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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