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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 星期三 絕對音樂】

「淡然不是無所求，而是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而不是一味追求那些看似自己喜歡
的東西；不是不食煙火，而是嚐遍煙火之後的通透，知道一切外物皆會化為塵土，
能夠把握的不過是自己那一顆不忘初衷的心；不是沒有喜怒哀樂，而是知道那些情
緒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心裡的釋然，原諒過去，才能更好的生活」


下午4：00-6：00
「絕對音樂」~~ON AIR))))))
把耳朵借給我，
芳翎和你/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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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的結業禮：人生有時就像場荒謬的考試，但別因此就得過且過！…》

哈佛商學院有個悠久傳統，教授在最後一堂課講述自己的故事，作為送給學生的結業禮。或許是趣聞軼事，或許是感人故事；或許是某段精采的人生歷練，或許是回顧挑戰、成就與過失；或許是輕鬆自在地侃侃而談，或許是捏著小抄詞不達意，但總不脫一貫的主題──身為領導人應當如何創造更美好的優質生活。
要抓住眼前機會有所作為，實在需要勇氣──勇於抗拒別人製造的喧囂與狂熱，勇於藉助科技開發種種可以創造永恆價值的新商務模式。想做到這點，還要發揮個人的毅力、操守、自信、企圖心，以及認真從正面改造世界的欲望。這對任何冀望在不夠明確、甚至極不明確的情況下謀取機會完成決策的人來說，都是艱鉅的任務。
由此觀之，在網路時代開創某個企業或事業所要面臨的挑戰，也跟其他時代的創業情況完全一樣，只多不少。今日商場變化速度非常猛烈，世界也變得更加混亂與茫然。因而經常這一刻所在的決策，下一刻已不再適用，因此任何決策都必須保留修正的彈性。

有時，人生就像場荒謬的考試
每次提到這些挑戰，我就時常想起我讀哈佛大學時的一場期末考經驗，下面就跟各位分享這段頗富戲劇效果的陳年往事。
我曾在大二下學期莫名其妙修了一門動物學。當初為何做這種事我也不清楚，因為我對這個學科沒什麼特殊興趣，只是一向很喜歡拇指與其他四指對生、尾巴捲成一圈的狐猴，還有另外幾種靈長類動物。不過，我倒是知道我這輩子只打算稍事涉獵或完全不碰生命科學，既然動物學還算有趣，我乾脆隨隨便便把它列入選修，達到學校當時的修課規定就好。
期末考時，這門課的測驗方法有點古怪。學生魚貫走入當時學校最大的一間考場，也就是紀念堂的交誼廳（現已改為新生餐廳）。這間蓋得像天主堂的大廳四面都是木板牆，部分建材為磚石，是為了紀念南北戰爭時期陣亡的師生而建造。大廳這頭有座能容納一千多人的圓形劇場，那頭則是面積好比足球場、從這片牆到那片牆之間全長可以排好 500 張大桌的餐廳。
以那時的標準來看，這地方大得讓人很不自在，除了偶爾舉行校友晚會，只有兩種活動用得到：一是歡迎沒見過社交大場面的膽怯新鮮人提供他們初次參與校園生活的一系列無聊課外活動；一是拿來考試。
負責監考的傢伙是個身材圓潤的骨灰級學長，我們只知道他叫「監考博士」。他還被戲稱為「G十七」，大家都謠傳他 17 年前就進了博士班，至今還沒完成論文。得天獨厚、前途無量的大學部學生就成了監考博士的眼中釘，無法討他歡心。
監考博士總是跟一大群考生保持距離，透過一具震耳欲聾、連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用了也要得意萬分的擴音裝置，通知大家考試何時開始與結束，藉此鞏固他的權威感。他會握住一根長長的金屬支架頂端，對著一根長得像 1930 年代那種早期收音機麥克風的玩意兒講話，當然也用同樣的擴音器「好心」提醒大家考試過了多少時間。這些提示的次數實在太多，音量也實在太大，以至於他一發聲，立刻引來陣陣痛苦的哀嚎。

兩條鳥腿和一小撮羽毛？「這是你們的期末考題！」
在這種地方考動物學感覺特別詭異，因為修那門課的學生不過 20 來位，只占用了這間大考場的兩張短桌。就在考試即將開始，監考博士也準備對著麥克風喊出第一聲號令之際，我們的研究生助教帶著平常那副心不在焉、蓬頭垢面的調調，推著一輛上頭好像擺著一隻大鳥標本的手推車穿過考場一扇側門。我說「好像」是因為那隻站得直挺挺的大鳥，牠從腦袋到接近羽毛末端處都被一只麻布袋罩住。
這位研究生助教無疑是監考博士的最佳拍檔，只見他將手推車送到我們這張桌子旁邊，用蚊子似的聲音宣布：「這是你們期末考的題目。」大家聞言立刻發出一陣惶亂的呼號，發愁得快要抓狂。
這點實在不合情理。為了證明一整學期課都沒有白上，我們除了看得見這隻標本的兩條細腿、固定在基座上的一對爪子、垂在麻袋邊那幾根大約三公分長的羽毛，什麼線索也沒有。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測量那隻鳥大概的體積和形狀，但這麼做依然無助於抒解焦慮情緒，因為我們還得花四個小時，針對這隻既看不清楚也難以分類的動物寫篇評論。大家儘管慌了手腳，仍舊老老實實開始仔細端詳那隻大鳥，試圖用兩條鳥腿和一小撮羽毛，硬湊出一些自己都懷疑的文字，以填滿答案紙。

面對不合理的考試，你選擇咆哮還是繼續作答？
考試進行了約一小時後，多數人都在猛搖筆桿寫下個人觀察心得和結論，有位同學卻選在這時候大發雷霆。由於這老兄平常性子很急，所以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拖了一個鐘頭才發飆。反正他就這麼忽然從椅子上跳起來，衝著監考的研究生助教破口大罵：「這種考試真過分！簡直是侮辱人！我不考了！」
那位不太擅長與人打交道的研究生助教只是滿頭霧水看著他，這位同學則是繼續咆哮，口沫橫飛地說這學期在課堂上看了幾百個標本、在布滿灰塵的實驗室裡花了多少個小時做作業、他父母花了多少鈔票替這門課付學費等。
有人認為應該約束一下這傢伙，於是監考博士數度拿起麥克風，從考場彼端以魔音穿腦的高分貝勒令他停止干擾，研究生助教則以驚人毅力嚴守立場，態度冷靜地說道：「這是你的期末考，回去寫考卷！」
目睹這場突發狀況愈演愈烈，我才警覺除非有人當場擺平，否則沒人會再多寫一個字，因為大家都在聚精會神看好戲。這位同學不肯退讓，反而大聲宣布：對他來說考試已經結束；他不但不打算交卷，還揚言如果他得到很爛的分數就要控告學校。接著又說，他要把時間拿去做更有意義的事。
這時，研究生助教和費了好大的勁兒才走過來的監考博士雙雙站到他面前，異口同聲要求他坐下。他拒絕聽人使喚，他們又吆喝他坐下，他就乾脆披上夾克準備離開。他們扯著嗓門再命令他坐下，他竟頭也不回朝大門走去。
研究生助教氣得滿臉通紅，對著考場那頭嚷著：「你以為你是誰啊？憑什麼耍大牌？」
這位同學的反應是：猛然一轉身，舉起一隻腳，將褲管拉到膝蓋處，仿照我們看到的標本只把一截小腿露給研究生助教看，然後衝著他吼了回去：「我不知道！你告訴我！」說完就揚長而去。

依據少、雜訊多的狀況如何解決？
這或許是個不太正經，也不大成熟的小故事，但我告訴各位的用意，卻是想傳遞一個非常嚴肅的訊息。
人生或事業變幻無常，也無法保證能有一定的結果。我們常在資料不足或錯誤的情況下做決定，那通常是關鍵而危險的決定。世界上也充滿各種擾亂情緒的噪音，讓人無法專心完成手邊工作。
要在極不確定和劇烈變動的局面下，這是所有商界人士愈來愈常遭遇的情況，要為某個企業或事業勾勒發展路線，正如同要你們在考卷上描述一隻無法辨認形體的鳥類標本。除了運用過去的知識、經驗和直覺，所能依靠的資訊極少阻擋視線的因素卻很多。
生活和事業中的創造行動，都得依靠勇氣和信心去完成。尋找各種理由不去求創新、不去做決定、不去起而行，往往活得比較輕鬆；衝出考場或安於現狀，也比較容易辦到。但要改變現狀，則要對自己的智慧、能力、操守懷抱信心。操守就是心中那根重要的指南針，它會從企業、經濟、道德及倫理各個層面告訴你們什麼是對的。
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們會遇到種種可以贏得大好前途與機會、但不太確定最佳行進路線的狀況，也會經常面臨類似那場期末考的難題，我們只能憑著兩條細瘦的鳥腿和一小撮羽毛來分析那座鳥類標本，你們則是必須運用身邊少許資料做判斷、下結論。一旦發生這情形，就要發揮勇氣和信心──對自己的才賦有信心、對事業夥伴的才幹有信心、對創新的潛力有信心、對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機會有信心。
最後，我只想給各位一句簡單的訓勉：保持自信。不要因為擔心做錯決定而浪費大好時機，也不要因為得過且過而錯失改造世界的機會。別去理會身邊的噪音，拒絕接受別人的煽動。鼓起勇氣循序漸進，忠於自己熱愛的事物，遵守個人的是非標準，思考自身和他人的處境，然後做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文章來源：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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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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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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