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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知史 武則天顛覆古代政治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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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掉中宗李哲
　　
在李賢被廢之後的第二天，武則天的第三個兒子李顯就被立為了新的太子，改名叫李哲。這個李哲當上了太子以後，鬥雞、獵狗，或者說到處地玩耍，他不好好地來處理朝政，不像李賢表現得那麼出色。
　　
這個兒子還沒有太多表現的時候，宮中很快就出大事了。永淳二年的十二月四日，高宗在洛陽病逝了。
　　
對於武則天來說，想當皇帝的話，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是武則天沒有，武則天安排太子在皇帝的屍骨旁邊當場宣誓就職。遺詔當中寫得很清楚，叫「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後進止」。關鍵在後面啊，就是，有什麼事，你們還得要聽天後的。
　　
老皇帝去世了，新皇帝在服喪期間，不能夠處理朝政。高宗臨終之前就作了這個安排，按照漢代皇帝去世守制服喪的這個慣例，以一天代表一個月，也就是服喪二十七天就可以了。武則天在這個時候以天後的身份，替中宗打理國家事務。

在這二十七天當中，武則天要把這個權力過渡帶來的震動減到了最小的程度。她首先給還活著的李唐宗室不同輩分的人加官進爵。同時她要開始插手軍隊，提拔自己的親信接管宮中的御林軍。更為關鍵的一點，是把宰相議事的政事堂就從門下省遷到了中書省，更有利於武則天對外發號施令。一切盡在武則天的掌握之下，她可以說是做得滴水不漏。
　　
二十七天很快就過去，唐中宗李哲親政了，恰恰李哲的性格使他暴露出來問題。滿朝文武都是母后安排的，中宗就有不樂意。加上中宗身邊的新皇后總在慫恿中宗說，皇上身邊得有自己貼心的人。臣妾的父親韋玄貞如何？
　　
中宗就找宰相裴炎來商量，說先把我的老丈人從一個很小的官提拔為豫州刺史，沒過幾天，中宗又找裴炎商量，要把老丈人直接提拔為門下省的長官侍中，也就是宰相。
　　
俗話說得好，心急吃不了熱豆腐。裴炎不干了。他的機構拒絕為中宗起草任命韋玄貞作侍中的這個詔令，和中宗吵起來了。中宗最後生氣地說，你有什麼資格不同意，我就是把天下讓給韋玄貞還關你什麼事兒嗎？
　　
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句賭氣的話。但天子無戲言。你竟然說出來要把天下讓給韋玄貞，這社稷江山是由你隨便說給誰就能交給誰的嗎？裴炎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把柄，把這個話原原本本向武則天匯報。
　　
於是就出現了非常戲劇性的一幕，嗣聖元年二月六號，武則天將文武百官召集到了乾元殿，向他們宣佈廢掉唐中宗李哲，改立她的第四個兒子，李旦為唐睿宗。
　　
唐睿宗十分乖巧，看到前面幾位哥哥這樣的下場，不是流放就是被廢，於是，他主動請求母后代理朝政，自己退居幕後，甘做一個有名無實的大唐皇帝。可是，李旦雖然忍氣吞聲，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像他這樣只求自保。公元684年的九月，在武則天大權在握還沒半年的時候，就發生了一場針對武則天要直接掌權的叛亂，歷史上叫做「揚州起兵」。駱賓王起草的《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後來收到《古文觀止》裡面就叫《討武曌檄》。駱賓王在檄文當中，非常不客氣地用了很多詞語，說什麼「穢亂春宮」啊，「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等等。極盡謾罵之能事。最後一句說，「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把武則天想要篡奪李唐政權這個意圖公開地點出來了。檄文一出，大家爭相傳誦。
　　
這一次叛亂是唐朝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內戰，武則天很快鎮定下來要指揮平叛。很快，幾天之內就調集了三十萬的大軍，開赴揚州前線。勢如破竹，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就把這一場叛亂給平定下來了，徐敬業兵敗被殺，駱賓王下落不明。

這次叛亂對朝局的衝擊非常大，因為把執政的首席宰相裴炎給牽扯進去了。裴炎他們接受不了武則天要直接稱帝。要把宰相絆倒，最好的辦法是謀反，而且正好揚州起兵跟他也扯得上一點關係。裴炎在「揚州叛亂」被平定二十天之後，在洛陽被斬。
　　
武則天殺了裴炎之後，當場訓斥群臣，說:「你們當中如果是文官的話，有人比裴炎更厲害，比裴炎的地位更鞏固的嗎？」沒人敢說話。從此以後，當朝之內再也沒有人能夠對她構成威脅了。
　　
廢後立武
　　
永徽三年十月，武則天生下了自己的長子，她給兒子取名李弘，顯然她希望這個孩子將來可以當上皇帝，開創太平盛世。如果兒子當上皇帝，母親又是什麼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此時的武則天已經不滿足於僅僅在宮中站穩腳跟了，她的眼睛已經開始瞄向皇后的位子了。為了徹底將王皇后打倒，她不僅將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引進後宮與王皇后爭寵，還掐死了自己剛出生不久的女兒。武則天真的這麼心狠手辣嗎？
　　
李勣回答了高宗非常巧妙的一句話，說:「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改立皇后，是陛下您個人的事情，是你家裡的事情，你問那些外人，有什麼好商量的呢？高宗和武則天一下子清醒過來，放下包袱，反戈一擊。
　　
「小公主死亡事件」
　　
如果說武則天重返皇宮是她的第一步的話，那麼在皇宮裡站穩腳跟應該是她的第二步；她如果僅僅是為了鞏固自己在皇宮裡面的位置，她滿足於當一個昭儀的話，那麼她只要和皇后繼續搞好關係就可以了。但是對於武則天這樣性格的人來說，她不會安心與平靜地在皇宮裡面做一輩子的昭儀，而她如果不繼續往前走，不把王皇后絆倒的話，某一天這些顧命大臣們也不會放過武則天，她現有的位置也是保不住的，所以武則天要先下手為強。
　　
這個時候，王皇后終於意識到自己真是引狼入室了。當年的盟友，現在已經變成了頭號敵人了。尤其是李弘出生以後，後宮爭寵的這個三角關係就完全變了，皇后和蕭淑妃聯手，頻頻向唐高宗來告武則天的狀。
　　
高宗在這幾個女人之間，其實是有點和稀泥。武則天這邊吧，情感上確實這些年跟她很好，但是畢竟她的歷史擺在那裡；皇后和蕭淑妃儘管有一些失寵了，她們也沒有大的過錯。所以後宮鬥爭陷入了某種膠著狀態。這種狀態對武則天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武則天如何尋找到一個突破口，恐怕是她處心積慮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機會來了，就是讓武則天背上了千古罵名，成就了她後來走向皇帝寶座上一個非常重要台階的所謂「小公主死亡事件」。永徽五年的春天，武則天生下了可愛的長女，王皇后前來看望，可是離奇的一幕發生了，小公主竟然突然死亡。武則天一口咬定是王皇后謀害了我這個女兒，而高宗得知這個消息也非常地難過，因此就產生了要廢掉王皇后的這個想法。

其實這件事情當中，最大的謎團就在於這個小公主到底是怎麼死的？武則天身上的千古罵名就是：武則天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小女兒。
　　
這種說法由來已久，至少在宋朝我們已經看到它進入到官方的記載當中。《新唐書》的《武則天傳》裡記載:「昭儀生女，後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武則天生下這個女兒以後，皇后就來看望。皇后離去以後，武則天就偷偷地在被子裡面把這個女兒給扼殺死了。過一會兒，高宗來了，武則天裝作很高興，說皇上你來看看我們這個寶貝女兒，揭開被子一看，原來是一個死嬰。武則天這個時候，又驚問左右，大家都說，皇后剛剛來過，唐高宗不瞭解實情，武則天又哭得個一塌糊塗，所以高宗很生氣地說了一句「後殺吾女」。因此高宗決心要廢掉王皇后。
　　
所以在這個版本當中，武則天就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一樣，能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下手。但是我覺得，這個有一點誇張，實際上是宋以後的人對武則天的一種「栽贓」。在我看來，這個女嬰死亡，很有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景：生下來不久，由於各種原因，這個孩子就夭折了。武則天強忍著悲痛，帶著滿臉的歡笑，來迎接皇后看我這個寶貝女兒。皇后走了以後，她才真的難過出來，《唐會要》的記載，是比較客觀的。武則天在永徽五年生了一個女兒，這是事實，這個女兒生下來不久死掉了，也是一個事實，而王皇后因為這件事情承擔了很大的責任，這也是一個事實。《唐會要》並沒有說這個小公主到底是怎麼死的。那看起來有點像自然死亡。
　　
武則天的高明之處在哪裡呢？武則天不會讓這個女兒白白地死，她要把女兒死亡這個代價輓回，把它嫁禍於王皇后。
　　
那麼究竟有沒有可能是王皇后所殺呢？我想王皇后也不會笨到這個程度，皇后是在明處，她的地位相對是穩固的；如果殺死這個小孩對她根本帶不來任何好處，反而使自己面臨滅頂之災。
　　
但是有一點要命，就連高宗李治都相信是王皇后殺了這個小女孩。李治在情感上本來就偏向於武則天。現在後宮眾口一詞說，是皇后來過就死掉了，高宗在很激動的情緒下，作出一個不理智的決定，產生了廢皇后的念頭，也是順理成章的。
　　
可是這麼一件大事兒不是李治一個人能說了算的。外廷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這批人，是不會答應的。所以李治就帶著武則天到長孫無忌家裡去探探口風。當唐高宗聽到長孫無忌還有三個小妾所生的兒子沒有官職的時候，高宗就表態了，馬上都把他們提拔為五品的朝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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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歷史 #武則天

【媽，為什麼主持人用哭調主持喪禮？為什麼不熟的民代要穿著背心來致意？】

我的婆婆今年十一月往生，享年98歲，當天的告別式，五代同堂的她，是母親，也是阿嬤、阿祖、阿太，子孫滿禮堂，特顯尊榮。

參加完阿嬤的告別式，我一直以為孩子們一定會湧出許多從未有過的複雜感受，畢竟，這是孩子第一次經歷親密家人的生離死別，是第一次參加告別式。

整個典禮很莊嚴，也很溫馨，雖充斥著悲慟難忍的氛圍，但也暗暗發散著整個大家族五代大團聚的驕傲聲勢。

沒想到小子之一回到台北後毫無隱瞞的跟我說，他並不習慣這樣的喪禮，特別不明白、也非常不喜歡主持人從頭到尾帶著哭調來主持告別式。

「阿嬤的往生和這個主持人並沒有關係，這樣的哭調讓我從頭到尾都覺得很奇怪，老實說，我覺得有一點虛假。」

乍聽聞小子竟提到「虛假」二字，第一反應當然有些慍怒，畢竟，以大人的眼光來看這個主持人，他算是非常敬業，很努力地營造整個典禮集體悼念的氛圍，

且據說，這個主持人可是禮儀界的紅牌、公認的經驗豐富，很能掌控典禮的流程與氛圍，進退有據。

且參加過多場喪事的大人們，對告別式都已有既定的認知，覺得喪禮大約都是這樣進行的。毫無疑問的，大人們一致滿意主持人稱職的表現，都覺得典禮非常圓滿。

但人生經驗也限、且對告別式該如何進行完全沒有任何概念與框架的孩子卻不以為然。

「整場告別式，我覺得最讓我感動、也最有意義的，就是爸爸自己親手製作的影片，裡面是這幾十年來全家族珍貴的照片，這部分我看了真的很感動。

我不太理解，為什麼要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幫我們唱哭調呢？他為什麼哭得出來？我感覺很假。」

小子話還沒落下，我就有點失去耐性，只覺得他少不更事，只懂批評，不知大人為了喪禮的繁瑣細節，前前後後忙進忙出是多麼辛苦，甚至不解在阿嬤生前費了多少心力在照料她老人家？

然而，聽到小子提出的論點，我也一時語塞，竟只回答：「告別式就是這樣進行的啊，以前還有五子哭墓呢！」

接著，小子又豪不客氣地提出了第二個他覺得的可議之處。

那就是公祭時，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有幾位民意代表的辦公室人員，穿著鮮明政黨色澤的背心，代表民代來上香致意。

「告別式不是政治角力秀，其他人都是素裝前來，我不懂為什麼民代辦公室的人就一定要像競選一樣，穿著政黨鮮明、印有斗大名字的背心？

何況，我們也跟這些名代一點點關係都沒有，我完全不喜歡這種安排。媽，你覺得這樣真的真誠嗎？」

這完全挑戰了大人一直以來對告別式的認知，婚喪喜慶誰不希望場面風風光光，有愈大的官來敬輓致意，就愈顯家世顯達，告別式更盛大圓滿，

所以治喪委員會都會儘可能利用各種人脈關係邀請達官貴人致輓聯、送花籃，若能親自到場致意更有面子。

但對於告別式該如進行沒有任何既定框架的孩子卻完全不以為然。
我初聽孩子的想法真是頭上冒出好幾條線，真覺得這孩子未免想法也太多太煩人了，甚至覺得小子根本自以為是。

於是，不假思索的就回他：「愈多人來送阿嬤不是很好嗎？阿嬤搞不好也喜歡場面愈大愈好，她就愈有面子，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小子則回：「親朋好友多都來送別，這樣場面大不是才有真正的意義嗎？告別式又不是拉票的場子，那些代表政治民代的人穿著背心跑場子，對阿嬤到底有什麼意義？阿嬤又不認識他們，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聽完小子這兩個論點，我啞口無言。還在思索小子的邏輯有無道理，小子又拋出最大震撼彈。

「最後我還有一點不是很能認同，媽媽可能聽了會覺得我大逆不道，那就是，一路上，子孫們要磕頭跪拜數十次，我願意和阿嬤誠心誠意行磕頭跪拜禮，但是我覺得沿路磕頭跪拜幾十次，好像沒有必要，

磕頭跪拜只是一種形式，形式只要有呈現就好，但不斷沿路重複做這個動作，真的不如我們誠心誠意地和阿嬤好好說說話、祝福她。」

我想起我大三時，我的父親就過世了，當年我二十一歲，也算是青春期近尾巴的年紀，我記得當年父親的告別式上，主持人從頭到尾都用一種類似念咒語的奇怪唱腔來主持，「三跪九叩」等繁文縟節也不知幾凡，

當年的我，和現在眼前的小子也差不了幾歲，也是我生平首次參加喪禮，但是，我卻從未思考過「告別式該如何進行才具有真正的意義」、也從未質疑過行之有年的「喪禮流程」有任何需要琢磨調整之處。

對屬於X世代的我來說，所有的流程都有它的道理，也絕對是孝道的展現，大人說什麼就做什麼，小孩有耳無嘴、有眼無語，這是我們這個世代一慣的反應，

做為晚輩的，理當只有順服與遵循，也理當要習慣凡事順服與遵循，沒有什麼需要討論、更遑論對古禮質疑或反對。

因此，在兒子對阿嬤告別式提出麼這麼多獨特思考的當下，毫不諱言的，我第一個念頭真的就是他說的那四個字「大逆不道」。

天啊！現在的孩子都如此反骨嗎？

但我隱忍著沒有立即竄出口，因為當下，真的除了「這就是行之有年的古禮與孝道展現的方式」此理由，我似乎沒有其他可以好好說服小子的立論。

看著兒子率真無偽的澄澈眼神，我想：

兒子認真地思考他親身參與的重要典禮是否能有更具意義的做法，這樣有錯嗎？

兒子坦誠無畏的把他認真思考過的想法告訴媽媽，這樣有錯嗎？

難道我要兒子閉嘴了事，就一切OK了嗎？

而回想起三十二年前的我，為什麼我不會去思考類似的問題呢?

而如果我真的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我可能有這樣的勇氣與意願，毫不保留的把我主觀認為會被父母扣上「大逆不道」的想法和盤托出嗎？

不，絕不可能！

幾個問題自我快問快答之後，我停止了反批孩子的想法，反倒好奇孩子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我根本沒想過的念頭，

於是我反問小子：「所以，你覺得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覺得真正認識阿嬤的家族、親朋與好友來就好，真誠地和阿嬤告別；她的兒女孫子們每個人有機會好好地和阿嬤說說話，要哭要笑都是出於真誠的自己，主持人只要負責流程就好。跪拜禮不在於多少次，出於真心的好好跪拜就好。」

沒錯，阿嬤往生，親生的子女、孫子女一定有很多心裡的話想親自和她老人家訴說，

在家祭這個專屬於自家人緬懷阿嬤的最後時刻，若每個人有機會能站上台真誠地、好好地親自跟阿嬤說說滿心的感恩、送出最後的祝福，或是一起回憶點點滴滴的往事，必更能告慰阿嬤在天之靈，

阿嬤若有靈，一定很想聽聽子孫們的聲音勝過主持人吧。

聽完兒子的想法，我毫無反駁的理由，他所說的每一個論點不是為反對而反對，不是反骨，不是叛逆，

若用豐富寬廣的眼光來看待孩子的起心動念，他乃是出於對阿嬤真正的愛，未曾被框架的自然的愛。

我謝謝兒子毫無隱瞞的告訴我他的想法，不必畏懼媽媽我會痛斥一頓，

如果他不認為我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或值得他信任的大人，我想，他根本不想費事坦誠以告；

而如果兒子預期他所表達的只會換來一頓「大逆不道」的責難，他絕對懶得惹麻煩！

此外，比起青少年時期對既定現狀從不懷疑、甚少思考、更不可能有勇氣表達意見的乖巧的我，兒子是完全反向的發展，

他們認真的去體察喪禮的流程、思考每個環節的合理性，再進一步思考怎麼做更好。

這，不就是青少年思考力蛻變進化的過程嗎？

在聆聽兒子大膽表達甚或被認為是大放厥詞的當下，我是否看到他們此時期最珍貴與最鮮明的成長印記呢？

那就是---思辨能力正大幅度的躍進。

《深度洞察力》一書引用了史丹佛大學研究員的一個有趣論點：

有青少年子女的領導人比較不會過於自信，因為家有青少年的父母知道，這個年齡層的人永遠不會為你所動，而且絕對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你有多麼的不厲害。

「和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為伍，是領導成功的基石之一」。看來，永遠的反對黨--青少年，是人類能不斷革新進步的最大動力。

當然，我希望兒子有思考力，不代表我容許兒子缺乏體貼大人的溫暖心意。

「兒子，聽完你的想法，我很欣賞你有認真的去感受這個喪禮整個流程，也認真的去思考著更好的做法，」兒子面露微笑。

我接著說：「但是爸爸和長輩們這陣子真的很辛苦、很忙，而且失去了母親，真的很悲痛，他們並沒有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來想更創新的做法，在他們既有的人生經驗裡，這絕對是他們最棒、最完善的規劃了！

我想你應該能夠理解的，希望你能感受他們的用心和現在的心情，並真心感謝他們為阿嬤和全家族的付出。將來，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與做法，沒問題的！」

兒子點點頭。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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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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