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問》部落格文末抽獎贈書兩本
讓我們一起回想一下,自己最近遇過「最難說服的對象是誰?你想說服他什麼?」我們從說服小孩整理房間,到進行提案希望獲取他人支持,往往會急著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對別人的意見難以採納,導致對話陷入僵局。然而,爭吵解決不了對立,有效提問,才能讓人不知不覺被你打動。如何善用「提問」來說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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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好問》的作者是前聯邦和州檢察官特雷.高迪(Trey Gowdy),他曾擔任四屆美國眾議會的議員。他在這本書裡分享如何透過有效的「提問」來說服陪審團(泛指你想說服的對象),說明各種不同的提問技巧和效果,也引用自己擔任檢察官時期的法庭案件進行補充。
他認為:「最有說服力的人傾聽跟講話一樣多;最有說服力的人,問的問題與回答的問題一樣多。」提問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必要條件,如果你想讓別人更瞭解你的立場,或者只是讓他人相互瞭解,那麼在對的時間用正確的方法提問,可能會是你最有效的工具。
這本書教我們如何確認自己的提問「目標」,辨認自己的「陪審團」是誰,評估支撐自己的「證據和論點」是否與預期的目標相符。對我自己而言,或許沒有法庭的嚴肅議題需要面對,但是學習一些提問技巧仍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以下分享四個實用的例子:提問可以建立和破壞信任,也可以推捧和削弱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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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建立信任】
如果你想透過提問,來達成特定的目標,例如請求對方幫忙、說服對方轉換成你的思考方式、達成共識、異中求同,那麼就必須要注意「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是否能支撐得起你的目標,也就是「我需要多少證據和支持論點,才能贏得辯論並達成我的目標?」訴求越大,就需要越大的說服力。問題越具爭議性,說服力就要更強。相反的,訴求或問題越小,就能以更少的事實或更少的說服力來達成目標。
而通常,當對方跟你之間的信任逐漸累積起來之後,你可以更有效說服對方,或是達成請求的目的。在作者擔任議員的生涯中,有一位名叫雪莉亞的議員很擅長利用「舉證責任和目標不對稱」這個招式來累積信任。
她的典型開場白經常是:「特雷,我想請你幫個大忙。如果你不答應,我可以理解。我真希望自己不必開口,但我沒別的人可以問了。」這常讓作者會以為是什麼天大的請求。
但她下一句的請求通常是:「我可以跟你借支筆嗎?我的不能寫了。」
雪莉亞前面鋪陳的敘述與後面的請求「極不協調、且不對稱」,讓作者經常在聽到請求那麼小之後就鬆了口氣,然後立刻答應她。雪莉亞故意讓她的要求和作者的預期不對稱,結果每當她要求什麼,作者都很容易下意識地說「好」。在小事上答應的反射性作用,讓作者很有可能在對方提出更大的要求上說「好」。
另一種相反的例子是作者曾在超市買菜的時候,鄰居跑來問她:「嘿,特雷,可以耽誤你一下嗎?」作者當然沒什麼心防,「一下」是吧?那就聽聽看對方要說什麼囉。
鄰居:「你覺得邪惡的起源是什麼?我…(以下省略百字)」
作者:「你現在是問了我一個困擾偉大哲學家幾個世紀之久的問題嗎?」然後兩人只好尷尬地結束這場對話。
這是標準的提問目標和請求不對稱的例子,但這種例子會破壞你在別人眼中的信任。因此,提問就像逐漸累積信任的過程,你如果覺得對方提出小要求都這麼謹慎,那麼提出大需求的時候一定也是如此。若對方會認為你對自己的請求沒有審慎評估,漸漸會失去對你的信任,之後你再提出類似的問題時,對方會先採取防禦心態來應對,甚至果斷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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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破壞信任】
作者在書中提到,尼采曾經說過一句經典名言:「我難過的不是你騙了我,我難過的是我不知道將來何時才能相信你。」友誼、婚姻和商業關係之所以破裂,都是因為起初的微小謊言,最終使人對更大的真相產生懷疑。如果一個人會在小事情上撒謊,那在大事情上面會不會也撒謊?書中有一個作者擔任檢察官的時候的起訴案例,同時展示了利用提問「破壞信任」和「重複提問」的力量。
有一個男子名叫蓋瑞,他被指控殺害了分居的妻子弗里達。弗里達的屍體被人發現在一輛掉落水溝的車子裡,身上有九處刀傷。根據蓋瑞的說詞,當時他獨自開著車子跟妻子在道路上相遇,兩人把車子停在路邊之後,弗里達提出跟他性行為的要求,但他拒絕了,接著弗里達拿刀威脅他。經過一番爭吵後,兩人進到弗里達的車上,蓋瑞說他想阻止弗里達把車開進水溝裡,但他失敗了。接著弗里達拿出刀來說要殺了蓋瑞,所以他為了自我防衛,只好奪刀反刺了弗里達一刀。最後,弗里達身中九刀死亡。
由於蓋瑞始終以自我防衛自居,作者認為他不會說出自己的動機,而且陪審團成員說不定有些還對事實麼真相半信半疑。這時候,作者採取了一個方法來達成目的,他對蓋瑞提問,讓陪審團的十二人從這些問答中聽出端倪。
作者:「蓋瑞先生,你第一次刺在你妻子身上的什麼地方呢?」
蓋瑞:「我不記得了,我想應該是在手臂吧。」
作者:「車內只有一把刀,你奪來之後可以掌控那把刀,你沒有把他丟出窗外,而是刺向她的手臂對嗎?」蓋瑞沉默不語,作者接著問:「你第二次刺你妻子時她說了什麼?」
蓋瑞:「沒有。」
作者:「你想讓陪審團相信你用刀刺了一個女人,她卻連『住手』或『很痛』之類的話都沒說嗎?她真的什麼都沒說?」
蓋瑞:「沒有。」
作者:「你對她曾經向你求歡的細節記得非常清楚,那你記得你第二次刺她的時候,她說了什麼?」
蓋瑞:「沒有。」
作者:「那你第三次刺她的時候呢?」蓋瑞開始保持沉默,作者繼續一字一句問出後面的問題。
那你第四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五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六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七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八次刺她的時候呢?
那你第九次刺她的時候呢?
作者並不期望蓋瑞自己認罪,而是透過重複的提問,一字一句地讓陪審團透過九處不同的刀傷感到難受,然後難以相信一個被刀子襲擊的受害者竟然什麼反應也沒有。最後,透過對事實的提問,讓所有陪審團對被告僅存的信任感徹底瓦解,排除所有懷疑的因素。這就是重複提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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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推捧對方】
有一種提問叫做「軟球問題」(softball question),指的是容易回答的問題。軟球問題可以佐證事實、鼓勵對方表達、建立雙方信任、培養親和力。
例如在白宮記者會上,記者如果想讓總統發表正向的言論,可能會問:「總統先生,你的勞動節假期過得愉快嗎?」或者是面試官對求職者問:「你最大的優點是什麼?」這類型的提問,讓對方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還有鼓勵和邀請的成分,間接地達到推捧對方的效果。
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候選人被問這類型問題:「你為什麼是最有資格的候選人?請問你一直以來表現這麼出色是什麼感覺?你已經厭倦了完美的形象嗎?」這些都是軟球問題,讓回答問題的人可以侃侃而談,提升正面的形象。下次你如果想藉由問題推捧對方,不妨試試看問一些這種軟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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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可以削弱對方】
另一種提問叫做「硬球問題」(hardball question),指的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這類型的提問可以用來反駁、削弱或質疑事實。仔細觀察以下提問,會發現這剛好跟軟球問題是相反的作用。
例如記者如果想要削弱一位候選人,可能就會問:「你當州長時調整了三次稅,那你這次說的不加稅是怎麼回事?你什麼時候停止上班喝酒了?你的民調為什麼能夠超越XX%呢(刻意問一個很低的數字)?這些問題會讓回答者很難招架,也會被其他聽眾投以防禦性或負面的眼光。
通常採用硬球問題時,希望達成的目的是:降低回答者的信用、信賴度、親和力。在我們平常生活中,你或許也可以察覺人與人之間的提問,誰會對誰提出軟球問題?誰又會對誰提出硬球問題?當我們自己想達成特定目標時,又該怎麼利用不同的提問方式來達到預想中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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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是一種藝術】
我很喜歡書中這句話:「要成為一個很好的說服者,得讓自己先成為一個可以被說服的人。」只有當一個人的心胸夠開闊,能夠廣納不同意見和想法之後,才能產生最有說服力的論點。說服不只是單純以邏輯和證據出發,更多的時候你要訴諸同理心和情緒的感受,和對方產生情感上的連結,在異見當中尋求共同的特點。
作者在接近結尾的時候總結到:「說服是漸進的、細微的,有時甚至無法察覺。人類天生不喜歡承認錯誤,我更擅長合理化。讓人重新思考立場是成功的說服,讓人不帶偏見地傾聽你的立場是成功的說服,讓人理解你的來意是成功的說服。」
因此,成功說服的定義「不是強求對方徹底改變想法」,而是在對方心底埋下願意傾聽的意願、讓對方產生新的想法、開始從不同的觀點看待事情,這就已經是很成功的說服。畢竟,能夠說服人們的,通常只有人們「自己」。我們只是利用提問,埋下一個種子,讓它自己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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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好問》這本書的內容偏硬,或許是作者檢察官的資深經歷,在書寫的時候他用了很多法庭的專業術語,有些段落對於沒有相關經驗的我稍嫌難懂。幸好作者在每個方法和觀念之間,都以實際的案例進行說明,這才讓我比較能進入狀況,進而發揮跟日常生活的聯想力。
作者提到,沒有人天生就是一個良好的溝通者,他們大多經歷過痛苦的成長,遭逢諸多溝通上的失敗和挫折之後,仍然努力改善自己的溝通技巧。作者也不斷強調「準備」的重要性,在進行任何溝通時,事前的準備、蒐集、規劃都不可或缺,如通他很喜歡說的:「雖然準備並非成功的保證,卻是避免失敗的唯一最好辦法。」這本書提供了一個良好溝通的準備工具。
讀完之後,我仍不斷思考作者給的建議,如果你不是一個有趣的人,那麼用笑話展開互動就沒什麼道理;假如你天生是個嚴肅的人,那就找些嚴肅的話題來貫穿談話的內容。或許每個人都應該給自己機會去持續練習,準備,失敗,然後再準備,再失敗。一步步前進,去成為你希望別人成為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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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解離
大叔的手機號碼變成停話的狀態了。
放下手機後的我走向物流士,看到了地上那些紙箱上貼的寄貨單,寄件人與收件人欄上竟然全都是我的名字,而收件地址則是我娘家的地址。我的腦袋一片空白,無法釐清眼前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手上牽著一歲多的尚謙,我茫然地看著已經開遠的運輸車,此時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幾個銅板,所有的存款也都已經花光。尚謙拉著我的褲子,問我什麼時候才要回家時,那瞬間我閃過了個可怕的念頭:不如現在就抱著他直接衝上彌陀路,一死了之算了吧。
我不記得當時的自己,是如何鼓起勇氣聯絡丈夫;也不記得當時的自己,在電話中跟他說了些什麼。我只記得後來是他開車來到嘉義,將我跟兒子接回娘家,我又回到了原點,又回到了同床異夢的夫妻生活。
「我跟他的屌,誰的比較大?回答啊!」
「他在插妳的時候,妳也是像這樣叫的嗎?」
「我當兵不在家,妳就芝屄癢想找人幹妳啊?」
「妳怎麼那麼下賤啊?妳這蕩婦怎麼都不講話啊?」
即便我們之間已經沒了愛情,他仍舊還是會有肉體上的需求。我自覺自己這樣的破鞋,丈夫還肯要我已經是天大恩惠,對於他的求歡從來就不敢拒絕。但每一次的性交過程,他總會竭盡所能地對我做言語上的羞辱;我沒辦法反駁他,因為他講的每一句都是事實。
我確實是個糟糕的女人。
父母每一天都在叨唸我,發生這麼丟臉的事情丈夫還沒有把我休掉,這是福氣;要感恩、要知足。丈夫回到家,我扮演著他稱職的妻子,以及他專屬的肉便器,假裝自己陶醉在他一邊撞擊著我的下體,一邊對我說著羞辱人的話語。
我扮演著稱職的母親,每一天都會親自下廚、每一天都會一口一口地餵著尚謙吃飯;每一天都會帶尚謙出門玩耍、每一天睡前都會說故事給他聽;每一天起床與睡前都會親吻他,捧著尚謙肉嘟嘟的臉蛋說:「媽咪真的,好愛好愛你喔。」
那些原本省吃儉用存下來,打算有一天與丈夫攤牌後,能夠有能力照顧自己與兒子的存款,已經全在嘉義那兩個月中花光。大叔欺騙了我的感情、花光了我的積蓄,直到我完全一無所有後就直接人間蒸發。這件事對我的打擊非常的大,直到我已經回到娘家了,仍舊還是會經常做惡夢驚醒。
我經常沒來由地呼吸不到空氣,也經常心跳快到感覺隨時會暴斃;我總是偷偷地躲在房間裡寫日記,將這些感受全部寫在紙張上,那會使我感覺比較舒服一點。但我很害怕日記裡的內容會被發現,就如同母親在我十五歲的那一年,擅自偷看了我的日記,然後大罵我不知廉恥,才幾歲就與人發生男女關係。
我的隱私在母親面前一覽無遺,甚至還被她重踩在地。
寫完之後用立可白塗掉?不行,那修正液乾掉之後還是看得見字跡;寫完之後撕下來丟進垃圾桶如何?不行,可能會被人撿起來拼回原本的模樣,到時候裡面的內容又會被看見。我得想個萬無一失的方式,我得想想辦法。
於是每當我寫完一篇日記,我就會立刻將紙張給撕下來,小心地確認周圍都沒有人後,迅速地塞進嘴裡吞下去。
我真是太聰明了!這樣一來,就不用擔心這些秘密會被任何人看到了……
我的行為在旁人眼中越來越怪異了,但我認為自己把一切都做得很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能夠去求診精神科,希望藉由醫師來證明,一直要我去看醫生的你們這些人,才通通都有病。
於是,我被確診罹患了憂鬱症暨思覺失調,症狀合併焦慮、恐慌以及被害妄想。
那一年的我,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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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練時聽了一集很棒的podcast,主題是探討美國對跨性別族群的相關限制。其中針對跨性別女性能否以女性身份參與各項運動競技的議題,特別發人深省。反對的一方認為有研究指出「跨性別女性在運動場上,比起生理女性多出了12%的競爭優勢,」除了怕不公平,也擔心有男性會為了贏得比賽故意跨性別,因此認為限制跨性別女參賽是在保護女性運動員。支持的一方則認為不該剝奪性少數族群的參賽權,甚至是受教育權(體育班)。更何況也有數據顯示連續接受2年賀爾蒙抑制後,同一批跨性別女受試者的生理優勢會大幅降低。
我認為,要在保障性少數族群的基本權益和運動競技上的公平性取得平衡,還是得仰賴更多運動科學和實驗數據的佐證,目前確實很難做出定論。不過針對這個議題,美國足球隊長梅根的發言讓我深表認同且有感而發。她認為「有些人以為這樣是在保護女人。但是作為一生從事體育運動的女性,我知道對女性體育運動的最主要威脅,更多來自於缺乏資金、偏頗的媒體報導、體育圈性騷擾、和同工不同酬。」我的白話翻譯,這些反對者平時根本也沒關心女性運動員,只有在要限制性少數族群時才突然跳出來關心女性權益。
這讓我聯想到部分公民團體當初也是藉著保護婦女權益之名,希望強制人工流產前要多六天思考期。他們主張,許多婦女在墮胎後承受劇烈的心理創傷,甚至有超過一半的婦女是迫於性別篩選、工作經濟壓力和先生脅迫下才選擇墮胎,因此認定強制思考期不僅能降低墮胎率,還能免於婦女遭受迫害。
這種說法在我看來也完全是模糊焦點的說詞。首先這些團體向來並非婦女權益團體,也從未看過他們倡議任何女性議題。且就我臨床觀察,女性墮胎後之所以害怕、不安,最大原因還是長久以來,墮胎手術被污名化,相關併發症被無限放大扭曲的後果。更何況,要降低墮胎率,最重要的應該是完整的避孕教育,好比,撕掉避孕藥傷身的錯誤標籤、培力女性在性行為中更有勇氣拒絕不願全程帶套的男性。
最後,針對他們提出超過一半婦女是迫於胎兒性別、生活壓力才受伴侶脅迫墮胎的數據,我也深感懷疑。但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數據正確,這也不是「思考六天」就能解決的複雜社會問題啊!
最後要補充的是,比起所謂因性別篩選被先生強迫墮胎的婦女,我在門診看到更多的反而是已經不想再懷孕的女性,卻被先生要求要「再生一個」,迫於無奈只好自己偷偷來放置子宮內避孕器。以我的成長背景和資源,我很難理解為何要不要懷孕這件事是先生說了算?太太又為何不能直接拒絕先生的求歡?或許是長期以夫為尊的心態已根深蒂固,抑或是她被「不給先生就會外遇」的觀念綁架。
不管是哪個原因,在我看來,要保障婦女,除了提升兩性在婚姻中平等的觀念,更該盡速修法讓在婚姻中的婦女墮胎、結紮不需要配偶同意,讓女性不管是未婚已婚都保有自己完整的身體自主權。
回到這集節目,除了關於跨性女能否參賽外,還討論了跨性別族群何時能開始藥物治療、政府立法限制治療時間合理嗎、以及女性運動員的困境和刻板印象。我覺得內容相當精彩,下一集短篇還訪問了專攻同志諮商、跨性議題的精神科醫師徐志雲,針對此議題提出台灣經驗,分享給大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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