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也來寫信給社會賢達】
泛民裡面不乏人格可敬的人,但他們長期投資在議會路線,實在只能成為政治生態改變時的沉沒成本。
吳靄儀寫信給「年輕選民」呼籲他們支持李卓人,以「一名半生為民主香港的老兵」作為下款。健吾引述他一個醫生朋友的話:
「甚麼『民主老兵』?敗軍之將,何以言勇?現在香港有民主了嗎?爭取了幾十年都爭取不到什麼,還在趾高氣揚,什麼班數段數?」
我覺得太過嚴苛,但一般市民就是應該對從政者無情。
早幾日跟另一個同樣高齡的前輩午飯,我們談起類似的事。我說,我發現要跟社會賢達對話的時候,要先顧及他們的感情,很困難。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堆legacy,身邊的人都對他們教授前教授後,不容易把常識和實話聽得進耳。
於是說了很多自己在出席論壇,與來自另一個階級的很多人短兵相接的經驗。有一次我跟吳靄儀、戴耀廷等泛民社會賢達同場。我談到選舉,我當然認為2016年之後,選舉這件事很消極;像科舉,只是把我們吸進去,然後很容易將議員腐化,我們要跟選舉保持距離。吳靄儀聞言,反應很大,跳起來反問。她大意是說自己做了很多年議員,盡心盡力守護著很多東西,好像覺得我否定她的半段人生。
其實我當然知道她可能是最勤力的議員,在泛民支持修緊議事規則的時候,她投了反對票,這些我都記得。但我不會因為某些個別議員很努力,就冒著良心講好說話,為社會賢達戴高帽。畢竟很多歌手或者藝人,都很愛說自己勤力。可是新界的牛都很勤力。
之後這一幕令我困擾了一陣,我想了一晚,想我的說話是否真的很大逆不道。
我沒有討厭吳靄儀。因為這種剛烈、被Triggered了的反應,我倒是第一次在政客身上看見。至少也許她是真心在反對或很在乎某些事。而大多數政客,通常都是打一輪太極就過去,很少表達反感。
回到那位前輩的餐桌,他說,其實很努力是很努力沒錯,但不代表努力就等於事情成功。問題是在這個在設計階段就彎曲變形的體制,你再努力都只是如此罷了。
但我不是那位前輩那麼有江湖地位,我們只是些無名小卒,也不受主流認可,我不奢望社會賢達會認真看待我們的話。
就像李柱銘、梁家傑那些人,他們不還是一直在說「一國兩制」並沒死透嗎?其實那是因為他們覺得「一國兩制」是自己的孩子,是他們一手養大的。就算他變壞了,利益固然大有,感情也是有的,那是他們人生的一部份。若有人否定「一國兩制」(例如之前的民族黨),也就好像否定了他們的一生。畢竟他們一生好像只做一件事。
對於「民主回歸」的清算,一些當年的學運老人也跳起來,惡毒地咒罵「本土青年」,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心理機制。尊嚴裡面的某個部份被打中了,於是他們瞬間變得很負氣,自我防衛。
畢竟如果人到了老,發現自己花了一生追求的事,原來只是在別人的騙局裡面兜兜轉轉,我也會不知所措。
我的理智知道這很不對勁,但我不想否定自己一生。否定自己很痛苦。於是理智和感情在不斷鬥爭,就很容易triggered。我想這是一些社會賢達的心理狀態。
到了補選臨近,為甚麼躁動的反而是中年人,而青年則反而冷漠持重,是倒轉了的。這兩班人其實都不知所措,都有相當的絕望,但中老年人有更多的情緒負擔。他們的legacy,在香港政治心理的範式轉移中,轉變成鬼魂,纏著他們。
以往光榮的東西,例如愛國主義、大中華路線,現在成為了污點。那些以往有legacy的人,都成為了一所鬧鬼的凶宅。所以他們行事和說話會大上大落,像返回青春期。他們看見時代改變,但無法否定自己的前半生。不管那是中國人身份、法治的迷信、議會路線,或者更抽像的公民社會——我記得有一次我說到公民社會的甚麼,理大的鍾劍華教授也火光了來對話一下,好像我冒犯了某種信仰。
我對他沒甚麼,但我覺得事情的核心,就往往隱藏在那些不可冒犯的事情之中。所以不能冒犯的東西,其實很值得冒犯。最後我們會發現很多自己都不敢面對的真實。
一些人說不投李卓人,之後親北京派就會代表了你,北京在香港的統治就會更加如虎添翼。問題是港共在香港如虎添翼不是因為議席增減,而主要是習近平越來越靠向帝國主義,香港是它呈兇的第一殖民地。
當然其實看投票紀錄,我們會知道原來令政府如虎添翼的還包括缺席、投棄權的泛民。
他們說投阿人,泛民就可以拿到直選半數,可以制衡政府。但這些人都不敢提,2016年那個夏天,香港人就是在泛民沒病沒痛的情況下失去被選舉的人權。泛民有多少議席,只是泛民自己的資源和政治勢力的問題。他有勢的時候,也保護不了公眾的利益。港珠澳大橋不是你們全體支持撥款的嗎?你們說陳凱欣很討厭,梁美芬好仆街,我好同意,但你們投票取向跟這些人像得很,所以你們也一樣討厭。
說到底泛民有多少議席,中國要逞兇就逞兇,從來不會忌諱一兩個議席多少或者甚麼議會多數。事實如此。李卓人進去了,泛民對政府可能會多了點民意籌碼,但那是你們的事,那最後都守不到香港人的利益。在我們眼中,你們跟陳凱欣是沒分別的。
先不要triggered again,對我們來說,你們和他們真的沒有分別。
我不認為親北京派掌控議會,可以令香港浴火重生;但泛民的支持者卻在自我說服,覺得李卓人當選就可以阻擋甚麼。這不是跟他們嗤之以鼻的焦土重生論一樣奇幻嗎?
我從來不知甚麼是焦土,我自己沒看過甚麼人講焦土,最落力去形塑「焦土」這兩個字,是泛民圈子,是因為要打草人嗎?不投李卓人就是焦土,燒了自己間屋?那只是你的議席,不是我們的屋。我們間屋早就被燒了。你要我們救你間屋,是我們幫你們。所以不要再來甚麼撐xx即是撐自己。你要我們撐你,你來求來拜,或者給好處,給承諾,這是世界所有政客都做的。憑甚麼泛民那麼偉光正可以例外?
反倒是那些對泛民做甚麼都不知道不批評照投票的選民,好像才是真正的焦土主義者。
很多人常說民主、核心價值、公民社會。但選舉到現在,沒有帶來這些東西,反而是這些東西逐步遠離香港。一次補選,殺紅了眼的泛民用各種手段自我推翻 (初選機制)、人身攻擊政敵、道德綁架選民、情緒勒索異見者,正是他們的行為令他們口中的公民社會分崩離析。
其實在我眼中馮檢基和李卓人都是又傾又砌(其實就是完全不砌)的典型泛民。兩者的同質性高於異質性。但泛民權力鏈上頭的人,為了自己欽定的人勝選,不惜進一步破壞整個社會,網絡上很多黃絲在搖頭晃腦說,不投誰就是中共同路人。我受夠了,但我不怪他們,畢竟更有地位的社會賢達也一樣在說這些,等而下之像梁國雄一樣叫人不要投,不稀罕你們本土派的票。
其實公民社會是甚麼?很多時候只是Activist「自己友」的代名詞。其實如果這東西存在,這類選舉早就已經將它破壞得七七八八。香港的選舉從來不是民主國家會取得政權的那種;我們的議員只是裝飾行政機器的花瓶。到了2016年之後,選舉更變成制度化的篩選了。可是我們的社會賢達,卻為這現實意義甚微的假選舉,而進一步透支社會中不同板塊之間的信任度,以及他們自己僅餘的晚節。
我們的選舉,只為我們取得民主選舉壞的部份,而它本來的好處,好像轉移政權、制衡腐敗或者不合格的執政者,是完全沒有的。值得嗎?他們還有得選,自然是利慾薰心,不會同意,但我認為事實就是如此。
你們用了多少大局、民主、對抗政權、守護下一代的漂亮旗幟,去壓迫其他人?是誰令人對社會事務犬儒?打著民主名義向弱者抽刃之後,弱者就長大了,不再相信你們那套,那不是很正常嗎?畢竟大部份人都沒有喜愛被虐的趣味。
為了選舉,他們可以犧牲公民社會團結、世代之間休戰的可能性。因為泛民說穿了是選舉機器,不說選舉就沒其他東西可以說。所以拿選舉來維繫公民社會,一個有機的活躍群體,只是飲鴆止渴,更不要說期望他擋住甚麼。畢竟港珠澳大橋和修緊事規則,是泛民也支持的。
所以投馮檢基就會令共產黨最開心?其實共產黨看著香港一班社會賢達晚節不保,也很開心;因為他扔一塊狗骨出來,泛民就互相噬咬,怨婦一樣要求被迫害的世代以德報怨,整個泛民為香港爭取民主的Grand Narrative,是泛民自己搗毀的。還有甚麼比這些更令共產黨開心?現在很多人是真心地藐視泛民,這不是派蛇齋餅粽就做得到的。
說了那麼多,全部都不中聽,是不是?但還是回到文首那句。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社會賢達因為太過賢達,漸漸被一班粉絲、支持者、學生所包圍,有變成汪阿姐的危險,不一定聽得進現實世界的意見。
抱歉我們的說話不會太好聽,因為始終我不會認為佔極少數的社會菁英的心靈感受,重要得過香港那個比選舉起碼真實少少的公民社會,以及更實際的未來前途。現階段,你們是多數,我們是少數,但我們恐怕比你們更接近真實。
高等羅馬人的衰亡,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作為蠻族是對你們盡過言責的。
西諺有云,精神錯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作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Insanity: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泛民的社會賢達也是不想發現自己在一遍又一遍重複作業,不只如此,正如很多飲醉酒的人會大喊自己無醉,泛民賢達認為自己很理智。像吳靄儀在「寫信」之後還追加評論,說到後面,就不點名批評懷有異心的選民,是感情大於理智」,這些選民的選擇是「報復」、「洩憤」,不能「以理動搖」,這種定性,我覺得不無倨傲,有點輸打贏要。支持我的朋友就是了解民主,彰顯公民理性;有其他選擇的人就是報仇、私怨、非理性。
這不是說一兩個人,而是說在座各位都是這樣沾沾自喜,自我感覺高人一等。不論是認為自己擁有六四比,或者覺得世上還有關鍵一席、自己的派別增加一個位置等於打共產黨一巴掌……
或者我們很多人的分歧,只是有些人感覺還比較良好,而一些人的感覺非常不良好。這個鴻溝,恐怕短時間內都無法消除。畢竟他們感覺太良好了,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稍為感受到一點壓力。臨到選舉,有一些人「表示」愧對青年,一些又對青年寫信。選完之後,這些事情就會消失。好像媽媽Whasapp你叫你俾家用,到時到候就會來,但不代表你們有真正的互動。上一次交家用的時候,是楊岳橋對梁天琦——我不想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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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婦型人格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續談中國士人性格—求權不得,成為怨婦】
李怡今日講起我談金庸的文章,回顧自己從左派圈子轉出,拒絕「政治找上門」,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不過這個經歷也會成為論敵的話柄。例如熱愛在泛民裡面「捉鬼」的網台論政節目,也將一顆失意的雙眼放到了李怡等等的少數。
也許是因為李怡之類的人敢在泛民之中一士諤諤,提出不一定是圈子裡慣性收視所愛聽的觀點和論述。即便是欲蓋彌彰和暗示,總之李怡早年的左派履歷,也成為某些人的擊點,講講下變成要他們負「政治責任」,思路十分有趣。
我們談士大夫「修齊治平」背後的現實一面,其實「文人」這回事也很消極的。近世以來,我們開始以西來的「知識份子」形容讀書明理的人。但其實知識份子真是一個西方的概念,跟它所代替的中文—士人/士大夫,其實是兩個相去甚遠的概念。近代的Edward Said在有名的《知識份子論》強調知識份子與權力的永恆對抗,將知識分子分為幾種性格:流亡者(exile)、邊緣者(marginal)、局外者(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者(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這些人都敢於「對權力說真話」。
這些人超然於各種組織之上,質疑與批評大眾認定的各種觀念。
中國傳統的士人階層,並不是這樣的。當然,官僚階層中的某人某派,也會在權力鬥爭或者君主壓下來時,經歷流亡、邊緣化、成為局外人之類的命運,但這些都是他們進入權力體系之後的事。士人固然是讀書明理、多才多藝,或擁有某些專業技術,但他們是統治機器的一部份,「士人」不可以離開政權而生,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也因此不可能有獨立的位格。
隋唐之際確立科舉制之後,這個性格就已經定型下來。沒錯,歷代的中原士人有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不少人表達過超乎常人的忠孝仁義而「名留青史」,不過他們最終都是權力的玩物。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達出窮隱,顯達的人便出來經世致用,時勢不行便隱逸山林,退居田野,這只是現象,而現象的根源來自政權。學成文武藝,賣予帝皇家。遊俠和遊士,在古世流行,因為大一統政權的魔爪還未無遠不屆。但朝廷越大,就越沒有江湖;「有知識的人」不是「士」,「士」是准官僚,等著皇帝起用的官僚預備軍。
因此我們稱呼很多人做「知識份子」,並不準確,因為他們事實上是中國式士人。這與你學中國文化還是讀洋書沒有關係,這純粹是一種集體文化所產生的人格和階層。就算是學會計的、讀醫的、做生意的,也可以「淪為」中國式士人,有強烈的參政慾望,等待皇帝翻他的牌子。
所以說,也許並沒有「文人參政」這回事,因為在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脈絡(context)下,文人從來就是要參政的,參不了政是異常現象,便就潛龍勿用,等待利見大人的一天,而不是自始至終希望游離於朝政。如果不搞政治,純文人的出路非常窄。士人和文人搞政治是天職,又能解決吃飯問題。《東邪西毒》有一句台詞說,武功高強都要吃飯。武者不想在街頭賣藝,文人也不想去做售貨員,於是涉身政治便順理成章。畢竟操他人生殺大權,不僅很有實利,還很有虛榮。
士人和文人,結合過去的大眾傳媒,文字可以變成影響力,政治找上來之後,政治影響力最終就會變回錢。在這一方面,金庸是很大成就,因為他用文字和商法,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北京願意收買的傳媒機器。這也許比起金庸的文學宇宙更令人響往,畢竟中國文化下的人,讀了那麼多書、自認有經世之材的,想做到的事,也不外乎是金庸做的事。得到皇帝召見、委以重任,兼以一樹梨花壓海棠。
中國士人精神的理想,是由文藝而政治;自唐帝國以詩賦取士,「進士」高於「明經」,就已經如此。金庸做到了,所以他是中國傳統定義之下的人生贏家。
有成功的文人,自然有失敗的文人。金庸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大多數人都有那種經略天下的虛榮、有與權力媾和的性衝動。那就糟了,慾望得不到發泄,先是失意,後是暴怒,心理長期不平衡。知識份子沒這煩惱,因為他們一生就是求與權力相對抗,就算是砍頭也不回頭。
但士人不是這樣,他們的心和眼始終是朝著天子。很多香港人讀了很多歐美事物,但還是中國文人。文人求權而不得,在香港的政壇、社運圈,可多了。投機失敗,會成為怨婦,四處瞧不起人。例如自己都進過政府,失意出來之後,忽然又成了民主派,然後四處捉鬼。在他們眼中本土派當然是鬼、新一代是來破壞泛民的守成之功。當梁天琦的代表律師都會說說自己那一代貪圖逸樂推卸了不少社會責任,這些人卻將香港整體社會的淪亡,反過來說是因為年輕人「冒進」而摧毀了泛民的守城努力。
年輕的鬧了,老的又鬧,例如捉鬼。這些人又自己說得很認真,擠眉弄眼的臆測著,編成一個無人能證實或證偽的故事,就當「論述」和「分析」,網台給人看不起,都是自己作的孽。
觀察這個圈子也有些日子了,有不少人都是如此。也就是把自己實際上看得太高,便有一股懷才不遇的失意和孤憤。當他們談到本土派、梁天琦之類的人,都是這樣。也許對著他們不編織一個陰謀論出來,他們無法接受自己的失敗、自己之被掩蓋。的確,人到中年,又蹉跎了不少歲月,執政的希望又沒有,心理又怎能平衡。
但他們說到底只是夢醒了,而不願接受之前的是夢。政權拿不到,民主化無望,但至少你們有安慰獎。立法會議席所形成的那個虛擬政壇,便給你們玩了,還有甚麼好憤怒呢?至少他們那一輩還可以選立法會,政權還接受八大民主黨派;他們所瞧不起和敵視的下一代,卻連那份公務員合約(立法會議席)都不會有。對比起來,他們是時代的寵兒,享受過香港最好的日子,還有甚麼好憤世疾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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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婦型人格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續談中國士人性格—求權不得,成為怨婦】
李怡今日講起我談金庸的文章,回顧自己從左派圈子轉出,拒絕「政治找上門」,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不過這個經歷也會成為論敵的話柄。例如熱愛在泛民裡面「捉鬼」的網台論政節目,也將一顆失意的雙眼放到了李怡等等的少數。
也許是因為李怡之類的人敢在泛民之中一士諤諤,提出不一定是圈子裡慣性收視所愛聽的觀點和論述。即便是欲蓋彌彰和暗示,總之李怡早年的左派履歷,也成為某些人的擊點,講講下變成要他們負「政治責任」,思路十分有趣。
我們談士大夫「修齊治平」背後的現實一面,其實「文人」這回事也很消極的。近世以來,我們開始以西來的「知識份子」形容讀書明理的人。但其實知識份子真是一個西方的概念,跟它所代替的中文—士人/士大夫,其實是兩個相去甚遠的概念。近代的Edward Said在有名的《知識份子論》強調知識份子與權力的永恆對抗,將知識分子分為幾種性格:流亡者(exile)、邊緣者(marginal)、局外者(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者(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這些人都敢於「對權力說真話」。
這些人超然於各種組織之上,質疑與批評大眾認定的各種觀念。
中國傳統的士人階層,並不是這樣的。當然,官僚階層中的某人某派,也會在權力鬥爭或者君主壓下來時,經歷流亡、邊緣化、成為局外人之類的命運,但這些都是他們進入權力體系之後的事。士人固然是讀書明理、多才多藝,或擁有某些專業技術,但他們是統治機器的一部份,「士人」不可以離開政權而生,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也因此不可能有獨立的位格。
隋唐之際確立科舉制之後,這個性格就已經定型下來。沒錯,歷代的中原士人有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不少人表達過超乎常人的忠孝仁義而「名留青史」,不過他們最終都是權力的玩物。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達出窮隱,顯達的人便出來經世致用,時勢不行便隱逸山林,退居田野,這只是現象,而現象的根源來自政權。學成文武藝,賣予帝皇家。遊俠和遊士,在古世流行,因為大一統政權的魔爪還未無遠不屆。但朝廷越大,就越沒有江湖;「有知識的人」不是「士」,「士」是准官僚,等著皇帝起用的官僚預備軍。
因此我們稱呼很多人做「知識份子」,並不準確,因為他們事實上是中國式士人。這與你學中國文化還是讀洋書沒有關係,這純粹是一種集體文化所產生的人格和階層。就算是學會計的、讀醫的、做生意的,也可以「淪為」中國式士人,有強烈的參政慾望,等待皇帝翻他的牌子。
所以說,也許並沒有「文人參政」這回事,因為在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脈絡(context)下,文人從來就是要參政的,參不了政是異常現象,便就潛龍勿用,等待利見大人的一天,而不是自始至終希望游離於朝政。如果不搞政治,純文人的出路非常窄。士人和文人搞政治是天職,又能解決吃飯問題。《東邪西毒》有一句台詞說,武功高強都要吃飯。武者不想在街頭賣藝,文人也不想去做售貨員,於是涉身政治便順理成章。畢竟操他人生殺大權,不僅很有實利,還很有虛榮。
士人和文人,結合過去的大眾傳媒,文字可以變成影響力,政治找上來之後,政治影響力最終就會變回錢。在這一方面,金庸是很大成就,因為他用文字和商法,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北京願意收買的傳媒機器。這也許比起金庸的文學宇宙更令人響往,畢竟中國文化下的人,讀了那麼多書、自認有經世之材的,想做到的事,也不外乎是金庸做的事。得到皇帝召見、委以重任,兼以一樹梨花壓海棠。
中國士人精神的理想,是由文藝而政治;自唐帝國以詩賦取士,「進士」高於「明經」,就已經如此。金庸做到了,所以他是中國傳統定義之下的人生贏家。
有成功的文人,自然有失敗的文人。金庸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大多數人都有那種經略天下的虛榮、有與權力媾和的性衝動。那就糟了,慾望得不到發泄,先是失意,後是暴怒,心理長期不平衡。知識份子沒這煩惱,因為他們一生就是求與權力相對抗,就算是砍頭也不回頭。
但士人不是這樣,他們的心和眼始終是朝著天子。很多香港人讀了很多歐美事物,但還是中國文人。文人求權而不得,在香港的政壇、社運圈,可多了。投機失敗,會成為怨婦,四處瞧不起人。例如自己都進過政府,失意出來之後,忽然又成了民主派,然後四處捉鬼。在他們眼中本土派當然是鬼、新一代是來破壞泛民的守成之功。當梁天琦的代表律師都會說說自己那一代貪圖逸樂推卸了不少社會責任,這些人卻將香港整體社會的淪亡,反過來說是因為年輕人「冒進」而摧毀了泛民的守城努力。
年輕的鬧了,老的又鬧,例如捉鬼。這些人又自己說得很認真,擠眉弄眼的臆測著,編成一個無人能證實或證偽的故事,就當「論述」和「分析」,網台給人看不起,都是自己作的孽。
觀察這個圈子也有些日子了,有不少人都是如此。也就是把自己實際上看得太高,便有一股懷才不遇的失意和孤憤。當他們談到本土派、梁天琦之類的人,都是這樣。也許對著他們不編織一個陰謀論出來,他們無法接受自己的失敗、自己之被掩蓋。的確,人到中年,又蹉跎了不少歲月,執政的希望又沒有,心理又怎能平衡。
但他們說到底只是夢醒了,而不願接受之前的是夢。政權拿不到,民主化無望,但至少你們有安慰獎。立法會議席所形成的那個虛擬政壇,便給你們玩了,還有甚麼好憤怒呢?至少他們那一輩還可以選立法會,政權還接受八大民主黨派;他們所瞧不起和敵視的下一代,卻連那份公務員合約(立法會議席)都不會有。對比起來,他們是時代的寵兒,享受過香港最好的日子,還有甚麼好憤世疾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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