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宅血案的發生經過
張智程
如果說,鄭南榕先生是殉道者,那麼,林義雄先生是活著的殉道….
當年親口告訴林義雄先生他的母親及愛女慘遭殺愛的康寧祥先生,在他去年出版的回憶錄《台灣,打拼》,非常詳細的記述了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林義雄先生被逮捕、刑求,以及其後林宅血案的發生經過,這是一段令人揪心斷腸的歷史,獨裁者再怎麼狠毒,我們都無法想像他為了逼你閉嘴,竟然可以狠心殘殺完全無辜的老婦人與幼兒……
林義雄先生在美麗島事件中的角色,根本只是一個熱心爭取台灣民主而有正義感的律師、省議員,但就跟今天一樣,他被硬冠上首謀之名,遭受殘酷的酷刑拷問,因為堅持不屈服,國民黨就殺害了他的母親和兩名幼女,更百般阻撓林義雄先生下葬自己的母親及愛女,枉死的他們,竟然整整在殯儀館的冷凍櫃裡躺了四年……
我們成長在看似民主自由的年代,卻遺忘那個殘暴的獨裁者集團從來都沒有真正走入歷史,他們只是蟄伏起來伺機而動,用他們慣用的伎倆重新回來。今天,他們陰狠的對我們使用暴力鎮壓、使用媒體批天蓋地的坑殺抹黑,只差沒有剝奪我們的生命而已,而我們要知道,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那一天隨時都會回來,因為,這一切的發生從來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事,而是我們多半已經遺忘或根本不 曾記憶……
林義雄先生在我們二十歲世代較為懂事以來,都不是一個在政治上發光發熱的人,他不戀棧權力與光環,他總是用最低調而堅定的方式為他最深愛的台灣犧牲奉獻。我們台灣人,真的欠林義雄先生太多太多了……
以下節錄康寧祥先生回憶錄《台灣,打拼》一書中281頁到287頁的內容,這段歷史必須被我們記憶,就像鄭南榕先生、就像泰源監獄殉難的江炳興先生、就像更早期的陳智雄先生、許強先生、以及數千數萬個受難者那般,我們必須記憶,我們必須記憶百年來多少台灣前輩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遭受的代價,正因為他們的悲慘犧牲,我們必須更堅定的走下去,捍衛我們最珍惜的民主、最寶貝的母親台灣。
———以下為康寧祥先生著書原文———
被抓進去的同志分別送到警總軍法看守 所安康分所、警總保安處看守所、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台北看守所,由調查局及警總負責偵訊,除了省議員邱連輝很快獲得交保之外,其他人都收押禁見,接下來的四十多天,絕大部分的人都曾受到疲勞偵訊、人格摧毀、惡意體罰的待遇,其中被送到警總保安處的林義雄、紀萬生、邱奕彬,所受刑求最為殘酷,不曾參與「美麗島事件」的邱奕彬因而咬舌,試圖自盡,他被保外就醫之後,我跟張德銘去他家探視,他一見到我們,驚惶莫名,顫抖地喊著:「康寧祥!你甚麼都不要說,他們甚麼都知道,他們正在監視我們。」他被放出來,因為警總的刑求逼供讓他驚恐不已。1990年邱奕彬當選國大代表,在陽明山修憲期間表現非常優異。
林義雄在1980年2月25日寫下了備忘錄,詳細說明自1979年12月14日被送到警總保安處之後四十 多天所受到的刑求逼供與疲勞審訊,他寫道,整個偵訊過程讓他強烈感到:「一切都已經決定了,我必須在這一場戲中扮演悲劇角色,不想扮演也不可能。」
林義雄敘述說,有六個人輪流訊問他,每組二人,經過四十多天,其中有一個人負責打他,這六個人分別扮演不同角色,有的兇巴巴,有的斯斯文文,有的說理清晰,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肯定《美麗島雜誌》社是個叛亂組織,他們要「美麗島」相關的人親口這樣說出來,他說12月10日高雄發生事件,他只是去了一下,原本認為應該不會牽惹到他,12月13日被捕的時候,他仍然認為只要解釋一下,就會沒事,但到了警總一星期後,就發現事情不是這樣簡單。
林義雄說,偵訊反反覆覆,問同樣的問題,開始是好幾日夜(至少三天),不准睡覺,接下來答覆的不 滿意就打,打得讓你受不了,屈服了,就改變態度,一方面以刑求威脅,一方面以政府寬大引誘,要取得十全十美,令人一看就滿意的筆錄。
林義雄說,打他的是一位面貌兇惡姓名不詳的人,裝起兇臉,人見人怕,用的方法是拳打腳踢,連續好幾天(約十天),打的部位是上身,前胸,後背,腹部,腳踢的主要是小腿和腹部,也用香菸燙他的臉,燒他的鬍子,他們一方面打,一方面以拖到地下室威脅,說甚麼「過五關」、「打幸福針」,痛打之後,見他屈服才不再打。
他說,做了五、六次筆錄後,他們(警總)見他一直不信《美麗島雜誌》成立目的是顛覆政府,不相信「五人小組」有奪權計畫,所以拿了張俊宏和姚嘉文寫的東西給他看,張只短短的兩、三行字,意思是說,「美麗島」的目的在顛覆政府,姚則是 寫許信良說過關於與國民黨競爭的種種做法,這就被解釋為「奪權計畫」。
林義雄寫下詳述警總如何刑求逼供、捏造事實的備忘錄。之後,第三天(2月28日)他家就發生慘絕人寰的兇殺案,他母親和一對雙胞胎女兒都慘死在利刃之下,大女兒林奐均生命垂危,而兇手至今三十年了還逍遙法外,負責偵辦此案的刑事警察局長曹極還一度對外宣稱「破案已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為何不能破,這位「1210專案」行動組的成員以及蔣家政權始終未交代。
就這樣,只因參與民主選舉、批評國民黨,林義雄就遭到鋃鐺入獄、家破人亡的迫害,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還有不少人覺得對他有所虧欠,他其實對所謂的「五人小組」相當陌生,《美麗島雜誌》社的活動他也很少參與,很多人要他在宜蘭設立《美麗島雜誌》分社,他都沒 答應,1979年9月15日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四十天,回國之後,當時的雜誌報紙開始放話,說他訪問美國期間看過彭明敏、張金策,有關單位準備處理他,說得有模有樣,讓他心情很低落,有一天來找我商量,我陪他去見吳三連前輩,我跟三老說:「義雄是正人君子,現在被耳語傳言說得這樣,如果你不出面幫他講講話,他很快就有問題。」
我說,「以前我們鄰居如果有個孩子比較頑皮,人家看了討厭的時候都會先問:『這是誰家的孩子?』如果大家說不知道,那孩子大概會被打,如果認出是誰家的孩子,知道他有長輩,就會去跟他長輩說,今天台灣這些黨外政治活動家碰到的問題,就是沒有家長,隨便人家扭曲抹黑,喊打喊抓。」吳三老被我這麼一說,臉色非常沉重,過後就去找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 幫忙,我另外又陪林義雄去見梁肅戎,要他把去美國見了誰,講給這位蔣經國授權的溝通代表聽,不要讓情治單位在那裏亂講,我跟梁肅戎說:「林義雄過去可能說過一些讓你們黨聽起來很刺耳的話,那是因為他比較有正義感,你們何必一定要那麼計較,讓彼此衝突對立呢?」
後來印證我的努力,改變不了情治系統對林義雄的敵視,他們在「美麗島事件」找不到可以辦他的證據,卻從他過去的談話追究他「意圖叛亂」,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林義雄在省議會曾經因軍隊在議會門口演習,而指責國民黨「大軍壓境」,接著1979年6月初許信良被公懲會停職,他又在記者會公開指責「國民黨是叛亂團體」。根據劉峰松的記載,林義雄當天說:「國民黨假借民主,欺騙友邦,假借反攻大陸,壓榨台灣百姓。」這樣的話被情治 單位呈報上去,種下他被蔣家整肅的禍根。
1980年2月28日中午,邱連輝、余陳月瑛、陳金德、何春木等十多位省議員到吳三連南京東路三段的辦公室見他,商量如何營救林義雄,順便留在那裏吃便當,何春木還打電話給我,說他們當晚六點半要在「家鄉樓」跟國民黨關中吃飯,要我一起參加,我在接過何春木電話沒多久,又接到《亞洲人》雜誌社(那時候《八十年代》雜誌已在1979年12月20日被停刊一年,原班人馬繼續出版《亞洲人》)編輯康文雄打電話過來說:「死啦,林義雄家裡出事了,大女兒奐均已經送到仁愛醫院,另外兩個女兒跟他媽媽找不到。」我立即要他跟雜誌社的同仁趕過去,看看能怎麼幫忙。
林義雄位在信義路的家(現在改為義光教會,「美麗島事件」之前,施明德夫婦、陳菊住在林家樓上)那時 候二十四小時都有特務監視,那次軍事法庭正好召開第一次調查庭,家屬可以列席旁聽,林義雄太太方素敏一大早就跟著許榮淑、周清玉他們去景美的軍事法庭等待,家裡只有林媽媽陪伴三個孫女,到了中午十二點,庭審暫停,方素敏趁著吃中飯時間打電話回家,沒人接聽,她不放心,就教林義雄的助理田秋堇過去看看,秋堇回家發現傷重的奐均,就趕緊打電話到《亞洲人》雜誌社求援,江春男那時候住信義路附近,最先趕到,跟秋堇一起把奐均抱上救護車,送到鄰近的仁愛醫院急診,後來康文雄、林濁水、蕭裕珍他們趕到後,才又在林宅地下室找到他媽媽跟兩個女兒的屍體。
我放下康文雄電話,趕緊趕去吳三老的辦公室,向在座的省議員報告這晴天霹靂的噩耗,大家滿臉驚恐,我說:「這件事,大家先不要慌,我 看大家先回家照顧自己的家人,既然他們會殺林義雄家人,你們家裡也要注意,大家趕快都先打電話回去,要太太把孩子看好,然後大家趕快回去。」我同時跟當時的台灣省主席林洋港打電話,跟他說:「省議員林義雄家裡已經遭到不幸,現在很多黨外省議員都在吳三老這邊,希望主席能命令警務處派人保護他們安全回到家,並且這段期間,也要有警察保護他們家人的安全。」
離開吳三連那邊以後,我先趕往林義雄家裡瞭解狀況,一進門,《八十年代》同事要我到地下室看看,一看!真是殘忍啊!根本就是滅門血案!兇手可能一進林宅見到人就殺,老太太林游阿妹身中十多刀,大孫女林奐均身中五刀,連兩個唸幼稚園的雙胞胎都不放過,林義雄原本好好一個家庭就這樣毀了,只因站出來替台灣人爭取自由、尊嚴而已 !
那天還是「二二八」,選擇在這樣的日子動手,很難不讓人聯想兇手是在殺雞儆猴,教訓台灣人,在察看現場時,警方辦案人員接到一通國際電話,交給在場軍法大審辯護律師張政雄聽,對方自稱是林義雄的友人,說他上午十一點多曾經打電話到林宅,是林老太太接的電話,張律師接著跟對方說明慘案發生的情況,正說著,看到我從地下室淚眼奪眶上來,就把電話交給我,我不記得電話那頭是誰,只記得對方聽到慘案之後相當激動,我忍住悲痛,安撫對方。
當天在場的林濁水在1980年3月號的《亞洲人》雜誌以「林南窗」為筆名,詳細描述了林宅血案發現過程,他寫我斷斷續續跟國際電話那頭的人說:「這是林家的不幸,也是全國,全社會的不幸,這件慘案發生在這個時候,更令人悲傷,我請您轉告海外的朋友 們,在案子偵破之前,不要聽信謠言,不要輕舉妄動,我們要平心靜氣的承受這個苦難,我誠摯地要求你們和我一同遵守這個約定,千萬不要……謝謝你們的關心,請您轉告其他的朋友。」
話筒放下,屋裡寂靜無聲,我向辦案人員致意,又和張政雄、蕭裕珍交代幾句後趕去仁愛醫院探視林奐均,一到那裏才聽說,他被抱起來急救的時候,醫院把他當成普通病患,擺在急診處,已經快一個鐘頭了。請他們趕快開刀急救,醫護人員不理不睬,警方反而趁機過來盤問奄奄一息的他。於是我跟當時的台北市長李登輝辦公室打了電話,請他交代仁愛醫院院長,好好照顧這位林家血案唯一存活的證人,李登輝應該有交代下去,沒過幾分鐘就看到醫護人員急急忙忙的把林奐均送進開刀房,在這期間,林奐均的病榻旁,人員進進出出 ,有的是冷血的記者想要混進去追問奄奄一息的他,有的是好心的黨外朋友拿蔘湯等補品餵他吃,有的在那裏祈禱,有的嚎啕大哭,我看那樣不行,原本沒被兇手殺死,這樣下去要他死更簡單,因此我跟醫院交涉,也跟熱心的黨外同志要求,除了奐均的母親、姑姑之外,其他人都不能進去,包括我在內。
正在急救奐均的同時,蔣經國的溝通代表關中也到了仁愛醫院,他帶來訊息說國民黨的最高當局同意林義雄交保出來料理家人的喪葬事宜,早先我離開吳三連辦公室之前曾經跟他建議,要求國民黨把林義雄放出來,隨後我也跟梁肅戎打了電話,請他去轉達,關中到仁愛醫院一方面是探視林奐均傷勢,另方面也帶來蔣經國的回覆,不過附帶條件是要我作保,我立刻答應,但是現場有很多事要處理,我分不開身,就請張德 銘和魏廷朝的弟弟魏廷昱(黨外當時都稱他小魏,他哥哥叫大魏)幫忙跑一趟,另外打電話給我太太,把我的身分證、私章交給小魏,從景美軍事看守所把林義雄保釋出來。
我當天忙著安排林義雄出來能否處理妥適,讓我自己很憂心,當時在他沒有心理準備之下,讓他交保出來之後立刻回家,面臨三位親人慘死的巨變,到底會發生甚麼事,沒有人可以預料,而他又是講義氣的人,幾十位同志被抓,單單他被放出來,他一定會追問,怎麼辦?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屢次幫我助選,擔任花旗銀行台北分行經理的王文猷,他太太的姊夫是高雄長庚醫院院長(當時正式頭銜叫做醫務執行會議主席)范宏二,我請王文猷跟范院長打電話,請他向王永慶拜託,在台北長庚醫院提供一間特別的病房讓我們用,范院長一聽,馬上打電話 給王永慶,那時候晚上八、九點,「三娘」李寶珠說他睡了,范院長跟她說明來由,她才去把王永慶叫起來,王永慶一聽,立刻答應幫忙。隔天王文猷的太太告知我,王永慶答應幫忙之後,馬上給當時的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打電話報備。
林義雄被交保出來之後,見到我第一句話,果然就問其他被抓的人在哪裡。我跟他說:「都還在裡邊,因為你身體比較差,特別接你出來做健康檢查。」接著就由長庚醫院的醫師檢查他的傷勢,全身都有傷,在旁監聽的警總人員下令,診斷紀錄不能寫出來,而且要林義雄把有傷的地方蓋起來。
健康檢查只是幌子,林義雄起先在親友陪伴下,還面帶笑容地喝了幾杯啤酒,張德銘還去南京西路圓環買他最喜歡的楊桃汁給他喝,把煙斗借給他抽。只是過了一陣子,夜深了,病房內漸漸 靜下來,氣氛也開始凝重起來,林義雄也漸漸覺得不對勁,我原本跟他親友商量過,讓他睡一覺,隔天才告訴他家中的噩耗,這項約定後來也無法堅持下去,到了凌晨兩點多,我含淚跟他說:「你的母親被殺害,大女兒奐均也被殺成重傷,正在仁愛醫院急救,沒有人像你一樣碰到這麼殘忍的事,你就放聲大哭吧!」病房內立即爆出林義雄痛不欲生的哀號,直到醫生來幫他注射鎮靜劑,他才慢慢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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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深感受》濫觴洪流‧星火燎原
~~~用我親身體驗來談談洪仲丘案─姚雲龍 2013/08/05~~~
民國五十五年初秋,我離開了砲兵614營第二連,我在那個連,擔任連輔導長,連續工作了五年多,與連上官兵甘苦與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離開後,被調到新營團管區去工作,尚未及一個月,有天傍晚,我剛從火車站騎著單車回到家門口,就看到原614營第二連的連長吳長明少校,騎著摩托車來到我家門口與我相會,他開口就說:
『我打人了!』
『誰?』我問。
『黃仕安!』
『該打!』我直接反應。
『他到軍法組告訴我!』
我一聽黃仕安挨打後,到軍法組去告連長吳長明,我知道呆誌大條了。我雖然離開那個單位,而連上出了事,連長還特別跑來告訴我,我當然明白,他要我運用我與老單位官兵深厚的關係,把這件事大事化小的擺平。我連家的門都沒有進,就馬上踩上單車趕進營房去,因為那時砲兵614營正在砲兵學校擔任示範營,距離我的住處很近,我回到老單位(614營第二連),連上的士官都躲著我不和見面,只有補給士吳俊立和當天的值星官李開祉和我見了面,把這件連長打人的事詳細的向我說明:
黃仕安,江西吉安人,是該連第三砲的上士砲長,我和他的感情很不錯,好賭博,他有長年的胃病,經常口袋裡帶著“張國周強胃散”。最近突然發生“口臭”,只要他一張嘴,就有一股臭味從他口中冒出來,大家都不願意與他同桌吃飯。有人向值星官李開祉建議,乾脆給黃單獨打菜,讓他一個人單獨吃,值星官接受了這個建議。那一天就開始為他單獨打菜,讓他獨自用餐,不料黃仕安突然大怒,認為這是對他一種排斥,也是一種污辱,他一怒之下,就把那些菜盤和菜盆都踢翻了,而且嘴裡不乾不淨的罵罵咧咧的往寢室走,經過連長用餐的那一桌,連長對黃說:
『黃仕安!把盤子撿起來!』
黃不睬連長的命令,竟自己回寢室去,可是他進了寢室的門,又轉過身來走到連長面前,躬下腰來對連長說:
『我就是不撿!看你把我怎樣!』
『看我把你怎樣!我今天要揍你!』
連長也火了,隨手用伙房擔飯菜的扁擔,朝著黃仕安的腰和屁股狠狠打了幾扁擔,事情就這樣鬧大了,也引起了全連領導士官的公憤,在群情的鼓動下,黃仕安就跑到軍部軍法組去告連長傷害(那時軍部住台南小東路光復營房)。那當時,國防部長高魁元正三令五申軍中嚴禁打罵體罰,部屬犯錯只可依法辦,那時叫出的口號是“放下你的棍子,給你一個鞭子”,吳連長卻在這個浪頭上犯了嚴重的禁忌,他當然明白這個事的後果,所以才來找我。
我問黃仕安呢?吳俊立偷偷告訴我去到台南私娼寮去了,原來黃在私娼寮包了一個女人,只要有空他就去那兒,我叫吳俊立把黃找回來要他到我家裡,我有話對他說。當天晚上黃仕安來到我家中:
『你告連長了!』我出門見山。
『他打我,我當然告他!』他理直氣壯。
『可是你自己有沒有錯?』
『有錯也不該打我!』
『打你?他早就該法辦你!在北竿,你的那門砲從坑道裡推出來,支援六十八師去登陸浪島,你身為砲長,卻夜不歸營,跑去打麻將,那時我就建議連長把你送法辦,連長說你身體不好,經不起坐牢的折騰,把你調到連部當附員(註)。我要你替我管理康樂箱,你竟把口琴、乒乓球都弄丟了……,你來到台南還去泡女人……,你自己想想看,你犯了多少錯?連長都姑息你,打你兩扁擔,你就告他,你良心過得去嗎?』
我訓了他一大串子話,他沈默了一陣子,突然對我說:
『你說怎麼辦?』顯然他是有後悔了。
我要他到軍法組去,把那個告連長的狀子收回來,他說:
『我不去!』
『你不去沒關係,只要你寫一個報告,就說“連長對我很好,他打我兩扁擔我接受,我不要告連長了!”就這樣寫,蓋上指印!……..。』
他終於照我的話做了,我就把他寫的這個報告,命正在軍部出差的汽車保養士楊茂軒送到軍法組去,軍法組撤銷了對吳連長的法辦,但是砲兵指揮部的指揮官劉自皓,卻要給吳連長最高的行政處分“撤職”。
還好由於我調解吳連長只是“撤職”免去了“查辦”,不然的話,吳連長除了被撤職,還要因傷害而坐牢。吳連長被撤職了,一個巴掌拍不響,黃仕安也因“抗命”被判坐牢半年後退伍(叫做因案退伍沒有退伍金)。吳連長退伍後,到台北去開計程車,由於他的精明後,自己做老闆開了車行,賺了不少錢,成家立業,兒女成行,現在淡水坐享餘年。而那位黃仕安判刑退伍後,在台南公園路陸軍配件廠找了一份工友工作。有一天,他來到我家來對我說,他很後悔告了吳連長,他說:『本來那天連長打了我兩扁擔,就算了!可是值星官李開祉,還在旁邊大吼,叫我站好!站好!我覺得你們軍官專欺士官,所以大家都要我告。』我聽了只覺這個士官很可愛,能說出這般孩子氣的話,最後他說:
『輔導長,如果那天你再早一點向我開導,我就不會去告連長!』
『如果那天我也在場,我會即時的奪下連長的扁擔,你根本不會挨打,可能會被我狠罵!』他猛然的點頭認同。
所以對於洪案,我認為是可以防止不必發生的,可是他們的輔導長到那裡去了?
目前的洪案發展到有二十多萬人走上街頭,這些人把箭頭指向軍中“凌虐”了洪仲丘,但卻沒有人問“軍中的那幾位領導幹部,為什麼會“凌虐”洪?那種“魔鬼式的操練”是專對洪一個人而設的嗎?
我在飯桌上曾和小女兒討論這件事,我的小女兒對我說“現在學校裡的老師都不敢管學生,管得稍嚴一點或是話說得重一點,那學生的家長或是當地的民意代表,就會找到學校來,那位老師的飯碗可能被砸了。這些學生長大以後,入營去當兵,自恃有民意代表撐腰,行為難免傲慢”。我覺得我的小女兒說得不無道理,很顯然的,洪案的發生對軍中的領導幹部心理影響很大,未來的軍紀更難維護了!
我覺得洪家的家屬,一直都很理性,只要真象不要其他,洪家這家人是很易溝通的,只要軍方用真誠態度與之溝通,並不困難,只是那些週邊的人,什麼民意代表,什麼聯盟,什麼大醫師,什麼名嘴,什麼歌手,什麼……..一大堆不相干的人,在一旁煽風點火,把洪家人的弄得“騎虎難下”。我覺得這些人,為了爭知名度,就拿洪家來消費,真是可惡。
軍中的操練本來就很辛苦又危險的,大家看過蛙操沒有?那個訓練才叫“魔鬼訓練”。我們剛到台灣,孫立人當陸軍總司令,他下令“行軍比賽”,這個行軍比賽在盛夏舉行,每個參加的部隊都有因中暑死亡的人,你能判孫立人“凌虐”士兵嗎?總之,軍隊是個特殊的單位,不能與一般行政單位相比。
我上面親身體驗的故事,可以提供國軍基層在領導統御作為參考。
註一、附員:沒有分配職務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