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憲法第一條明定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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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德國之聲專訪事件 在網站上看到這一篇
看看二十年前的德國之聲 問了中華民國政府哪一些問題
以及我們的李前總統 是怎麼回答的

來源：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5749

中華民國88年07月09日

李總統登輝先生今天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

問題：
台灣的經濟成就為舉世所欽羨，另一項印象深刻的成就則是近年來台灣成功的民主化。然而北京政府卻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這也正是兩岸關係長期緊張以及中共對台造成嚴重威脅的主因。您如何因應這項危機？

李：
我要就歷史及法律兩方面來答覆。中共當局不顧兩岸分權、分治的事實，持續對我們進行武力恫嚇，的確是兩岸關係無法獲得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

我國並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

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台灣人民中選出，一九九二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

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

面對台海兩岸的情勢發展，我們將持續慎重推動兩岸間的交流，積極促成彼此對話與協商；並繼續促進我們民主制度的完善，追求穩定的經濟成長；同時積極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接觸，以保障我們的生存發展。

我們相信從交流中凝聚互信，從互信中營造穩定的關係，是化解危機的最有效途徑。台灣與大陸應當發展出互惠與互利的雙贏關係。

問題：
宣佈臺灣獨立似乎並非實際可行，而北京「一國兩制」模式則不為台灣大多數人民所接受。在以上兩種路線間，是否有折中的方案？如果有，其內涵為何？

李：
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

解決兩岸問題不能僅從統一或獨立的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在於「制度」的不同。從制度上的統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統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國人福祉的選擇。

現在，中華民國可說是華人社會中首先實現民主化的國家，我們正努力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因此，我們也希望中共當局能早日進行民主改革，為民主統一創造更有利條件，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要維持現狀，在現狀的基礎上與中共維持和平的情況。

問題：
香港在回歸中國大陸後，成為一「特別行政區」的處理模式，以及今年十二月澳門由葡萄牙交還中國大陸，都可能被中共視為是和平接收台灣問題的預演。就世界其他國家觀點看來，這似乎不失為一個可解決中國問題，以避免區域危機的可行方案。您認為如何？

李：
中國問題影響區域安全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港澳的回歸，也不在於台灣是否回到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並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殖民地，這是與港澳不一樣的地方，關鍵的問題是，大陸過份強調民族主義，在制度上沒有施行民主。

大陸不僅曾對我文攻武嚇，且從未放棄以武力犯台，並在國際上處處打壓我方，此種蠻橫霸道的作風，無助於推動和諧的兩岸關係，也不利於保持亞太地區的穩定。

一個強調民族主義的大陸又在軍事上不斷擴張，很自然的引起其他鄰近國家的疑慮。長久的解決之道應該是以民主取代極權，這樣才能化解地區的緊張。

大陸對港澳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模式，對台灣並無絲毫的吸引力。主要原因是「一國兩制」互相矛盾，違反民主的基本原則，又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

大陸雖想將「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套用於我方，但台灣不是港澳，港澳原為殖民地，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兩者有根本的不同。

未來兩岸只有分別施行自由、民主，才能真正確保亞洲的安全與和平。

問題：
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倘不慎導致雙方採取軍事行動，您將以何種方式，以及依靠台灣本身之外之何國，以為防禦？

李：
兩岸之間的問題，我們強調應當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不要用武力。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與堅持的立場，也是國際社會的期望，

中華民國在一九九一年已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不再以武力方式來達成國家統一的目標，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

但大陸當局始終不願放棄以武力解決的企圖及準備，這是造成兩岸緊張，區域安全受到威脅的關鍵所在。

國際社會應當督促中共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共同維護這個地區的穩定。

台海情勢與亞太地區安全及和平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本人於今年四月八日在國家統一委員會中提出「建構兩岸和平穩定機制」的理念，希望兩岸透過協商及交流方式，達到良性互動，並推展雙方關係，進而確保兩岸及區域間的和平與安全。

除了強調台海安定與亞太和平不可分的關係外，我國也非常重視與美國的合作。這些年來，美國一直提供台灣防衛所需要的軍事裝備，兩國在經濟、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不斷成長。在可見將來，台灣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關係仍然是維持台海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問題：
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都十分垂涎於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也因此無可避免的降低他們對台灣的支持。這是否代表台灣的未來將因此而更加黯淡？

李：
近年來世界各國基於本身的利益考量，而與中共加強建立經貿往來的關係，我們可以理解。但台灣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經貿關係，也十分密切，不容忽視。如以美國為例，台灣是美國第七大貿易伙伴，也是美國第七大出口市場。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向美國購買的商品總額，是大陸向美國進口總額的一．三倍到一．六倍。此外，從大陸內部的發展來看，也有很多問題存在，內部結構性的經濟問題接連發生，因此，其未來整體發展仍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值得注意。

相對於大陸的不確定性，台灣的發展相當穩健。台灣的重要性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民主與人權的維護；二是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地位。現在大家普遍重視民主與人權，對大陸的期望也是如此。

而「民主」、「人權」是世界各國所追求的目標，也是國際社會對大陸的普遍期望。近年來我們推動民主政治、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努力改善兩岸關係，贏得國際的肯定。因此，台灣經驗在催化大陸現代化、民主化過程中可以發揮積極的功能。

此外，台灣的地理位置正好控制西太平洋的海線交通，對於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國家非常重要。所以，台灣不論在兩岸關係或區域穩定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問題：
雖然台北和北京雙方在政治上存在巨大鴻溝，但台灣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卻有數十億美元之譜。如此多的投資將使台灣有被北京在經濟上勒索的可能。您如何避免北京領導階層採取此種行動？

李：
我國企業在大陸的投資正逐漸形成上、中、下游的體系，對我國經濟確已造成若干競爭壓力。因此，如何在發展兩岸經貿的過程中，維持台灣經濟的優勢與自主性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不是競爭性的，而是互補的。本人曾經提出兩岸關係應「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政策方向，主要以理性且溫和的態度，針對大陸投資做合理的規範，包括限制高科技、基礎建設等項目的投資，以及對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大型投資
做更謹慎的評估審查。

另一方面，我們也加強科學園區的硬體建設，促進台灣內部產業的升級。目前，我國出口品中，高科技產品已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時，政府更進行國營事業民營化，及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希望能使企業「根留台灣」，以壯大台灣的經濟發展。

問題：
中共正為大量失業人口所導致的經濟及社會問題所苦，因此北京政府可能被迫必須將人民幣貶值，以解決其經濟困難及社會問題。人民幣貶值是否會嚴重影響台灣經濟？

李：
在中共對外匯仍有各種管制的情況下，即使人民幣貶值，應不致出現失控的現象。因為兩岸的經濟關係，處在互補關係並不是競爭關係，雖然人民幣貶值可能會使大陸某些產品與台灣低價競爭，但整體而言，由於大陸出口增加後，對台灣中間產品的需求會增加，因此
，對我出口的影響並不會很顯著。

此外，人民幣貶值可能引起台幣將跟著貶值的預期心理，直接或間接影響我國匯市及股市
的安定。

對於這一點，我們將積極加強宣導，使民眾了解，人民幣的貶值與否，對台灣的經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台幣與人民幣的走勢並無必然的關連性。

不過有一點值得擔心的問題是，人民幣的貶值是否會影響大陸台商的財務問題，連帶的影響到台灣，對此我們也有充分的準備。

問題：
貴國是否仍有意願購買德國的潛艇？

李：
這個問題已經和貴國政府討論很久，不過，貴國政府考慮到中共的態度始終不敢批准售予我國潛艇。中共在東海佈署了一百多艘新舊潛艇，在這廣大的海域中，我們如果採取潛艇對潛艇的方式來防禦台灣，所購買的潛艇數量是否足夠是一個問題；同時，潛艇對潛艇的
防衛策略是相當辛苦的，是否能夠充分發揮效用，需要再作檢討。

1025光復節 呼籲立委絕不能同意「不認同中華民國的大法官」之任命

立法院訂25日就總統提名的大法官行使同意權，近日立法院正在對準大法官們進行審查會，被提名人許宗力、許志雄及黃昭元等人，都不認同中華民國且質疑中華民國憲法。我們認為，大法官的職責是在捍衛憲法與解釋法律與行政命令是否有違憲的情形，而不是制憲，如果大法官對憲法有所質疑，甚至公然挑戰憲法確立的國家定位，那就不適任大法官之職，呼籲立法委員不要同意上述被提名人的任命。

在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號召下，志士仁人前仆後繼，經過十一次革命，在西元1912年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儘管中華民國在1949年播遷來台，兩岸分治，1971年又退出聯合國，但中華民國屹立不搖的事實不容抹殺，國人在國際上也受到國家的保護，可以自由行動與從事各種經濟社會活動，這些都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與價值。

適逢10月25日光復節，這個節日的意義在國人心中越來越模糊；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將台灣從日本手裡光復，這是歷史的事實，但某些言論刻意扭曲歷史，否認中華民國，撕裂國人的國家認同，造成國家發展舉步不前。

總統蔡英文國慶演說呼籲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事實，並多次重申要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但許宗力、許志雄、黃昭元三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卻不認同中華民國，豈不是公然挑戰蔡總統的兩岸定位與大陸政策？

作為大法官候選人，許宗力說：「中華民國主權不包括中國大陸，且我國會議員及總統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選出，我們不代表中國大陸，主權不及於對岸。」此言不但拋棄憲法明定的固有疆域，也造成兩岸間的危機。

許志雄說，「中華民國的國號是中國已經廢棄不用的國號，而中華民國的憲法也是當年在中國制定的憲法」，然而，憲法明定，中華民國有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許志雄的言論明顯已違背憲法。

中華民國國際處境艱難，正需要國人團結一心，共度難關，但兩黨長期就國家認同問題製造紛爭，統獨爭議綁架了從教育到經濟，從環保到交通等所有政策，不但國家無法往前走，就連一個家庭內都要吵架，徹底掏空國家競爭力！令我們深感憂心！為避免製造新的對立與衝突，消耗國家元氣，民國黨呼籲，立法院諸位立法委員不分黨派絕不能同意「不認同中華民國」的大法官之任命！

文章連結:https://www.mkt.org.tw/News/content/1033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於著作中表示，基於台灣與大陸經濟交流日漸頻繁，兩岸重新統一只是時間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阻止。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的講話，足以證明台日關係密切，相信這點是台灣經濟能否擺脫對大陸經濟依賴的關鍵因素。

『 前總統李登輝對日本國會議員演說稿 - 台灣的典範轉移 』

2015/7/22 於 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李登輝前總統演說照片擷取自李前總統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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