且是時時刻刻不懈的努力,而且是時時刻刻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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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押寶」,是不要對美國的特定領導人有著「聖君賢主」式的不實際的期望,而忘記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台灣與自由陣營合作的「站隊學」問題,是沒有妥協的空間、沒有退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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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鄙的就是滿腦子「等邊三角形」,在不站隊而能從中輕易漁利的幻夢中,荒廢了對自身防衛能力與產業鏈地位的努力。對於滿嘴「等邊三角形」話術的政客,我們必須提高警覺。不站隊是最簡單的,但不站隊的結果就是只能當吃瓜群眾,不管哪個陣營上來掌權,你都會是被割韭菜割得最慘的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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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手持咖哩棒的呆毛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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