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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教練的大腦》

這一本書其實是一本關於大腦結構與功能的科普書

教練“Coach” 的定義是協助客戶找到內在價值, 賦能激勵, 以及打造新行為, 並協助客戶解決自身的問題. 但是由於很多時候我們的思維深受大腦活躍狀況的影響, 因此本書的前面一半 (也是我讀的最痛苦的一半), 作者為我們介紹了大腦不同區塊的功能, 因此在與客戶的互動過程中, 對於他的一些反應, 思路, 與情緒, 就可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同時也讓教練本身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特定的溝通技巧來協助對方. 例如, 在與客戶討論如何建構一個新習慣時, 如果預先知道大腦哪一些部位會對於新習觀產生影響之後, 就可以基於這些信息來確認制定課程的方向

我們很快地認識一下大腦的區域與其功能：

1. 前額葉皮層：是腦部的命令與控制中心, 負責注意, 處理外部信息, 是大腦最高層級的認知部位. 在進化過程中, 屬於最後發展出來的部分 (靈長腦). 這個部位涉及： 執行, 計畫, 決策, 串連思想與行為的一至性與調節社會行為. 而在壓力之下, 這個區域的運作會大打折扣
2. 基底核： 負責認知與情感, 多巴胺是這個部位最重要的訊息傳導物質. 正向的行為成功以及健康的生活 (飲食與睡眠) 有利於多巴胺水平的提高, 對於行為改變有正向的效果
3. 紋狀體和伏隔核： 紋狀體可以說是大腦皮質與基底核的中繼站, 將皮質接收到的訊息往內傳導到基底核, 而伏隔核則是與快樂, 獎賞, 衝動與安慰的效果有關. 教練可以在與客戶溝通的過程中, 給予適當的回饋, 激發他的動機, 並且瞭解他的價值觀, 透過正確的目標建立方式 (SMART) 讓他維持鬥志
4. 島葉皮層： 左右腦各有一個島葉, 負責控制內臟與軀幹的感覺. 島葉又與杏仁和緊密連結, 負責影響人類的情感, 知覺, 意識, 管理認知功能與人際關係. 根據科學研究發現, 有冥想習慣的人右島葉會較厚, 專注力也更強.
5. 杏仁核： 為邊緣系統的一部分, 與情緒的產生有著重要的關係, 在面對”戰或逃” 的威脅時會特別活躍, 而在極度專注時會穩定的運作. 因此教練對於客戶創建積極體驗, 與克服對某件事的恐懼感方面需要特別的注意
6. 前扣帶皮層： 負責處理衝突與檢測錯誤. 前扣帶皮層會將錯誤與獎勵結合, 並開發出有價值的選項. 在人們極度疲勞時, 前扣帶皮層功能會下降. 因此教練應該要不斷觀察客戶的疲勞程度與壓力控管技巧, 以幫助他們可以在正確的時機做出正確的判斷
7. 下丘腦： 下丘腦是人體內分泌的中央控制塔台, 在動物的實驗中, 激活了白老鼠的下丘腦, 令牠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 反過來說, 假如焦慮, 壓力, 不良習慣, 與睡眠障礙都會抑制下丘腦的運作. 因此客戶在生活中的其他層面也是教練需要關注的重點
8. 海馬體： 整合信息, 儲存短期記憶. 與杏仁和共同為邊緣系統的一部分. 在憂鬱症與老年癡呆症患者的大腦中發現海馬體嫉妒的萎縮, 而近年發現, 學習, 有氧運動與冥想都可以有效地增強海馬體的功能與體積 (反之, 過高的血清皮質醇的濃度則對海馬體有害)

接下來是相關的賀爾蒙：

1. 皮質醇： 又稱可體松, 大家應該對他耳熟能詳了. 皮質醇在面對威脅時會釋放, 其功能在利用血糖, 提升血壓與心率, 降低疼痛感. 一般來說, 皮質醇水平在清晨接進清醒時會逐漸升高, 在晚上睡眠時會降到最低. 但是假如客戶長期處於高壓的狀態之下, 則會導致皮質醇高居不下, 近一步產生心理與生理的傷害. 教練應該需要與客戶仔細討論壓力源, 以漸少皮質醇的反應. 有新研究發現, “笑” 是一項降低皮質醇最有效的武器
2. 多巴胺： 主導思維與行為, 情感, 與獎賞. 而一般對於某件事物的成癮, 也與多巴胺有關. 由於多巴胺的釋放會讓人在即刻體驗到愉悅感, 因此在面對某些決定時, 大腦會驅使人們做出短期就可以立即獲得好處的決定. 而打造一項新習慣時, 可以將客戶喜歡的行為放在要建構的新習慣之後, 當作一個獎勵, 那麼這個新習慣的執行就會讓客戶更加的有動力, 這一點在 “原子習慣” 一書裡面也有提到
3. 催產素： 會讓人產生幸福感與信任感. 由腦下垂體分泌, 可以降低血壓與焦慮, 增加積極的社交行為 (與皮質醇是反向效果). 催產素有抑制杏仁核活躍的效果, 並可以預測威脅, 調節恐懼. 在和諧的人際關係中, 可以提高催產素的水平, 近而提升彼此的信任感 (反之亦然). 所以創造一次令人愉悅的交談, 可以大大提升彼此的合作默契, 我們也可以與客戶思考, 如何實際應用在工作與家庭之中
4. 腎上腺素： “戰鬥與逃跑”反應的主導者, 與皮質醇不同的是, 腎上腺素是速效激素, 強烈影響交感神經的運作. 腎上腺上的釋放會讓人產生鬥志, 燃起動機, 與皮質醇不同. 我們應當與客戶討論, 如何看待一的壓力, 如果把它視為一個挑戰, 那麼腎上腺素水平會提升, 但是假如把它視為一個威脅, 皮質醇水平則會變高
5. 血清素： 由色胺酸組成的神經傳導物質, 是讓人類產生幸福感的最主要賀爾蒙. “感恩”是一個提升血清素最好的方式, 而教練可以帶著客戶來探討未來理想的生活場景, 以增強他們對於幸福的渴望
6. γ-氨基丁酸與谷氨酸：γ-氨基丁酸可以使人平靜, 幫助睡眠; 而谷氨酸則會讓人產生興奮, 並參與記憶與學習的過程. 研究發現, 在壓力極大的人們大腦中, 由於高濃度的皮質醇水平, 谷氨酸也會跟著提升, 而γ-氨基丁酸跟著下降, γ-氨基丁酸不足也與物質濫用和憂鬱症的形成有關

我們的大腦細胞神經元具有可塑性, 根據我們的思考, 決策與行為, 會強化或是弱化某一些神經連結. 例如, 有些讓你不順心的事情, 越是放在心裡, 越會揮之不去, 因為反覆回想這一件事會強化跟這一件事相關的神經連結, 連帶讓大腦相關的區域與賀爾蒙開始運作;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可以對一件正面的事物不斷地重複思考, 也會提升我們對於這一件事情的主導. 王導電影 “一代宗師”的台詞：念念不忘, 必有迴響就是最好的說明. 除了思考模式, 舉止, 習慣,以及環境都會影響神經通路與突觸的變化. 所以我們對於客戶的行為改變, 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的曉以大義, 必須要與他外在面對的整體一起考慮

在1960年, 腦科學家米勒提出了“工作記憶”的概念： 人類的大哪只能同時控制7個加減2的任務同時執行, 因為海馬體的短期記憶容量有限. 因此假如在學習新事物/行為時, 給予太多任務, 不但會讓人記不住, 反而會引發客戶的過度焦慮與分心, 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無法專注, 近一步會影響我們的工作記憶.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急於求成, 一下子跟客戶訂定太多計劃, 或是給予過多的指導, 反而容易導致他們不擔心的沒學到, 舊的也忘光光. 所以計畫的擬定與執行的節奏非常重要

在本書中, 作者提及關於教練技術 “Coaching Skill”方面提出了幾個最重要的部分, 我也覺得很受用：

意志力： 意志力雖然會因為客觀因素所影響, 但是可以被增強的. 我們可以在客戶狀況好的時候給他一個挑戰, 有效提升他的自信心, 有助於強化意志力
習慣： 請客戶分享覺得過去阻礙他們成長的幾個習慣, 以了解困擾他們行為改變的障礙在哪裡？ 然後, 利用可行的方法逐步打造新的習慣, 並且妥善利用刺激控制的技巧
樂觀： 鼓勵客戶以積極視角自我的改變, 但是提醒他們有可能因為過度樂觀所忽略的細節
目標：探索價值觀, 建立具體的目標, 透過GROW溝通技巧, 以打造SMART的步驟
正念： 關注當下, 以第三者的視角來看待自己的問題, 客觀的分析狀況. 正念引導可以提升專注力, 減輕壓力, 並獲得更好情緒掌控能力 (練習冥想)
心流： 幫助客戶認識 ”心流”, 並探索他們可以觸發心流狀態的事物
動機： 在TTM模型裡面, 一在強調了動機的重要性, 而科學家也發現, 激發客戶的動機可以大大提升他們多巴胺的釋放. 因此在建立任何新習慣之前, 花時間探索動機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課題

這本書裡其他的章節, 討論了如何將上述一些重要概念串聯運用, 同時也說明了大腦不同的區塊是如何的相互合作會是對抗.. 這本書好的地方是把大腦的功能性解剖與教練工作連結在一起, 讓我可以有另一個層面的了解. 缺點是裡面舉例的很多心理學實驗, 要不是只是提到名字, 要不是只有簡單的描述, 讓我沒辦法100%的知道這些實驗的全貌, 比起理論,這些實驗才是最有意思的！ 算是我認為這本書美中不足的一點

台灣旅日作家獲芥川獎
7月14日，日本文學最高榮譽的芥川龍之芥文學獎宣布：最新得獎者有兩人，一是日本仙台市出身、41歲的石澤麻依；另一位是台灣旅日作家、32歲的李琴峰，她以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獲獎。李琴峰在台灣讀完大學才去日本留學，母語是中文，她以非母語的日文寫文學作品，而取得這個最高文學獎，實在很了不起。此外，她已有兩本日文小說由她自己譯寫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分別是2017年獲日本群像新人文學獎的《獨舞》，和2019年入圍芥川獎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中文讀者直接讀她用中文書寫，比由他人翻譯會更好。

日本的文學獎，與香港、台灣的不同。香港較為人知的只有青年文學獎，台灣的文學獎較多，每個獎都分小說、新詩、散文等組別，獲獎之後也不見得可以寫專欄，出書，當作家。日本的文學獎得獎作品的體裁只限小說，一些著名文學獎不是公開徵稿，而是只要寫作者在雜誌或書籍上發表新作品，便會自動列入評選名單，然後評判再從中挑選。通常選出的得獎作品只是一篇，最多兩篇。獲獎作者基本上已獲得雜誌或出版社取用他稿件的機會，可以說已經出道，當以寫作為生的作家了。

日本各文學獎中，以創辦《文藝春秋》雜誌的日本小說家菊池寬在1935年設立的芥川龍之芥獎和直木三十五獎的歷史最悠久和公信力最佳。芥川獎是頒發給「典雅小說（雅文學）」新人作家的一個獎項，直木獎是頒發給通俗小說作家的獎項。

日本許多名作家，都因獲芥川獎而成名，如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
為什麼日語學得這麼好？
李琴峰不是第一個用非母語的日文寫小說而獲芥川獎的作家，在2008年，出生於哈爾濱到日本留學並已經歸化日籍的楊逸，憑小說《浸著時光的早晨》獲當年的芥川獎，故事講述1980年代一個青年在中國20年轉型期中的經歷。但這本書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楊逸也未見有其他著作繼續問世。

用日文寫作的台灣人，之前還有作家東山彰良，以小說《流》獲直木賞，他原名王震緒，家族移居日本，自幼在日本長大，並改了日本名，及繼續發表作品。

李琴峰至今未入籍日本。她1989年生於台灣，15歲開始自習日文，並創作中文小說。她大學時雙主修日文系與中文系， 2013年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日語科碩士課程。畢業後做了三年上班族，現在是專業作家。

為什麼會想學日語？她說：其實沒什麼契機。15歲的某天，不知為何突然有個念頭，「不然來學個日語吧」，從此開啟了日語學習之路。她說，剛開始只是某種沒來由的念頭，但學了以後，便為日文之美所迷惑，從此欲罷不能。

日語之美在哪裡？她說，首先是文字，日文字夾雜漢字與假名，密度不均看來像是某種斑點花紋，這就有一種美感，彷彿是漢字的花瓣點綴在平假名的樹梢上，風一吹過，櫻瓣紛紛飄落。

接著是音韻，日語的音節基本上是「子音+母音」的組合，極富節奏與韻律感，使人不由得想出聲朗誦。

問李琴峰為何能把日語學得這麼好，她說，「因為我愛上日語了」。
《彼岸花盛開之島》
母語是中文，又愛上日語的李琴峰，在獲獎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中，把中文、日文、台語，還有某些琉球語混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她知道在宜蘭的原住民中，有一種和日語混合而成的語言，於是她就做個語言實驗，把3種語言混合使用，這是個新嘗試。

有評審認為《彼岸花盛開之島》這小說的內容融入多種語言做安排，突顯日語是在變化的，因此得芥川獎對日本文學的意義很大。這可能是評審給李琴峰得獎的原因之一。

「彼岸花盛開之島」描寫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開的島嶼海邊、失去記憶的少女宇實（umi）來到陌生的島嶼，接觸島上人們的生活文化，島民操的語言是相當獨特的「日本（nihon）語」，但另外有一種稱為「女語」的語言，只有上了年紀的女性才能學習，作為歷史傳承之用。

這座島嶼只有女性才能傳承歷史，擔任所謂的島嶼領導人，領導人稱為noro，暫譯為「祝女」（祝福的祝），最高領導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寫到，大祝女下令宇實要與同齡的游娜（yona）一同成為祝女。和宇實、游娜同齡的男孩拓慈（tatsu），不得學習女語，但他偷偷地學習，女語學得比游娜還好。拓慈不懂為何男生不得學女語、無法當祝女。宇實與游娜承諾拓慈，倆人若當上祝女就改變男生不能當祝女的規則，並承諾也會教導拓慈歷史。

為何島上男性無法當領導人、沒有權力？這是作者幻想的烏托邦，它要突破人類自農耕社會以來的男權社會。但烏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世界。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陰影的一面。
彼岸花的雙重隱喻
《彼岸花盛開之島》想寫的是對人類歷史的一種反思。

作者李琴峰認為，幾千年來，透過男人的視野、男人的文字書寫的所謂歷史，其實都是經過男性視點解釋的東西，即使是性別較平等的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思維、邏輯、科學乃至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都是男人建構出來的。

於是她思考，有沒有可能跳脫歷史脈絡，幻想出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由女性的邏輯、由女性司掌的世界。

烏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國的概念來講，就是桃花源。因此她構思，有沒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個桃花源。她讀了琉球的神話，神話中有一個位於海洋彼端的神仙居住的樂園。她將這神話引用到小說中。

烏托邦是人類幻想出來、不可能存在的。對某些人而言，烏托邦可能是理想，但對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見得是理想。

書名《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是植物「石蒜」的別名，它可以作麻醉劑，也可以在加工後變成毒品，因此是雙重隱喻。同樣的道理，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其陰暗的一面，將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體制這一點就是陰暗面。

她說：「歷史不可能完美、人類所建構出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都不斷地在尋求改善或變革的契機，這座島嶼也走在變革的路上，雖然現在不那麼完美。」

這小說結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說，由讀者自由想像這座島嶼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李琴峰的小說都貫穿著「逃離」的主題。《彼岸花盛開之島》是幻想可以逃往的不太完美的理想之國。
逃離與理想國
李琴峰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她十幾歲到二十前半段，「在台灣承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暴力，度過許多與世界孤絕的黑暗夜晚，忍受毫無道理被強加於身的生之形式，──當二十前半那尚未成熟的我為了逃離而來到日本，終於獲得那一點點自由的空氣時，天曉得我受到了多大的救贖。」但在日本，雖然「窺見過人類的溫暖光輝，也曾承受過令人憤怒甚而落淚的歧視」。

李琴峰談到在日本租房子，儘管有永久居留權，儘管日語流利，但仍然多次被謝絕入住──就因為她仍是外國籍。管理房產的不動產公司規定，日本人的保證公司費用為房租的50%，而外國人則是100%。

在她2017年獲獎的《獨舞》中，主角趙紀惠為了擺脫舊日傷痕，從台灣前來日本，卻仍無法從「自己」逃離，於是便決心從人生舞台逃離，嘗試死亡的跳躍。趙紀惠說：「出生並非出於自身意志，是遭人強加之事實。若人類註定無法對抗生之荒謬，那麼選擇從生命逃避的權利，總該是天賦的。」

在2019年的小說《倒數五秒月牙》裡，在日本工作的台灣女子林妤梅，以及在台灣工作並結婚的日本女子淺羽實櫻，曾是研究所時期的好友，卻有著說不出來的同性情感。研究所畢業後兩人分隔汪洋，彼此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五年之後，兩人終於在東京久別重逢，共度漫長而又短暫的一天。

逃離與留下，都需要勇氣，因為都要面對不同的問題。於是，在《彼岸花盛開之島》，李琴峰就夢想有一個世界，能夠接受人的不同屬性，卻不為其定義，這樣人類才能回歸單純的存在，並獲得些許自由。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5633&year=2021&list=1&lang=zh-CN

【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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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0年代瓊瑤式愛情的健康寫實延續，90年代台灣新電影借用愛情重建台灣性。但進入2000年後，一切開始慢慢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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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藍色大門》（2002）、《盛夏光年》（2006）、《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一個人咖啡》（2014）、《我的少女時代》（2015）、《六弄咖啡館》（2016）、《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大量的青春愛情電影成為了台灣純愛想像的視野，他們以「青春」、「少男」、「少女」為名，表現出台灣人的情感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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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偽學術 | 認真聽」，就來談談這20年來的粉紅泡泡。這廣大的戀愛流行文化是甚麼模樣？它們反映了怎樣的愛情轉向？從不同作品中又可以解讀出哪些文本隱藏的敘事？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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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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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 我的《藍色大門》與青春
▶ 「青春」的形構
▶ 「少男」、「少女」的理念型
▶ 純愛不純—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 情感先於政治
▶ 愛情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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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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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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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談「愛情電影」，那勢必是要做個「#類型電影」操作型定義，儘管近年台灣電影的類型化飽受批評，但其的確是招喚大眾的一個方便途徑。或許我們可以幫愛情電影分類為：羅曼史（romance film）、通俗劇（melodrama）與文藝片。目前2000年後的青春愛情電影來看，則較多傾向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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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電影類型化的緣故，其可以更清楚地連帶成一套系統、原則與期待。當「#愛情電影」正式成為一種培養台灣人觀賞電影的習慣，除了公式化的內部敘事外，向外延伸後，便足以展開各種文化工業的制度性生成，例如偶像明星的打造、週邊商品販售、主題曲的流傳等（Illou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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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透過類型電影的集體觀看，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是文化模式。好比《#為甚麼愛讓人受傷》中，Eva Illouz（2012）藉由《傲慢與偏見》來理解西方個體主義的浪漫生態，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這20年來的青春愛情電影裡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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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藍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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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色大門》張士豪的那個年紀，夏天的午后是連續補習戰鬥的人生，週一、三、五是何明數學，週二與週四是徐薇英文，當然以我不學無術的青春，大部份都是呈現偷懶蹺課的狀態。那時候究竟能夠有甚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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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藍色大門》第一次開啟了我對愛情與性別的思考。導演易智言當年拒絕了參加金馬獎，不然，這部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肯定有不錯的成績。片中孟克柔（桂綸鎂）、張士豪（陳柏霖）、林月珍（梁又琳）三人的關係，呈現了00年代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行動與市民生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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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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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後會成為甚麼樣的大人，變成00年代後市民社會中年輕男女的煩惱。在後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中，這些都市裡的小事件，個人選擇的養成遊戲，成為我們最需要煩惱的自由，一種集體規則與個人自由的協調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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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過程（過渡），無論是《藍色大門》或是《盛夏光年》，都試圖描繪這種秩序建構中的過渡，五月天同名歌曲的日文名稱就叫「#青春の彼方」-- 放棄規則，放縱去愛，放肆自己，放空未來。也是因為這樣的「#失序」，青春才讓人懷念。最終，沈佳宜說「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徒勞無功的」，的確，我們正在腐敗，但我寧可選擇相信《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結局的協調與釋懷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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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也帶著台灣觀眾走出90年代的悲情。早期的青春愛情電影帶著濃厚的陰鬱，一直到《藍色大門》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同志情感、性別認同、家庭關係、三角戀愛等情感議題，青春變得多元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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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裡，反映著情感的真實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Illouz, 2012），非常強烈地要求內在性感作為行動與選擇的基礎。青春中的人們，因為初次面臨社會化規範，人們會認真審視自己與對方的情感（愛情、親情、友情），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與強烈程度。這大量的自我情感檢視，一見鍾情的強烈情感暗示，時常就是「青春」的情感面貌。這也是青春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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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男與少女的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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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少男與少女，帶給觀眾對性別角色的論述形構，一方面文本建立起一種戲劇性、典範式的形象，隨著故事的開展，加深觀影者的情感投射，另方面一起作用的是，少男少女的面貌外表的特質，也形成觀眾的欲望對象，產生明星化的作用，成為性別操演的模仿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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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中的少男比少女更加倍重視，除了《藍色大門》與《我的少女時代》外，其它全部的愛情電影幾乎都圍繞著少男，少女通常則作為是推動劇情的力量。少男的姣好面貌，成為電影世界裡的耽美重心，隨便舉例就一堆，陳柏霖、張孝全、柯鎮東、陳昊森、曾敬驊，「#大男孩」的對純樸、憨直、大笨蛋的要求，他們表現忠誠、可受控制，並且，他們不會對（男性）觀眾產生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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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主角則以「#熱情開朗大方」為形象，如《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桂綸鎂），就如同前述，她起了連結兩位男主角陳忠良（張孝全）與王心仁（鳳小岳）的作用，確實地帶動敘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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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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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的台灣青春愛情，某個程度上融合了日本和美國的純愛視野，前者展現了「#物哀」的精神，後者則更多在表現西方個體主義的追求。當然，不同的作品也有各自主題脈絡的側重，像是性別認同、性別麻煩（Butler, 1990）、青春成長、描繪時代精神、國家與社會變遷的隱喻、情感抉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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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的作品更擅長挪用青春的反叛結構，去對應、甚至逆返「#國家體制的規訓」，這個台灣電影本土化的大主題。2000年後的新導演，以90年代前後為基礎，自然而然流露出了導演本身的「懷舊」情感，想是一個包含了情慾、戀愛、政治、社會、經濟裝況的「情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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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先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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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朋友．男朋友》為例，其為一部愛情電影，也是一部歷史電影。該片採用序列式的線性時空，將台灣的多重現代性再現。許多文化學者會討論國族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大時代下兒女情長，微小的愛情被鑲嵌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但實際進入電影文本，才會發現，楊雅喆並不是要說明這種台灣性的社會—歷史時空，反而，他進行一種「#逆反」，讓情感能量來主導政治的場景。根本沒人真正在鳥民主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非常後現代的後現代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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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喆幾乎總結了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裏頭所有的多元主體：女性、情慾、學生、社會運動、娘娘腔、同志、小三、本土、鄉下人、都市人等等，運用了諸多遊戲般的情節將這些概念構成一個皺摺，裏頭緊密扎實情慾流動，展開又可以觀看台灣自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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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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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還是成為一種類型了，也不是壞事，也許是必然，這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大眾流行文化市場，引導著戀情與自由的話題，反映著純粹親密關係的渴望。在電影裡，人們才可以淡化成人愛情經驗的功利性、功能性。如果能夠再有一首好聽的情歌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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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在腦中烙印電影裡的青春記憶，就一定要有一首讓人感動的歌曲，當旋律響起時，瞬間喚起洶湧的刻骨銘心，像是《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我的少女時代》的「#小幸運」等。盧廣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首獲獎歌曲，編曲十分令我動心，第一聲，每次聽到小號與歌手聲線對唱，與法國號的穿梭交疊，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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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起了關鍵的宣傳作用，五月天、魏如萱、周興哲、蔡依林、田馥甄、梁靜茹、李千娜、韋禮安、曾沛慈、徐佳瑩等歌手的cover版傳唱參與，更加豐富了電影文本與影迷/歌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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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該約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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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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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louz, E. (1997).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3.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序 - 附著與穿越 曾敏雄

「不要跟隨道路的方向前進，走到沒有路徑的地方，留下足跡。」- 拉爾夫.沃爾多.艾默森


按下快門的當下，我們擁有的是什麼？是找到的驚喜？還是創造的滿足？

對於這個爭論，蘇珊.桑塔（Susan Sontag）在其《論攝影》（ON PHOTOGRAPHY）第五章中提到：攝影對於「認知」的辯論 —「要嘛作為一種簡單、準確的認知活動，一種有意識的理智行為；要嘛作為一種前理智的、直覺的邂逅模式」。這本攝影集裡的作品，充分體現了蘇珊.桑塔所說的有意識的理智行為以及直覺的邂逅模式。

這十位新一代的攝影家，背景各異，來自台灣南北各地，每個月會有一天聚集到台中我的工作室裡彼此討論作品，作為一個與他們討論的對象，我卻經常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新想法，或者是必須逼迫自己重新組織既有的觀念來更深入地解釋他們的作品，這過程往往得花上一整天，很累但也很過癮，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不少，他們努力不懈與積極的態度，再一次喚醒自己對攝影的熱情，這些都是我的養分，讓我的攝影一路能走到今天。

理智行為與邂垢模式

文波的作品《寂靜・低語》，從一開始他就非常地明白，這是一種去脈絡化的切片攝影行為，藉由再次觀看，重新建立起他的脈絡；風景攝影的描述，或許就屬安瑟.亞當斯（Ansel Adams）最為大家熟知，文波的作品少了亞當斯紀實成份的描述，卻多了抽象式的隱喻，他放棄照單全收的觀看方式，從現實具體的風景中逐漸轉換成他的切片，雪景的淡白一如曠野的濃黑，建構出安靜、低吟的話語來。

碧玲的《失衡》，抹去了紀實攝影的直觀式記錄，讓觀看的畫面滲入了作者私我的猶疑晃動，為第三世界日常的現實生活樣貌中，賦予一種略為脫離現實的無奈，而這無奈，一半來自真實的世界，一半來自作者心中的衝擊與無力感。

慶章的壯遊快門，一如寇德卡（Josef Koudelka）的流放地（Exiles)，他屏棄了畫面外的景物，只悄悄的告訴了觀看者這是作者在場的主觀抉擇，進而提出了一個隱晦的問題：「藉由照片，觀看者是否如同作者一樣在場？」我們不難在世界上知名的攝影家中找到這些存在主義色彩濃厚又帶點街頭快拍式的作品，在虛幻的場景變換游移當中，一如這些成熟的攝影家，慶章作品中微微的現實荒謬，有些淡淡的諷刺與寂寞，作者本人稱這些作品為《幻相》。

凌雲幻想式的畫面，彷彿一半在現實世界中矗立，一半在想像的世界中某個不知名的角落綻放，攝影在此脫離了最原始的記錄功能，將現實物從「眼見」轉換為「心見」，這種轉換的過程，日本攝影家中平卓馬形容為「詩意」，凌雲的「詩意」展現在不按牌理的景物框取，豐富卻又脫離現實的色彩表現，有點像是在大人成熟的眼光中卻又帶著小孩純真的思維來觀看。

惠民的《羅生門》，門的這邊是外面，是公共領域，門的那邊是裡面，是私有空間，門作為一種隔離內外的界線，它是清楚而不可侵犯，然而，惠民在日常踏查中卻發現，實際的情形是門裡面的土地被私人在沒有告知土地擁有者的情形下被開發利用，私自開發者用「門」來標示出他私人開發範圍的入口，而這入口恰恰好也標舉著私人與公共空間界線曖昧不明的證據，攝影在此作為一種觀察後的紀錄行為，方惠民的「羅生門」讓我們得以了解，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仍有私佔土地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存在。

信嘉的《自拍》作品，他舉了安東.契軻夫（Anton Chekhov）所說：創作者得誠實到...觀者無法逃避！在世界攝影史中，照片是否強大到具有讓觀者無法逃避這樣的力量另待討論，然而，信嘉特意在安排好場景後，只略為告知對象一些操作上的細節，便將快門線交給對方之後他便離場，讓對象自己面對鏡頭進而自己拍下自己身體的樣貌，在觀看這些作品之時，或許我們會先從窺視者的角色中得到快感，一開始想到的是「他們好勇敢啊」「她們的身體很美」... 慢慢轉變到「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拍下自己呢？」「她們在按下快門的瞬間，腦袋裡想的是什麼？」「她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若觀看者轉化到後面的思考行為，或許信嘉所說的透過觀看這群人，得以觀省自己的想法才能達成。

敏寬的《名牌花》，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生產與消費，藉由傳播，我們對於日常生活中必需品的知名品牌耳熟能詳，在習慣於使用這些物品之後，或許我們堅信如此知名的品牌企業應該能永續經營，然而，時間與市場是無情的，不適者淘汰，敏寬採用了靜物攝影的方式，藉由「花的美好，卻仍舊凋零」，搭配了品牌的容器，暗喻了再怎麼美好的事物終有結束的一天，更重要的是，當品牌結束後，這些人造物容器的分解有些需要50年的時間，有些則需要超過百年以上，甚至比企業存在於這世界的時間更久，藉由敏寬的「名牌花」，或許我們會重新審視自己，在我們當一個消費者的角色時，我們更應該如何看待地球的資源與環境問題。

肇圀的《夾娃娃機》，2019年年底某天晚上十點多，我在金門金城鎮散步，看到一家亮晃晃的夾娃娃機店還在營業，或許還有更多家店開著也說不定，對於在純樸的金門這麼晚還看到這景象，不禁令人好奇：台灣社會需要這麼多的夾娃娃機店？或者，更深入的討論，台灣人的生活壓力大到需要這麼多簡單放鬆的時光？日本評論家飯澤耕太郎曾說，一個好的創作者，其作品經常能反映出一個時代，對於飯澤耕太郎所說「時代」到底需要多久時間才得以形成，我們無從定義，但若說台灣風靡夾娃娃機已經是某一個時期普遍的社會現象，則應該不至於是一個誇張的說法，只是，這種一窩蜂的現象到底能維持多久？我想沒人敢打包票，即便連夾娃娃機店的主人也是如此，正因為大家心知肚明，這只是一個現代社會快速變遷的現象之一，所以即便開店經營，索性就連招牌也不用了，於是到處看到店裡面是經營夾娃娃機，店招牌卻跟這一點關係也沒有的荒謬，形成了一個有趣特殊的社會現象，肇圀以嚴謹的社會地景拍法記錄下了這個曾經屬於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特別的記憶。


馨儀的《變裝者》，從變裝前的自我，到變裝後的他者，這「自我與他者」之間是否有一道界線？是在到達這條線之前，還是在這條線上，抑或跨過了這條線，自己將會變成一個陌生的他者？而這條線，是藉由化妝？服裝？還是因為在鏡頭關注（我們都處在鏡頭的這端觀看）下，就會喚醒心裡面的另一個人出現？或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配戴面具的時候，只有在變裝了之後，才是真實自我的展現？馨儀引述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説的：「面對鏡頭，我同時是：我自以為的我，我希望別人以為的我，攝影師眼中的我，還有他藉以展現技藝的我。」 馨儀在很困難拮据的情況下，南北奔波，以肖像新紀實的手法告訴觀者，台灣一種次文化生活的樣貌。

志豪的《光世代》，引發了我的一個小小記憶，小時候我住在南部鄉下，每次上台北都是大事，記得傍晚時分遊覽車過新店溪之後，小孩子的眼睛對於都市的高樓與燈光總是充滿著好奇與憧憬，幾十年過去了，都市的燈光從照明的功能變得更迷離多樣，而現代人生活步調加快的速度亦不遑多讓。杉本博司的「劇院」系列，螢幕上一片空白，這片空白標舉出了機器（底片）與人眼的不同之處，人眼觀看之後產生記憶，於是我們有了電影的劇情轉換，機器（底片）缺少了記憶，於是只以紀錄的方式存在，最終形成一片空白，志豪的「光世代」，乍看之下雖然同樣是一片空白，但是這一片空白所標舉的，卻是現代人資訊氾濫爆炸的結果，當後一秒的資訊不斷的覆蓋前一秒的資訊時，你到底能留下多少訊息？當資訊不斷的覆蓋更迭，在生活步調急速加快的現代社會中，或許在我們腦海裡留下的只剩一片空白吧？！

留下足跡

「不要跟隨道路的方向前進，走到沒有路徑的地方，留下足跡。」在我與這十位新一代攝影家討論作品的期間，曾經引用艾默森的這句話來彼此鼓勵，在網路盛行的這個年代，我們很容易看見有這麼多新奇的想法已經用攝影的方式來表現了，換句話說，我們很難再找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徑，然而，正因為如此，或許我們可以轉個方向，用力一點，留下一點走過的足跡，這本攝影集正是這十位新一代攝影家的足跡印證，同時在台灣艱困的攝影大環境中，或許這本攝影集也能踩踏出一個小小的鞋印。

感謝張照堂，郭力昕與張世倫三位老師曾經與這十位新一代攝影家討論作品，同時更感謝照堂老師為這本攝影集定名「附著與穿越」，我想，這個書名，已然包含了書中所有作品的文本根基！

自從2016年的《殘穢》後，大概《#犬鳴村》 算是比較符合日式恐怖（j-horror）的電影。這類日式恐怖電影，大概以2000年前後的作品為尚，像是《七夜怪談》、《鬼水怪談》、《咒怨》等等，這些作品用較為緩慢的步驟營造壓抑氛圍，透過日常的家庭空間與生活感，讓幽冥世界與真實世界混合成一個獨特的世界觀。我們就趁著鬼月的到來，談談作為日式恐怖電影翹楚的清水崇，及其最新作品《犬鳴村》，還有日本「#心靈地點」（#心霊スポット）的文化社會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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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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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大師清水崇，你累了嗎？
▶ 超有名的「舊犬鳴隧道」都市傳說
▶ 心靈地點的文化社會學考察
▶ 《犬鳴村》的早期恐怖電影口味
▶ 太多揭露就沒有恐怖
▶ 恐怖片裡包裹的社會主義與家庭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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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du3i8hvoi4w0880j5qy3bwu?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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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崇導演以2003年的《咒怨》為代表作品，這部作品延伸開展出近20年的恐怖IP（intellectual property），共約有8部，像是續集《咒怨2》，或是外掛的《呪怨 白い老女》（2009）、《呪怨 黒い少女》（2009），近期就像前幾集談到的Netflix《咒怨之始》（2020），還有美國版的《怨咒》（The Grudge, 2020）。算是一個做好做滿的恐怖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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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崇或許自己覺得伽耶子看膩了，開始展開新的系列計畫，他以日本知名的「都市傳說」、「心靈地點」為基礎，目前展開《犬鳴村》、《樹海村》兩部電影系列，為「#實錄的恐怖村莊系列」（実録！恐怖の村シリーズ）。犬鳴村，指向「舊犬鳴隧道」的恐怖故事，而樹海村則是關於富士山下自殺森林的都市傳說。兩者都有真實的傳說脈絡，也是認真的「心靈地點」。但是，甚麼是「心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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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地點的空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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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大學的宗教社會學研究者住家正芳（2004）認為，1970年代是日本心靈主義的源起，傳播媒體上瀰漫著各種預言、幽浮、超自然現象的論述內容，像是電視節目設計了讓民眾投稿心靈寫真的單元。如Giddens所談及的「#後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特徵，新興宗教與認同的興起，這類觸及地域認同解離、心靈體驗探索的議題，成為一種流行（福西大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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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日本心靈地圖網站」（全国心霊マップ心霊まとめサイト），截至2019年為止，整個日本共有1690個地點。心靈地點可分類成「隧道」、「廢墟」、「山林」、「墓地」、「病院」、「海川」、「橋」、「學校」、「神社寺院」、「公園」、「其他」等12種，各自依照地點的空間敘事而被產生。鈴木晃志郎等（2020）則展示心靈地點的GIS數據呈現，從研究的分類可以發現，心靈地點時常出現在「社會與經濟弱勢者」、「智能與身體弱勢者」、「廢棄處理設施」、「地形限制設施」等逐漸遠離社會生活的公共空間，例如「舊犬鳴隧道」就反映出水壩設施公共計畫下所犧牲的社會弱勢壓迫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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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犬鳴隧道的都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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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下「舊犬鳴隧道」的恐怖故事吧！犬鳴村位於今天的福岡縣宮若市，如今在地圖上已找不到該村莊，已淹沒入1994年興建的水壩中。此地自古名為犬鳴谷村，不過現在大多數人習慣稱犬鳴村。也因為封村，舊的犬鳴隧道便禁止通行，而隧道中其實還有村民存在的傳說，自此不脛而走：這個犬鳴村一個賤民居住的地方，因為不公平的對待，村民們拒絕與外界有任何接觸，甚至連整府都設立「#前方將不適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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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犬鳴山的各種傳說大量被反覆傳送。漫畫作品、小說、網路鬼話、民眾自製影片，無論虛實真假，都以犬鳴山作為故事背景，創作者們想像著村莊被封閉與限制的各種可能性。像是這裡住著左翼份子、痲瘋病人、遺傳著畸形模樣的村民、被遺忘而淹死的村民，他們與這個地方以一種負面的姿態存在於架空的地理中。雖然實際上來說，根據《#犬鳴鉄山由来書》在江戶時代起，是一個製煤鐵為業的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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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崇的《犬鳴村》基本上沿用都市傳說的原型與謠言流傳的架構，講述一家人在去犬鳴村探險後，被村民鬼魂纏上的恐怖故事。被鬼嚇死了人，大都是在日常的居家空間中被「淹死」，這也埋下了「犬鳴村」誕生的因果關係解釋。故事中的女主角森田湊（三吉彩花 飾），在劇中表現優異，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與血脈，深入村莊揭開犬鳴村民慘死於公共開發的暗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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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早期日本恐怖觀眾的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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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完「操作型定義」：清水崇的電影語言，與心靈地點的概念。就開始進入《犬鳴村》的批評吧。影片開始時，清水崇運用youtuber前往心靈地點的靈異影片「實錄」作為序曲，恐怖氣氛的拿捏非常細膩：攝錄機的晃動鏡頭，幽暗的廢村，youtuber的企劃執著，在在都趕上當下新媒體的潮流，也點明了「心靈地點」的系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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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不可知、不可見村民攻擊的youtuber，回到家後便發了瘋似了，成天關在房間裡唱著奇怪的歌曲：大水來了，趕快逃。一頭霧水的觀眾，還可以在她的房間裡明顯地看見一張恐怖藝術大師稻川淳二的海報，應該是清水崇向愛講鬼故事的大師致敬。在醫院、家屋、庭院中，不時出現的鬼魂錯視（角落的女人），與汙穢象徵的暗示（尿液），安心與緊張弔詭的共存，讓作品的前半段，相當符合早期日式恐怖觀眾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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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未知的恐懼與過度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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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電影中段前，電影中犬鳴村的具體認知，停留在大家所熟知的「封閉的舊犬鳴隧道」，未知的愁雲慘霧、死亡之謎、母親的瘋狂，壟罩在整個情節的推展下。這一直是清水崇在《咒怨》擅長的，就是讓你摸不透鬼到底在想什麼，用力拼湊著故事碎片，還是看不清事物的原貌。更何況「舊犬鳴隧道」的都市傳說原本就沒有一個完整的脈絡解釋，只是片段事件帶來的恐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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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很快地，女主角開始解謎，她的敏感體質讓她快速地進入到村莊過去的秘密當中。這些莫名其妙出現的諸多鬼魂，其實就是當年被水壩興建強迫滅村的人口，他們被以很慘忍的方式，囚禁、虐待，並強迫女子與狗交配，生下帶著犬隻血統的人類，最後被大水淹沒在深湖底下，永遠與社會世界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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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鬼魂的可憐身世突然被過度揭露，削弱了村民令人發毛的曖昧性。本來電影最後女主角侵入犬鳴村，與逃脫「犬女」追殺的過程，應該是全片中的關鍵恐怖場景，但卻因為過度的資訊揭露，而毫無緊迫刺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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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與家庭電影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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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的出來，清水崇想要在這系列「實在實錄」的都市傳基礎上，再架構出一個富有完整世界觀與人物關係的敘事整體。一方面他帶著社會主義的價值，控訴著現代性發展的歷史中，被掩蓋的地方與人民，像是 #福島核災被掩蓋與模糊化的事件真實；另方面，他企圖使用家庭電影的手段，透過隱喻的方式，暗示著這些被遺棄的人，並不會真的消失。而都市傳說與恐怖電影的建構，則是讓大眾得以用某種迂迴的途徑，持續讓這個現代性的失落被不斷談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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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綜合前述對心靈地點的討論，《犬鳴村》揭露了心靈地點的現代性過程，這些被納入公共建設計畫的地方，被掩蓋了過去的、壓抑的集體記憶。而靈異地點之所以成為靈異地點，並且富含傳說故事，也是因為這些公共設施逐漸從都市生活中遠離，被棄置的公共設施，#同時反映著地方消滅與集體記憶續存的社會主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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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我承認清水崇的作法，或許有更深層次的論述意涵，但說故事的方式，讓電影的深度與恐怖性打了折扣。我還是大推三宅唱在Netflix上扎扎實實的批判，《咒怨之始》就是日本的黑暗史。也期待本片中的伏筆，可以有更巧妙的延伸，也期待其作品《樹海村》可以構成一個系列性的論述。我還是很崇拜清水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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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 住家正芳. (2004). 宗教的多元性の探究: 宗教社会学における宗教的多元性と世俗化の理論的構図に関する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東京大学).
2. 福西大輔. (2019). 現代における橋の怪異と地域社会に関する一考察: 人口流出にともなう 「心霊スポット」 の発生.
3. 鈴木晃志郎, 伊藤修一, & 于燕楠. (2020). 心霊スポットは何と空間的に随伴するのか. In 日本地理学会発表要旨集 2020 年度日本地理学会春季学術大会 (p. 31). 公益社団法人 日本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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