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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意象與節奏分析 ◎李懷

　　
前言

本篇報告以楊澤第二本詩集《人生不值得活的》為研究對象，主要討論其意象使用與調整節奏感之手法。
第一節 意象分析
《人生不值得活的》共分五輯，囊括了對生死的理解、愛情的追逐與辯證、被置身於陌生城市的焦慮等，每一輯在寫作手法、意象使用與主題上皆有明顯不同，以下將進行分析：
　　
壹、人生不值得活的

對楊澤而言，詩是屬於少年的，年輕人痛恨謊言與偽善、享受苦悶與憂鬱，用寫詩提煉回憶、救贖青春。開卷第一首同詩集名的〈人生不值得活的〉便基於此積極的風格為整本詩集定調，無論是年少當下的悲苦疾筆、事過境遷後或許坦然或許糾結的回顧，都在輯一「水」的意象下開展。

此輯共有八首詩，或多或少皆使用了水的意象：〈人生不值得活的〉、〈瓊斯海灘〉中使用了海：

愛與死的迷藥無非是
大海落日般──
一種永恆的暴力
與瘋狂……
（〈人生不值得活的〉）

天空是面陰鬱底牆
其上有海天──
最後迴光。一隻傘
一方無人眺望之窗口
生命的全部重量
倒懸於彼
（〈瓊斯海灘〉）

大海與落日，正對映著前句的死與愛，死彷彿一片汪洋廣闊而壓迫的存在著，而愛則若落日餘暉，雖絢爛卻是無比短暫。但對楊澤而言，這兩者其實都是永恆的，是早於任何理性、歷史的。愛與死以強大的張力互相拉扯著，死可以毫無理由的帶走人、愛上一個人也不需要任何邏輯推導，巧妙的是兩者也像海洋與夕陽倒影一般互為對方的因果。在〈瓊斯海灘〉中，天空如鏡映著大海，而傘似乎倒掛在上，其對應的卻正是雨中佇立的那個人，故事的主體往往在傘下，只是在楊澤顛倒世界的幻想中，由傘下孤零的一人轉成了倒掛傘中盛接的雨水。

兩詩皆用海作為世間萬事的盛載體，是一面凝望即可看見故事的鏡，而在物理世界中，我們稱之為「時間」。水在楊澤詩中的意象便是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洪荒。〈克羅采奏鳴曲〉中以貝多芬的音樂帶著詩人流回曾經洶湧的青春、〈室外是雪〉以飄零的雨雪串起了異鄉子弟對故鄉地域的思念、〈霽〉以雨過天青與濃霧的對比、城與離城者之間關於留下與離去的行為，展現了眾人皆困於過往記（與霽諧音之設計）憶。輯一短短八首詩，雖皆有水的意象，楊澤卻巧妙的利用其不同形式詮釋各種對時間的理解、臣服與反抗。
　　
貳、我已歌唱過愛情

氣候與花，追逐、放棄與釋懷。構成了楊澤以詩語言辯證愛情觀的輯二「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們在此輯中不斷見證愛情與生死、短暫現存與永恆記憶間：有限性與無限性、必然性與可能性的來回交錯。而「花（植物）」便是其中重要的媒介：

我已歌唱過愛情──
還有玫瑰、紫羅蘭、鬱金香的真理
但是為她，啊，單獨為她
我預支了我下輩子的愛情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與我不再的七弦琴）

我已歌唱過愛情──
如今我將長久保持沈默。
喜悅以及悲傷──除非
大陸淪陷成海，海
淪陷成荒原，荒原
開出玫瑰而她向我走來──
我將，啊，永遠不再復活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我不再沈吟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我已歌唱過愛情〉）

對如今的詩人而言愛情已成過去式，而玫瑰、紫羅蘭、鬱金香雖如不同段感情有不一樣的顏色，其真理卻一樣是短暫的、是只屬於某特定時期的。楊澤浪漫的少年情懷卻不認同自己僅限於這樣的稍縱即逝，一方面他幻想著預支下輩子來換取此刻的永恆、一方面現實中他選擇停留，旅人在樹下稍作休息便會離去，楊澤卻甘願停滯在她的花園裡享受著他僅存的「永恆的愛情」。

末段表面上透過描寫時間進程以表楊澤對愛情長久而沉默的堅持，暗底下則展現了一種極致的融合觀，在時間恆流中不斷變換的地形與始終存在的詩人與樹、「永遠不再復活」中隱含「從未死去」與「甘願死去」這樣對愛情更高（也更狡猾）角度的視角，讓存有與逝去的界線模糊。讓我們感覺只要詩人能在記憶中永保18歲某場短暫而絢爛的愛情，即便分離後經歷年月摧殘，「愛情」本身也透過詩人的浪漫得以存續。

在楊澤的情詩中沒有純然煽情的情慾流動，更多的是青年對愛情本質的直逼叩問，〈伐木〉中春天隱密的繁花與透過伐木建築的愛的居室，引出自然而為與刻意為之的感情關係間的矛盾；〈告別1〉中從春天頹然倒下（感情破裂）後的自我懷疑、辯證，祈求與絕望下透過浪漫的遠離試圖保有僅存的愛情。

除了花等植物外，在〈告別1〉：「相對於我們，我們的戀情正在絕望地焚燒……我們的愛──如何像群樹那般不斷生長，像星球一樣永恆運轉……」、〈告別2〉：「像激流護衛一朵落花請為我為我護衛她／因為當黃昏遽爾落下，天井／再也無法護衛她的身影小小／因為當春天轉身背向離開／激流與落花／他的心中負荷有──／一千種難言的傷痛……」中，焚燒、激流、急雨，楊澤利用這些曖昧的詞彙營造了一場脫離現實、界線模糊、不負責任卻又純粹的「美」的愛情狂想。
　　
參、與眾同禱、讓我做你的DJ

此為輯三與輯五，其並沒有特別多相同意象或如輯一、二那般具有貫串全輯的核心意象，在背景上而主要偏向異國、陌地、城市的氣氛營造、語境上則多有對自我存有、國族、生死的來回思辨，顧此二輯放在同一段談。輯三「與眾同禱」第一首詩〈在風中〉馬上構建了與前二輯截然不同的語境：

在風中獨立的人都已化成風。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我思索：一個詩人如何證實自己
依靠著風，他如何向大風歌唱？
除了──啊，通過愛
通過他的愛人，他的民族
他的年代，他如何在風中把握自己
有如琴弦在樂音中顫慄、發聲
與歌唱……

……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假如他逆風流淚奔跑，大風
將與他並行，並為他悄悄拭去
所有的淚……
（〈在風中〉）

沒有太多意象，而是較為赤裸的將思辯過程展現在讀者眼前，此詩或許在純文學性上並沒有太多進展，但卻嶄露了楊澤對詩的野心──也就是哲學性的思辨。比起將讀者直接丟入一個想像的詩空間中，楊澤更願意安排好一些命題、邏輯與線索，甚至像〈在風中〉一樣根本不多做包裝，利用其犀利精準的文字，將人置身於時代磅礡的大風下，如何發聲、如何證實自己？以愛、信仰做回應。即使「落日在風中，蒼茫墜落無聲……」即使在風中為了對國族的焦慮、對自我的渺茫，但當詩人大聲歌唱，此處的歌唱我認為指的便是各代文人的書寫，在時代狂暴的呼嘯中一個人堅守著愛與原則進行寫作能喚醒莫大的力量。此刻，原先掩蓋個人聲音的大風卻反過來悄悄拭去眼淚。

空間感，無疑是輯三、五中最能感覺到楊澤力筆營造的，風不僅作為涵蓋所有空間並改變其屬性的流體、同時也串連起所有曾佇立於風中的人，空間與時間被簡單的一個意象緊密交織在一起。當渺小的人開展思想，連結到興衰的落日、群星的運行下明與暗的對反、連結到陽光連結到愛。而詩末回收到淚這樣主體性的感受產物，將人最獨有的情感與時代做回應，閱畢此詩便能感受到在楊澤心中，存在本身便是一種極具張力且浪漫的辯證過程。

若說〈在風中〉給出了一個較明確且堅定的解答，〈在畢加島〉則停在一個較為開放性且困惑的結尾：

在畢加島，我在酒店的陽臺邂逅了
安塞斯卡來的一位政治流亡者；溫和的種族主義
激烈的愛國者。「為了
「祖國與和平……他向我舉杯
「為了愛……」我囁嚅地──
回答，感覺自己有如一名昏庸懦弱的越戰逃兵
（瑪麗安，我仍然依戀
依戀月亮以及你美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肉體……）

在畢加島，我感傷旅行的終站
我坐下來思索人類歷史的鬼雨
半夜推窗發現的苦難年代；
我坐下來思索，在我們之前、之後
即將到來的苦難年代，千萬人頭
遽爾落地，一個豐收的意象……
瑪麗安，在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
（〈在畢加島〉）

在私人的與國族情懷的愛是否有相同的基準點？或說兩者是悖反的？不相容的？在畢加島這個幻想的島嶼，楊澤清楚看見了其暴政歷史，但在這樣歷史的面前詩人該以什麼姿態面對？對愛國者囁嚅地回應，一方面反映詩人對私愛該在這樣磅礡且充滿道德意味的革命下如何自處、另一方面則受困於自身對苦難的無能為力。詩中「千萬人頭／遽爾落地」對應「人類歷史的鬼雨」，將歷史進程的殘酷與鬼雨相連結，讓讀者不禁思考究竟這樣的雨能否洗淨一地血流、或是雨的味道反倒掩蓋了血腥味？詩對於這個廣袤無邊且現實的世界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相對前一首的堅決，〈在畢加島〉展現了楊澤陷於困惑與焦慮的模樣。

在大時代的交替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位是極度惶恐的，此本詩集收錄楊澤1977年至1990年的詩創作，此時政治動盪、文壇論戰四起，無可避免的楊澤除了書寫積極、愛情，也書寫「被置身」於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思想交戰下，文學寫作已不存在指標與真理，這點在輯三、五尤其如此。〈我曾在炎午的酷陽下注視〉是一首無論主題或語境皆展現對此刻與歷史的反覆論辯，詩中再度使用風中年代的意象，楊澤彷彿不得志的罪臣，雖抱有理想卻在中暑的城市中呻吟，一個有著愛與思想的人竟在這樣「信仰缺如的年代」顯得如此無助。黃昏、大廈窗前、無用的軀體、救火車，楊澤挑選了這些混亂或似乎待破碎的城市意象，深刻刻劃了一個踩在名為現代的道路上、卻只能渺小踽踽獨行……

輯五「讓我做你的DJ」較無輯三那樣沉重，但也因情感的渲染較足，時刻能感受到楊澤被置身於城市中的呼喊：

人間秋涼，雨日
薄暮不免有些感喟
徒然地立在回家的站牌前，看
施工中的對街大樓，在微雨中
一盞盞水銀路燈寂寞亮起
二三女子在一場黃昏雨中艷裝獨行
緊抿著紅唇趕赴人生的約會
在聖人不復的紅磚道上，我覷見
有人低頭抽手上的Kent牌香菸
歲月的驚愕與虛偽一如
嵌在無名指上的大粒鑽戒
在雨中淋漓發光

只一夜，那人須髮盡白，我
失落在路旁的朝代間，充滿了不合時宜的情懷……

城市的夜是激烈的搖滾不遠處爆發
我在霓虹的紅雨中為櫥窗的星星所射殺
世界在海變中向下沉淪
直到惡夜的中心
有人彎身撿起一支口紅
我發現你我的城市祇是
被丟棄在路旁的
一截再也點不燃的煙蒂
（〈雨日．女人No.12與35〉）

詩題中雨日似乎就是一種矛盾，而女人則一反身為人類的主體性，成為編號般的存在，帶著類似的戒指、風格無太多相異的服裝，在霓虹城市中豔裝奔走趕赴約會，但這樣的忙碌在楊澤眼中似乎並不存在什麼意義，相較楊澤詩中的救贖──瑪麗安，No.12與35顯得多麼扁平與單薄。

路燈逐漸代替了日光，只在開頭以無形容詞的狀態出現的「日」似乎解離成城市中一盞盞的燈光、絢爛的霓虹，走在這樣「聖人不復的紅磚道」彷彿有種究極的、真理性的消散。我們在此詩窺見楊澤較為尚古……或說崇尚可見道德規範的一部分。但這並非他沒有勇氣尋找新觀點、新視角，而是在太過紛亂的時代，亙古不變的「真理」最能令人有安全感，在一切準則盡失的現代城市裡，對某些詩人而言反倒是一種惡夢，我不確定此詩書寫的是楊澤在美國留學的時光抑或是回到故鄉後的悵然，但皆能深刻感受到他對外在世界的陌生、與那一份因純真仍在才導致的絕望。
　　
第二節 節奏分析

楊澤的詩中充斥著刪節號、破折號與括號，修飾著詩中未完成的語氣、待補充的語境與解釋背景脈絡等功能。以下將逐段分析三者在詩中出現的位置與其作用。

一、刪節號（……）
刪節號在整本詩集共出現86次，使用刪節號的詩作有27首，超過了全集42首的一半。其功能分為三類，分別是「落寞語氣」、「待續語氣」與「延伸語境」：

（一）、落寞語氣
〈告別１〉：「相對於所有季節──我們的愛情顯得多麼有限……」
〈伐木〉：「感覺自己像去夏海濱所見／一座荒廢已久的建築鷹架在雨中……」
〈在馬賽〉：「像夏日午後的急雨，我匆匆避入的一間地下室café，妖嬈開放的燈色、音樂與人臉是一面遠遠的落地長鏡，我在其中找到我落寞的眼神……」

回想起某個雨中荒廢的建築如自己曾經的感情；想像各個季節的變化再與此刻的愛情相對應；五色燈光下人群中的獨身一人……此類刪節號常見於楊澤的情詩，求不得、回憶傷心事的寂寥、感傷，透過刪節號形成一種「詩人似乎無話可說」的語氣。當讀詩時來到這類段落，往往因刪節號的出現而略作停頓，而在此巨大的沉默中我們反倒能再度咀嚼前一句內容，具加強句子情感的功用。

（二）、待續語氣
〈在畢加島〉：「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並且說──愛……」
〈詠懷〉：「憂鬱是消沈後的熱誠／關於我的靈魂，請相信／那始終不變的部分……」
〈里奧追踪〉：「我開車繞過，荒涼的菊花墳場，河流在左，在右，彷彿聽見一女子的傷心，不知為誰……」

在這些刪節號後讀者將期待詩人繼續說下去、或是語氣並未結束尚留存一些謎，那女子的傷心，不知究竟為誰而泣？在說完愛之後呢？是否還能有更多的意義？那始終不辨的部分是什麼？信仰？愛？痛苦？是何類的倔強？在楊澤充滿反覆辯證的詩中，透過刪節號的留白使的算式遺落了等號後的結論，讓讀者有更多的空間將自己生命的獨特性帶入。

（三）、延伸語境
〈母親〉：「那中年婦人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
〈人生不值得活的〉：「號角重返那最後／與最初的草原黎明……」
〈告別2〉：「而永恆是我離開她，留給她的一片／無盡的黃昏與等待……」
〈越過窗外暗雲湧動的天空〉：「彷彿我是她所遺棄、逐日枯萎的／一株向日葵；彷彿／我永遠是背對著她的雨季……」

第三類是楊澤詩中最常見的刪節號用法，當前句具有未完的旨意，楊澤便常常使用刪節號作為想像的延伸。最初的草原黎明……如何到達最後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直到何時？現在嗎？還是會持續到永遠？後兩句更不用說，「永遠」與「無盡」皆指涉著往後提到的事物或狀態將一直持續。

透過這些刪節號，詩人一方面省去了筆墨描寫落寞、待續等狀態，也在此之上構了能做為讀者無限想像的媒介，刪節號後的世界楊澤交給了讀者，我們能因共鳴感到痛苦、也能擅自將未完的狀態在腦中延續或斷絕。在閱讀上，除了段落、句與句之間，我們多了一個煞車功能的刪節號，在連綿的情緒、意象堆疊中，有一個可以平衡動靜，讓思考暫時停歇下來回顧、深思的小棧。

二、破折號（──）
全集共有30首詩使用總計93個破折號，相比刪節號使用頻率甚至更高，破折號的運用在功能上就較為簡明，在連結前後兩句的前提下，以邏輯脈絡區分有二種主要型式之使用──「前後相輔」與「指涉後句」：

（一）、前後相輔
〈母親〉：「有許多窗鏡的陌生廂房／輾轉啼生了我──與我／終告分離」
〈霽〉：「青山彷彿昨夜／那人之髻──山後是／遽遽然不可逼視／珠簪般亂顫的光」
〈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這是生存的／全部──全部的歡樂，全部的苦難／全部的春日，全部的愛……」

在這類句型使用中，破折號的前後二句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而是補充前句未說明、或近意的重複敘述。

（二）、指涉後句
〈啊，我的祖國是一座神秘的電台〉：「但人車喧騰，那祇是──／失落在市塵中的／山河含恨……」
〈30路藍色巴士〉：「我看見──滿街奔跑，許多焦慮的父母／紛紛尋找他們二十年前遺失的小孩」
〈婚前曲（一九八一）〉：「驀然瞥見──你們暗中鼓動／靈慾的雙翼，於文明的夢寐中／巍巍誕生之秒密……」

相比前者，這類的使用佔據絕大多數，在語意未盡的前句後，以一種較緩慢、娓娓道來的口氣說明。

前面提到楊澤的詩邏輯性較強，少有純粹的意象堆疊，就算是意象較為豐富的〈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人生不值的活的〉等，也有許多因果、時間上的連接詞將整首詩串聯，破折號的應用便顯示了這點，唯有一個人的詩中需要大量的論述（儘管可能隱晦）才可能以這麼高的比例被使用。

三、括號（（））
全集共有15首詩使用總計38個括號，以「動作描寫」、「背景補述」、「詩人獨白」為主要三個用法，以下將一一分析：

（一）、動作描寫
〈蔗田間的旅程〉：「多折的唱詞裡莫非便有／與她雷同的身世？／（五指輕撥過往琴弦）」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西班牙的哲學是音樂，與乎沒有哲學負擔的雲／他向我說（揮舞巨大的手掌在我眼前晃動）」

此種用法較少見於楊澤詩中，簡單敘述對方當下的動作以增加人物的鮮活與表明情緒。

（二）、背景補述
〈霽〉：「匆匆醒來的河流、車輛／逆向游走無聲／（遠行者離城而去，久久未歸）」
〈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已經為她／啊，浪費掉我的一生／（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詠嘆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我不再沉吟的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既然是作為詩背景的「補述」，那就表示這類括號中的句子通常將以一種潛藏在詩脈絡底下的形式展現，不讀括號看似對詩整體的結構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當這類的句子被特意的括起來，反而引發讀者將其與其他文字隔開，在腦中自成一個境地，讀者知道這是重要的背景資訊，否則詩人沒必要特別在此補充，因此可做到加強詩境渲染的效果。

在〈霽〉一詩中，黎明、青山、河流構成了一幅光景，離城者一樣放在段落中很可能被消融在豐富的畫面裡。但離城者這枚意象扮演一個極具重要的元素，楊澤因而將其放入括弧，將離城遠行久未歸的事實在他建構的黎明景色中凸顯，進而加強了全詩著墨濃淡的調配。而在〈我已歌唱過愛情〉中，三段中三個括弧以類似的結構出現，其作用便是詩經中的複沓手法，每段的論述不斷地前進的同時，躺在樹下的我身處的環境與心境也在配合三段情感的推演下逐漸出現。

（三）、詩人獨白
〈告別１〉：「不慣說謊的裸體也開始厭倦於／一襲過份精緻美好的衣服／（我們曾激賞過那份表裡合一的奢華感覺）」
〈夏蟲〉：「泰山其崩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漠漠風起，簌簌葉落，當下一個秋天來到──夫子哪，我們卻在那裡？）」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站在一九七七年的櫥窗前，我是全然年輕的，而世界已頹頹老去，如一遲暮之妓……很多的不滿，太多憤懣，到後來變成只是些可笑的牢騷，微弱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喉嚨不清楚地聽見。假如我大聲呼喊，除了我的Echo──啊啊誰會聽見……）」

一首詩通常包含一條完整的敘事線，雖可能有詩人暫且的狂想，但基本上會在同樣的時空架構底下完成。而括號中的「我」以跳脫框架的形式存在於詩中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詩中世界」的詩人對他寫下的故事的補充，〈告別１〉、〈夏蟲〉屬於此種。另一種則是作為現實中詩人的後設獨白，〈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便是如此，是作為楊澤本人的聲音而非詩中的敘事主體。

楊澤的詩之所以充滿音樂性，便是他在使用意象展開論述的同時，將論述的過程以各種不同形式精巧的布置在各詩中，留白、待續、獨語、補述……而非滔滔不絕的從頭到尾使用類似語法，這樣的作法讓讀者在閱讀上多了些心思，類似拼湊積木一樣一塊一塊疊起楊澤浪漫而真實的詩世界。
　　
第三節 結論

〈人生不值得活的〉傳遞就算面對苦悶的生活也要積極的生存姿態；〈告別１〉嶄露了只屬於少年的對愛的渴求、依戀與懷疑；〈在臺北〉我們窺見楊澤內心焦慮的、被置身於陌生時空的無所適從。《人生不值得活的》雖然以這樣厭世的詩集名出版，卻沒有任何一首詩要讀者消極、放棄。

文學性上，整部詩集並沒有非常創新的實驗筆法，但也透過楊澤精心的邏輯、脈絡安排使得沒有一首詩落於俗套，我們在楊澤的雄辯中直視愛、直視信仰、直視自我、直視焦慮，然後用一種少年式的浪漫予以回應。我們都曾、或現正處在後青春期成長與停滯間的矛盾地帶，一方面想盡可能的看清所有真相、一方面又有很極多部分的靈魂希望永遠保留著無知，我們與世界的爭鬥正如與自我的爭鬥，愛在這樣的辯證中是具有多麼強大的力量？我們對世界深深的絕望正因為我們如斯的愛著這個世界，只是有些人的愛走了岔路，而楊澤的詩正是將我們引回具修復與生長性的自我懷疑與肯定。

雖然，絕望可能在自我主體性開展的那一刻便已注定；雖然，自我的有限性與思想的無限性便是人類永恆的困境；雖然，即便書寫了也不一定能將苦難化為有意義；但至少，只要心中還記得楊澤理性而溫柔的文字，我們便能甘心的作一名千敗劍客、做一名深愛著無數缺陷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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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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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梵蒂岡的電影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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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膩了一堆導演、演員、影評人選出來的個人片單嗎？不如來看看教廷的選擇。1995年，即距今25年前，為紀念電影發明百年，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公開演說中提道：「電影已經成為一個普遍通行的媒介，對世人處世的態度與選擇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並且握有影響公眾輿論與文化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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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梵蒂岡的宗座教會文化資產委員會史無前例地宣布了他們的45部影史十佳，現在普遍稱之為「梵蒂岡的電影清單（Vatican's list of films）」。清單當中以宗教、價值與藝術三個類別選出45部電影。選片固然有一定保守性，例如你不可能會看見《基督的最後誘惑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1988），但仍有一些令人出乎意料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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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以聖方濟（St. Francis）佈道生涯為背景的《聖方濟各之花》不出意料入選，好歹當時他還請了兩位神父來擔任編劇顧問。不過《2001：太空漫遊》就有如「神來之選」了，因為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在片中對宗教的詮釋一直都廣受教徒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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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個片單，宗座教會文化資產委員會主席約翰．傅利（John Foley）委託了12名國際電影學者組成特別委員會，但他指出選出這些電影並不是要為了這些電影「封聖」，並強調難免還有很多遺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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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並未公布每一部作品獲選的詳細原因，但這些作品多半著重思考人與神的關係、信仰，並且具有一定的道德性，這些作品也因此成了天主教徒影痴務必朝聖觀賞的經典電影。會不會這個片單還有什麼隱而不宣的訊息藏在其中？難說日後會不會有人效法丹．布朗（Dan Brown）寫出一本《梵蒂岡電影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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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說1995年至2020年之間仍有許多作品值得入選，要是我，肯定會提名李滄東的《密陽 Secret Sunshine》（2007）和歐容（François Ozon）的《感謝上帝 By the Grace of God》（2018）。期待教廷擴充片單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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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統計，有六位導演以兩部作品入選，分別是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羅塞里尼、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柏格曼（Ingmar Bergman）、穆瑙（F. W. Murnau）、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選片明顯以歐洲為中心，亞洲電影僅有市川崑的《緬甸的豎琴》入選（黑澤明的《德蘇烏札拉》為蘇聯電影）。年份最晚的電影則是《辛德勒的名單》。

◆
梵蒂岡的電影清單如下（依出品年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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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La Passion de Notre Seigneur Jesus-Christ》（1905）
《聖女貞德受難記 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
《文森特先生 Monsieur Vincent》（1947）
《聖方濟各之花 The Flowers of St. Francis》（1950）
《諾言 Ordet》（1955）
《Nazarin》（1958）
《賓漢 Ben-Hur》（1959）
《馬太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1964）
《安德烈盧布列夫 Andrei Rublev》（1966）
《良相佐國 A Man for All Seasons》（1966）
《犧牲 The Sacrifice》（1986）
《聖女小德蘭 Thérèse》（1986）
《教會 The Mission》（1986）
《芭比的盛宴 Babette's Feast》（1987）
《Francesco》（1989）
◆
價值
《偏見的故事 Intolerance》（1916）
《不設防城市 Rome, Open City》（1945）
《風雲人物／莫負少年頭 It's a Wonderful Life》（1946）
《單車失竊記 Bicycle Thieves》（1949）
《岸上風雲 On the Waterfront》（1954）
《緬甸的豎琴 The Burmese Harp》（1956）
《第七封印 The Seventh Seal》（1957）
《野草莓 Wild Strawberries》（1957）
《德蘇烏札拉 Dersu Uzala》（1975）
《木鞋樹 The Tree of Wooden Clogs》（1978）
《火戰車 Chariots of Fire》（1981）
《甘地 Gandhi》（1982）
《童年再見 Au revoir les enfants》（1987）
《十誡 Dekalog》（1989）
《辛德勒的名單 Schindler's List》（1993）

◆
藝術
《吸血鬼 Nosferatu》（1922）
《大都會 Metropolis》（1927）
《拿破崙 Napoleon》（1927）
《小婦人 Little Women》（1933）
《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1936）
《大幻影 Grand Illusion》（1937）
《驛馬車 Stagecoach》（1939）
《綠野仙蹤 The Wizard of Oz》（1939）
《幻想曲 Fantasia》（1940）
《大國民 Citizen Kane》（1941）
《橫財過眼 The Lavender Hill Mob》（1951）
《大路 La Strada》（1954）
《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
《浩氣蓋山河 The Leopard》（1963）
《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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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教宗的承繼》劇照。）

「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Leo王的得獎致詞說：

「我覺得能夠生在台灣，是非常幸運、幸福的事情。身為一個創作者，一直以來，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他沒說的是，你如果生在中國。你可能會像宋東野那樣被當局逮捕羞辱、你可能會像范冰冰一樣被殺雞儆猴、你可能會像涂們一樣在別人說出真心話之後你要立刻說出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話以求自保。或甚至，你出生在香港，你可能沒時間寫歌，因為現在正忙著研究怎麼做簡易汽油彈與防毒面具。
　
就因為你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是想要把心裡想的話說出來、唱出來，就足以是一件危及性命的事。
　
天賦人權，才沒這回事呢！
　
權利與自主，都是你必須辛辛苦苦兢兢業業才能掙來的；而且你一鬆懈，就會被奪回去。正因為如此辛苦，所以很多人只想當被豢養的豬。每天只要顧發財與吃飽當然很幸福，只是你要知道，你吃越飽，離屠刀就越近，因為你的價值唯有在你解體的那天彰顯。」

【擾動1989－－寫在金曲30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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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獎三十屆的算法是從1989年起算的，但其實有點有趣的是，第一屆金曲獎的頒獎時間是1990年1月。而報名參加第一屆的參賽作品則是1989年該年度發表的作品。所以我們看見的算法，還是寫著1989-2019，而計為三十年。

早期的金曲獎，是行政院新聞局為了獎勵優良的有聲出版品與唱片而設立的獎項，跟金鼎獎差不多。當然所謂的優良，自然是符合中華兒女愛國之心、發思古之幽情、撫琴瑟而和鳴，最好還能憶故國山河的那種健康寫實兼忠孝節義之作品。對當時早已邁向百花齊放的台灣流行音樂市場來說，真正的商業性作品，自然是不太會有興趣來報名的。

金曲獎在1997年後，開始轉型打造為華語流行音樂界的最高指標；然而，要真正地走向迎接市場脈動、推崇新穎創意、廣納多元價值，其實是經過了十多年來的轉變－－評審一代一代的換血，以更多的流行音樂產業專業人士，取代了官派的所謂文化界賢達（很明顯都是沒在消費流行音樂產品的老先生老太太），認真地說已經是千禧年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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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時間稍微撥回到行政院新聞局首度向音樂產業徵稿舉辦第一屆金曲獎的1989年吧。

1989年是解嚴後兩年，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沒有經歷過解嚴的年輕世代，可能會有一個錯覺，覺得1987年的7月15日，政府一聲令下戒嚴令正式廢除，家家戶戶出門走到大街上，發現大家都還活著非常高興於是張燈結彩互道恭喜。

不！這又不是什麼年獸的故事。把你的鞭炮收起來。

解嚴之後，人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政府要對付人民，方法多得是。

1988年520農民運動，便衣軍警混入抗議民眾中開始滋事、與警察抗爭，街頭處處濺血，而只能收看官方政令傳聲筒的三台新聞的民眾，只是義憤填膺地認為民進黨與南部暴民帶頭襲警、使用暴力、破壞秩序。

1989年，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被控涉嫌叛亂、自囚在民權東路巷內的時代雜誌社（就在我的母校中山國中旁邊，就住在隔壁一個街廓的我還在唸小學，當時對此事一無所知），宣布：「他們只能找到我的屍體」，在警方強行攻堅，小隊長侯友宜破門而入後，鄭南榕以汽油自焚於上鎖的辦公室內，成為台灣獨立的殉道者。

不是已經解嚴了嗎？為什麼這些事情還會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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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是騷動不安、乾坤變色、否泰未明的一年。東歐國家以捷克東德為首展開民主抗爭，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慘案，台灣股市一路攀升直逼萬點、房價高漲促使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發動「無殼蝸牛運動」，萬人夜宿忠孝東路。這些即使在現在看來都值得寫入史冊的重要大事，全擠在這一年發生。

那個路上開滿賓士、人人手戴勞力士、講著大哥大，簽賭大家樂、綁票案頻傳的台灣社會，翻騰著彷彿要將鍋蓋掀開的巨大壓力。人人想著發財、社會汲汲賺錢；人們面對著各種壓力，都想伸手突破困境，卻又奇蹟似地以一種推擠式的平衡維持著微妙的社會秩序保鮮膜不致破裂。

各項訴求開始走上街頭，警察與拒馬常常盤據著博愛特區的路口；不同的聲量、伴隨著檳榔渣、大聲公、烤香腸、巨大陽傘、交通錐、直立旗、計程車、綁布條，構成了這個喧嘩時代的的尋常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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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早出門天清清

歸陣散步來到西門町

看到歸路的警察與憲兵

全身武裝又擱像頭前

害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咱來借問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陸準備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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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民主阿草》歌詞的第一段，敘事的主角是個年輕人，對政治毫不關心也沒概念，為了去西門町卻在博愛特區被擋住了路，於是展開了這個多人敘事的故事。

故事中警察對年輕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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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來笑笑講肖年家

政治欸代誌你嘸通插太多

彼邊有人在冤家

你卡緊返去才是好子弟

哪無乎人抓去籠仔底

你就會叫天搆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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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半威嚇性地勸退下，年輕人表示別人冤家跟他沒關係，他只是想借道走過去，然而此時多了一個台派阿北，是第一代黨外時期的民進黨員，也講出了這次遊行的宗旨：當時的老國代問題。老阿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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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統唉呀無天理

霸佔國會變把戲

歸陣閒閒在吃死米

有的嘛老搆強未喘氣

咱政府驚伊呀擋不著

咱的稅金乎伊拿去吊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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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插個嘴，也許有很多八年級生90後不知道什麼是老國代。簡單地說，以前總統不是直選，是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民大會代表中華民國三十六省的國民（對你沒看錯，就算在歷史上從來沒被實現過的東北九省，安東省也好、嫩江省也好照樣有十幾二十票），任務就是選出蔣總統。

在大陸時代就選出的國大代表可以無限續任，每投一次票就可以獲得大湖山莊別墅一棟、新店中央新村別墅一棟。這麼好的工作當然要鞠躬盡瘁打死不退休，所以80年代末期常是一堆打點滴坐輪椅的老人在國會開會的景象。（國民大會廢止後，立法院才成為中華民國的最高民意機關）

回到敘事歌詞，除了台派阿北之外，還有一個外省老杯杯也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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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伊來台灣足足四十年

作牛作馬呀拖卡要死

愈拖愈無知是為著什麼

白紙黑字一張呀值無幾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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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白紙黑字指的是「戰士授田證」。這是什麼東西？

1949年有60萬軍人跟著國民黨軍隊敗逃來台。國民黨蔣幫一心想反攻大陸作皇帝，所以不准他們在台灣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以免有了家累以台灣為家就不想打回去了。於是就畫了大餅騙他們說，以後打回去之後，政府會將打下的江山土地分封給你，你就有自己的土地可以成家立業。

當然四十年過去了，這個嘴砲政府只剩下用三民主義反攻大陸，於是就發了一張「戰士授田證」，表示說，有了這張證，要是哪天（因為九星連珠日月崩毀天地混沌天降紅雨海枯石爛六月飄雪薛丁格的貓在靴子裡嘔吐導致）政府反攻大陸成功了，你就可以拿這張證書換政府授與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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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完全以台語進行的敘事歌曲，生動地捕捉了1989年台北博愛特區街頭抗議日常的歌曲，既像唸歌、也帶著電子琴編曲的那卡西質感，又帶著搖滾味。

這是黑名單工作室的作品《民主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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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阿草》開頭的前奏，用的是喪禮西搜米一般的管樂禮儀隊形式的編曲演奏國歌前四句，真像是為中華民國送終啊！（此神來一筆只應天上有）整串台語唸歌結束後，又出現了國歌的旋律，加上電子琴弦樂對位變奏，聽起來變得活潑有朝氣，然後接下來曲調越來越凝重緩慢，最後終止於警鐘一般規律卻又像是喪鐘般的絕響中嘎然而止。

坦白說，這是相當粗糙的作品。可是卻又生猛、恣意、囂張而且充滿了生命力。

用它來代表彼時1989年的台灣，好像無法再找到比它更適合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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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工作室是一群人，除了核心人物王明輝與陳主惠外，其他是一群好像綜藝節目班底或全明星(all star)一般的人物，以排列組合C幾取幾的方式呈現在不同的歌曲中，大致有林暐哲、陳明瑜、陳明章、許景淳、司徒松(Keith Stuard)、葉樹茵、胡德夫等人，也有一些相識的樂手偶而客串。

那是一個太早的時代，台語新民謠運動的史前曙光。林暐哲才剛退伍不久還沒有組「Baboo」；陳明章雖曾憑著一把六百塊的吉他為《戀戀風塵》配樂拿下南特影展，但並未因此名利雙收；許景淳也還未受到任何肯定…他們都不知道未來會變成改變台灣音樂圈的大人物，只是一群因為喜歡音樂又喜歡譙政府而聚在一起的人而已。

因為對體制不滿、所以想要創造一些什麼、去對體制嗆聲；一張主題包羅萬象、遍及台灣常民社會裡各種日常生活與光怪陸離加上諷刺針砭的全台語創作專輯《抓狂歌》就此誕生。

黑名單工作室的首張專輯《抓狂歌》像是台灣紛亂天空中射出的一枚震撼彈，發行時接近年底，正好遇上了縣市長、省市議員與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認為時機敏感，也認為該張專輯內容挑釁政府、可能影響選情，於是便禁了這張專輯。結果它成了中華民國禁歌史上少數解嚴後照樣被禁的專輯，與隔年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同列殿堂等級的禁歌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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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枚被壓下的震撼彈，以奇特而幽微的方式，開啟了璀璨的母語創作與台灣新民謠運動的黃金時代。

林暐哲加入了真言社，與李欣芸、金木義則、李守信組了傳奇樂團Baboo，發行了堪稱市場異數的天才之作《新台幣》（但旋即解散）；陳明章發行《下午的一齣戲》與《現場作品》等專輯名聲大噪，成為專業的音樂創作人而不必再屈身於家中銀樓；許景淳則成為第三屆金曲歌后，還連奪三四五六屆金曲獎各項大獎。

另一方面，真言社推出了新人林強、伍佰、張震嶽，加上台客雙語團體「新寶島康樂隊」，吳念真為新人金城武寫了台語詞《夏天的代誌》；豬頭皮則繼承了台語唸歌的精神與針砭諷刺時事的辛辣嗅覺，推出《笑魁唸歌》……台灣新民謠運動的種子在90年代前半葉終於突破表土層開枝散葉，開出豐美的花朵。

說母語，終於不再像是過去必須被檢舉、掛狗牌那樣羞恥的事。新一代的創作人，可以驕傲地以母語創作，用與生俱來的語言抒發直覺與感受，而非使用殖民者或統治者的語言－－這是台灣人等候了四百年的盼望。

而這樣的文化豐碩果實自然不是憑空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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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狂歌》發行後的隔年1990年，台灣股市衝破萬點、野百合學運爆發，終結萬年國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例》廢除。而後在反對黨人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之下，1992年刑法一百條內亂外患罪唯一死刑廢除。

那些白色恐怖時代朝廷鷹犬掐著台灣人民脖子的惡法法源一一廢除，台灣人才首次見到沒有白色恐怖的天空，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隨著黨禁報禁解除、媒體鬆綁天空開放、那些憲法所保障、真正屬於人民的第四權、意見表達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才在戒嚴四十多年後，真正地交付到人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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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會從課本或書上讀到，自由與人權是上天賦予每個人的，是人生來即擁有的權利。但是我一直都不這麼想。

我從戒嚴的時代長大。我清清楚楚地看著，民主、自由、人權，從來就不是天賦的。那些東西都是我們原本就沒有，靠著很多的前輩與先烈們的努力，好不容易犧牲生命換來的。

而且你稍不注意，馬上又會被那些掌權者奪走了。

我從小認識到的是，在沒有自由的環境裡，人們還是可以適應，他們會自我審查、他們小心謹慎地講話、絕對不講真話，每人冷靜地看著別人撒謊、然後小心地加入謊話。

在鬥爭的環境裡掌握優勢的人，愉快地利用體制告發、鬥倒別人，心安理得地拿取那份對國家組織盡忠的報酬，然後繼續剝削弱者。弱者再剝削更弱者。大家一起冷眼看待那些受不了說出真話而被體制徹底排除、清理掉的人，然後對子女說著：「你看好了，你千萬不要學他。」

這樣的時代不遠，而且也很快會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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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Leo王的得獎致詞說：

「我覺得能夠生在台灣，是非常幸運、幸福的事情。身為一個創作者，一直以來，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他沒說的是，你如果生在中國。你可能會像宋冬野那樣被當局逮捕羞辱、你可能會像范冰冰一樣被殺雞儆猴、你可能會像涂們一樣在別人說出真心話之後你要立刻說出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話以求自保。或甚至，你出生在香港，你可能沒時間寫歌，因為現在正忙著研究怎麼做簡易汽油彈與防毒面具。

就因為你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是想要把心裡想的話說出來、唱出來，就足以是一件危及性命的事。

天賦人權，才沒這回事呢！

權利與自主，都是你必須辛辛苦苦兢兢業業才能掙來的；而且你一鬆懈，就會被奪回去。正因為如此辛苦，所以很多人只想當被豢養的豬。每天只要顧發財與吃飽當然很幸福，只是你要知道，你吃越飽，離屠刀就越近，因為你的價值唯有在你解體的那天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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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了，金曲獎。從一個歌詠中華的政府樣版獎勵，終於蛻變成今日華語流行音樂界最高的殿堂。是因為它的公正超然跨越政府干涉、完全訴諸專業、包容開放多元、鼓勵創新顛覆；又能夠以具體的獎勵選擇表明這個時代公民社會與創作職人最重要的價值－－一如最佳歌曲選擇了《玫瑰少年》。

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繫於一道既微弱卻又無比堅實的羈絆上。

那就是自由。

唯有自由，才能支撐最真實的創作。一如每一屆掏出真心投入一切的創作者、表演者，換來了第一線音樂專業人士的肯定。

唯有自由，永遠是創作環境裡唯一的土壤。孕育了林生祥、孕育了巴奈、孕育了胡德夫、孕育了雷光夏。

唯有自由，我們才能大聲歌唱。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的前輩們在街頭現場唱著《民主阿草》時如是，1990年在野百合學運時如是，三十年後的現在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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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我們明年還能大聲歌唱。

後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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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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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1990年3月，黑名單工作室成員林暐哲到中正紀念堂廣場唱歌聲援野百合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